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体由安史之乱爆发前后至唐末一系列个案研究构成，其中涉及的不少问题，如安史集团的构造，分别被视为河朔骄藩和防遏型藩镇典型的魏博、昭义两镇的演变，其实之前学者已积累了相当多的讨论。笔者在保留传统唐廷与藩镇的研究框架之外，尝试引入内部观察的视角，讨论燕政权及藩镇的结构，展现更为立体的历史图景。或许对石刻资料的运用也可以被视为本书的重要特色，但笔者的本意不仅在于借助新出碑志提供更丰富的历史细节，而试图在描摹政治过程复杂性的同时，进一步展现中晚唐长安与河北之间互动的实质及藩镇内部的多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稍具整体性的线索。
如本书第二章所论，《旧唐书》将河朔三镇的形成归咎于仆固怀恩的纵敌，导致尾大不掉的局面。这一类从政治斗争、人事关系出发的解说，无疑是传统史学中常见的叙事格套，多为现代学者所不取，但需要警醒的是后来研究者从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对河北社会的探讨，尽管在论述上更加科学而成系统，但仍不脱历史辉格解释的色彩，即试图将一个已存在的历史现象加以合理化。事实上，河朔三镇的形成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史）朝义走投汴州，汴州伪将张献诚拒之，乃渡河北投幽州。二年正月，贼伪范阳节度李怀仙于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枭首至阙下。又以伪官以城降者恒州刺史、成德军节度张忠志为礼部尚书，余如故；赵州刺史卢淑、定州程元胜、徐州刘如伶、相州节度薛嵩、幽州李怀仙、郑州田承嗣并加封爵，领旧职。[131]
仆固怀恩收复洛阳后，秉承唐廷的怀柔政策，对投降的安史将领皆不做触动，委以旧任，这一领有旧职的范围要大于河朔三镇。如第二章中所述，汴州节度使张献诚从出身履历而言，与李怀仙、李宝臣等别无二致，但汴州最终成为顺地，张献诚累迁山南东道、剑南东川等镇。原本仅为莫州刺史的田承嗣[132]，后得领魏州刺史、贝博沧瀛等州防御使，系奉朝廷之命。魏博的成形，盖源于唐廷主动的政区调整，而非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更遑论河北原置四镇，大历八年薛嵩去世后，相卫内部生变，遭魏博与唐廷的分割而瓦解，一部被魏博鲸吞，剩余三州与泽潞合并后演变为防遏河北的重镇昭义。因此所谓河朔三镇的成立，幽州本为玄宗朝的旧镇，成德承自安史，魏博系乱后唐廷新置，相卫则遭分割，并非燕政权的遗产，而是乱平后十余年中一系列政治博弈及各种偶然因素叠加的产物。[133]既往学者多关注河朔藩镇作为安史继承者的一面，强调两者的延续性，忽略了河朔三镇形成的复杂过程。
若将追求节帅世袭作为河朔藩镇的重要特征，那么在安史之乱平定后，有类似诉求的藩镇并不局限于河北，山南东道梁崇义、淄青李正己及稍后淮西李希烈皆属其列。其中梁崇义系安史之乱中崛起的地方实力派，李正己、李希烈则出自因忠于唐廷而从安史阵营中分出的原平卢军系统。[134]可以说双方在乱中是各为其主的敌手，但乱后却因同样的目标而结成同盟，《旧唐书·李宝臣传》云其“与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义等连结姻娅，互为表里，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135]。这一现象与河北地区的种族、文化等特征关系不大，而是战争中地方势力膨胀的结果，除了以上几个方镇之外，西川韦皋、徐州张建封等，乃至中兴功臣李光弼晚年多少都有跋扈之举。[136]几乎与此同时，藩镇中的骄兵也开始浮出水面，出于自利的目的拥立或废逐主帅。代宗、德宗时期，藩镇坐大、骄兵跋扈及引发的与唐廷或隐或显的冲突，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成为后世熟悉的藩镇时代的标准像。但这并不完全是安史的遗产，而是长年战争与动乱的后遗症。同样，节度使本人的态度对于藩镇传统的塑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同为安史降将的滑州节度使令狐彰，临终前“诫子以忠孝守节，又举能自代”，尽管去世后也出现了“滑三军逼夺情礼”，试图拥立其子令狐建袭位的情况，但令狐建恪守父志，抵死不从，举家归阙。[137]
在安史之乱平定初年，藩镇体制仍分合未定，此时河朔藩镇同样尚待定型，无论是其内部的结构及与唐廷的关系，尚未发展出独特的地域性。[138]正如陆贽所言：“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往岁为国家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继之；崇义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则往岁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者，今则自叛矣，而又难保。”[139]乱平之后，各藩镇往往依据形势的变化选择不同的行为模式，时而“合纵”对抗唐廷，时而与唐廷“连横”，参与平叛。这种基于自利取向的结盟与反复，造成了这一时期藩镇叛顺无常的混沌面目，也是唐廷与藩镇之间不断相互试探、尚未形成稳定政治关系的表现。
