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完成《汉书》是史学上一件大事，其价值和成就是不必怀疑的。需注意的是，班固撰此书的动机意见，及其进行工作，皆得到了汉廷的同意及支持；书成之后，又得到汉廷的推广。因而以后形成注解者二十余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的盛况，[34]备受重视的程度超过《史记》。由此角度而论，与其说《汉书》是私撰的，则毋宁说是官认私撰来得更恰当。前引傅玄的批判云：“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仅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爱好辞章乃班固之兴趣所在，他不只是个大史家，同时也是辞赋大家，所以不足以之诟非班固。然而班彪、班固父子的思想意识，原本即接近官方的标准，而且又生在那种时代，不免蒙受影响，因此其价值取向实与主观意志及客观环境有关，未必完全承顺阿谀官方者也。新史学后半期的史家之中，有不少人是由于主观的认知，自信其思想意识是正确的，颇挟其卫道（政治和道德）的精神来批判或修撰史著，亦即顺着刘向父子、扬雄、班彪父子的史学潮流而发展者。班固以后，张衡（公元78—139年，汉章帝建初三年至顺帝永和四年）是第一个显例。他多才多艺，集经学、文学、天文、算学、阴阳、科技、玄学于一身，但反图谶，曾两任太史令，却未能被诏参与东观修史。《后汉书》本传云：
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於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35]
东观史臣建议征召张衡修史，衡亦有志为之，其学有专才毋庸置疑。值得留意的是：他从史料批判的角度批评了《史记》和《汉书》（内容不详）。而且，又从政教意识批判了《汉书》及正在修撰中之《汉记》。就理而论，班彪既主严纪、传之别，以维持君臣名分，则班固用本纪的方式撰述王莽，而表面上则贬称之为传，显然是名实不副的。《汉书》既为《高后纪》，则新莽时事系于《元后本纪》，以下接《更始本纪》《光武本纪》，于理并无不当，而且亦可贬损王莽建立政权的意义，彰明汉室一直未亡的官方意见。张衡之言，牵涉到君臣名分、正统观念、当时的汉未尝亡论及史学结构与实证原则诸问题。注引其上表要求参与修史，声言志欲“俾有汉休烈，此久长於天地，并光明於日月，照示万嗣，永永不朽”云云，亦符合汉廷修史的心理。是则张衡自信其思想意识之正确是可知的，只是君主并不采认罢了。或许当时认为《汉书》《汉记》此部分，皆为先帝所认可支持下完成，不便更改吧？
张衡得不到政府的及时支持，史称其著作多不详典，为时人所追恨。充分在史著中发挥综合的政教意识，而得官方支持者，应以颍川源出于荀卿的家族最特出。荀氏传至荀淑，以高行为世所重，被私谥为“玄晏先生”，有子八人，时称“八龙”。其中一子即与王允谋诛董卓，官拜献帝司空之荀爽。爽通《春秋》《论语》，亦颇通五行灾异，曾撰集《汉语》一书，目的在讨论汉事之成败可为鉴戒者。以他的家族声望、家教、家学而论，荀氏子弟显然是东汉政教意识下的标准人物。以如此功勋地位而著此书，其批判当亦符合官方之标准。他的两个著名侄子——荀悦和荀彧——更是晚汉史坛及政坛的风云人物。荀悦（公元148—209年，桓帝建和二年至献帝建安十四年）与荀爽皆是年十二即能说《春秋》的天才，前者后来又与另一名人孔融，常侍讲于禁中，与献帝旦夕谈论。史谓荀悦向献帝畅论古代左、右二史及其职掌精神，要求备置史官（董卓以后制度败乱），岁末则举之于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这是献帝诏命他撰述《汉纪》的原因之一。当然，他的政教批判思想及意识，应是被认为足以代表官方的。
