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而后，修撰一代全程而总体的历史者，厥为东观史臣。由于受到政治力量的介入，且成于众手，故《汉记》不为后人所满意。3世纪前期，荀悦“抄录《汉书》，略举其要”“以副旧本”；应奉专研汉代史，曾删《史记》《汉书》《汉记》三史以成其十七卷之《汉事》一书；[65]稍晚的谢承，则是第一位私家重撰东汉史的人，所撰《后汉书》百余卷，恐亦据《汉记》以为本。[66]他们的著作，多据旧史而删削或重撰，表示原创性低，论证亦未必精妙，方之马、班，相去甚远。另一著名的文化史家——巴蜀学派的宗师谯周，情况似亦与此诸子同。故3世纪后期的名史家司马彪，对此作了扼要的评论，他说：“汉氏中兴，讫於建安，忠臣义士；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这是他继起重修东汉史，撰成《续汉书》的原因。[67]
公元3世纪的史坛，谯周、皇甫谧、韦昭、华覈、薛莹、王沈等，在史学均有表现，但似不及晚他们一辈的陈寿、司马彪和华峤那么出色。他们的研究范围或为古代史，或为前代史（东汉），或为当代史（三国），或为地方史（地方人物志）。前辈史家中，似乎以韦昭的实证主义风格较为突出。韦昭被华覈推许为吴之史迁，是一个反图谶论的理性主义者，所撰《洞纪》一书，断限由庖牺氏以至于汉献帝，自称“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无；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时因与统治者不合而下狱，故自称为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云云。[68]值得注意的是，韦昭倾向实证史学，并不表示他的著作就能完全符合实证史学的要求。当时有一种崇拜文献的风气，谯周、皇甫谧等皆不能免，故司马迁和班固所认为邈远不可全信上古史料，他们皆不避采用。要之韦昭的自述，仍足以表示实证史学论考事实的特色。
司马彪乃晋室子弟，因政治上的失意，遂“由此不交人事而专精学习，故得博览群籍，终其缀集之务。”他曾撰《九州岛春秋》，又据地下史料——汲冢《竹书纪年》——辨证谯周的《古史考》。所撰《续汉书》，即为不满东观史臣，乃至谯周诸人的作品，故继起而作者。他是继谢承、薛莹私撰东汉一代完全历史的第三人，是“讨论众书，缀其所闻……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之作。[69]由此可知的是，司马彪重视第一手史料，并以较严密的论证进行其研究工作。故在范晔书成之前，彪书与华峤书，均被人所推崇，刘知幾尤以为华峤书为“居最”。
华峤为华歆之孙，少以才学深博见称，晋惠帝初，“以峤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遂转秘书监。史谓“初，峤以《汉记》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观秘籍，遂就其绪”。其书命名为《汉后书》，纪、传部分先成奏上，诏朝臣会议，荀勖、和峤、张华、王济“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于是藏之秘府，稍后又列为东宫讲本。[70]
刘知幾推崇彪、峤，尤常以华峤与班固相比。《史通·覆才篇》批评蔡邕以降的史才，认为当时治史者多为文士，有重视文辞、偏记杂说，乃至屈从政治压力诸弊，声言“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於流俗，见嗤於朋党。遂乃……无由自陈”云云。[71]彪、峤能怀“独见之明”，是由于他们有“才”有“术”，此当即指他们博搜史料及进而论证，以至达到实录，提出一家之言之意。《补注篇》则批评注释家重视异闻涂说，不能再作进一步论证以发明事实，声言“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於委巷小说，锐思於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72]此皆实为对彪、峤二子的实证史学作推崇也。
陈寿约与彪、峤同年纪，皆曾在晋初入秘书省著作，[73]推荐他入内著作者即张华。寿有撰述地方志——《益都耆旧传》——的经验；又曾撰《古国志》五十篇，可能与其师谯周的《古史考》及司马彪的《辨古史考》有关。彪、峤二子重视第一手史料及证据的推论，此与谯周的重视权威文献的陈述颇有差异，就此而言，陈寿似分承巴蜀学派与中原史风两绪，其成果即见于三国史的研撰。巴蜀学派的风格容后再详，要之陈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74]吴史部分，由韦昭等人的著作为底本；魏史部分，则由王沉、荀顗、阮籍共撰之《魏书》为参考。时人认为王沉等之作，“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75]是则前之魏史不令人满意，而导致陈寿与夏侯湛各自重修，而湛书则又不及寿书，至自坏其心血之作也。张华亦盛称华峤书，但以晋史相托付者则为陈寿，是又学术自有公论成就自有高下，其事甚明。故《晋书》史臣曰推崇他云：“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於西京，骋直词於东观。自斯以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76]
