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殖斗争，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抗议审判印度国民军浪潮，工人罢工浪潮，农民抗税浪潮，海军起义浪潮，汇成了滔滔洪流，迫使英国当局接受现实，采取灵活策略。
一、战后初期印度面临的新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世界殖民体系危机加深。战争期间，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广大地区变成战场，这里的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拿起武器，同德意日法西斯进行英勇斗争。同时，为了自身解放，在不同国家，由于条件和历史背景不同，采取独特的斗争形式。在亚洲，中国、越南、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已经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彻底冲垮了那里的殖民体系，极大地鼓舞和支援了印度人民的斗争。
第二，战后帝国主义国家普遍遭到削弱，法西斯战败国彻底垮台，而战胜国除美国发了战争横财急剧膨胀起来外，英法帝国主义则一蹶不振，尤其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国，已经从世界一流强国地位上跌落下来，它在对付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斗争问题上已感力不从心。
第三，社会主义苏联虽然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损失，但在战胜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使东欧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强后盾。
第四，大英帝国面对现实，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战后国际形势，不得不改变某些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战略调整。1945年9月英国大选中，虽然僵化顽固的保守党内阁首相丘吉尔赢得了战争胜利者的声望，但没有挽回保守党在大选中的惨败，而上台执政的工党政府在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这一点上与保守党是一致的，但在策略上有所变通。“在工党代表大会上，虽然大会执行委员会极力反对，但大会还是通过了主张印度独立的决议”[1]。
综上所述，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印度民族独立斗争是十分有利的。
与此同时，在国内，印度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变化，阶级和民族矛盾急剧尖锐，群众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
第一，出现工农运动和民族运动的新**。早在1944年印度工业生产开始衰退，随着战争进入尾声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大宗军事订货被削减导致生产萧条和企业倒闭，大批工人被解雇。工厂主为了保证高额利润，压低工人工资，拒绝支付物价津贴，而市场上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比战前上涨2倍，这使工人实际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者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他们也因为战争结束失去军事订货而成批地被抛向街头。另外，1945年印度农业歉收，使原已十分短缺的粮食供应状况更加恶化，印度总督也不得不承认，全国约有一亿人口受到饥饿的威胁。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引起物价飞涨和投机活动猖獗，这一切对于陷于水深火热中的亿万印度人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激起工人、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鼓舞下，他们强烈要求结束英国殖民统治。所以，从1945年中开始，印度出现了工农运动和民族运动的新**。
印度国民军