《汉纪》本着五种原则而写，此即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所谓“五志”是也。其书究心于明主贤臣得失之轨；彰明汉室继尧承周，从火而得天统，并排共工及嬴秦于统序之外，抑王莽以附于平帝。全书体例效法《春秋》，编年称纪，断限亦为二百四十二年，既仿《左传》之“君子曰”而为“荀悦曰”，又取《汉书》而作“赞曰”，议论甚多。他的著作是官认私撰的性质，且过分依本经典的形式与精神，充满官方的政治意识，然而古史复兴及正统论出现的关键即在此。[36]他的正统观念实际下接谯周的巴蜀学派，而影响于陈寿《三国志》者，由此而引出后来习凿齿的论说。以他的意识言论，当时不为曹操所忌害，应与其家族声望及荀彧与曹操的关系有关。出于汝南应氏的另一著名史学家族子弟——应劭，也是政教意识颇强的学者，即因畏惧曹操而投奔于袁绍。[37]当然，荀悦死在曹操野心昭著之前也是原因之一；建安末年，荀彧及孔融皆先后因政治意识与曹不合而被杀也。
政府想透过政、教力量的结合，利用史学，以造成有利于他们统治的意识形态；并积极的整齐世教，以图建立一个有秩序、安定而安全的儒教文治社会。知识分子一面受其影响，一面亦有此自觉而作推动，遂塑成了史称“风俗淳美”的时代特色。这种发展在历史上有其正面的意义，但也埋伏了潜在的负面危机。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由政、教结合而演变成对立，实为其主因之一。
自从1世纪班彪、班固父子撰史以突出汉朝为主，又为汉朝从史学上奠定中兴火德之说，参与修撰政府主持的东汉史，不论在政治与学术、政府与史家的关系上看，皆为相处融洽的时期。这种关系，延续至2世纪中期的张衡时代，遂产生了变化。变化的渊源就当时来说，可回溯至扬雄、班彪、光武及明帝等人的基本心态。
就学术意识言，扬雄、班彪不免杂有儒、道、阴阳的色彩，原就应有所自觉，而不宜执一排他，俨然以圣道自任的。学术同归殊途、一致百虑，道只能透过学术论辩而始能昌明，没有可能只有某人始能代表道，而应只有证道多少的问题。司马迁特载其父“论六家要旨”，其意当在此。扬雄、班彪颇挟卫道之心，不明司马氏父子之意，且反加之以批判，只能彰显他们狭隘的“道在於我”之意识心态。刘歆严厉批评儒者党同伐异、妬忌真道，不啻是对时代风气的批判。经学之风如此，扬、班等人引之入史学，遂有可能造成史书只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著作，而使司马迁欲建史学为折中经传百家各种学术及意识的理想，遭到了斫伤。学术实际上是指导政治的，学术既如此，则政治意识可知矣。光武不问学术真伪，指反图谶为非圣；明帝不究《史记》当否，责司马迁为非义。此皆只为维持其统治之效能，而妬道真、伐异己者也。
班固批评司马迁云：“其是非颇缪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38]据作者浅见，班固的意识形态实不像他父亲及前辈那般严厉狭隘，胸怀识见似亦较开阔。但观其此言，显示他融取了扬雄及其父对司马迁的批判观点。他一方面顺扬雄之旨以挞伐迁之缪圣非经；一方面即顺其父之旨以批判迁之术学。扬雄谓迁“谬於经”，应指狂妄错误于经义而言；“不与圣人同是非”者，应指迁之价值观念而言。然而班固之言则不尽如此，所谓“是非颇缪於圣人”者，实含价值标准违反圣道而有奸诈之意思。[39]比较班彪、班固父子之言，其意更明。盖班彪只责司马迁“轻仁义”，而班固则直接责他“崇势利”；班彪只责以“贱守节”，班固则竟说他“退处士”；班彪只责以“贵俗功”，而固则严言之为“进奸雄”也。或许班固自忖序事之长才、实录之完美不及司马迁，思欲由此方面压低之，以争一日之长短耶？要之，班固之严厉批判司马迁，实合扬雄与其父之批评观点，而又过之。这当是引起后人不满，致在史学上造成史、汉优劣论的原因。
张衡是早期批评《史》《汉》二书的人，尤指责班固《汉书》不当者。前引晋世傅玄之言，即已直指《汉书》的价值系统不对，且由此声言，固“非良史也”。傅玄撰《傅子》一书，目的在“论经国九流及三史（《史》《汉》及《汉记》）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别”，此为刘知幾建立史学批评的先河。傅玄在《自叙》中曾比较《史》《汉》而论。他说：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班）彪，殊异（司）马迁。
此为依据心术——即章学诚的史德论——而论的最早批评者。[40]张辅约与傅玄同时代，也曾论云：
世人论司马迁、班固之才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迁，一也。