作者无意在此详析陈寿的观念及方法，不过上述诸赞词和推崇行为，即约略可想知此成果背后的实证史风。约一个半世纪后，裴松之为寿书作注，其《上三国志注表》即对陈寿的实证史学有画龙点睛的勾画，说：
……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然失於在略，时有所脱漏。
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77]
首先就史料及其鉴定与选择来看，陈寿面对的是割据之局，而注记纷错舛互的情况，真伪是非必待严密的考证推论不为功。陈寿经论证后所不取者，而裴松之反罔不毕取之以补其阙，补阙者未必能证陈寿所考论之不实，此则陈寿论证之精妙可知矣。至于史料既纷错矣，则来源即多不同，不同源之史料记事又常多乖异，松之并取之以备异闻，陈寿竟或至全舍之而不取（如记曹彰、荀彧之死等事），则又相对地显示了后者的阙疑谨慎。是则松之自诩的“寻详”“周悉”，恰如刘知幾所谓的“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笔，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是也”。[78]此适好反衬出陈寿的精简扼要，正是《三国志》之优点所在，故后之史家或重撰东汉，或再修两晋，无人尝试取代寿书，而使之名列“四史”者，盖在此也。[79]松之称赞寿书“事多审正”，斯始得其论证的真相。
松之又推崇寿书“铨叙可观”，即表示陈寿有可观的组织能力及叙述才华，此正是重建历史的另一层次问题，也正是刘向、扬雄等所服于司马迁的“善序事理”者。卡尔（E.H.Carr）云：“历史奠始于史家之铨叙事实，而将之转变为史实。”（History begins with the selection and marshalling of facts by historian to become historical facts.）又云：“广为史家所接受之信念，乃是历史在于依因果序列以叙述过去之事件也。”（It was accepted doctrine that history consisted in marshalling the events of the past in an orderly sequence of cause and effect.）[80]此语诚然。优秀的史家，他绝不是“不选事而书”的，那只是工于撰注记和实录的周悉原则而已。[81]陈寿经论证而确认了一些事实，淘汰了不少的疑事，其所选取者则必加以推论因果关系，然后始克作有组织的铨叙。“铨叙可观”，不过只是其表现出来的结果，而让人产生的印象罢了。由此言之，陈寿能够继明马、班先典，确立史学须讲求实证，于两晋以降史坛流行文才、玄想之风气下，无异为一盏明灯也。
新史学运动末期三大家——司马彪、华峤、陈寿，皆能出色的发挥实证史学的要旨。他们重视事实、考论事实以发明其真相，从而推论其关系，再加以叙述重建；尽管水平或有高下，成就或有得失，然于新史学成熟奠定之贡献，不宜轻视也。
[1] 参见《史通通释》，卷十二，页329～336。
[2] 参见《史通通释》，卷十二，页333～334。
[3] 参见《史通通释》，卷十二，页339。
[4] 《史通》有《二体篇》，专论《左传》所代表的编年体和《史记》所代表的纪传体，有关知幾的二体论，请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他在这里，显然是为了论述正史的发展，又迁就了后来的史学分类观念，故将《春秋》经和《左传》引入，以明古史渊源及《汉纪》之所本。
[5] 见《后汉书·荀淑列传（悦附）》，卷六，台北，鼎文书局标点本，页2062。
[6] 详见《汉纪序》及《汉纪》，卷一之小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明刊本，页3上～页4上。
[7] 详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三、第四节。
[8] 《汉纪》全书共七万二千四百三十二字（王莽部分占一万字），他是模仿《春秋》经传之作，因而除了述灾异、典五志之外，断限也恰为二百四十二年，与《春秋》经同。关于他的意旨，可详其《汉记》之序，本书稍后尚有讨论。又荀悦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奉诏删撰，据其序自述，时任“给事中秘书监”，与刘知幾异；而《后汉书》本传则谓其“累迁秘书监、侍中”，知幾盖本此。