经历了乱后怀柔与低烈度冲突交替的相对平静，战争中坐大的地方势力欲传位子孙的野心与意欲重致一统的唐廷，因各自追求不同的政治目标，无可避免地走向进一步的对立，进而爆发了多场激烈的战争，以“四王二帝”连兵，德宗仓皇出奔奉天为标志，唐廷与藩镇间矛盾达到了顶点。也正是长期的战争使双方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各自的力量边界，最终导向了利用一系列不成文的政治惯例与默契来重新界定唐廷与藩镇间的关系，形成了所谓“河朔故事”。[140]这一政治默契的有效运作，使得唐廷与河朔藩镇之间产生了良性的互动。例如李德裕会昌伐叛期间，以禁军不出山东为条件，换取魏博、成德两镇出兵攻取邢、洺、磁三州，河朔藩镇攻拔三州后，如期将三州交还唐廷。若将此与代宗时田承嗣趁相卫内乱，攻取四州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反映出了“故事”的效力。随着河朔故事的形成，一方面唐廷默许河朔三镇半独立的地位，仅以官爵等羁縻之[141]，构成了一种礼仪性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则促使唐廷与河朔藩镇的关系从对抗转向共生，间接导致了河朔藩镇前后期的变化，对中晚唐历史的走向影响深远。
中晚唐史料数量并不算少，但由于记载欠系统，而且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惯例”取代“制度”发挥着更加重要却又隐而不彰的作用，使我们对当时政治结构及运行的观察尚缺乏整体性。从大量的具体政治行为与文本中发现潜藏着的“默契”，勾勒“默契”形成中的博弈及定型后对唐廷与藩镇双方行动的制约，是本书试图达成的重要目标。
既往的研究大体仍将中晚唐置于一个伟大王朝的余晖下来呈现其缓慢而又无可挽回的衰落过程，藩镇坐大这一触目的现实似乎也映照出唐廷权力下降这一无可置辩的事实，但需要分梳的是“朝廷”与“皇权”是否能完全等量齐观。之前学者的研究已揭示了中晚唐皇权运作中某些鲜明的特征，如以翰林学士与内廷宦官为代表的皇帝侧近群体政治地位的崛起，并日渐演化成制度性的权力。[142]较之于唐前期三省六部的整齐划一，中晚唐名目繁多的使职出现实际上增加了皇帝运转权力的自由度[143]，叶炜近年来对制度实际运作过程的一系列研究，也支持了这样的判断。[144]正是由于中晚唐朝廷面临着更多的内外挑战、更繁剧的各类事务，产生了更有效率地获取信息、运转皇权的需求，因此在前期制度化、程式化的政务运作形式遭破坏的同时，皇帝与大臣小范围或个别的沟通变得普遍。某种意义上而言，应对中央权力衰落的各项举措反而刺激了皇帝个人权力的强化。
而对于“皇权”这一概念，我们或可尝试进一步将其分解为“权力”与“权威”两个不同的层面。[145]传统制度史研究，无论是对具体职官起源、功能、作用的静态解剖，还是对制度实际运作过程的复原，所关注者多集中在“权力”这一维度，即分析权力的制度化及如何有效运作。因此，既往对唐廷与藩镇关系的论述，大体上仍基于对双方实力消长的分析，而对政治权威在其中的作用着墨无几。
本书第四章以德政碑的颁授为例，探讨了唐廷与藩镇如何借助政治景观的建造来界定、调整双方的关系。作为政治景观的石碑、礼制建筑等，无论其物质形态如何，都是作为政治权威的承载物而发挥作用。事实上，除了视觉可见的象征物，抽象的政治符号也能发挥类似的功用。我们暂且将视线从熟悉的那些藩镇中移开，观察一下与唐廷纯粹只有羁縻关系的敦煌归义军，可以留意到唐廷授予的检校官职也是归义军历任节帅汲汲以求的对象，因此敦煌文书中提及的“检校尚书”“检校司空”“检校司徒”这类头衔便成为千余年后学者为之编年的重要线索。[146]而阅读河朔藩帅的碑志，这类之前认为不过是虚衔检校官的授予，也是志文中着意铺陈的一面，巨细靡遗。何弘敬去世前甚至以“吾不为生太尉也必矣”为憾事[147]，可见其并非徒具缘饰，而有实际的政治功能。[148]由此我们再来重读表面看起来意思相反的两段记载：
自用兵以来，河北三镇每遣使者至京师，李德裕常面谕之曰：“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归语汝使：与其使大将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奋忠义，立功立事，结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荣乎！”[149]
五年正月，幽州军乱，逐其帅李载义。文宗以载义输忠于国，遽闻失帅，骇然，急召宰臣谓之曰：“范阳之变奈何？”（牛）僧孺对曰：“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已来，翻覆如此。前时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志诚亦由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旄，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150]
一般认为对藩镇的不同态度，是牛李两党的重要分野，引文中李德裕、牛僧孺的立场虽截然相反，一主控驭，一主姑息，但政见对立的两人都意识到了朝廷官爵对河朔藩镇的重要性。[151]牛僧孺“假以节旄，必自陈力”的实质是李德裕“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的翻版，至于李德裕提及“使大将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节帅通过贿赂中使求取的便是检校官之类的头衔。另一个更有意思的案例则与牛僧孺执政时逐李载义而据幽州的杨志诚有关：
七年，转检校吏部尚书。诏下，进奏官徐迪诣中书白宰相曰：“军中不识朝廷体位，只知自尚书改仆射为迁，何知工部转吏部为美？且军士盛饰以待新恩，一旦复为尚书，军中必惭。今中使往彼，其势恐不得出。”及使至，其傔奔还，奏曰：“杨志诚怒不得仆射，三军亦有怨言。春衣使魏宝义、兼他使焦奉鸾尹士恭，并为志诚絷留矣。”志诚遣将王文颖谢恩，并让官，复赐官告批答，文颖不受而归。朝廷纳裴度言，务以含垢，下诏谕之，因再遣使加尚书右仆射。[152]
较之于李载义的恭顺，杨志诚则以跋扈闻名，据说曾“造衮龙衣二副及被服鞍韀，皆绣饰鸾凤日月之形，或为王字”[153]。即使这样一位骄横的节帅，仍需借唐廷的检校官衔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只是手段从乞请变成强索。所谓“军中不识朝廷体位，只知自尚书改仆射为迁，何知工部转吏部为美”，可知官爵虽授于节帅，但作为“名号”，真正的作用在于让普通军士闻知，并理解其象征意义，因此“工部转吏部”便不及“尚书改仆射”来得显豁明了。而“盛饰以待新恩”云云，则暗示每一次中使到来，宣敕新加检校官的场合，都会成为节帅借机宣示其政治权威的舞台。
