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实证而实录：方法论的确立
一、历史知识真实的价值
8世纪初期，刘知幾撰《史通》，特立《古今正史篇》，实为中国最早而有系统的史学史著作。他论述司马迁以前的史学发展，由《三坟》《五典》《尚书》《春秋》，以至于陆贾的《楚汉春秋》，其间颇值得注意者有两点：第一，他突出了史学的实证主义精神，援引司马迁和班固之言，直指尧以前之史多无征可信，“后来诸子，广造可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第二，他对早期的“正史”，并无严格的界定，故诸体兼述、经传齐论，似乎有意将其前面所论的“六家”，笼统地一并划为正史，而为其后来专就“二体”以论《史记》以下诸正史不同，当有矛盾之嫌。[1]
本书第四章曾讨论司马迁自述其所开创的新学术，辨明其新史学的目的、对象、性质和方法，乃至指出经、史之分野所在。实证主义是新史学的重要特征，与今文经的玄想和附会、演绎和模拟不同。此特征不自司马迁始，但因司马迁而显，广受新史学运动期间诸学者所重视。刘知幾开章即突出此特征，可谓对史学之所以成立，已具慧眼深识。然而关于第二点，刘知幾曾有论述云：
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於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於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后汉，儒者数廷毁之。会博士李封卒，遂不复补。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立於学官。至魏、晋，其书渐行，而二传（《公羊》及《谷梁》）亦废。[2]
是则刘知幾对孔子作《春秋》与丘明论《左传》，其说与司马迁略同，并能明指《春秋》是经，《左氏》为传经之传，且牵入汉代古、今文经的纠纷。不过，司马迁力言《春秋》及《左传》是“空文”，与其所开之学术不同，此旨普为新史学诸子所了解，而刘知幾却似未能理会，事出甚奇。如此，恐知幾另有所措意。知幾寻又论云：
汉献帝以固书（班固《汉书》）文烦难省，乃召侍中荀悦，依《左氏传》体，删为《汉纪》三十篇。……其言简要，亦与纪传并行。[3]
由此推知，知幾特将经学之《春秋》和《左传》列入正史而论述，实因牵于体裁而舍其性质也。[4]殊不知司马迁撰《史记》以来，至3世纪末叶汲冢竹书出，纪传体的新史学独擅胜场，笼罩史界，而编年体的“古史”，则几至沦没无识之者，荀悦之依《左传》体而删约《汉书》，其初意不在复兴古史。事实上，献帝和荀悦的基本意思，只是就《汉书》本纪而扩充，将中兴以前史事融入其内，因而使前汉史事之脉络大趋，得以一目了然罢了。史称《汉纪》三十篇“辞约事详，论辨多美”。[5]前句实在只能解释为它是《汉书》本纪的充实篇，事虽详于《汉书》本纪，但不会详于《汉书》全书。荀悦本人也自认为其书乃“抄录《汉书》，略举其要……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之作；声言其书是以省约《汉书》为务，用之“以副本书，以为要纪”，[6]初无意于与纪传体的《汉书》并行竞辉，如后世的古、今正史之争。[7]《汉纪》的删述成书，乃是新史学运动期间最显著而唯一的编年体裁著作，荀悦在此书中自有其理想与目的，但他的出发点不是因为重新认识古史而欲复兴之，这是可以肯定的。[8]知幾说它“亦与纪传并行”，乃是执汲冢发现以后的史学发展而言，应未得当时之实。
作者在此论证刘知幾之言，目的是要澄清新史学运动期间的发展真貌，以作为下面讨论的基本。这时期的真正情况是：经学与史学经司马迁而逐渐分流，《春秋》经传不被时人完全视为古代史学的著作，而编年的古史体裁因新史学的笼罩盛行，几至掩没不明。相反的，司马迁撰述《史记》以来，元、成之间（公元前48—前7年）有褚少孙的补作以继起，稍后刘向、刘歆父子，及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班彪等诸好事者又继起补续，至班固踏着此前人的成绩而改创成功，转引出政府官修、东观诸臣继踊《汉书》之举，一改前此补续对象为《史记》的趋势，降至3世纪后期巴蜀学派的陈寿撰成《三国志》而止，新史学于此期间前接后继，波澜壮阔，不仅纪传体因而确立，最重要的是新学术即因而大明。
作者在这里借用“实证主义”此名词，并无意完全套用其在西方哲学上所蕴含的各种意义。作者的目的，仅在借用此主义的某些主要特征，用以解释新史学运动的发展罢了。这些特征包括：历史知识的成立、史家对事实的重视与研究及其理解的方式。大体上，就历史事实研究及撰述的效果言之，此即本书所谓的“实录”，强调历史研述必须臻此境界诸理念，作者姑名之为“实录主义”；若就其研述方法论而言，此即“实证”，探究此方法之诸种理念原则，则姑名之为“实证主义”。《序论》所论史公的网、考、稽三段法，乃新史学的基本方法，本章由此出发，以论其他。