[9]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司马迁作史年岁》谓任安坐罪下狱在征和二年，此时书已成，前后研撰时间共十八年之久，甚是。但又云“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此则未悉何据？（台北，世界书局，1971年5月六版，卷一，页1）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谓《报任少卿书》成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郑鹤声详论《史记》，二说俱引，而未论断之，且所引赵翼言亦多断章省略（见《中国史学论文选集》一，页147）。王说、赵说孰是，终究不明。作者按：褚少孙补《史记》，于《田叔列传》末，对田叔之子田仁及任安，皆有补述，二人皆史迁之友也。据褚氏之言，田仁和任安皆因征和二年戾太子蛊祸事件下狱死，故赵说为是，《报任少卿书》当在此年左右完成（《史记》，卷一〇四，页888上～889下）。又：王说史迁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赵说在二年，王说较合。是则由元封三年至征和二年止，《史记》成书起码历时十八年。郑氏之《太史公司马迁之史学》一文，收入杜维运等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页138～212。
[10] 《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卷六十二，页2737。
[11] 《史记》原名为《太史公》，据桓谭（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中期）云是出于东方朔的题署，此为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之说。但司马贞自己即对此怀疑，以为“太史公”三字恐为司马迁尊其父的称谓，或是迁外孙杨恽对迁的尊称（参见《太史公自序》注，卷一三〇，页1065下）。然而司马贞又在《孝武本纪》索隐“太史公”一词，再加论证，以与裴骃的《集解》相对（参见《史记》卷十二，页146注），是则《史记》原名未能确也。
[12] 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司马迁从之学，《史记》即多处征引古文《尚书》。孔安国编订古文《尚书》而为之序，其事在戾太子蛊祸之后，与《史记》成书约略同时。其《尚书序》略云：“……先君孔子……诗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於周……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及秦始皇灭先王典籍……汉至龙兴……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至鲁恭王……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今加编订）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磨灭，不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於是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庶几有补於将来。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详见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全汉文》，卷十三，页6A～7B；以下引此书，将用简称《严校全汉文》。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年7月初版）。古文《尚书》诸篇各有序，此序实为总序，与正文所引《太史公自序》此段《子序》意义相当。司马迁“为《太史公》书序”，此序略以用作什么用意，其书法正与孔安国为训传“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相类似。是以司马迁之文，宜作“为《太史公》。书序，略以……”，不宜断句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是则司马迁早已自称其书为《太史公》，后人称之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犹之如司马迁在《孟荀列传》称“余读《孟子书》”也。古人常以姓名或官职名书，《汉书·艺文志》多有证据。该志即云：“《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见卷三十，页1714～1715并注）。班彪弟子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一再声称“班叔皮续《太史公》书”（台北，世界书局，1955年11月台一版）表示《史记》原名实为《太史公》，而为司马迁自己所命名。
[13] 《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世多疑之，甚者有人怀疑其书尚未完成即迁已逝世。据本文所引证，则此说殆不得真。司马迁卒年不详，或谓武帝末，或谓昭帝初。至于桑弘羊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昭帝即位七年——的财经大辩论中，引司马迁的说法云：“司马子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徐复观先生认为是“《史记》在史公死后已开始流行”云云（参见《论史记》，页118并注），可能亦未必得实。盖该书在司马迁生前即已宣示也。桑弘羊所引之言，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页1045下。
