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季魏晋之世，言者多谓自公元2世纪初汉安帝以降，汉统已屡绝，至2世纪中末期的桓、灵时代，衰亡之征已著，诸葛亮《出师表》亦声言与刘备论汉倾颓，“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诸葛与刘之意，“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然而论史者尝谓从光武、明、章修文德，兴教化以来，“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64]是则东汉之亡，人品风化，诚宜再加检讨，否则风化既美而亡，显为不易理解的问题。
本章上节举魏文帝曹丕之《典论》，彰示了当时权势使人腐败、价值标准紊乱及朋党排他风气的现象。曹丕为当时统治者，其反省批判当能深入得真，而且此亦为魏晋之世形名学和清谈、玄学风气所由起的因素，是则司马光所谓风化之美，殆未窥其全相也。揆汉季之世，趋炎附势之士大夫，上不能匡颓汉，反而顺势推之于既倒，终成运移祚易、朋党割裂之局，从而自全其生，自保其贵，风气迄魏晋以降未衰，斯则何美之有？此其中平民起事而称帝王者，奸雄挟天子凌辱群士者，乃至所谓兴义讨伐奸雄而欲帝制自为者，避地割据以应王气者，所在比比皆是，这些人且包括了名士、宗室、世族，或被时人视为贤者。野心家及小人何其多！难道是风俗教化之效耶？曹操《述志令》云：“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65]旨哉斯言！
魏文帝于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十二月颁诏，立法禁左道，严厉批判“叔世衰乱，崇信巫史”的风气。[66]这正是割据分裂、称王称帝的思想信仰上之乱源，是光武、明、章提倡图谶、灾异及纬学的结果。平民称帝王者史多失载，偶见存者而已，然而黄巾起事，袁绍、袁术家族欲帝制自为，孙氏应东南王气，刘焉应西南天子之气，魏文帝及其群臣利用巫史之言而受禅，乃至刘先主及其群臣亦用此以称尊，此则史书斑斑可考。盖神道设教而妄邀天命者，不能不运用之也，一纸禁令岂能遽禁之？
黄巾初起，声称“黄天当立”。曹操与之会战，黄巾乃移书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是则黄巾集团已采用刘氏父子的五行相生说，欲以土代火，代汉为正统矣。[67]曹操《述志令》自称“性不信天命之事”，晚年也曾拒绝群臣及孙权称引天命以劝进，声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然而尽管曹操不信，但经黄巾动乱之传播，黄家当立，未来的正统在土德此一观念，已深植人心，为诸称帝称王者所共同承认及采用。曹操此次会战的结果，是将大败而降的三十余万黄巾收编为其武力主体——青州兵，这些人对曹操集团全体的影响，可想而知。是故当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为曹操所拒之时，陈群、桓阶奏曰：
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於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
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68]
不信天命的曹操固然坚拒之，但此儒生及黄巾长期敷衍而成的观念，正是一年后重新发难，导致曹丕受禅而自命正统的指导原则。
《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即建安二十五年，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十月，曹丕受禅，改元“黄初”，以示“承土行”应黄家，并议改正朔、服色、制度等以应天运。裴注引《献帝传》，详载禅代众事，读者自可参考之。[69]作者于此仅略述其关键之言论：
第一，首先发难者为左中郎将李伏，引图谶和灾异，以证“魏公子桓（子桓为曹丕之字），神之所命，当合符谶，以应天人之位”。引发桓阶、陈群、陈矫、刘廙、辛毗、刘晔、王毖、董遇等人据之以附和，而前二者正是去年劝曹操称帝者。
第二，太史丞许芝，广引图谶、纬学、灾异、天文、星历、历史等劝进，这是禅让过程中之重要言论。其中提及的“代汉者当涂高”之谶，自光武与公孙述争正统以来，一直未被否定者，而许芝、李云等解释为魏之象；另外，引《春秋大传》谓“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而王”，此则为眭孟称引其师董仲舒之说，以示“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论调。这些虽是巫史之言，但一者附于经学流传已久，一者则为光武帝所未否认，极为有力。故桓阶、陈群、辛毗、刘晔、傅巽、卫臻、苏林、董巴，及司马懿、郑浑、羊秘、鲍勋、武周等人，先后上书附合许芝而鼓吹之；导致献帝亦不得不出面，下册诏禅天下与魏，且声明汉失序已久，和“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也。
第三，博士苏林、董巴见曹丕固辞，上表称引天文分野及历代受命之应，这是第三篇重要文献。其中指出“魏得岁与周文王受命相应”及受命月分“同符始祖受命之验”。所谓始祖，据云：“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於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於行运会於尧、舜授受之次。”这是新三五相包说之遥继说及五行相生说的综合运用，目的不仅在明天命所归，抑且欲以明正统斯在，完全符合学理原则。此表引发献帝再度下册诏禅让，而曹丕再次固辞不敢“应天统”。