历史知识能够成立，先秦时代大体即有此共识，司马迁的新史学对此发挥尤巨，此可由新史学运动期间时人对其评价可知之。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成于公元前91年（武帝征和二年）左右。据此书所言，《史记》此时固已完成，前后费时约十八年之久，[9]故班固称说“斯以勤矣”。[10]据桓谭之言，司马迁书成后出示于东方朔，朔为之平定，署名为《太史公》。[11]然而《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此书法与其师孔安国的《尚书序》相似，表示《史记》原名为《太史公》，是司马迁所自取，东方朔为之署字而已。[12]如此说来，《太史公》书在司马迁生前即已完成，并且曾宣示出来给别人看，是则其后该书有阙佚，殆与司马迁本人无关，而桑弘羊在《盐铁论·毁学篇》称引“司马子”之言，亦未表示他是最早阅读此书者。[13]但是，司马迁可能死后不久，其著作中的某些意见，即在震动中国史的盐铁论大辩论会议中，为主角之一、握有实权的桑弘羊所称引，显示了此书成书之约略同时，即已产生了影响力，为他人所重视。[14]
不过，桑弘羊绝不是最早接受《太史公》书的影响力者，最早对《太史公》书产生强烈的反应者，也不是东方朔，而应是汉武帝。裴骃《集解》引卫宏《汉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司马迁如何死，容后论，要之卫宏乃东、西汉之间的古文经学家，所撰《汉书旧仪》四篇，目的在记载西京杂事，似出于记述国史异闻以备国史采用的意识，其言未可尽信。[15]《太史公》书有阙佚，自公元前1世纪中期褚少孙补续及刘向父子校书以来，即已如此，故《汉书·艺文志》注明其书十篇有录无书。卫宏之目的，是为景、武两本纪的阙佚，备存一说罢了。3世纪前期，大经学家王肃某次与魏明帝谈论汉事，其谈话如下：
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司马迁）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迁也。”[16]
王肃的意见，一者本于刘向、扬雄及班氏父子的说法，一者即取卫宏的杂说。是则《汉书》作者班固，对此流传的武帝怒削两本纪说法，何以在《司马迁传》竟然不一提？窃意其因可能有三：第一，卫宏之说颇杂乱，其言司马迁之死尤不便轻信，故以严谨的态度以疑则传疑。第二，他因时讳不便说明。第三，他有意掩饰君主恶。欲究其因，则应从班固评论司马迁的意见入手，他说：
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17]
寻班固之意，实未以卫宏谓司马迁宫刑之后，复又坐怨言下狱死为真实。他只将司马迁的发愤比作巷伯阉官之遇谗而诗，且讥其不能明哲保身而已。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论，影响来自二源：第一，其父批评司马迁价值观念不当，而且是“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18]第二，来自汉明帝的意见。此事见于班固所作《典引》一文，其序云：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
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
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邪？”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之效也！至是贤迁远矣！”[19]
《典引》是一篇带序之赋，全文所述，表示了明帝曾读《史记》，亦颇知司马迁其人。他既认为司马迁因极刑而为刺讥贬损，非义士也，则“常伏刻诵圣论”，捧明帝“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的班固，又何敢异言？班固在此文力称汉德“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又顺明帝之意再撰《秦纪论》，充分表示了他的刻意阿谀取容。[20]也就难怪傅玄批评他“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了。[21]如此可知，班固不提武帝怒削两本纪之事，上述三种原因均有可能，而以第二和第三种可能性较大，亦即有意取容避忌及饰主之阙也，故他讥嘲司马迁不能明哲保身，是可以想知的。