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励，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
毁败鼌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
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词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也。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真所以为良史也。[41]
由文字多寡以定学术著作之优劣，乃是数量说的不根之谈。但是张辅由价值系统、道德观念、体裁创作、选择标准、文字表达力的史才论，乃至实证风格等角度做比较，以扬马抑班，则又需加注意矣。要之，《史》《汉》优劣论，早从王充的甲班乙马开始，并在班固死后不久，即由张衡等人逐渐提出，至张辅时，不过只是不满世人之言，而从较广泛的史学角度申述己见耳。这是新史学运动后期，由价值批判引发出来的结果。《史》《汉》优劣论至上并非结束的阶段，相反的，正是方兴未艾的阶段；且由价值批判拓展至史学批评，以下启刘知幾、章学诚等人的学术领域。
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张衡之论是代表史家欲伸张其一家之见的趋势，傅、张之议则是代表了史家意识政统之外别有道统，而执教以议政的倾向。这两种潮流在2世纪汇合，遂形成巨大的力量。知识分子包括史家在内，常执其所知的政、教意识与理想，由月旦人物发展至抨击掌权的政治人物，乃于张衡死后不久，爆发著名的“党锢之祸”。从另一立场看，这是政、教冲突的结果。就统治者的立场，魏文帝曹丕的意见实为最佳的代表，他在《典论》中说：
桓、灵之际（公元147—189年），阉寺专命於上，布衣横议於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42]
换句话说，统治者认为这是君权遭窃弄之下，政治社会的一种动乱；这动乱是由贵势及其屈服附从者，与不肯屈从的知识分子对抗而造成。后者又在各执己见、党同伐异的“横议”中，表现了价值标准的紊乱及排他精神。承受这种潮流影响之最深者，在史学上莫过于正史——官修的国史。前引傅玄的《自叙》中，曾评论了一个问题。他说：
观孟坚（班固）《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於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於时，而不得尽乎？何其益陋也！？[43]
东观史臣不乏一代名儒者，但自班固、尹敏等奉诏修撰以来，即已有“拘於时”的情况。自后发生横议大冲突，其情“益陋”。例如，张衡时代，正值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兵变拥立顺帝之时。十九人因此封侯，贵盛势灼。其时东观史臣正是朱穆、曹寿、延笃等人，范晔在《后汉书》指责他们说：“东观自此已下十九人，与（孙）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本系。盖当时史官惧程等威权，故曲为文饰。”[44]
从东观修史制度创置伊始，数十年间，史臣“拘於时”而为修撰的情况如此。自此下降至桓、灵党锢，董卓、曹操先后挟天子的时代，凡七八十年之间，虽有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等参加东观，国史亦有何可为乎？当时有人如李法，数抗表谓“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记事，无实录之才，虚相褒述，必为后笑”，因而被贬。故《史通·忤时》云：“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李法）讥其不实，公理（仲长统）以为可笑，张（衡）、蔡（邕）二子纠之於当代，傅（玄）、范两家，嗤之於后叶。”[45]