第四，苏林、董巴正式将天统置于遥继说及五行相生说之下，作为检定原则，故侍中刘廙等再度上奏，声言“陛下体有虞之上圣，承土德之行运”“且群生不可一日无主，神器不可以斯须无统”，以死请接受禅让。原曹姓本出于周，经此诸臣谀和，竟谓出于舜，此诚政治手段耳。然而所谓“统”者，乃指操持政教发源动力的主宰而言，魏之臣僚对此甚明，于此可证。曹丕答令，谓“公卿未至乏主”，且“天下重器，王者正统，以圣德当之犹有惧心，吾何人哉”！？表示曹丕亦明统之为义，而知正统之与圣德的关系。此表奏和答令，遂又引出献帝第三次册让；而这次即直接声言“四海不可以一日旷主，万机不可以斯须无统”矣。不过，献帝特别指出“四海不可以一日旷主”，实有表示统必须一天下之意。此时孙权虽称臣，然刘备在蜀，魏纵“十分天下而有其九”，犹不得谓一统。是以华歆、贾诩、王朗及九卿等重臣上言，回避了此问题，而综合了前述的李伏，许芝、刘廙等之言，强调云：“考以德势，则盛衰在乎强弱；论以终始，则废兴在乎期运。”又谓：“所谓论德无与为比，考功无推让矣！”此虽是饰以期运道德之辞，实则回避了一统之义，而横蛮地主张强力说矣。前文曾指出司马迁以降，汉儒已有部分接受霸力得列于统运的观念。华歆等公卿名臣之言，似有意借用于此。然而曹丕答令竟坦率云：“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戎虏未灭。……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指操）圣德遗庆，孤何有焉？是以未敢闻命！”人言曹丕慕通达，所言不差。他自认德不足及未一统，就是当时与他争正统的人所持之口实，也是后来习凿齿主张晋承汉统的主要论据。至此，华歆等只得再颂其德，竟谓“三王无以及，五帝无以加”；献帝亦只得再强调尧、舜禅让，隐然承认遥继及汉有传国之运（献帝在第一册诏已指出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而欲奉二女以嫔于魏。即取法尧妻二女与舜的故事也），四度下册禅退。桓阶等亦上奏声言汉已四命，不宜固辞，曹丕遂接受禅让。
魏文帝受禅后三、四日，封汉献帝为山阳公；山阳公寻即依诺奉二女以嫔于魏。事关重大，世不可能不知。[70]然陈寿于《先主传》云：“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设使献帝果见害，此举诚当。设使未见害，是则若非刘备谍报消息失灵，则是其君臣之行为举措孟浪也。此犹非甚者，其甚者乃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以丞相、魏王而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仪制俨然天子矣，然于二十四年秋，刘备乘取汉中之地、关羽北伐之威，竟允其臣下奏请，上还左将军、宜诚亭侯之印绶，自为大司马、汉中王。其君臣虽前后上表汉献帝，自谓“权宜之制”“应权通变”，借此以“扑讨凶逆，以宁社稷”。实则讨曹与名位之高下固无必然的关系，其王者自为的行为，殆与刘备奏章指控曹操所谓“侵擅国权”“包藏祸心”者，似有同工异曲之妙，较之诸葛亮辞九锡和王爵，优劣自见。[71]
既谥“孝愍”之后，刘备仍奉“建安”年号，是则表示不论天子被废或死，其集团决奉中央正朔而不变也。然而“是后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属”者，其意义甚可思疑，或早已有帝制自为之心耶？于是刘豹、向举、张裔、黄权、殷纯、赵莋、杨洪、何宗、杜琼、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劝进，寻即许靖、诸葛亮等王朝大臣亦劝进，遂于“建安”二十六年四月，刘备告天称帝，事距自为汉中王约三年半，献帝被废仅五个月而已，称王称帝何其速也。思唐朝为朱温所废，奉唐正朔而与温相跱者大有人在，而克用父子以“晋王”力战，终灭朱梁而始复唐称帝，此二行为不可同日而语也。《诸葛亮传》云：“群下劝先主称号，先主未许，亮说曰：‘……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等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诸葛亮诚洞悉士大夫的风气与心理。这种风气心理，正是前面鄙论季汉士风可疑之证。
然而读《诸葛亮传》此段文字，揆诸《先主传》所载之《拜受汉中王表》及《即位告天策文》，似是刘备之急于称王称帝，出于群下所逼而身不由己者。[72]其实不尽然，费诗反对刘备急躁称帝的言论及结果，堪值留意。《三国志》卷四十一《费诗传》载曰：
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羇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为王。乃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
由是忤指，左迁部永昌从事。
是则刘备帝制自为出于己意，反对之异端固不能相容也。群下或出于求取小朝廷之富贵功名，或已揣知备意而迎合之，故劝进耳。诸葛亮之言，虽推诿于士大夫，以其聪明亲近，当亦知刘备真意，但回避不指出罢了。陈寿于《诗传》末评曰：“以先主之广济，诸葛亮之准绳，诗吐直言，犹用陵迟，况庸后乎哉！”陈寿于此致意深叹，岂可忽之。
陈寿述蜀汉建国之事，犹有可注意者。他先为《蜀书》首撰《刘二牧传》，虽是本史家原始察终，探其统治之旨，但于此传之中，他特记云：“侍中广汉董扶私谓（刘）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遂求得领益州牧。刘焉本为宗室之名士，积学被举而累至太常，睹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州任之重自此始，而汉季州牧割据亦以此制度为基础。刘焉既得益州，遂僭造舆服、图窃神器以应天子气之意甚明，故为荆州牧刘表所告，所谓名士宗臣，不过如此而已。陈寿述蜀汉而先记此事，范晔《后汉书·刘焉列传》却不记之，则寿书号称实录，于此即较范晔为优。陈寿特书此事，似有用心，用以表示蜀统之开，是由于此一名士宗臣及与其有学术渊源的董扶（此问题详后），预言益土有天子气及欲承此气而来耳。后来焉死，子刘璋代立，师友蜀土之望气专家周群。刘备取代刘璋而领益州，亦署群为“儒林校尉”，与另一占候专家张裕俱为备所相信。[73]是则刘备得蜀之后、称王之前，其志果何在耶？讨曹之初志是否已略有变化耶？常璩《华阳国志》云：“何宗……通经纬、天官、推步、图谶，知刘备应汉九世之运，赞立先主，为大鸿胪。方授公辅，会卒。”[74]劝进时何宗只是“从事祭酒”，刘备即位后竟酬以公卿，则周群、何宗诸人望气推占，对于“不甚乐读书”而有大志的刘备，恐有大影响。[75]观何宗、杜琼、谯周等巴蜀学派人物之劝进文，历数图谶以证“九世会备”；且特引周群之言西南数有黄气之景云祥风，以证“必有天子出其方”；又据天文星历以证“当有圣主起於此州，以致中兴”云云；绘形绘声，言之若真。[76]是知刘备在称王称帝之前，当已步刘焉之后尘矣。