汉武帝怒削两本纪，此事件本身固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此事件所蕴含的意义，最大者不应在政治压力方面，而应是此事反映了史学的性质及历史知识之所以能成立和被重视。
根据卫宏之言，武帝怒削本纪，是由于《孝景本纪》和《今上（指武帝）本纪》中，司马迁“极言其短”及过失。作者认为，最值得思考注意者，乃是司马迁之“极言短过”，武帝的反应却仅止于怒和削之而已；他一方面没有指责司马迁“诽谤”，另一方面也没有因此而实时惩罚他，更重要者他没有禁毁了《史记》此书。这三种反应，不但表现了武帝的气量和识见终究非一般君主可比，兼且也表现了司马迁的著作实是一部“实录”——是一部客观论述史实的历史知识。兹试就此再稍作论述。
《史记》不仅景、武两纪极言二帝的短过而已，全书实对刘邦以来各人物行事及政策得失皆有所批评或不满。武帝不因此而施加实时惩罚，乃是世所熟知之事。他也没有禁毁此书。相反的，他对司马迁的才学表示了肯定的意思，如任用司马迁为中书令；又曾要恃才傲物的东方朔与司马迁等人做自我比较，声言“方今公孙丞相（弘）、儿大夫（宽）、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於文辞”云云。[22]司马迁固然习经，也是辞赋高手之一，但他与诸子争一日之长，用以成名不朽的，却在他的史学。用“辩知闳达，溢於文辞”来形容其才学识，应是贴切符合之言。以如此才学识来完成一部称为“实录”的《史记》，若加以禁毁，适能益彰其短过而已。汉武帝不此之为，这种心理和《史记》本身有价值及能自主存在的因素，应皆是重要的原因。
前章述及司马迁处理汉代统治人物的态度，是“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此即“不虚美、不隐恶”的客观态度。展示事实，让事实自己说话，这是史学的特质，是历史知识所以成立的基本。司马迁所开创的新学术，正是以重视客观事实作为基础的。他评论孔子、左丘明、孙子等著作属于“空文”或“空言”，声言其着只论述这些人物的“行事所施设者”，或竟批评他们“空语无事实”，此皆充分表现了他的传信传疑、无征则阙及就事论事等精神。[23]重视事实、尊重事实，将之研究发明，进而重建历史，这应是太史公“述故事”的大原则及真意旨所在。司马迁纵然运用了丰富的历史想象和璀瑰的文采，但只要所论述能恰如其实，此则皆得视为史学之正法。事实上，司马迁浪漫主义的一面，必须由此实证主义的一面加以了解，方能得其所创之新学术的全般面貌，理解其书之所以卓越。能明白于此者，方能进而了解武帝能怒两本纪之极言，虽削去之，而不指责司马迁“诽谤”。
言论之罪，两汉惩治极严，大儒如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眭弘，乃至司马迁外孙杨恽等，皆曾以“诽谤”或“妖言”之罪下狱或弃市。忠直敢言，经常批评天子及当权大臣缺点的汲黯，也曾几蒙诽谤之罪而族诛，司马迁即曾对此有所记载。[24]武帝对《史记》既怒之而又削之，却不指责其作者之“诽谤”，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司马迁述其行事是如此的真实，恰如其实的程度连当事者也无异辞。武帝对司马迁的容忍，略如对汲黯的容忍，所不同者，则是后者对他的直接批评仅为一时之言论，而前者之载述则将会万世流传，因而怒而削之耳。史家若能实述其事，则杀史毁书，适足以益彰其恶，此为“齐太史事件”对后世的启示。新史学运动前期，最了解此意义的似为班彪。班彪续《太史公》书，作后传数十篇，即声称其著作云：“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25]
《史记》在西汉并未被视为“诽谤之书”，不必魏明帝在三个世纪后代汉武帝抱不平。王肃之言，实得史学之真义，其谓“隐切在孝武，而不在史迁也”，更是确论。新史学运动后期，官方注意及干预史学始渐严，前先指责司马迁因受刑而“微文刺讥，贬损当世”即为汉明帝，但也未论断《史记》为“诽谤”。稍后的章帝时代（公元75—88年），《史记》是“实录”之书，史学是真实的历史知识，事仍甚明，可从“孔僖、崔骃事件”得知。
孔僖和崔骃同在太学研习《春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而兴叹，并引伸史传，至批评武帝过失。邻房生梁侑密告二人“诽谤先帝，刺讥当世”，遂事下有司。崔骃被捕受讯，孔僖恐诛，未被捕前即上书章帝说：
臣之愚意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则天下之善咸归焉；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於人也！