3世纪初期，谢承是第一个私自重修《后汉书》的人。其书的特色在博搜忠义、隐逸、名卿、通贤的芳言懿矩，尽管后来范晔对之大加删削，但不能掩去其不满《东观汉记》“拘於时”的意识。[46]在如此意识之下，谢承特记蔡邕之死，只是因闻董卓被兵变所杀而嗟叹，即为王允以党同伐异的心胸所杀。《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裴松之引此书云：
蔡邕在王允坐，闻卓死，有叹惜之音。允责邕曰：“卓，国之大贼，杀主残臣，天地所不佑，人神所同疾。君为王臣，世受汉恩，国主危难，曾不倒戈；卓受天诛，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
邕谢允曰：“虽以不忠，犹识大义，古今安危，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狂瞽之词，谬出患入，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
公卿惜邕才，咸共谏允。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於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遂杀邕。
蔡邕被董卓胁从而任官，又以才学为董卓所敬重而成为其重要顾问。他与董卓的关系是貌合神离，明屈身而暗助汉者，究竟如何叹惜董卓，可惜谢、范二史均未载。范晔虽删谢书，但《蔡邕列传》述其死则全据于此。然而，裴松之则据此，而批评谢承“诬罔不通”。他说：
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息。纵复令然，不应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也！
史迁纪传，博有奇功於世，而云王允谓孝武帝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
王允之忠正，可谓内省不疚者矣，既无惧於谤。且欲杀邕，当论邕应死与不，岂可虑其谤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诬罔不通之甚者。[47]
裴松之论史之弊，往往在轻于判人诬罔，想当然耳而又拿不出实据，或虽有之亦常不能平心论证。蔡邕事件的发生，虽未详载他叹息何言，然当日邕如何在允座，如何闻讯叹惜，未可轻易推翻也。王允责史迁言，正足以代表允之无识，且是当时掌握权力者对史官的基本心态。此已不但涉及王允个人的问题，亦已涉及前述的时代潮流问题了；王允此时此言，当非特异的个案而不可理解者。允虽忠正，窃意衡情度理，实仍有疚，因为他官居司徒，国之三公大臣，而竟屈身事卓，与之同列。特重三公政治责任，至常因此赐死坐诛的汉代，且又在东汉特倡气节忠义的风气之下，王允虽能诛董卓，罪咎仍不可辞也。何况王允既知董卓大贼，天地不容，不实时抗贼明节，反而阴谋地委身取容董卓，以图日后的“倒戈”，这种行为今人看来或合理者，当时观念未必如此。是则允之欲杀史臣以免蒙谤，心理上当可体会。况且，前面论及执一排他的精神，则蔡邕之叹息大贼，王允固可视之为“佞臣”也。邕被杀时，马日磾已为太尉，往救之，力言蔡邕史学水平，且声言他“忠孝素著”“所坐无名”，为允峻拒，[48]是则情况可知矣。
前论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具有史家的忧患意识——恐怕思想学术不能完成而传后，又惧怕论述真切而遭时忌以招祸。前一意识乃成就感下的成名意识，后者则为安全感下的恐惧意识。司马迁特别叙述此事，实即衬托其《自序》及《报任少卿书》所自述他自己的此二意识也。自1世纪东汉建立以来，时忌意识日盛，则史家之“拘於时”者亦日甚。公元192年的蔡邕事件，对魏晋以降史家，具有莫大的震撼力。诚如司马迁之言，“死有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者，蔡邕因史见杀，其已撰就的历史著作则官方不加采录，以致战乱湮没，亦可云悲矣！在政治压力之下，史家偷生未必就能完成其理想，何况身死见杀耶。是则魏晋史家的忧患意识中，后一种的恐惧意识寖寖然超过前一种的成名意识，成为史家瞩目之焦点。史家的安全感如此，则官修之史而具实录的美称者，汉末以降遂成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之事矣。