由此以观，费诗因反对致贬，陈寿之深叹致意，作者对刘备及其群下就此事之分析，全皆因刘备受图纬方术的影响，早有称尊之心而发生者甚明，第其讨曹之志尚未改变而已。然而刘备乘新得汉中、兼据荆、益之新形势而称王；却因荆州地盘之被孙权所夺，声威受挫，而遽即称帝以稳定国内众心。后者或许虽早有此志，而在形势不利下，故提早做成此不完全得已的政策性决定。但甫即位后，并不汲汲于勤献帝之难，其倾全国之力以战者非其所斥之“穷凶极逆”的“篡盗”曹魏，却是报复侵其地盘士众的孙吴，是则其所谓讨贼复汉之公义，似不及其私心之大矣。刘先主之于复汉大业乏谅德，应不宜因其他理由而给以过分的同情或掩饰。
魏文帝与刘先主称帝相似之处为：同样地以快速方式为之，皆显得急躁。同样的先由中下级臣僚首先发起劝进，且由这些人之中的通晓天文图谶、占候纬学的儒者或方士制造好天命的舆论基础，然后二帝则一再推辞，终至其大臣们发动劝进，始作被逼勉强即位之状。相异之处为：文帝坦承自己德不足、功未就；先主虽亦自谦“备惟否德，惧忝帝位”，但《告天策文》中颇作义不容辞欲修既堕社稷的解释。文帝援引遥继说、汉有传国之运说、五行相生说，以作取得正统的论据；先主则引中兴说、历史地缘说、器物说、血缘说作论据以争正统。[77]二帝在《告天策文》中，最后皆表示其即位出于臣民以及蛮夷的归心推戴，内容略异而行文方式相似。文帝诿称他们“佥曰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几不可以无统”；先主则诿称他们“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78]
孙吴早在孙坚时，即有获得汉传国玉玺之传闻。汉朝为了表示其正统，以传国玺和斩蛇剑为神器，由侍中操负保存。[79]传说此玺于公元189年董卓乱京师时失去，后孙坚入洛，得之于井中，袁术时欲称帝，索之以作正统的证据云。[80]吴史官追记此事，似欲援引器物说以向蜀汉争正统。[81]他们也记载了一些祥瑞如黄龙、凤凰见等，这是孙权后来据五行相生说自以土德继汉，建元黄武，后来称帝，遂改元“黄龙”之依据，以向魏争黄德之正。
孙权据云是“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的活读书者，虽不及三祖陈王，却也胜于刘备。[82]魏、蜀表面是死敌，互争正统，实皆顾忌于权。相反的，孙权在诸葛亮专政前，对蜀、魏也甚顾忌。黄武二年（公元223年，魏黄初四年，蜀章武三年）刘备死前，权群臣劝即尊号。孙权不许，表示不能存救汉家，亦何心而竞。事实上这是口是心非之辞，他内心所顾忌的就是北、西形势未定，恐惧魏、蜀俱至，“二处受敌，於孤为剧，故自抑按”，接受魏的吴王之封。[83]这时他同时分与魏、蜀往还，虽以魏为帝，但却自建正朔，正推行联蜀抗魏的大战略构想。
长江流域两政权建立军事同盟共同对魏，基础建在国家安全的构想之上，着眼点是利大于义，且由孙吴策动。早在公元221年（魏黄初二年，蜀章武元年），孙权派赵咨赴魏谢封爵，咨还，建议孙权云：“观北方终不能守盟。今日之计，朝廷承汉四百之际，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民。”为权所纳矣。[84]只是此时蜀汉倾国来伐，未便施行。翌年季春，陆逊大破蜀军；季秋魏以权不遣任子而大举南下，权遂建元黄武，临江拒守，表示不再奉魏正朔。由于“二处受敌”，遂遣使诣白帝数通于刘先主。[85]迄此为止，孙权接受魏之吴王封号，但自建年号，一方面未否认魏为帝，另一方面则未承认蜀为帝，而且执着刘先主之痛脚质责之。《吴主传》注引《江表传》曰：
权云：“近得玄德（备字）书，已深引咎，求复旧好。前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也。”
此即迄未承认刘备之国号及真命天子之位，故称呼刘备显得尴尬也。注又引《吴书》曰：
（郑泉）使蜀，刘备问曰：“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
泉曰：“曹操父子陵轹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艾，为海内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议，是以寡君未复书耳。”
备甚惭恧。
前面提及先主称帝实乏谅德，此则郑泉之言，正是费诗当年反对的论调也。郑泉径称先主为“殿下”而非“陛下”，此即执行孙吴只承认他为“汉中王”的事实，否认他的帝位；而且指明其急于称帝，只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议”。先主质问郑泉“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正充分表示了其潜意识的不安。先主之自谓“正名”者，别人或其部分臣子，只视作他“自名”而已。先主死前，固不可能得到魏朝之承认，亦未获得孙权之承认；后者只承认其政权与吴一般，只是“王”级的政治实体。由此观之，即使《三国志》不以“本纪”俾蜀、吴，不得谓私心之意。
蜀、吴互相承认国号、帝位，与蜀之名外交家邓芝和陈震有关。先主死后，诸葛亮生怕孙权变卦，久之乃遣邓芝出使吴国。邓芝以吴、蜀联盟之利以说孙权，始令权绝魏而连和于蜀，时在公元223年（魏黄初四年、蜀建兴元年、吴黄武二年）年底。吴遣张温报聘，温承认蜀为皇帝而推崇其君臣，孙权犹“阴衔温称美蜀政”，“思有以中伤之”，因他案废之。[86]盖先主新死，新政权动态未明，为权所忌，而诸葛亮亦忌之，二国沟通未诚，故互相猜忌。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死，孙权欲乘危征之，不克而还，此后才算与魏关系完全断绝，乃于公元229年正式称帝。这期间，邓芝曾再度出使报张温之聘。《邓芝传》记云：
权谓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
芝对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
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87]
作者谓蜀、吴同盟利大于义即在此，蜀、吴关系只不过互相利用、统一战线以抗魏而已，魏亡之日，正应是蜀、吴交战以争一统之时也。孙权自与先主修好三年以来，亦正顾忌于此。黄龙元年即位，可说已想通此意，遂于两个月后，正式与蜀之庆贺特使陈震签订《中分联防盟约》，互以“汉”“吴”称呼。[88]蜀汉特遣陈震庆贺订盟，实主动承认吴之国号和帝位，以换取“同讨魏贼”。亦即换取双方一致否认魏之正统，而双方则暂时不执着“土无二王”的一统观念以互相承认，待日后贼灭再争也。蜀、吴实皆了解当前形势，未来发展及统之须一的真义也。统之须一然后始可能论其正与不正，魏文帝亦始终知之，其自谓“以德则孤不足，以时则戎虏未灭”实含此意，贾诩是曹丕父子成就霸业的重要参谋之一，陈寿评之为魏之陈平。公元223年，文帝欲首次亲征孙权之叛，问计于他。他时为太尉，本传记云：