[14] 《史记》文句在罗布淖尔木简可见，即约在宣帝以降的西汉，《史记》已为边吏所知，参见陈直《史记新证·匈奴列传第五十》，收入《史记会注考证》，台北，洪氏出版社，1985年9月，页1514。
[15] 卫宏在《后汉书》有传，其所撰《汉旧仪》的目的，均详见卷七十九下，页2575～2576。同卷《谢该传》亦称孔融在建安间上书力称“光武中兴……范升、卫宏修述旧业”（页2584）。引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注，卷一三〇，页1065。作者按：引文原作“卫宏汉书旧仪注曰”云云，应是《汉旧仪》之误。
[16] 见《三国志·王朗传（子肃附）》，卷十三，台北，鼎文书局，标点本，页418。
[17] 参见《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页2738。
[18] 引文见《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25。关于班彪的道德批评，下节尚有讨论，此不赘评。
[19] 该文见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卷二十六，页6A～6B。
[20] 引文出自《典引》之序及赋辞。《秦纪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末（卷六，页89下～90下），显为后人取其说以附之，可证今本《史记》，补续者非仅褚少孙一人而已。该论乃是推衍明帝之意，对贾谊和司马迁之论秦的兴亡加以批评。作者案：司马迁征引贾谊著名的《过秦论》以作为其自己的《太史公曰》，表示迁甚同意谊的意见。但二人批评的对象为二世皇帝而非子婴，且假设二世能任忠贤而改革旧政，始克有救。明帝则误会子婴得中佐则社稷未宜绝，显示他读书疏略。班固是研究汉史的大家，居然顺此误会而在此二文申论，则班固的意识心态，可得而推知也。
[21] 参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四十九，页8B。关于班固的史学，下文尚有讨论，此不赘评。
[22] 参见《汉书·东方朔传》，卷六十五，页2863。武帝此言似在《史记》完成以前发问，但亦足参考。又《史记·滑稽列传》末，褚少孙补述东方朔事，谓时人称他为“狂人”，见卷一二六，页1026下～1027下。
[23] “空言”“空文”之说，前章已分析。对于这些学者或思想家们，司马迁虽或知其义理，也有声言不知不懂的，如直陈他自己对老子其人不确定，谓其学说“微妙难识”（《老庄申韩列传》《孟荀列传》等也表达了类此意思）。他评论庄子“空语无事实”（见《老庄申韩列传》，卷六十三，页678上～678下），声称对孙、吴兵法弗论，但“论其行事所施设者”——即行为的表现及其关系（参见《孙吴列传》，卷六十五，页686下），这些皆表现他重视及尊重事实的精神。类此者《史记》诸篇多见之，不必再赘举。
[24] 《史记·儒林列传》曾载其师董仲舒的遭遇，《汲郑（当时）列传》则备记汲黯的为人及行事，称其贤者。无独有偶的是董、汲二贤俱疾恶丞相公孙弘的伪诈取容，故均为弘所排挤。武帝得大宛千里马，作《天马之歌》，汲黯不奉承而批评之，公孙弘竟建议说：“黯诽谤圣制，当族！”事见《史记·乐书》，卷二十四，页374上。
[25] 参见《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27。
[26] 崔骃为崔篆之后，孔僖为孔子之后，皆是经学世家。两家有通家之好，骃、僖亦为同学而相友善。他们所谓的“书传”“汉史”，应指《史记》而言。因崔骃与班固、傅毅齐名，又与班固同在窦宪幕下；孔僖亦因此疏而召入，为兰台令史。此时班固的《汉书》正在修撰之中，故二人所读者，不可能是《汉书》也。详参《后汉书·儒林列传·孔僖传》（卷七十九上，页2560～2563）及《崔骃列传》（卷五十二，页1703～1722）。
[27] 详见《后汉书·蔡邕列传》，卷六十下，页2006。
[28] 据《汉书·成帝纪》，王凤薨于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翌年刘宇亦薨。据此以考刘宇入朝，应为河平间。引文参同书《宣、元六王·东平思王宇传》，卷八十，页3324～3325。
[29] 参见《后汉书·窦融列传》，卷二十三，页803。
[30] 详见该书“晋成帝咸和七年春正月”条，卷九十五，页2982。按：该条尚载石勒评论汉高祖、韩信、彭越、光武帝、曹操、司马懿等人物之行事，亦可见其历史知识之丰富。台北，宏业书局，1972年4月标点本，《通鉴》之文，盖据《晋书·石勒载记》。
[31] 详见金静庵：《中国史学史》，台北，“国史研究室”修订本，1973年10月25日台二版，页218。
[32] 《后汉书》本传，卷四十上，页1327。
[33] 邓后乃和帝妻，邓禹之孙，学行俱皆，和帝崩后长期临朝听政。执政期间曾有水旱动乱诸事，后皆努力匡救之，为一代贤后，故刘毅上此书。刘毅则曾在东观工作，历史意识颇浓。书奏全文详见《后汉书·皇后纪·和熹邓皇后》，卷十上，页426。
[34] 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pp.25～28.