第二，掀起抗议审判印度国民军的浪潮。印度国民军系左翼激进领袖苏·鲍斯所建。二战初期，苏·鲍斯因积极投身反英斗争被当局逮捕入狱。当时德国在西欧和北欧战场上的巨大军事进展，使苏·鲍斯产生利用德、日法西斯力量争取印度的独立的想法。他利用绝食手段要挟殖民当局，最后被保释出狱。随后，乔装打扮，避开英国人的监视，离家出逃，辗转欧洲，从苏联前往德国柏林。由于苏·鲍斯和希特勒各有打算，所以他企图依靠德国援助争取印度独立的计划落空。1943年，苏·鲍斯历经90天艰险航行，从德国来到日本占领下的东南亚，被推举为印度独立同盟主席，组建由6万印度战俘组成的“印度国民军”，宣布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兼任国家元首、总理、作战部长和外交部长，同时对美国和英国宣战，得到德国和日本等轴心国的承认。1945年5月，印度国民军被围困于仰光，苏·鲍斯偕同几位部长和军官乘机逃往西贡，2万多名国民军全部被俘。8月11日，苏·鲍斯在台湾飞机失事身亡。后苏·鲍斯被授予“尼塔吉”（领袖）称号。[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转移人民视线，殖民当局于1945年11月以“叛国罪”审判印度国民军军官。但适得其反，这一事件对印度紧张局势无疑是火上浇油，激起各阶层人民极大愤怒。在印度人民心目中，苏·鲍斯所领导的国民军不仅不是叛徒，而是手持武器同殖民者进行斗争的民族英雄，殖民者对他们的审判就是对人民的挑战。全印国大党委员会通过决议，抗议当局的这种行动，并专门成立辩护委员会为这些军官辩护。贾·尼赫鲁再次穿上30年前脱下的律师长袍，来到法庭为他们辩护。贾·尼赫鲁虽然不赞成苏·鲍斯依靠法西斯力量争取印度独立的做法，但是从未怀疑他的爱国主义。他认为苏·鲍斯幼稚，容易感情用事，但同时非常敏感，有火一般的民族主义热情，他反对一切诋毁苏·鲍斯的企图。甘地也写信给总督，谴责这种审判，说尽管他不主张武装斗争，但钦佩印度国民军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
抗议审判印度国民军运动体现出一些显著特征。首先，运动规模和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这可以从大量的新闻报道、公开发表的威胁报复宣言和大规模的集会诸方面得到体现。起初，媒体只是呼吁政府从宽处理被俘国民军，但到了1945年11月即红堡审讯开始时，媒体转而抨击政府，称赞国民军为最忠实的爱国者。在德里，判处一名印度国民军，就杀死“20条英国狗”的威胁广告随处可见。在阿杰米尔，《是爱国者而非叛国贼》的小册子广为流传，“胜利属于印度”、“退出印度”的标语在各种建筑物墙上比比皆是。在贝拿勒斯，公众集会表示，如果不释放国民军，就报复欧洲儿童。在1945年10月最初的两个星期，仅仅在中央省就召开了160次抗议集会。11月5日至11日，各地举行了“印度国民军周”。11月12日，又举行了“印度国民军日”。最大的一次群众性会议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公园举行，贾·尼赫鲁等人发表演讲，预计参会人数将达到20万至30万。
其次，运动参与者来自全国各地、各个社会团体和各个党派，参与方式也多种多样，捐款、罢业、罢市、罢课等不一而足。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以及联合省和旁遮普各市镇，是运动的中心地区，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偏远地区，如俾路支斯坦和阿萨姆等也受到波及和影响。市委员会、海外印侨等机构和团体都慷慨地给国民军基金会捐款。值得一提的是，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影星们也捐了大笔善款。学生是此次活动的主力军，从印度南部城市到北部城市，学生们召开会议，举行集会，集体罢课；商业机构、店铺和交易市场都暂停交易。除了国大党外，穆斯林联盟、印度共产党、联合党、正义党、印度教大会和锡克教联盟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国民军事业。情报局局长不无感慨地赞叹：“很少有哪件事能够如此引起印度公众的广泛兴趣和同情。全国各地甚至最偏僻的农村，所有的人们，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都纷纷表达他们的热切关心和深切同情。”[3]
再次，对英国殖民政权的传统支柱产生了影响。政府职员、效忠派、军队等英国殖民政权的传统支柱，也都沉浸在同情国民军的浪潮中。政府官员一般都私下里对国民军表示同情，但也有一些表示公开支持，例如中央省铁路官员为国民军公开筹集资金。很多政府官员认为，这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兆。西北边境省省督发出警告，现在每天越来越多的上层印度人士加入到反英阵营中。情报局局长也指出，对国民军的同情不只是来自一贯反对政府的人士，而且来自有效忠政府的优良传统的家庭。未曾料到的是，军队也持同情态度，这是对官方言论的回击。官方曾表示士兵们对国民军叛国贼持敌视态度。科哈特的印度皇家空军和旁遮普的陆军，身穿军服，参加了抗议集会。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德、联合省、康普尔等地的印度皇家空军还为国民军辩护团筹款。军队总司令表示，除了这些公开的支持，印度军队中弥漫着越来越强烈的同情国民军的氛围，印度军队的总体观点是赞成对国民军俘虏从轻发落，他建议英国政府这样做。