帝问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
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缓之以文德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皆难卒谋也。……臣窃群臣无（刘）备、（孙）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当今宜先文后武。”[89]
是则文帝一统之心甚决，不纳此言而致败。是后不得已偃旗息鼓，与蜀、吴对峙以俟机会，实行贾诩之策而已。形势未能一统，魏知不能攻取，而蜀、吴则主要为互守，是则正统之争者，只能就继统——孰能真正继汉——而争，谈不上一统的问题了。后人遂误以为三国之争，只为争继统之正；而正统之争，亦主要在争继统。不知三国皆自知统之须一，而始得以论其正也。邓芝驳孙权的“二主分治论”认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将来天命归于一，权亦接受此观念。蜀臣之中，具此观念尚有人在，如雍闿者当时即更认为天下有三统，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是也。[90]吴之名臣诸葛恪欲北伐，群臣反对，乃著论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91]是则三国君臣皆有吞并对方而建一统之志甚明，且在三国初期，竟有人为天下出现三正统而惶惑，以至于作为叛乱的借口。
一统不易完成，但各国不能不争其统之正，虽吴、蜀同盟与国亦然。此则诚令三国君臣焦虑者也。刘先主自觉乏谅德，固然急于解决吴之不承认态度。然而吴主权亦自觉乏谅德，其父兄原为关东起兵勤汉的正派领袖之一，因而尽管孙权早已接受赵咨“应东南之运”的建议，但两年后群臣劝即尊号时，犹口是心非地拒辞，而以“汉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竞乎”为词。其后虽假祥端、望气及五行相生说以即位，但《告天策文》中仅提出汉“祚运尽”“皇帝虚位，郊祀无主”“权生於东南，遭值期运”三个理由，[92]不敢广造图谶纬书以自粉饰。换句话说，至他称帝之时，他实不承认魏、（蜀）汉二朝，而坚认在汉祚已终、天下无主，而自己应天子气以即位者。他毁坏了父兄的声誉，也推翻了自我的形象，掩耳以盗铃。是以即位时固然不敢大加粉饰，即使称帝后三年，也对“郊祀无主”之事有意识上之顾忌。《江表传》记云：
群臣以权未郊祀，奏议曰：“顷者嘉瑞屡臻，远国慕义，天意人事，前后备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
权曰：“郊祀当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为？”
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镐，非必土中。”
权曰：“武王伐纣，即阼於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於酆，见何经典？”
复书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
权曰：“文王性谦谦，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匡冲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93]
姑勿论群臣如何奏及匡衡如何说，要之群臣认为即位三年而未郊祀，对其主权之正实有影响。孙权之拒绝补行此具有正统意义的大典，其意识有二，即基于正统论的中原地缘说而自觉其不主中原之政；基于武王革命诛一夫说而自觉未伐魏贼以一统。至于论文王为诸侯不敢郊祀，更似自觉其窃取天子之名而为诸侯之实，故不敢郊祀以示天下主宰，此其潜意识也。是则先主、吴主之乏谅德，而内自卑惭，是非常明显的。晋之名史家孙盛，严责二主二三其节，咸假奉汉之名而不能秉固臣节，而深加叹息，甚至竟论二国：“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后，卒见吞於大国也。”[94]
孙权不安的第一个意识，是基于正统论的区域说而产生，此调不弹已久，但天下分裂则势必重弹，而且极为有力。孙权因区域说之中原地缘说而自卑至此，刘先主则似稍为好些。因为先主也基于两个有力的说法而建立政权，即血统说及区域说之历史地缘说（汉高祖以汉地经略天下，而先主亦得汉中为王）。但前者内继系统不明，裴松之早已引以为恨，[95]后者则实不及中原地缘说之有力。其后邓艾接受后主投降，即以此为理由，说：“王纲失道，群英并起，龙战虎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天道也！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而比蜀为隗嚣、公孙述。[96]于此观之，蜀、吴二国不论口头宣传如何，潜意识实因惭德而自卑，颇有自己非正统之意也，其最重要的关键在其自名自立，且又不居于中土故也。