蔡邕的同事——汉末名臣杨彪，在建安（公元196—220年）一朝，曹操权势笼罩之下，虽颇缀集注记，但其谨慎的情况可想而知。前面提及王沈、荀勖、阮籍等共撰《魏书》，时人认为其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孙吴方面，名史家韦昭、薛莹均曾下狱；前者蒙祸，更与修史及官方意识有密切关系。华覈救韦昭之疏中，即直称昭为吴之史迁，请勿“拘系史官”，并力言《汉记》之优劣，唯昭复出始克使吴史光辉直追《汉书》云云。[49]吴主孙皓不听，而诛韦昭，遂成蔡邕之后第二件著名的史祸（事在公元273年）。八十年间发生两次著名史家被杀之祸，一为权臣而号称忠正者所杀，一为暴君所杀，在如此气氛之下，史官尚有何为？后世论官修制度之优者，着眼点在人力、物力的完备充足，但以此完备充足而换取非实录的正史，优劣诚宜再思量也。
史官不实隐讳、委屈取容，诚为危害史学求真存实、客观中正之原则者。汉末大儒郑玄（公元127—200年），闻蔡邕以此为王允所杀，遂叹谓：“汉世之事，谁与正之！”[50]同时代另一大儒许慎，撰《说文解字》，释“史”字之义即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官之职，以能究明事件真相而正确地加以记述为根本原则，许、郑等经学家既已有见于此，史学家知之当不待言。华覈批评《汉记》之劣，谢承此前已不满之而加重撰。前面所述新史学运动末期大家华峤“以《汉记》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司马彪亦力言东汉“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亦决意重撰。[51]至于夏侯湛重修《魏书》，陈寿重撰《魏》《吴》二志，则又几乎是实时重撰了。两晋以降，史家以当时的政治力量已逐渐消退，故敢以私家独力而重撰汉魏诸国史也。政治力量干预史学，对史家与史著影响恶劣，一至于斯。
前文提到东汉学者日益明了政统之外，则有一道统而可批判政统、整齐世道者的存在，这也是新史学运动末期的史家所日益重视者。这种理念在两种范畴的史学上日渐发展，属于积极发展的一面。
在正史方面，3世纪时代乃三国纷乱之世，史家在重修前代史或本朝当代史时，多严守班彪以纪传别君臣的家法，有些史家积极地对历史人物加以其自己的道德批判，以图重振世道。例如，韦昭为史官，以吴主孙皓之父未曾登帝位，故拒绝为之立“本纪”，而坚持为他作“传”，以致后来招祸。晋初修国史，发生晋史上限的辩论，陆机上《晋书断限议》提出意见说：“三祖（司马懿、师及昭三父子）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52]晋三祖在魏名臣实主，原晋朝创建之迹，则当列之为“本纪”。《汉书》述王莽，以“传”为名而“纪”为实，行“贬天子”的批判。陈寿述曹操，本追王之义而列之为“纪”，但将其行事则系于汉的正朔，实含明则正名分（《史记》某些“本纪”如项羽，用列传体式，故“纪”可以“传”的形式为之。但班彪严“纪”“传”之分，以别君臣，形式亦随之不同，陈寿采司马迁“原始”的意见，兼取班彪正名分的观念也），暗则寓褒贬（非正朔天子，窃其主之正朔而僭为“本纪”）之意旨。陈寿对“纪”“传”之别，观念极为清楚，纪魏主而传蜀吴，三书原本分行，则此“一王”之义尤明显可见。这是巴蜀学派解释当代政治发展的观念，也正是引起正统论纠纷的主因。陈寿在《三国志》发挥了这种观念及解释，《魏书》部分又故意不为晋三祖立传以避忌，这正是造成晋上限争议及陆机意见的提出之原因。《三国志》比较平和中肯，道德批判的意识表现上并不强烈，然而陈寿实际上是本着让事实自己说明真相的实证原则来撰述的，因而寿卒后，范頵等上表朝廷，称其书“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云云，故朝廷亦为此派人就家写上其书。