这一类现象的出现不但反映出政治权威如何落实到王朝日常统治的层面，也提示我们再次思考唐廷与河朔藩镇“羁縻”关系的实质及变化，以下以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为例略作剖析。
初，陈行泰逐史元忠，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表来求节钺。李德裕曰：“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既而军中果杀行泰，立张绛，复求节钺，朝廷亦不问。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军吏吴仲舒奉表诣京师，称绛惨虐，请以本军讨之……德裕奏：“行泰、绛皆使大将上表，胁朝廷，邀节钺，故不可与。今仲武先自表请发兵为朝廷讨乱，与之则似有名。”乃以仲武知卢龙留后。仲武寻克幽州。[154]
张仲武得位遵循了藩镇内部自行推举节帅并报朝廷认可的“河朔故事”，也与本书第五、六章所论相符，暂以亲王遥领作为过渡，“乃授兵马留后，诏抚王纮遥领节度”[155]。值得注意的是在恪守河朔故事的大前提下，唐廷借助对节钺授予时间的选择，成功地强化了在幽州的政治权威。陈行泰、张绛先后自立为留后期间，皆循成例，通过监军上奏，请求唐廷认可。李德裕则一反常态，主张以拖待变，观察形势，并且拒绝派遣中使前往幽州宣慰。[156]比对第六章中论及王协所云“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的宝历年样，可知作为皇帝侧近群体的宦官提供的信息是藩镇节帅更迭过程中朝廷决策的重要依据。[157]未派遣中使前往范阳，虽使中央无法获得藩镇内部的情报，不过唐廷流露的暧昧态度足以使陈行泰很快被新的政变推翻。此时觊觎节帅之位的雄武军使张仲武派遣吴仲舒前往长安，报告幽州内部的形势，使武宗君臣得悉“行泰、绛皆游客，故人心不附”，“张绛初处置陈行泰之时，已曾唤仲武，欲让与留务，只是衙门内一二百人未肯”等重要讯息[158]，而张仲武在取得朝廷的支持后，起兵讨伐张绛成功，成为新的幽州节度使。
李德裕会昌伐叛之初强调“先是河朔诸镇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次册赠使、宣慰使继往商度军情。必不可与节，则别除一官；俟军中不听出，然后始用兵。故常及半岁，军中得缮完为备”[159]，主张迅速用兵，不给刘稹以喘息之机，而稍前在处置幽州军乱时，又主张持重待变。手法表面看起来一快一慢，实际上都反映出李德裕对既往唐廷处理类似问题所形成惯例的反思，一方面打破常规，不再让宦官垄断情报来源，上下其手，以外朝主导其事[160]，同时也让藩镇总结的“宝历年样”无用武之地。其实，李德裕的政敌牛僧孺也注意到了朝廷官爵对于藩镇的价值，不同的是李德裕大胆地抓住了这一政治机遇，通过一系列的折冲尊俎，成功地使礼仪性的政治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实际的政治权力，“遂于首乱之邦，先有纳忠之帅”[161]，强化了唐廷对幽州的控制。在见识了李德裕的手腕之后，张仲武终其一生皆以恭谨闻名，并在抵御回鹘一事上与唐廷通力合作。
古人就已注意到在晚唐，既往跋扈的河朔藩镇转而对朝廷恭顺有加，“自张仲武、王元逵、何敬弘归命以来，皆有效顺之成劳，无抗衡之异志”[162]，甚至在黄巢乱后犹存遗意，“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163]。这一变化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节帅个人的取向，而是折射出唐廷政治权威发挥的作用。或许可以说李德裕在会昌年间的成功，关键在于他敏锐地觉察并把握了中央赋予的政治权威对藩镇节帅正变得愈加重要的历史趋向，这一变化的出现则与本书第六章讨论“骄兵化”所造成藩镇形态的改变有关。正如上文所述，骄兵挟持甚至变易主帅的现象在安史乱后便已出现[164]，学者也已指出军队的地方化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是骄兵产生及难以根除的原因。[165]但需要进一步申论的是，在藩镇的权力结构中，骄兵为何最终能凌驾于节帅及军将群体之上，不受约束，兴风作浪。至少直到元和末，军将阶层仍被视为河朔藩镇的主导力量。
仍籍军中宿将尽荐于阙下，因望朝廷升奖，使幽蓟之人皆有希羡爵禄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阳，宰臣崔植、杜元颖又不为久大经略，但欲重（张）弘靖所授，而未能省其使局，惟瀛、漠两州许置观察使，其他郡县悉命弘靖统之。时（刘）总所荐将校，又俱在京师旅舍中，久而不问。如朱克融辈，仅至假衣丐食，日诣中书求官，不胜其困。及除弘靖，又命悉还本军。克融辈虽得复归，皆深怀觖望，其后果为叛乱。[166]
刘总归朝前，先将幽州悍将朱克融等送入长安，以绝后患。可见在谙于河北形势的刘总心中，军将阶层才是动乱的源头，一旦去其根本，则太平可致。而成德王承元归阙前，同样先召集诸将晓谕祸福，“牙将李寂等十数人固留承元，斩寂等，军中始定”[167]，亦可证明军将群体在藩镇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结合本书第五、六章对田氏魏博、刘氏昭义权力构造的分析可知，河朔三镇乃至藩镇整体在前期都具有相当的同构性，由节帅及军将阶层主导。但到了唐后期，藩镇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经历普遍的“骄兵化”之后，前期藩镇节帅与军将阶层密切结合，积极进取乃至挑战唐廷权威的局面已不复存在，节帅转而受藩镇内部骄兵的掣肘，节帅渐渐变为维护骄兵利益、填充欲壑的代理人，举动稍不称其意，便遭逐杀，于是如本书第七章所论，唐廷的政治权威对于维系节帅统治的意义反而被放大。骄兵作为在中晚唐历史上被反复提及但面貌模糊的群体，其行动逻辑为何，以下以唐末西川突将变乱事件为例再略作分梳：