蜀、吴有内惭，魏亦不例外。前述曹丕通达之言，实即其内惭肺腑之语，群臣们劝进究竟在做什么，他与献帝之禅让关系究是什么？学术通达如曹丕，焉有不明之理？孙盛《魏氏春秋》谓曹丕升坛礼毕，顾谓群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97]魏文帝实知此时正在进行何事也。非仅此而已，劝进者之一，儒学世家而其后夺权肇晋的司马懿，斯时应亦自知所为何事。赵孟之所贵而赵孟能贱之，司马氏既知禅让究是何事，故虽能推魏天命，亦能去魏天命；此与蜀汉名儒谯周之徒，能立言推戴先主，亦能造言毁败蜀汉，其道一耳。魏廷君臣为了取代汉室，实际上是不择手段为之的，自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曹操颁《求贤令》，诸盗嫂、受金的所谓大行不顾细务之士，魏廷多有之，他们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手段。苏林、董巴这些博士们，明知曹氏出于周，而竟造称曹氏以颛顼为始祖，与舜同祖云云，文帝亦通达地采用之。践祚时下诏改正朔——依新三五相包说即须改三统之寅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但侍中辛毗持议反对，主张仍用夏统建寅，文帝又从之。[98]是则魏之建统，依遥继说及三统说，均未处置妥当，而文帝亦不斤斤计较之。文帝重视内继之正，而于外继则偏重了新三五相包说的五行相生说方面，似与当时仅针对蜀汉争正统有关。及至丕死，子叡即位，吴王权举兵北伐，此才意识到魏亦须与吴相争。公元229年孙权称帝，亦引五行相生说自谓属土德，是则魏土与吴土乃成针锋相对，孰为土德之正者，问题始严重。当时如前述之雍闿，代表了部分人士承认“正朔有三”的事实，但魏、吴二主互相间则甚焦虑此事。吴王表现于不敢郊祀，魏明帝则问黄权以天文，乃重议改正朔与遥继说。《蜀记》曰：
魏明帝问（黄）权：“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
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征也。”[99]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黄权与刘先主和诸葛亮相知甚深，助先主开国有功，不得已降魏，文帝知其眷恋蜀汉极深而仍优待之。是则其言表示蜀臣降魏，虽恋故主，但亦不得不帝魏而伪蜀，这是政治环境使然。黄权是敌友均交誉的豪杰，而表现如此，另一为晋人乃至后世称为孝之代表的李密，亦不例外。他由仕蜀而降魏仕晋，所撰著名的《陈情表》中即极称“臣少仕伪朝”。他们与陈寿俱为蜀人之著名者，若以批评陈寿帝魏不当的眼光视此二人，则二人亦一样的不忠。后世所谓读《陈情表》而不泣者不孝，相对而言，读而泣者实则不忠也。作者于此不欲旁论忠孝之事，只欲指出三国初期以至晋之一统，三国争正统的意识形态甚严重，虽智士英豪，其入主出奴之说，盖有不得已也。
第二，魏明帝内心殆有“正朔有三”的意识，故发而为言，且询问的对象为蜀汉投降过来的名士，似有借敌对之著名者的言论，以确立自己的形象，而否定敌对者之心理，此属心理自卫机转的问题，近代心理学可以找到解释。当然，这也是明帝内心潜意识的应有反应。
前面论内继，作者指出魏文帝、明帝父子，一再颁制禁防正统纠纷，显示二人极重视此事。明帝师傅名儒高堂隆，为正统问题一再建议明帝，声言“吴、蜀二贼……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因而以三统论为据，要求切实依德运作改革；又极言魏为舜后，推舜配天。改正朔、继舜后二事，乃文帝假借以受禅，受禅后却未认真施行者。此时高堂隆一再提出，显然因孙权亦以土德为说之后，正统之争特感逼切严重也。[100]蒋济反对魏出于舜之说，但明帝格于文帝受禅时的说法，遂不得不将错就错，承认魏遥继于舜，以与孙吴争土德之正。[101]至于就三统说而改正朔，亦欲以补救文帝以来所忽略者，以完成新三五相包说的全部理论耳。[102]明帝虽作此心战、政战宣传之争，但意识上仍不完全自居于正，盖与刘先主、吴大帝一样，内有惭德故也。何以何知？就封禅问题而知之也。
蒋济建议封禅告成功于天，认为“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从而谓自古有七十二君曾封禅，以大魏之功德嘉瑞，亦应为之。明帝答诏云：“闻济之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余君尔，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间旷远者千有余年……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吾不敢欺天也！……”嘱公卿以下省之，勿复议答。明帝乃建安文坛三祖之一，学识足以知封禅的意义，其流汗自惭，可谓内心之流露。然而，篡盗之事其父为之，罪不及己身，明帝非不知之，但其继承篡盗而来之政权，斯以内惭者一也；天下未一而功有不洽，此其内惭者二也，故不敢欺天以告成功。不过，封禅大典具有正式表示奉天承运的正统意义，蜀、吴皆不敢或未行此礼，是以魏欲与二国争正统，行之固极具政战作用。史谓“帝虽拒济议，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礼。会隆卒，故不行”。[103]显示明帝有意为之以争正统，而终以天下未合于一统自惭，迟至高堂隆之死而竟仍不敢行此大典。
三国正统纠纷如此，其统治者潜意识及意识之内惭表现如彼，愈自惭自卑者愈需他人之肯定，则其要求臣下持入主出奴之见，可想而知。黄权、谯周、陈寿、李密之徒，在蜀即以蜀为正，入魏则以魏为帝，仕晋则以晋为主，盖身不由己，逼于政治意识而不得不如此。吴之名士如陆机、陆喜等，又岂能脱身于此潮流形势之外？是则陈寿之帝魏，李密之伪蜀，于此可知矣。
[1] 参见《史记》，卷二十三《礼书》全文。
[2] 如《平津侯主父列传》传中，即对公孙弘作此类批判，详见《史记》，卷一一二，页994上～945上。余例尚多，不赘举。
[3] 参见《史通通释·六家》，卷一，页8。
[4] 详见《汉书》，卷八十，页3325。
[5] 严可均校《全汉文》刘向部分，收录了一些《别录》的残句，其中即往往引太史公之言，以作鉴定考证之用。
[6] 如严可均校《全汉文》引《史记·申韩列传》索隐一条云：“申子，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过太史公所记也。”参见卷三十八，页6A。
[7] 严校本据《初学记》及《御览》而辑，见《全汉文》，卷三十八，页4B。
[8] 《汉书》本传言《列女传》八篇，此言七篇，恐去刘歆《颂》一篇而言。该书在隋代已分为十五卷本，后人疑刘歆是否亦为作者，据刘向自述，合《传》及《颂》而言，应不必疑。
[9] 参见《汉书·扬雄传·赞曰》，卷八十七下，页3583～3585。
[10] 参见严可均校《全后汉文》，卷十五，页8B。
[11] 详见《后汉书》本传，卷二十八上，页955～962。
[12] 参见《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38。
[13] 见《汉书·叙传》，卷一〇〇上，页4207。
[14] 班固述刘歆分为两部分，其前半生在《楚元王传》，后半生在《王莽传》，但述其前后行事而不作道德批判。至于扬雄，班固似乎有意为其美新之事脱罪，谓其不用符命称功德，与当时一般的投机者不同，而是“恬於势利”，“实好古而乐道”之人。班氏父子二人观点相异竟如此。