重撰前代正史方面，华峤和司马彪似皆不满汉代官史，不本于汉代官方立场而撰述者。谯周是一个具有主观见解和独立思想的大儒，虽任官于蜀汉而未以蜀、魏争峙为然。他删除东汉史，司马彪犹未表满意，前引司马彪批评东汉无良史，《汉记》繁杂的同时，亦对谯周的工作加以批评，并且在同一文中，即声言说：“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世教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则仲尼理之；《关雎》既乱，则师挚修之。前哲好烦哉？盖不得已故也！”他据此义以批评东观史臣及谯周，显示了他的《续汉书》宗旨所在——执道德教化以批判政局，整齐及重振世道。其后唐太宗读其书，作诗咏之云：“前史殚妙词，后昆沉雅思。书言扬盛迹，补阙兴洪志。川谷犹旧途，郡国开新意。”[53]所谓“雅思”“新意”，当指彪之透过史著“扬盛迹”及“兴鸿志”而言，此即其宗旨所在者也。谢承之作，实亦颇有此志。至于华峤既“以《汉记》烦秽”而立志改作，宗旨亦可知。盖“烦”者，当指史官的取材选择、体例方法，及文字表达而言；“秽”者，当指其价值系统之恶也。其《汉后书》取《尧典》之义而改“志”为“典”；提升“皇后传”而为“皇后纪”，为范晔《后汉书》所本，则其于政教意识亦甚强调也。
正史以外，史家意图以道德教化批评世事，除了荀悦以此无意中种下了编年史学的复兴及正统论的出现外，其重大发展当在地方史、人物志撰述的范畴。这方面发展自2世纪东汉中叶，即有日渐兴盛的趋势，先贤、耆旧诸传著作日丰，成为不预国史修撰而有兴趣于史学者的一条出路。早期最足以代表这种发展的，厥为大儒马融的侄女婿赵岐。赵岐为京兆人，约与蔡邕、荀悦同时代，但高寿至公元201年（建安六年）以九十余岁卒。他少年时代即以明经有才艺知名，为人廉直疾恶，是党锢人物之一，反对政治上的权势人物，连马融也因是外戚豪家，故遂常鄙之而不相见，甚至批评他“虽有名当世，而不持士节，三辅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门也”，是则人格思想可知。所著《孟子章句》《三辅决录》等皆传于时。[54]赵岐是孟学名家之一，则必有受孟子影响者，《三辅决录》属于杂传，即极具孟子所倡《春秋》褒贬的精神，与荀悦的《汉记》一时瑜亮。《决录》一书，乃其根据日常对三辅人物的耳闻目睹心识所得而撰，论判东汉以来已亡没者的行事，自谓“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谓之决录矣”。[55]此为刘向、扬雄、班彪父子的一脉流衍，与《古今人表》虽断限不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56]
在汉末儒学面临衰退之际，荀、赵的史著，实有力挽狂澜之意。正史方面的继起响应者略如前述矣，而人物、方志之作亦如雨后春笋。这些作者，大都是私家修撰，身份是皇帝者有之，如魏明帝的《海内先贤传》；或为王侯公卿，如吴左丞相陆凯的《吴先贤传》；或为逸士高人，如皇甫谧的《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等；身份虽不一而足，大体皆意图探究及表彰政治社会的稳定力量。这条日益兴盛的史学大流之下，值得注意者，厥为社会的价值标准，随着儒家政治的解读与反动，对山林隐逸之士的评价转高于淑世的官宦，此固与自然主义的盛炽有关，但亦与上述的企图意识有关。吴才士陆喜尝著《较论格品篇》云：
或问予：“薛莹最是国士之第一者乎？”
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间。”
问者愕然，请问。答曰：“夫孙皓无道，肆其暴虐。若龙蛇其身，沉默其体，潜而勿用，趣不可测，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养，去静守约，况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体国思治，心不辞贵，以方见惮，执政不惧，此第三人也。斟酌时宜，在乱犹显，意不忘忠，时献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为谄首，无所云补，从容保宠，此第五人也。过此已往，不足复数。故第二已上，多沦没而远悔吝；第三已下，有声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识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顺也。”