夏，四月，突将作乱，大噪突入府廷；（高）骈走匿于厕间，突将索之，不获。天平都将张杰帅所部数百人被甲入府击突将，突将撤牙前仪注兵仗，无者奋梃挥拳，乘怒气力斗，天平军不能敌，走归营。突将追之，营门闭，不得入。监军使人招谕，许以复职名禀给，久之，乃肯还营。天平军复开门出，为追逐之势；至城北，时方修毬场，役者数百人，天平军悉取其首，还，诣府，云“已诛乱者”。骈出见之，厚以金帛赏之。明日，牓谢突将，悉还其职名、衣粮。自是日令诸道将士从己来者更直府中，严兵自卫……辛未，高骈阴籍突将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围其家，挑墙坏户而入，老幼孕病，悉驱去杀之，婴儿或扑于阶，或击于柱，流血成渠，号哭震天，死者数千人，夜，以车载尸投之于江。[168]
这一事件本身不过是中晚唐林林总总骄兵驱逐主帅闹剧中的普通一出，并无特殊之处。但值得关注的是，在高骈与突将的冲突中，代表皇帝权威的监军使调和其中，成为动乱平息的关键人物。同样我们也可以留意到，突将尽管颇具战斗力，击溃了高骈从郓州带来的亲随，几近政变成功，但作为一个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自利群体，以保守自己的既得利益为目的，其行动完全是逐利性的，无序而短视。加之士兵们出身低微，政变时必须要在军将阶层中找到合作者作为代言人，无法真正站到政治前台，因此一旦“许以复职名禀给”，便偃旗息鼓，最终被高骈反噬，惨遭屠戮。
如果我们将政治人物假定为“理性人”，则可注意到骄兵作为群氓，其行动逻辑受理性制约较少，往往受短期利益或好恶驱使，小小的不快甚至流言都能成为引**乱的导火索。事实上，被史籍记载的大都已是升级为动乱的重要事件，可以想见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发生的频次更高，进而形成骄兵频繁而无序地制造骚乱，一旦满足其诉求，又迅速绥服直至下一次爆发的循环。中晚唐由骄兵越来越频繁制造的“经济性骚乱”作为附生藩镇身上的结构性存在，不但规训了节帅们的行为[169]，也如同一个个旋涡，驱迫藩镇转向内在，使之不再具有向外扩张的动力与能力。如本书第七章所论，河朔藩镇尽管仍维持了表面上的强大，但至五代乱世则完全失去争雄天下的能力，只是这一历史变化的线索之前被大量藩镇**的琐碎记载所掩盖，未为史家注意。
唐廷与藩镇作为中晚唐历史上的主角，双方间的博弈与制衡构成了一个稳定存在的结构。如果说唐廷在缓慢地走向衰落，中央权力最终因黄巢起兵而土崩瓦解，那么作为对手的藩镇事实上也经历了同样甚至更快的衰落过程。受困于镇内骄兵的河朔藩镇根本无力外顾，主导五代历史的是朱温、李克用这样的新军阀，这些在黄巢乱后废墟上建立的藩镇，成为后来五代十国各政权乃至北宋立国的基础。观察这些新藩镇的构造，大体通过主帅与军将阶层之间的密切结合[170]，运转高效，驱策麾下士兵作战，不再受到骄兵的困扰，可以放手争雄天下。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安史之乱后田承嗣、李希烈这些枭雄故事的重演[171]，开启了新的藩镇生命周期。在中央失驭的同时，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旧藩镇也已夕阳西下，趁势而起的新藩镇填补了其中的空隙，而当唐廷的政治权威瓦解后[172]，一个真正的群雄逐鹿的时代浮出了水面。
唐宋变革论作为一种统摄性的解释框架，映照出了唐与宋之间巨大变化的同时，又如黑洞一般，诱使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抽绎成直线发展的线索，纳入其中。[173]对于这样的宏大叙事，我们在承认其价值的同时，亦需保持警惕，至少尝试观察历史演进中的不同节奏。[174]以本书所讨论的课题而言，五德终始说影响的衰落与“忠”的观念的变迁，大约能较好地契入唐宋变革论的框架之中，但变化的消息仍不是一律的。包括河朔三镇在内的旧藩镇则与唐王朝一起走完自己的“生命周期”。唐末动乱所引发新藩镇的崛起，并不是对之前藩镇体制的简单继承或再编[175]，两者之间存在着断裂，一个新的时代揭开了帷幕。
[1] 内藤湖南：《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见《东洋文化史研究》，林晓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3～112页。这一理论框架自1922年由内藤湖南提出后，虽已近百年，仍影响不衰，先后在日本、欧美乃至中国激**出巨大的学术回响。关于内藤假说的学术背景及传播，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见《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133页。当然这一学说流行的过程中，对唐宋变革这一概念界定不清或过度扩展等问题亦不鲜见，相关的批评见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见《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2页。