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傥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
臣等受戮，死即死耳！……臣之所以不爱其死，犹敢极言者，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为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26]
这个事件蕴含了若干意义：第一，“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才算诽谤，帝王行事之善恶皆有以致之，不能因掩恶而诛于人。第二，武帝行事的善恶显在《史记》（汉史），“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后世天子不应为先帝“违讳实事”。《史记》所书既是“实事”，因而他们“直说书传实事”，也不能视为“虚谤”。第三，章帝若因论史而杀人，无异是兴起言论罪或文字狱，为后世所批判，子孙也不能掩其过。
值得注意者不仅是《史记》的性质为“实事”，此义得以大明；抑且新史学运动诸子的研撰对象多为其当代史，他们必须重视实证主义的方法，始能得以生存及持续发展，这是实证主义备受重视，进而使新史学发展为学术大宗的原因。相对的，尽管两汉政府已重视及干预此新学术，但官方仍能尊重事实及信任此实证学问，不如后世般加以严格控制，无异也是新史学生存发展的良机。待公元192年（献帝初平三年）王允杀董卓及蔡邕，连带正式宣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於后世”，[27]自是即史祸常见，不实之史日多矣。
历史是一门真实的学问，不是虚言空文；正唯其真实，故历史知识是确定的、成立的；又由于其目的和对象在发明故事，重建人类的经验，因而它也是对人类具有大功用的。这些道理汉以来多明之，可从若干事件窥见：
第一，成帝河平间（公元前28—前25年），距司马迁之死约已六十年，东平王刘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成帝以问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凤。凤建议云：“《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成帝遂依凤意。[28]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八月，成帝正式颁令刘向校中秘书，陈农负责求遗书于天下，秦汉以来，全面整理图书的工作正在展开，故刘宇来朝而求书。王凤否决求书的意见，正足以表示司马迁的著作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重建人类的经验是如此的真实，这种真实的历史知识具有如此的功用，而这些功用又是如此的博大而广泛，不仅限于思想及伦理道德范畴而已。明显的，王凤的意思是判断史学为一种实学，真实而有用，程度达到足以产生政治敏感而应列为国家机密者。官方对《史记》的认识，遂使《史记》成为秘隐之书，民间不能流播的原因；此与官方尊扬《春秋》经，将《公》《谷》二传立于官学，民间诸传亦可自由传播的鼓励政策，显然大不相同。由此亦可见经、史之异，空文和实录之别矣。
第二，司马迁死后约一个世纪、新史学运动的中期，光武帝倚用窦融对付隗嚣和公孙述，赐之以“《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建议他阅读魏其侯窦婴与王室的关系，使增强其对刘氏政权的向心力。[29]这是将真实的历史知识作实际的运用之例。
第三，新史学运动确立了史学及历史知识的地位之后，4世纪前期，五胡领袖之一的石勒也曾努力吸取此知识。《资治通鉴》记其学习《汉书》之事，可得而窥知不论汉人或胡人皆能重视此知识。《通鉴》云：
勒虽不好学，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时以其意论古今得失，闻者莫不悦服。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惊曰：“此法当失，何以遂得天下？”及闻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30]
是则难怪“史学”一名，创始于石勒矣。[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