[35] 详见《论语·八佾》注，卷二，页15。
[36] 参见《文献通考·自序》，页考3中～3下。
[37] 详见《中庸》第二十章，页19。此章尤强调笃行一段，此句又可见中国论学的特色在实践。
[38] 严可均校《全汉文》，孔臧《与侍中从弟安国书》，卷十三，页5B。孔臧习今文学，但推崇安国能阙疑和善推理。
[39] 此句之前文，乃是解释西伯、孔子诸贤圣因困厄意郁而从事著作，以申其志，故颜说甚是（见《汉书·司马迁传》注，卷六十二，页2735、页2736）。徐复观先生谓此三字乃是作者“想到人类将来的命运……尽到对人类的责任”云云，显为过分引申之言（详见其《论史记》，页81～82）。
[40] 见《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页2735、页2736。
[41] 司马迁的女婿杨敞，出身霍光的大将军幕府，为霍光所厚爱，升迁至九卿、丞相，与霍光共废昌邑王而立宣帝。杨恽一再因言论惹祸，宣帝似因其父之功，故一直容忍之，最后忍无可忍始杀他。但用今日之眼光看，杨恽的言行，实罪未至于死，只是率性而行，令人侧目难忍而已。连坐其罪的，尚有名臣韦玄成和张敞等人。详见《汉书·杨敞传（恽附）》，卷六十六，页2888～2898。
[42] 见《汉书·司马迁传》，卷六十二，页2737。
[43] 请详见拙著《汉书撰者质疑与试释》（上），《华学月刊》一二二期，页12上～17上。
[44] 司马贞之言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注，卷一三〇，页1065下，本自《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条。
[45] 《新论》已佚，严可均辑其残文以存真，此段严氏盖据《北堂书钞》未改本及《太平御览》而辑校（详见严校《全后汉文》，卷十四，页9B～10A）。“中华书局”据问经堂辑本亦引此段（页15），中间文句遗落甚多，注云亦据北堂钞（不是未改本？）。以其遗落多，今据严校本。台北，“中华书局”本，1969年2月台二版。
[46] 详见《孟子·滕文公下》，卷三，页89～92。
[47] 参见《四书集注·中庸》，页25～27。
[48] 于志宁等评刘向之徒的作品“皆因其志向，率尔而作”。详见《隋书·五代史志·经籍二·史·杂传序》，卷三十三，页981～982。
[49] 《汉书·序传》不提其父撰述之事，今据《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24～1327。
[50] 《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卷六十二，页2738。
[51] 《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33。
[52] 《汉书·叙传》，卷一〇〇上，页4213。
[53] 《汉书·司马迁·赞曰》，卷六十二，页2737。
[54] 《汉书·司马迁·赞曰》，卷六十二，页2737。
[55] “美新”是指扬雄所撰《剧秦美新篇》。该文是一篇带序的辞赋，扬雄自述欲学司马相如《封禅赋》之歌颂汉休，故撰此赋以歌颂“新德”，详见严可均校《全汉文》，卷三十五，页7B～10A。班固的批评见《典引》之序。
[56] 《典引》一文，严可均辑自《文选》及《艺文类聚》，原文作“亡实”。《后汉书·班彪列传》改作“典而不实”。注云：“体虽典则，而其事虚伪，谓王莽事不实。”（《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75）今从严校文。
[57] 褚少孙附传见《汉书·东方朔传》，卷六十五，此处所引文并注，在页2873～2874。
[58] 引文见《汉书·叙传》，卷一〇〇下，页4235。
[59] 参见《论衡·超奇篇》，页137。按：《后汉书·班彪列传》谓班彪撰后传数十篇，《史通·古今正史》作六十五篇，王充却谓百篇以上，似不宜采信，盖其言夸也。
[60] 参见《论衡·超奇篇》，页135。