[2] 对这一系列变化通论性的描述可参读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三篇“论唐代的变化”中的各章（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5～483页）；另参邱添生：《唐宋变革期的政经与社会》，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3] 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从1971年、1999年两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相关章节的安排中便可窥见一斑。关于中晚唐的部分在1971版中收入古代部分第6册，东亚世界的形成Ⅲ，包括由栗原益男执笔《安史の乱と藩鎮体制の展開》、松井秀一执笔《两税法の成立とその展開》、《唐末の民眾叛乱と五代の形勢》等三章，而在东亚世界的框架下，中国历史无疑居于中心的位置（《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6册，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161～278页）。1999年版虽然将《中華の分裂と再生 3—13世纪》单独列为一册，不过妹尾達彥执笔《中華の分裂と再生》一章强调了空间、气候、游牧民移动等因素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后的各章节如梅村坦《草原とオアシスの世界》、桃木至朗《南の海域世界 中国における南海交易と南海情報》等，皆透露出编纂者尝试从更广阔的视野下理解东部亚洲历史的意图（《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9册，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第3～130页）。
[4] 这种看法在晚近的几种通史类读物中表达得较为明确，如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第一章以“巨大变革的前奏”为题论述了安史之乱的影响，并引出之后辽金元的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63页）；森安孝夫《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将安史之乱视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认为燕是登场过早的征服王朝，并强调回鹘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作用及乱后的巨大影响（台北，八旗文化，2018年，第309～346页）。在这一脉络下，不仅是安史政权，之后五代沙陀系王朝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5] 安史之乱本身只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但学者往往赋予其更宽泛的象征意义，如本书第二章所论，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往往也将其作为唐代思想史的转折点，这种引申有时不免忽略了历史变化的不同节奏。
[6] 蒲立本早年的名著《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主要讨论的其实是玄宗末年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变化，并未涉及叛乱本身。直到近年出版的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分别对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个区域在战争中的政治、军事结构及战后藩镇体制的重组与定型等问题做了细密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7]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4～47页。
[8] 谷霁光：《安史乱前的河北道》，见《史林漫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9～239页。
[9] 蒲立本：《安禄山叛乱的背景》第六、七章，第133～179页。
[10] 彼得森：《中唐和晚唐的宫廷与地方》，见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79～482页。
[11] 堀敏一：《唐末諸叛乱の性格——中国における貴族政治の没落について》，《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第269～284页。堀敏一将杨贵妃收养安禄山为养子，与安禄山以张忠志、王守忠等为义子、豢养八千曳落河等并提，视为一种新的人际结合方式。
[12] 如栗原益男把安禄山等胡人将领的活跃视为唐王朝具有世界帝国性格的表现，将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与府兵制瓦解、节度使权力膨胀等相联系（《安史の乱と藩鎮体制の展開》，《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6冊，第161～163页）。
[13] 其中以粟特聚落及人群被讨论最多，综合性的论考可参读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见《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37～168页；《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见《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22～41页。