最后，抗议活动演化成为暴力冲突。共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学生群体抗议政府，遭到政府镇压。1945年11月21日，同情前进集团的学生和伊斯兰学院的学生在加尔各答的政府所在地戴尔豪斯广场游行示威，并拒绝撤离。在与警方争执的过程中，示威者朝警察丢石头，扔碎砖。结果，警方开火回击，造成2人死亡，52人受伤。1946年2月11日，穆斯林联盟的学生再次发起游行示威活动，国大党和共产党学生组织也加入其中，导致有些人被捕。第二阶段，市区其他民众加入抗议活动，游行示威以各种暴力的抗英形式出现，导致加尔各答和孟买这两座大城市瘫痪。最初只是集会、游行示威、罢课和罢工，随后矛盾升级，印度人民开始袭击欧洲人，火烧警察局、邮政局、商店、火车站、银行、杂货店，甚至连基督教青年会中心也不放过。还有些人坐在铁轨上强迫火车停止运行，用石头砸警察，焚烧军用卡车等。第三阶段，其他地区民众团结一致，声援和支持。德里、卡拉奇、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科钦、贾姆讷格尔、安达曼群岛、浦那、安巴拉、贾巴尔普尔等地，也纷纷行动起来，加入抗议活动。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印度的政治形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二、工农运动的高涨和海军起义
1945年下半年开始，工人阶级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进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这些罢工不仅提出增加工资、扩大就业、惩治投机倒把等经济要求，而且常常具有鲜明的反英政治色彩。因此，罢工斗争常常发展为反英示威游行，一个工厂或一个部门的斗争常常转变为整个城市的群众运动。英国当局感到不安，常常出动大批武装警察镇压工人的示威游行，酿成暴力冲突。1945年8月，在贝拿勒斯，工人和其他下层人民游行示威演变为和警察武装冲突，17人被打死，2000多人被捕。当法庭判处国民军前参谋长等3名军官无期徒刑时，加尔各答工人举行抗议性总罢工，并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数十人被打死，数百人被打伤。工人斗争从加尔各答扩大到印度许多城市。1945年，全年罢工达到850次，参加人数约80万。
1946年，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罢工达1629次，参加人数196万，损失工作日达1071万个。不论是罢工次数，还是参加人数，都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这年夏季，工人斗争特别激烈。7月11日，印度政府邮电部职工举行全国性总罢工，全印工会大会号召全体工人阶级行动起来，支援职员的罢工斗争，使大罢工获得胜利。9月15日，马德拉斯铁路工人因当局解雇工人而举行罢工，遭到当局镇压。罢工工人同前来镇压的军警展开英勇搏斗，警察向工人群众开枪，当场打死9人，打伤百余人。殖民者的残酷镇压更激起全印工人的反抗，西北铁路工人、联合省和阿迈达巴德工人举行支援性政治罢工，同时大批政府雇员也卷入罢工浪潮。全印工会大会宣布9月18日为“支援南印度铁路工人日”。这一天，全国各主要工业中心举行罢工和群众集会，表示支持。斗争成为全印性的，持续到9下旬。[4]
1947年，工人罢工有增无减。1月，康普尔一些工厂工人为抗议降低工资，举行示威游行，在遭到镇压后，全市工人和学生团体宣布总罢工和罢课，表示对他们的声援。参加声援者有10多万人。手工业者和商人也举行罢工，参加斗争。2月，加尔各答电车和码头工人罢工，在遭到当局镇压时，也得到全市工人、大学生、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广泛支持，有40万人参加了总罢工和罢业。全印工会大会系统领导的工会在斗争中最活跃，它本身的力量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不过，国大党和印度共产党的关系既然已经决裂，共处于一个全国性工会也不可能。5月，国大党影响的工会退出全印工会大会，另组自己的全国工会组织“印度全国工会大会”。