[15] 二人评论桓温行事，弘之视温为“奸雄”，与珣意见不合，故移书责之。参见严可均校《全晋文》，范弘之部分，《与会稽王道子笺》及《与王珣书》，卷一二五，页10A～12A。
[16] 新史学的意义，请参见本文第二章。附带一提的就是刘向父子的《列女传》，《列女传》在方法上以编纂史料为主，而缺乏推论考证。其书之完成不建在史料批判上，而以道德批判为主，是显然可知的。
[17] 《史通通释·史官建置》，卷十一，页303～304。
[18] 《史通通释·曲笔》，卷七，页199。
[19] 关于传统政治及君臣关系，请参见拙著《试论国史上的统治问题及其发展》一文，分刊于文化大学《华学月刊》第一二七、第一二八期。
[20] 参见严可均校《全三国文》，卷八，页4A。
[21] 参见《后汉书·杨终列传》，卷四十八，页1597～1599。
[22] 详见《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25～1326。
[23] 详参其《极谏用外戚封事》，《汉书·楚元王传》，卷三十六，页1958～1962。
[24] 班彪此著作发议论时，每用“司徒掾”的官衔或竟称“臣”，显示其著极可能有意献给君主阅读，或者奉诏而撰。又：班彪对王氏政权的评析，立场观点颇同于刘向，认为成帝违犯了汉朝立国原则——“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假权外戚，造成两大之局而国移。但王氏政权既“危自上起，伤不及下”，且又“不根於民”，故终不能保。其言可参见《汉书·叙传》所载与隗嚣之辩论（卷一〇〇上，页4207），足见班彪的主威臣弱、主尊臣卑观念甚浓，并对汉朝此立国的统治原则及意识知之甚稔。
[25] 参见《后汉书》，卷二十六《冯勤列传》。该传末《赞曰》，范晔即批评光武帝及明帝侵辱宰相，刻薄寡恩。
[26] 如桓译等反图谶者遭诘责几死，大司徒韩歆言“亡国之君皆有才”，光武以为影射激发，将他免官犹未释怀，竟至刘歆父子自杀而止（参见《后汉书·侯霸列传》，卷二十六，页902）。刘歆好直言无隐，有重名，故众多惜之，光武帝遂为之赐赙成礼以葬之。类此事情在光武及明帝世，并不鲜见。
[27] 参见严可均校《全三国文》，卷八，页7B～9A。
[28] 苏武、李陵的通信，或谓伪造，正可代表此意识观念。详见严可均校《全汉文》，卷二十八苏、李部分。
[29] 参见《后汉书·李固列传》，卷六十三，页2087。
[30] 参见《三国志·锺繇传》注，卷十三，页393～394。
[31] 参见《隋书》，卷三十三，页981～982。
[32] 详见《史通通释》，卷二，页27～28。
[33] 贾逵父贾徽是刘歆的弟子，传左氏学。逵既传家学而成贾氏学，亦兼通今文经。详见《后汉书》本传，卷三十六，页1234～1241。
[34] 详见拙文《汉书撰者质疑与疑释》（上），页41下～44上。
[35] 参见《后汉书》，卷五十九，页1940。
[36] 荀氏家族学术可详见《后汉书·荀淑列传》，卷六十二，页2049。《汉纪》问题可直阅其书。
[37] 汝南应奉是史家，曾撰《汉事》一书，前已言之。子应劭则是文化史、社会史、史注学名家，曾自比于董仲舒之《春秋》决狱而撰《汉仪》，于建安初献上，不久即畏曹而奔袁。详见《后汉书·应奉列传》，卷四十八，页1606～1615。
[38] 详见《汉书·司马迁传·赞曰》，卷六十二，页2737～2738。
[39] 班固也是文字学家，故用字不同，应予注意。缪与谬，原则上是通用的。但缪义含有伪诈之意，班固甚为了解。如《汉书》，卷五十七上《司马相如传》云：“……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令，指临邛令王吉——相如素善之友也。相如宦游不遂而贫困，往见王吉，吉舍相如于都亭，“缪为恭敬，日往庙相如”。颜注曰：“缪，诈也。”相如知王吉诈为恭敬，故其后称病却见使者——王吉派来问候者，后因欲挑文君，故又诈与王吉相重，借王吉而通卓氏而已。班固于此两用“缪”字，皆伪诈之意，明帝批评司马迁不义，而谓相如“洿行无节”，当指相如之缪而言。
[40] 章氏之论，见《文史通义》，卷三《史德篇》，台北，广文书局，1967年11月初版。傅言见严可均校《全晋文》，卷四十七，页1A；卷五十，页14B。
[41] 详见《全晋文》，张辅《名士优劣论》，卷一〇五，页9B。
[42] 参见严可均校《全三国文》，卷八，页3B。
[43] 刘知幾在《史通·核才篇》，由史才之难伸论至于文士无铨综之识及微婉之言，最后即引傅玄此段语。显示刘氏引此而论“拘时之患”，主要不是指时文——文藻**丽的风气而言，而是指时忌——政治忌讳、世俗观念而言。文见卷九，页251。
[44] 参见《后汉书·宦官列传·孙程传》，卷七十八，页2514～2518。该次兵变在公元125年发生。
[45] 李法为桓帝侍中，参见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士女》，卷十下，页4A。
[46] 余据宏业书局版《后汉书》附录，载郑鹤声《各家后汉书综述》一文，详见《谢承后汉书》条，页11～14。
[47] 参见《三国志·董卓传》注，卷六，页180。
[48] 参见《后汉书·蔡邕列传》，卷六十下，页2006。
[49] 韦昭曾撰《博奕论》，具有极强烈的“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称”的成名意识。后以反图谶及拒绝为吴主孙皓的父亲孙和作《本纪》等事，得罪于吴主孙皓。昭以此“渐见责怒”而“益忧惧”，后遂因事下狱被诛。详见《三国志·韦曜（昭）传》，卷六十五，页1460～1464。
[50] 参见《后汉书·蔡邕列传》，卷六十下，页2006。
[51] 引文见《晋书·华表（峤附）列传》，卷四十四，页130A；及《司马彪列传》，卷八十二，页221D。
[52] 见严可均校《全晋文》，卷九十七，页9B。
[53] 《后汉书》附录，郑文《司马彪续汉书》条，页17。
[54] 详见《后汉书》本传，卷六十四，页2121～2125。
[55] 《三辅决录》七卷，由挚虞作注，《五代史志》列为杂传类之首。其序见《后汉书》所引本传之注，页2124～2125。
[56] 《汉书·古今人表》判决古人，后人多疑非班固之作，如《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即有是疑。有些人认为班固据父遗作而未删润完毕者。窃意世传《汉书》之八表及《天文志》为班固所未完成，由妹班昭及马续踊成者（拙文《汉书撰者质疑与试释》即为此而作）；即使如此，未闻《古今人表》亦未完成也。班彪虽以圣道自任，未闻有此一作，其主力盖在读《太史公》书，撰太初以来当代人物行事而已。倒是另一以圣道自任的扬雄，为了破诸子及太史公的缪经小辩而撰《法言》一书，其中的第十一篇即为品藻古今人物之作（详见《汉书》本传，卷八十七下，页3582），班固或取仿于此。要之，班固亦承刘向、扬雄以来品藻人物风格的影响，有此《古今人表》未必出奇，东汉的党锢时代，品藻之风尤炽，故有《决录》之作。