[61] 傅言为严可均辑自《傅子》一书，详见《全晋文》，卷五十，页14B。此评亦为刘知幾所同意，采入《史通》之《核才篇》，范言详见《后汉书·班彪列传·论曰》，卷四十下，页1386。
[62] 参见《二十二史札记·史汉不同处》条，卷一，页10～11。
[63] 见《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24～1327。
[64] 华覈本人亦为新史学运动末期的名史家，其上疏本末详见《三国志·薛综传（子莹附）》，卷五十三，页1255～1256。
[65] 应氏乃汉末学术世家，应奉本人为汉史专家，著作甚丰，详见《后汉书》本传并注，卷四十八，页1606～1615。
[66] 谢承之姊乃吴大帝孙权的夫人，详见《三国志·吴主权谢夫人传》，卷五十，页1196。又见《隋书·五代史志·正史》类谓其后共有一三〇卷，无帝纪云云，卷三十三，页954。
[67] 详见《晋书·司马彪传》，卷八十二，页221D。据开明书局铸版。
[68] 详见《三国志·韦曜传》，卷一四六〇～一四六四。按：韦曜原名昭，避司马昭讳而改。引文乃公元273年下狱，在狱中所上自讼表的文字，其中谓《洞纪》只有三卷；《五代史志》将之列入《杂史》类，谓有四卷。晋史家臧荣绪好此书，曾撰《续洞纪》一卷。
[69] 参见《晋书·司马彪传》，卷八十二，页221D～222A。《续汉书》今有辑本，其诸志则补入范晔《后汉书》，二书并行不朽。
[70] 华峤之书名为《汉后书》，原计划撰写九十七卷。其中《志》之部分改名为《典》，凡十卷，未成而卒。峤中子彻奉命踵之，亦未竟而卒；少子畅又奉命继撰，始克告成。五胡乱华后，此书仅存五十余卷。详见《晋书·华表传（子峤附）》，卷四十四，页130A～130B。按《五代史志》谓峤书之名为《后汉书》，仅存十七卷（《隋书》，卷三十三，页954），《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亦均作《后汉书》，《史通·古今正史》原亦作《后汉书》，浦起龙改为《汉后书》，以“后汉”为误（卷十二，页342）。诸书以《五代史志》最早出，疑华峤原名应为《后汉书》，与其他《后汉书》之名相同，而唐初史臣修晋史，颠倒其字，或后世版本颠倒其字？待考。今暂据本传之名。
[71] 详见《史通·覆才篇》，卷九，页249～251。
[72] 详见《史通·补注篇》，卷五，页131～133。
[73] 陈寿卒于公元297年（惠帝元康七年），年六十五岁。司马彪卒于惠帝末，六十余岁。华峤较早卒——293年——年龄不详。
[74] 《晋书·陈寿列传》，卷八十二，页221B～221C。司马彪、华峤、陈寿之作，应以后者最晚出。又《华阳国志》本传谓张华推崇他“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云云。
[75] 参见《晋书·王沉列传》，卷三十九，页117B。
[76] 《晋书·陈涛列传》，卷八十二，页223D。
[77] 该表上于元嘉六年（公元429年），见《三国志》附录，页1471。
[78] 详见《史通·补注》，卷五，页132。
[79] 后世学者或有批评裴注拾遗烦芜，应是较允之言。或有为松之辩护，认为其注篇帙数倍于寿书，有保存材料之功。实则注之烦芜与否，和它是否能保存松之自身亦不知日后会亡佚的材料无关。松之作注之时，当不知其所征引者日后会亡佚，其目的是为国志注释，保存材料乃意外的收获而已。二事不同，岂能以意外的收获，遂遽掩抑其烦芜之失？前文所引颜师古、刘知幾、赵翼之言，固足证其失矣，强辩固无谓也。关于此问题，略参逯耀东《裴松之与三国志注研究》，收入杜维运等《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三》，页235～236。
[80] What is History.p.97 & 82.
[81] 刘知幾云：“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於后。”（《史通·言语篇》，卷六，页153）知幾的实际撰史经验主要在修实录，故有此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