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在孟加拉，战争期间爆发的“三一减租运动”到1946年11月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扩大到整个东北印度。占农民人数一半的分成农拒绝把收成的一半交给地主，要求把地租额减为收成的1/3。有约500万人参加了“三一减租运动”，穆斯林佃农和印度教徒佃农一起进行斗争。地主派武装打手强制收租，殴打和非法关押农民。农民们与地主雇佣的打手多次发生流血冲突，农民协会领导农民群众夺取了地主和高利贷者的谷物和财物。殖民当局派军队进行残酷镇压，出动飞机轰炸村庄，残害许多农民。但农民斗争愈演愈烈，直到满足农民部分要求的新租佃法颁布后，“三一减租运动”才逐渐平息下来。这场斗争是由农民协会领导的，印度共产党在农民协会中有很大影响。
在旁遮普，农民运动中心在莱亚普尔县，主要是佃农要求降低地租和延期偿还高利贷。在联合省和比哈尔，农民运动主要是反对地主逐佃，这两个省的地主害怕未来的土改，纷纷夺佃自营。特别是在联合省的巴斯底、巴利亚等县和比哈尔的芒吉尔、加雅等地区，地主常常建立雇佣武装，强迫农民离开田地。农民起而自卫，联合起来赶走武装打手，继续耕种土地。旁遮普、联合省和比哈尔的农民运动也是在农民协会领导下进行的。其中，有的处在印度共产党的影响下，有的处在国大党左翼的领导下。国大党早在1941年与印度共产党决裂，组建了自己的农民协会系统，原全印农民协会主要成了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组织。
土邦人民的斗争在1946年以后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在内容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很大不同。战前，土邦开展的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由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领导。1946年后，各土邦成立了工会和农会，由这些群众组织领导的工农斗争发展起来。在有些情况下，工农运动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比肩并行，给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以推动。
在土邦人民的斗争中，规模较大的工人运动是特拉凡柯尔总罢工。1946年10月，椰树纤维制品工人罢工，遭到土邦当局镇压，从而引发了总罢工。罢工者提出的斗争口号包括“消灭王公专制制度”，表明它已经超出经济斗争范围，当局最后派军队镇压了工人运动。在土邦人民的斗争中，工农斗争与资产阶级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典型是克什米尔的斗争。克什米尔资产阶级活动家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克什米尔国民会议”，要求在土邦实行民主改革。在遭到王公拒绝后，提出“王公退出克什米尔”的口号，号召各界抵制王公的专制统治。[5]农民在共产党号召下积极参加斗争，拒绝纳税，拒绝服劳役，同时也提出取消地主所有制。
在土邦人民的斗争中，农民运动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是海德拉巴土邦的特伦甘纳地区。特伦甘纳面积占土邦总面积1/3强，居民属于安德拉人，说泰卢固语，信奉印度教。农民除了受地主剥削外，还受土邦当局压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当局按低价强征农民粮食，农民起而反抗。1946年6月，特伦甘纳地区纳尔冈达县的苏里亚佩特村，由于当局杀害农民领导人并向送葬队伍开枪，激起农民起义。起义者占领了苏里亚佩特镇和其他许多村庄，建立了自己的权力机关潘查雅特，宣布废除强迫劳役制，不准地主横征暴敛、欺压农民，不准夺佃，被地主侵占的土地要收回，归还农民。此外，起义者也建立了自卫队，抵御地主武装及土邦当局派来的武装警察的进攻。由于地主竭力帮助土邦当局镇压起义，潘查雅特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分给少地的农民和佃农。特伦甘纳农民起义由印度共产党为首的“安德拉人协会”领导，这时只是处于开始阶段，印度独立后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在工农运动浪潮的冲击下，英国殖民统治的支柱军队也发生了动摇。1946年1月，孟买达姆空军基地皇家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1500人举行罢工，抗议英国军官侮辱印度飞行员。罢工者反对宗族歧视，要求英印军人地位平等，要求给复员的飞行员安排工作。这时，抗议审判国民军军官的浪潮正在全国涌起，罢工的军人也提出了释放国民军军官的要求。孟买空军基地的斗争得到加尔各答空军基地飞行员的支持。英国当局迅速采取措施，平息了这个事件。