[57] 陆喜为大文豪陆机的从父兄，吴地高门，仕吴至吏部尚书，入晋为散骑常侍。引文见《晋书·陆机列传》，卷五十四，页153C。《资治通鉴》将此系于薛莹卒年——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参见卷八十一，页2582。
[58] 详见严可均校《全三国文》，卷三十二，页5B～6A。
[59] 详见严可均校《全晋文》，卷七十一，页11B～12A。
[60] 司马防有子八人，长为朗，次即司马懿（晋宣帝），彪为睦（司马防之孙）之长子。参《三国志·司马朗传》注（卷十五，页466）及《晋书》，卷八十二《司马彪传》。
[61] 如《益传》特重与其师学渊源有关的名儒董扶，盛称他是“益部少双”的“儒宗”，于是撰《刘二牧传》时，即特述董扶望气之效及劝刘焉入蜀之功。《蜀书》第一卷即二牧传，以示蜀汉的开创，而开创的关键竟在董扶，若先前无《益传》之研撰，此事不易究明也。又如吴太傅诸葛恪代魏之役，乃孙吴政局转变的关键，《蜀书》撰《张嶷传》时，即特重嶷对此事的看法，并详录其《与诸葛瞻书》。关于张嶷，《益传》先前即已有了观察研究，为陈寿所推崇（参见卷四十三，页1053～1055并注）。此类例子尚多，不赘。
[62] 见《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评曰》，卷三十三，页902。
[63] 杨戏颂述刘备、诸葛亮以下五十余人，其人多被采入《蜀书》而立传，详见《三国志》本传，卷四十五，页1077～1090。
[64] 司马光检讨曹操欲为周文王而不及身称帝，发此议论，详见《资治通鉴》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臣光曰》，卷六十八，页2173～2174。
[65] 参见《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注引《魏武故事》，时操为丞相已三年矣。卷一，页32～34。
[66] 参见《三国志·文帝纪》，卷二，页84。
[67] 时在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会战地点在兖州。详见《三国志·武帝纪》并注，卷一，页9～10。《宋书·符瑞志上》直谓黄巾此言，乃“魏氏依刘向，自云土德之符也”。见卷二十七，页847。又按：太平道以阴阳五行为家，见《后汉书·襄楷列传》，卷三十下，页1084。
[68] 详见《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注引《魏略》，页52～53。
[69] 《献帝传》而不称《本纪》，《五代史志·经籍志》未收入，清人侯康所撰《补三国艺文志》（收入宏业书局版之《三国志》为附录）亦称撰者不明。该传收录禅代文献甚详，殆不可能伪作，应为有心人所辑述也。
[70] 据陈寿《三国志·文帝纪》，曹丕于十月庚午受禅，十一月癸酉封山阳公，前后四日；而未记嫔二女事。据裴注所引《献帝传》，则是十月二十九日辛未受禅，少癸酉一日。《资治通鉴》同此。《考异》定此时日，主证为《献帝纪（传？）》及《文帝受禅碑》。嫔二女事则系于十一月癸酉封山阳公时（详见《资治通鉴》黄初元年该月日条并注，卷六十九，页2182）。按：曹操弑伏后，以三女嫔献帝，且中女即曹皇后，则曹丕显为献帝妻舅。献帝以二女嫔魏，于伦理恐有问题，但其禅让第一册诏已声言效法尧嫔二女于舜，是则政治附会的目的极浓，于为曹丕宣传体舜继尧的大事，不可能暗中为之。
[71] 群臣一百二十人《上刘备汉中王表》及《拜受汉中王表》，俱见于《先主传》，《三国志》，卷三十二，页884～887。又：尚书令李严（后改名平）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后主，亮出军，则常委托严居守署府事，委任实重。裴注于《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中，据《诸葛亮集》所载《李严与亮书》，谓严曾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曰：“……吾本东方下士，误用於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於九邪！”是则诸葛亮之忠於志节、开诚布公，优於先主远矣。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记先主“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遗嘱，而亮答以“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是则亮欲自我尊大，岂止九锡王爵而已。君位亦可取之而不疑也。亮不此之为者，其诚实可泣鬼神而动天地。
[72] 前表刘备声言“群寮见逼，迫臣（备自称）以义”，遂不得已“惊怖”地“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云云。后策则谓“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询於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云云。
[73] 陈寿于《周群传》详载群、裕与先主的关系，详见《三国志》，卷四十二，页1020～1021。
[74] 参见《华阳国志》，卷十上，页8B。
[75] 《先主传》记先主出身孤贫，而其为人却又“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之服”，有汉高祖之风，而为三国开国君主之最无学术者。传末注引《诸葛亮集》载《与后主遗诏》，教其“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云云，是则不乐读书者教子乐读书，盖死前之反省痛悔耶？