[14] 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读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见《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266～291页；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7～84页。
[15] 此即陈寅恪自己所言“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5页）。
[16]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61～271页。
[17] 李鸿宾：《安史之乱反映的蕃族问题》，见《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20～140页；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78～87页。
[18] 毛汉光：《论安史乱后河北地区之社会与文化——举在籍大士族为例》，见《晚唐的社会与文化》，第99～111页。
[19] 廖幼华：《中古时期河北地区胡汉民族线之演变》，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
[20] 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123～181页。
[21] 《太平广记》卷四五〇引《广异记》，第3678页。
[22]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第1527页。
[23] 方积六在《唐代河朔三镇“胡化”说辨析》一文中已经注意到部落兵离散的重要性（《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438～439页）。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对安禄山军队中蕃部构成及离散过程有详细的讨论（第261～296页）。而作为平叛主力的西北藩镇，初期也辖有大量的蕃部，如哥舒翰守潼关时，“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耶、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陁、蓬子、处蜜、吐谷浑、恩结等一十三部落”（《安禄山事迹》卷中，第97页）；关于朔方军的构成可参见王永兴《论唐朔方军》，（《陈门问学丛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2～421页。而近年利用石刻资料的个案研究皆证实了在乱中蕃部渐被打散的情况，可参读荣新江对河西铁勒的研究（《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1～304页）；沈琛对吐蕃论氏的讨论（《入唐吐蕃论氏家族新探——以〈论惟贞墓志〉为中心》，载《文史》2017年第3辑，第81～101页）；仇鹿鸣对吐谷浑慕容氏的分析（《读吐谷浑、吐蕃入唐家族碑志丛札》，见《纪念西安碑林930周年华诞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第208～217页）。陈寅恪早就指出“蕃将之所以被视为重要者，在其部落之组织及骑射之技术”（《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01页）。而在部落形态瓦解后，如何来认识蕃将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4] 少数个案如赵振华据曹太聪墓志，认为志主之父曹法真所任舍府刺史是保持了部落形态的羁縻府（《唐代易州一个汉化的突厥化粟特裔部落——〈高阳军马军十将曹太聪墓志〉研究》，见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85～697页）。按赵文仍存两个疑问，志文中所谓舍利府中的“利”字乃作者所补，无其他凭据，此外曹太聪本人仅为高阳军马军十将，未袭羁縻府刺史之职。
[25] 如荣新江曾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唐前期六胡州的部落形态及所需的农牧环境有所讨论（《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的畜牧生活形态——2007年西北农牧交错地带城址与环境考察纪略》，见《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64～78页）。
[26] 例如据论博言及妻刘氏墓志可知，论博言作为论惟贞之孙，安史乱后，随着原有部落形式的离散，晚唐移居幽州，仕至檀州刺史、威武军使，并与当地军将家族通婚（《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41～142页。）另参见沈琛：《入唐吐蕃论氏家族新探——以〈论惟贞墓志〉为中心》，载《文史》2017年第3辑，第98～100页。
[27] 张国刚《唐代的蕃部与蕃兵》一文指出尽管也有直接征发蕃兵的情况，但大多数情况下，唐廷征调的是缘边军州管押的蕃部（《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93～112页）。因此在安史乱中，对双方军队构成的描述习用“蕃汉”一词，如“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蕃、汉之兵十余万，自幽州南向诣阙”，“朔方节度郭子仪以朔方蕃、汉二万人自土门而至常山”等，可知当时蕃军出自附塞部落，故仍独立编组成军，而安史乱后的河朔三镇中反而看不到这样的现象，“蕃汉”一词出现的频率也大为降低。少量的案例也出自边州，如奉天定难，盐州刺史戴休颜以所部蕃汉三千人号泣赴难。