一波未平，另波又起。1946年2月，孟买海军基地的皇家海军，不满英国军官对印籍水兵的歧视和虐待，发动了武装起义。2月18日，停泊在孟买港内的巡洋舰塔尔瓦尔号上的全体水兵举行罢工，一个名叫杜特的水兵在墙上写了“退出印度”的标语被逮捕。第二天，停泊在孟买港口的所有20艘舰艇，市郊12个陆上编制人员约2万多人也参加了罢工。罢工者一致要求反对种族歧视，英国人和印度人平等，改善生活待遇。英国国旗被从桅杆上降下来，升起了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旗帜。这一天，有2万水兵乘坐卡车在孟买游行，开始提出两项政治要求，即释放政治犯，包括印度国民军军官，并将英印军队撤出印度尼西亚。游行水兵们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印度必胜”、“革命万岁”等口号，打出了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印度共产党的旗帜。水兵们成立了领导机构“中央海军罢工委员会”，向舰队司令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得到的却是镇压。
2月20日，殖民当局派大批英军包围了兵营。海军上将高德弗莱威胁道，政府将倾其一切力量镇压起义，即使将印度海军全部毁灭也在所不惜。而海军罢工委员会的回答是号召孟买工人和市民进行罢工和罢市，全力支援海军起义。21日上午，双方进行了7小时的炮战，英军没有取得胜利，双方处于相持对峙。孟买海军起义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卡拉奇、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维萨卡帕特纳姆等港口的印度海军以及德里、浦那、坦纳的基地的士兵和雇员都宣布支持孟买起义，几乎整个海军的所有75艘舰艇和20个炮台都受到影响。2月22日，孟买20万工人响应海军的号召开始了总罢工。广大市民群众都参加进来，全市到处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筑起了街垒，斗争持续到24日。当局派来大批军队实行镇压，打死270人，打伤1700人。工人斗争使前来镇压的印籍士兵受到民族情绪的感染，他们拒绝向群众开枪，**也在陆军中酝酿。印度形势犹如即将爆发的火山，英国议会惊呼，印度面临全国大起义的危险，要求采取紧急措施。
对于海军起义，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印度共产党基本上持消极态度。印度共产党主要是支持水兵的斗争精神和要求，事后宣布它没有参与组织起义，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是独自行事。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对水兵的罢工表示同情，但是反对水兵起义。甘地发表声明，指责海军起义违反非暴力原则，“为印度树立了一个糟糕的、不合适的榜样”[6]。国大党派帕特尔劝说起义者投降，答应向当局转达他们的要求，以国大党力量保护他们不受迫害。真纳也采取了大致相同的立场，答应以穆斯林联盟力量保护他们。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压力下，23日起义领导机构发表告民众书，宣布停止斗争。甘地在《哈里真》上撰文说，幸好海军们听了帕特尔的劝，虽然海军们投降了，但是不失尊严。他认为，兵变是最坏的打算。如果是为了发泄，印度人民应该等候政治家们的谋划和指示。如果印度人民想通过兵变获得独立，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没有革命政党的号召，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他们认为只需通过自己的力量，就能将印度从大英帝国的手中解救出来，那说明他们鲁莽无知。
海军起义在整个英印军队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士兵和警察对殖民政权的离心倾向迅速发展，英国统治印度的柱石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征兆。印度海军起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以及对殖民政权的直接冲击，使英国殖民者再也不能按老办法统治下去了。人们认为印度皇家海军反抗事件标志着英皇统治的结束，是英国准备退出印度的开端。
三、英国工党政府的灵活策略