[76] 《三国志·先主传》载此文，论气时特举周群，原文作“臣父群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是则群子周臣亦同署此表也。按《三国志·周群传》，群父舒、群子巨，乃望气世家家学相传者。据《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所节录之此文，则作“周群父未亡时”。不论周舒或周群，皆擅长望气，但先主署群儒林校尉而信重之，则陈寿所录“臣父群未亡时”殆原文，常璩则误之也。周群言西南有黄气，以先主与他的关系，不可能绝口不向先主言及，是则本人谓刘备可能受此数子的影响，而有称王称帝之事，非纯猜测而不可信也。
[77] 先主之所谓历史地缘说，是指“汉”本高祖定天下之国号，他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所谓器物说是指天子玉玺之事。所谓血缘说是指系出景帝及中山靖山之冑的事。俱见于许靖、诸葛亮等之劝进表。
[78] 先主《告天策文》为刘巴所撰。巴原为荆州名士，曹操吞荆州，辟之为掾。先是刘巴不就刘表之辟，又不从群士随刘备南奔，反投曹操。后因形势改变不能赴曹，始至蜀投刘备。他颇受曹营陈群等敬重，关系似曾甚佳，是则此文行文方式颇与文帝相同者，宜注意也。详见《三国志·刘巴传》，卷三十九，页980～981。
[79] 详见应劭《汉官仪》，此书已佚，今据严可均校《全后汉文》所辑，见卷三十四，页12B～13B。《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官志》均不载此。
[80] 《三国志》，卷六十四《孙破虏、讨逆传》不取此传闻，裴注注坚入洛时，即引《吴书》《山阳公载记》《志林》记其事，但也不信此说。松之案语且以为“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作者以为吴史作此记载，似具有欲证大吴天命所归之意。卷六《袁术传》，陈寿亦不书索玺之事，显见陈寿实录，松之虽好奇而所论亦允，应为吴史官之欲自我标榜也。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五《袁术传》据《山阳公载记》而抄录其文，殆不为当；李贤注引《吴书》证此言，而不谓出自《山阳公载记》，亦误。《山阳公载记》，晋乐资所撰。
[81] 刘先主《告天策文》自称先前有襄阳人向关羽献玉玺，玺潜汉水为发灵光，显示天授他以天子之位，非人力所致云云。吴史官在国史上追记孙坚获玺之说，似有意破蜀汉此说也。
[82] 详见《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卷四十七，页1123～1124。
[83] 参见《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卷四十七，页1130。
[84] 详见《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卷四十七，页1123～1124。
[85] 此事陈寿于《先主传》及《吴主传》交代不明。《资治通鉴》亦然，仅在是岁十一月谓吴遣郑泉聘汉，汉遣宗玮报之，吴、汉复通云（参见卷六十九，页2209）。《先主传》则谓冬十月，权闻先生不回成都而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宗玮报命。于《吴主传》则云十二月权遣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三国志》在时间上二传有差异，故《通鉴》竟系于十一月；又只记郑泉、宗玮交聘，故《通鉴》亦作此言。但据《邓芝传》：“先是，吴王孙权请和，先主累遣宋（宗？）玮、费祎等与相报答。”（卷四十五，页1071）显示入冬以来，吴、蜀已有先期往来，郑、宗交聘应为十二月事，乃正式之往来也。
[86] 详见《三国志·张温传》，卷五十七，页1329～1334。
[87] 邓芝两次出使之对答，详见《三国志》，卷四十五，页1071～1072。
[88] 盟约外规定以函谷关为界，中分天下，盟辞见《吴主传》黄龙元年六月条，《三国志》，卷四十七，页1134～1135。
[89] 详见《三国志·贾诩传》，卷十，页326～332。
[90] 雍闿与高定、朱褒等，闻先主薨，分别据地反叛，遂使诸葛亮南征。此言乃闿《答李严书》之辞，见于《三国志·吕凯传》，卷四十三，页1046～1047。
[91] 事详见《三国志·诸葛恪传》，卷六十四，页1435～1437。
[92] 全文见《吴主传》黄龙元年四月裴注所引《吴录》，卷四十七，页1135～1136。
[93] 详见《吴主传》嘉禾元年冬十月注，《三国志》，卷四十七，页1136～1137。
[94] 孙盛之言详见《吴主传》黄初二年注，页1123。
[95] 松之之恨当可代表魏晋时代某些人的意见，可详见《先主传》章武元年四月注，《三国志》，卷三十二，页890。又《宋书·礼志三》亦特惜先主世次不明，同于松之的看法，参卷十六，页47C。
[96] 全文详见《后主传》注引《蜀记》，《三国志》，卷三十三，页901。
[97] 《三国志·文帝纪》改元黄初条裴注，卷二，页75。
[98] 毗以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不必效法汤、武改正朔。文帝善而从之。详见《三国志》本传，卷二十五，页696。
[99] 关于黄权，陈寿最后仍列之于《蜀书》，用意深焉。其为人及《蜀记》，均见《三国志》本传，卷四十三，页1043～1045。《宋书·天文志一》亦载此问答，详见卷二十三，页74A。
[100] 高堂隆乃高堂生之后，阴阳方术之学亦浓，事详见《三国志》本传，卷二十五，页708～718。
[101] 蒋济据《曹腾碑》《魏武家传》、曹植《武帝诔》等，力主魏出于周，事详见《三国志》本传注引《臣松之案》，卷十四，页455～456。
[102] 明帝了解当时异代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之意义，于公元237年下诏改革，并于诏中明此旨，与批评反对者的不当。《三国志》，卷三《明帝纪》并注，和《宋书》，卷十四《礼志》，对此事及诏制均有详载，言烦，故不赘引。要之明帝自言在东宫时，即已留意改革派与反革派之言论，申言自己从刘氏学说而主改革，应表示早已接受了高堂隆的影响。又公元239年，齐王芳继位，又以夏数得天正，将明帝之建丑改回文帝的建寅，《宋书·礼志》及《三国志·三少帝纪·齐王芳纪》皆有记载，此盖为了避开明帝之死忌耳。
[103] 事详见《宋书·礼志三》，卷十六，页46B。《晋书·礼志下》亦载此事，见卷二十一，页6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