[28] 苏航：《唐后期河东北部的铁勒势力——从鸡田州的变迁说起》，见《唐研究》第1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1～278页；山下將司：《唐の“元和中興”におけるテュルク軍團》，《東洋史研究》72卷4号，第553～557页；西村陽子：《唐後半華北諸藩鎭の鐵勒集團：沙陀系王朝成立の背景》，《東洋史研究》74卷4号，第678～715页。
[29] 唐代前期曾多次尝试迁胡族于内地，如张说平定康愿子之乱后，开元十年九月“诏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84页）。但不久之后，这些不乐居于南方的六州胡便陆续逃归，显示出部落化的胡人无法适应农业地带的生活，进而提示我们定居南部的胡人无论是居住形态还是生活习惯恐怕是更为汉化的。另这一事件留给当地的最重要的历史记忆或是关于安禄山出生在邓州的传说（参见范摅撰、唐雯校笺：《云溪友议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5页）。除此之外，学者已指出粟特人因商业或信仰的缘故在城市中也会维持部落或半部落的形态，并不完全依赖游牧这一外部环境，但即使在敦煌这样的边州，城市内部落化的胡人从长远来看，依旧会逐渐汉化（参见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见《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7页）。
[30]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或谓滔曰：‘武俊善野战，不可当其锋。’”（第7431页）。
[31] 相对而言更南边的魏博，则以步兵见长，如田承嗣曾语李宝臣曰，“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反映出不同的构造（《资治通鉴》卷二二五，第7231页）。
[32] 《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第3866页。
[33] 《旧五代史》卷五六《周德威传》，第870页。按成德军事特点前后期的转变，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98～313页。
[34] 早期的成德节度使，如出身契丹的王武俊则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明确的自觉，如自云“仆虏将，尚知存抚百姓”，“虏性直，不欲曲在己”（《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武俊传》，第3874页）。而当时人亦目之为夷狄，贾林曾游说王武俊：“公异邦豪英，不应谋中夏。”（《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第5953～5954页）按“异邦”，《旧唐书》作“冀邦”。
[35] 《旧五代史》卷五四《王镕传》，第843页。
[36] 《太平广记》卷二〇〇引《罗昭威传》，第1507～1508页。按“昭”疑系“绍”之讹，从文字来看，《太平广记》所引当是罗绍威的实录本传。
[37] 权德舆：《唐故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赠太师刘公墓志铭并序》，见《权德舆诗文集》，第319页。
[38]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32，第1060页。
[39] 《旧五代史》卷六〇《王缄传》：“缄博学善属文，燕蓟多文士，缄后生，未知名。”（第934页）
[40] 关于这一研究方法的弊端，可参读钟焓对森部丰的批评（《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从森部丰看日本粟特研究的新动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65～368页）。
[41] 较具综合性的评述可参读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89～151页。
[42]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43] 唐长孺：《跋唐天宝七载封北岳恒山安天王铭》，见《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5～297页。
[44] 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见《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88～100页。
[45] 赵振华：《唐代少府监郑岩及其粟特人祖先》，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5期，第69～76页。
[46] 事实上，由于现代学者掌握了较为充分的史料，并不断运用各种手段排比考证，某种程度上可能比古人自己更了解其先世及族属。如唐人李守素精通谱牒之学，时有“肉谱”之誉（《新唐书》卷一〇二《李守素传》，第3978页）。而现代学者援据传世文献及大量出土墓志，对各士族谱系的掌握恐怕并不逊于李守素之辈，因此可以轻易地发现古人撰写墓志中世系排列的错误。
[47] 中文世界对后唐政权特征的描述以樊文礼的“代北集团”说为代表，主张这一集团构成了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的主要基础。它是一个以牙军为核心的军人统治集团，从民族上看，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了奚、突厥、回鹘、吐谷浑、鞑靼以及汉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从地域上看，它以代北人为核心和骨干，吸收了河东人及其他外来人员参加（《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50～107页）。此说较好综合了族属、政治结构、军事组织、官僚来源等诸方面的因素，而日本学者对沙陀系王朝的强调很大程度上仍基于“血统主义”。