在战后新形势下，英国保守党政府维护殖民统治旧秩序的僵硬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1945年7月，在第一次西姆拉会议破裂不久，英国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丘吉尔保守党内阁虽然在领导英国人民夺取战争胜利方面赢得了荣誉，但这也没有使他在竞选中免遭惨败，而历来以温和灵活著称的英国工党以绝对优势获胜，组成工党政府，艾德礼出任首相。
工党政府尽管在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推行内外政策方面与保守党没有根本区别，但在印度问题上则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现实态度。英国工党早在执政前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一项主张印度独立的决议，并享有印度独立斗争同情者的声誉。所以它的上台使国大党感到高兴，他们满怀希望地向工党首相艾德礼致电祝贺。而艾德礼在形势逼迫下，不得不对他的前任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
1945年8月24日，工党政府执政不久，印度总督魏菲尔被召回伦敦，研究商讨着手解决印度问题的方案。9月16日，魏菲尔带着政府的方案返回印度。19日，他代表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英国政府决心与印度领袖协作，作出最大努力促进印度自治领地位的早日实现。根据这个声明，1945年冬进行印度中央立法会议和省立法会议选举，立法会议议员将组成制定印度新宪法的制宪机构，并且把总督行政会议加以改组。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声明中没有用“独立”这个词，而是一再重复“完全自治”的提法。很明显，自治领地位仍然是英国解决印度问题的最终目标。[7]
国大党对英国政府声明一面提出批评，一面又表示相信工党政府解决印度问题的诚意，宣布准备参加中央和省立法会议选举，以显示人民要求立即移交政权的决心。穆斯林联盟对英国政府声明没有表示支持建立巴基斯坦很不满意，强调未来制宪必须以赞成巴基斯坦为前提，否则穆斯林联盟绝不接受。穆斯林联盟也决定参加立法会议选举，宣布参加选举就是要通过宪政手段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斗争到底。
中央立法会议选举定于1945年11月举行，省立法会议选举定于1946年初举行。各政党团体纷纷发表竞选宣言，开展活跃的竞选宣传活动。选举结果，国大党大获全胜。在中央立法会议选举中，国大党获得普通选区选票的91.3%。中央立法会议共102个选举席位，国大党获得57席，占55.8%。在省立法会议选举中，国大党获得普通选区总票数的80%。省立法会议全部选举席位为1585个，国大党获得930席，占58.6%。在阿萨姆、比哈尔、孟买、中央省、马德拉斯、西北边境省、奥里萨、联合省8个省，国大党的席位占绝对多数。在旁遮普、孟加拉和信德3个省，也得到一部分席位。
穆斯林联盟在穆斯林选区内获得大多数选票。中央立法会议选举，穆斯林联盟获得穆斯林选区选票的86.6%，在总席位中获得30个席位，占29.4%，仅次于国大党。省立法会议选举，穆斯林联盟获得的票数占穆斯林选区总票数的74%，得到428个席位，占总席位数的27%，也是仅次于国大党。在1937年选举中，穆斯林选票是分散的，穆斯林联盟得票不多，没有在任何一省获得多数席位。这次则不同，穆斯林选票大大集中，穆斯林联盟得票压倒多数。这表明，穆斯林联盟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穆斯林政党了。除一部分穆斯林参加或支持国大党外，绝大多数穆斯林都站到了穆斯林联盟旗帜下。
根据大选结果，国大党在它掌握绝对多数的8个省又建立了自治省政府。穆斯林联盟在信德和孟加拉组成省政府，在旁遮普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未能成功，结果旁遮普成立了由民族统一党和国大党等组成的联合政府。这次选举是一次重要的民意测验，它表明国大党在民族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十分牢固，但也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穆斯林拥护穆斯林联盟。国大党对穆斯林的影响，自1937年以来下降了。
面对现实，英国工党政府作出最后决断，接受印度的独立要求，移交政权。1946年1月下旬，工党政府开始酝酿派人到印度寻求最后解决方案。孟买海军起义的爆发促使艾德礼立即作出决定。2月19日即海军起义的第二天，艾德礼在下院宣布，委派以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为首的内阁使团赴印度，协同总督，就制宪方法、召开制宪会议办法和成立临时政府问题，与印度各民族主义组织和各界领导人协商，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