问者曰：“始闻高论，终年启寤矣。”[57]
陆喜所论第一流之士为隐逸，第二流为冲虚，名史家薛莹只能列为四、五流之间，价值标准可知矣，在当时，隐逸冲虚之士，实被视为社会文化元气的最后保持者，此管宁之所以高于华歆也。研究这些人物，无异含有探求在乱世中如何维持社会教化，以及未来复兴之道的意义，这是高士、逸民诸类史著日丰的原因。刘劭《人物志序》声言“敢依圣训（孔子），志序人物。”[58]皇甫谧《高士传序》声称“孔子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并畅发隐逸之幽德云：“高让之士，王政所先，属浊激贪之务也！史、班之载，多所阙略。梁鸿颂逸民，苏顺科高士，或录屈节，杂而不纯。……谧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终始，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虽执节若夷、齐，去就若两龚，皆不录也。”[59]这类史著的真意——积极的正面发扬和消极的反面明幽，于此可知矣。
若将参修国史的人视为正史家，撰述方志人物者视为杂史家两大类，则此两类实有沟通之处，且往往以杂影响正，盖杂史乃是修撰正史的基础也。试以两例作说明：
第一，司马彪《序传》自谓其祖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对家族礼教严整。[60]至他本人则精研《庄子》而作注，又撰《九州岛春秋》一书，然后以此基础重撰《续汉书》。这是其家特重史学经世致用功能，而他兼尚庄学和儒学，由人物志进而修正史的发展轨迹。司马彪实为由杂史进展至正史，尚庄而又强调道德教化的史家。
第二，谯周乃经史大家，亦兼治地方史，如撰《蜀本纪》《三巴记》《益州志》等。陈寿从其学，亦先从地方史入手，曾撰《古国志》《益都（或作部）耆旧传》《华阳传》等。修《三国志》之《蜀书》部分时，显得力于《益都耆旧传》。[61]陈寿批评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62]是则修《蜀书》显然较《魏》《吴》二书为难，倘无先前诸地方史的研撰基础，不易奏功也。即使有此基础，若无另一蜀儒杨戏的《季汉辅臣赞》，亦不易奏功。杨戏此文所颂述的蜀汉人物，遂成为《蜀书》选择人物的指导，其颂述亦多为陈寿所引用。[63]《魏》《吴》二书姑不赘，单就《蜀书》而言，陈寿亦由地方人物志及人物批评而进展至修正史者也。陈寿最谨守班彪的成法，修正史不为“表”“志”“世家”，只存“纪”与“传”二体而已，而且也不称为“本纪”及“列传”。但若将三书分行的角度视之，三书无异俱含偏霸的国史之意味，实为地方史的正史化，下开常璩《华阳国志》，乃至后世的通志之先河。
由此言之，杂史的撰述本身即为史学发展的新潮流，又为正史取材之主源。这类史著常以发扬政教意识为主，乃至其反动者由高士逸民的研究，流入神仙灵异的范畴，他们的价值观念及偏爱嗜好，亦于是大力影响正史的修撰。两晋以降至唐初，诸正史往往广立高隐、孝义诸类传，且内容颇或涉及怪异不经之事者，其因当在此。是则政教意识，对史学上的各种影响，可云巨矣。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原本即须根据某种价值系统作判断，不须政治力量的介入而然。汉代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史学亦必碰触此一问题，亦不必政治力量介入而然。第政治力量介入此二范畴，强化了这些思想学术的影响，其结果并未使新史学变成纯粹的说教或反映天意之学术，则实证原则的能为新史家所掌握，实为新史学不被冲击变形的主因。史学是真实的学术。唯其真实，斯然后可进而讲究其经世致用，抱此宏志宏图的史家，或许以此之故，不得不尽力维护此实证求真的根本原则，而使史学得以成立为一门真学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