[48] 《旧五代史》卷二九《唐庄宗纪》，第461页。
[49] 《五代会要》卷二，第29～30页。
[50] 《五代会要》卷二，第30页。
[51] 关于此点，笔者将另撰文讨论，以下仅举一细节。后唐立国后曾纂修功臣列传，此书便是《通鉴考异》引述过多次的《唐庄宗功臣列传》，功臣传原列92人，入传的标准便是是否曾参与中兴之业。长兴四年正月史馆奏：“其间亦有不是中兴以来功臣，但据姓名，便且分配修撰。将求允当，须在品量。其间若实是功臣，中兴社稷者，须校其功勋大小，德业轻重，次第纂修，排列先后。今请应不是中兴以来功臣，泛将行状送馆者，若其间事有与正史实录列传内事相连络者，则请令附在纪传内。”（《五代会要》卷十八，第303页）则后唐将一般臣僚传记编存实录，而特别将预中兴之业者另编次功臣传加以表彰，透露出其塑造“中兴”形象的政治目的。
[52] 类似的例子能找到不少，如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庚子，幸白司马陂，祭突厥神，从北俗之礼也”，十一月，“帝祭蕃神于郊外”，举行的频率可能也不低（《旧五代史》卷三八《唐明宗纪》，第599、604页）。
[53] 《旧五代史》卷一一三《周太祖纪》，第1750页。按点校修订本已据《永乐大典》恢复了《旧五代史》原貌。
[54] 《五代会要》卷三，第49页。
[55] 《魏书》卷一〇八《礼志》，第2749页。另参张勃：《唐代以前寒食节的传播与变迁——主要基于移民角度的思考》，见《唐代节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57～373页。
[56] 关于“征服王朝”与“渗透王朝”的不同特征，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中有系统论述（见王承礼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44页）。
[57] 关于沙陀早期在河东地区的活动，新近较具综合性的讨论可参见李丹婕：《沙陀部族特性与后唐的建立》，载《文史》2005年第4辑，第229～244页；西村阳子：《唐末五代代北地区沙陀集团内部构造再探讨——以〈契苾通墓志铭〉为中心》，载《文史》2005年第4期，第211～228页。
[58] 邓小南：《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见《朗润学史丛稿》，第74～94页。
[59] 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见《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55～60页。
[60] 由于清人辑录《旧五代史》时对涉及民族问题的地方做了相当多的讳改，因此目前所见文本并非《旧五代史》原貌，但从《永乐大典》残卷、《册府元龟》等书保存的文字来看，五代政权以华夏自居，斥契丹为夷狄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参见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8～203页。
[61] 出自安史系统的田承嗣、李宝臣等同样擅长利用谶言制造舆论，如《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又知范阳宝臣故里，生长其间，心常欲得之，乃勒石为谶，密瘗宝臣境内，使望气者云：‘此中有王气。’宝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宝臣、正己也。”（第3867页）反映出安史集团对这一政治文化传统的熟稔。
[62] 《旧五代史》卷二九《唐庄宗纪》，第459～460页。
[63] 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见《宋史论集》，第31～40页；陈学霖：《“大金”国号之起源及释义》，见《金宋史论丛》，第1～32页；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见《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88～115页。值得注意是，后赵石勒作为一个浸染汉文化较深的君主，便较早意识到运用天象来宣传天命，参见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星空中的华夷秩序：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有关华夷的星占言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8～114页。而十六国在魏特夫的分类中亦属于“渗透王朝”。
[64] 沈睿文《安禄山服散考》第11章“陵墓”中指出丰台史思明墓明显有仿照唐帝陵石室墓规制的一面，包括随葬的玉册、铜龙、铜牛等。反而是作者认为表现出祆教信仰的一些葬俗，推测成分相对较多，第294～308页。
[65] 例如从保留下的石刻材料来看，燕政权的官僚体系包括军事组织在内基本承袭唐之旧制，并无草原特征，这与被视为渗透王朝的北魏前期相比亦有很大的区别，类似如文成帝南巡碑碑阴出现的大量胡族官名从未出现在行用安史年号的石刻中。
[66] 因此陈寅恪所谓“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一语仍不无警醒的意味（《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