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蜀学派的天意史观与蜀汉兴亡的关系
天意史观渊源长远，从邹衍阴阳五行学说的创奠，董仲舒三统说提出，乃至刘氏父子新三五相包说的完成，使解释历史政治的发展变得更规律化，也成为检定正统问题的大原则。只是，天律的运动是可推知的，天意的探究则邈茫难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初，学者们遂努力于此，由灾异、图谶、纬学，扩展至于风角、遁甲、望气、孤虚诸阴阳推步之术，加上王莽、光武诸君鼓励提倡，遂使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驰聘穿凿而争谈之，自是习为“内学”。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序》，论之甚得其要。这原是究天——究天意所在及究天人之际——学术的发展潮流，神秘主义色彩始终甚浓；而其每况愈下者，殆得视为此种学术的沦降也。
这种天意史观的分支学术既已渐成时代学术的主流，蔚成大宗，由原本的附会于经术，转有掩盖经术之势，故此时的儒生与方士，实不易界定而明，虽硕学鸿儒亦不能免。统治者利用这种学术以证明其真命，儒生们也乐于利用之以邀取功名，或遂行其“以天制君”的意思。如是者，这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难以独立自主作发展。君主必须要求它置于政治势力控制之下，而为其服务。政治力量强大时，儒生们将它造成适当的理论，衰弱时，儒生则各自解说，使危乱之世如火上加油。两汉之兴亡，这种学术均曾发挥过作用。部分经师鸿儒，实际上了解这是一种什么的学术，只是既染时代风气，而又有意利用之而已。如谯周之用此以劝进于先主，亦据之以明天命，劝降于后主；司马氏以此劝进于曹魏，亦据此以篡之，亦此之例。此即赵孟之所贵而赵孟能贱之，盖君主儒士，多自知此事究为何事，此学术究为何性质也。五六世纪间的文史大师沈约密交权臣萧衍，屡以天命谶纬劝其篡齐，竟至谓若待新君（齐和帝）稳定后，“君臣分定，无复异心……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及其死前（公元518年），大概潜意识的不安，“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梁武帝知之，“大怒，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有司请谥曰“文”，梁武帝曰：“怀情不尽曰‘隐’，故改为‘隐’云。”[1]受禅称帝如此者实“作贼”，臣下劝之助之犹如“同公作贼”，天意大可上下其手以做利己解释，此盖作贼之学术也，君臣俱深知之。难怪南北朝以降，时君既握政权，遂转而屡禁这类学术矣。
这种学术如此，操此种学术的所谓学风士行如彼，是以部分理智之士，一方面持形名之论以检讨此时代的风行，一方面则失望于经儒之术而产生反动。论者析汉代的崩坏，多归于政治黑暗和儒学反动。然而汉世士人大量参与政府，若其学术士风真美，何以竟会造成黑暗与反动？政治与学术由士人参与振兴之，亦由士人疏离而反动之，思司马迁批评汉初公卿多苟安保禄、乡愿无所作为；思班固所述人物，及其《汉书》被指责为饰主阙、贵取容、抑忠臣、贱直节；又思范晔批判樊英、杨厚等为政府奉若神明的名士，其人其学实是刻情修容，依道艺以就声价，纯盗虚名而无益于用而已，则汉廷所需要及培养的士人及其官方标准学术，究是何者，可想而知矣。
2世纪中期，中原士行学风已有渐变之势，由清议而至清谈，由标榜而至放达，由经术而至玄学，渐成魏晋风气。际此转变之间，由于政局的分裂，长江流域所受影响较少，吴、蜀二地多仍东汉之风，第学者瞩目于晋世南北对立，论吴地多于论蜀学而已。[2]其实，就经学而言，蜀人保守东汉规模；就史学言，则秉持班氏家法，而杂入东汉政府提倡方志之风，故地方意识浓而地方史修撰前后不辍也。作者所称“巴蜀学派”，即指此种学风而言，其中以广汉杨门一派似为主流，陈寿师承谯门学派，亦源出于此。兹据《后汉书》《益部耆旧传》《三国志》《华阳国志》《晋书》之可考者，略列其传承系统，然后分述之。
陈寿谓“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所谓“今文”者，即前述东汉普遍之学术儒风也。益部古文之学，是荆部古学的旁支，汉、魏之际，始由尹默、李仁移植入蜀，尚未蔚成大流。[3]益部今文，尤以杨厚、任安、谯周一系最盛。
杨厚广汉人，其学颇来自家学。祖父杨春卿为公孙述将，善当时流行之图谶学。光武平蜀（公元36年，建武十二年），春卿自杀，死前遗命其子统，修习先祖所传秘记。统感父言，遂辞家，从犍为周循学习先法，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故以善推阴阳消伏见著，朝廷灾异多访问之。观杨氏家学，来源神秘，要之实为根于益部的西南神秘之学，是以五经授受之间亦不明确。杨统殆东汉初期的大术士，所著仅见《家法章句》和《内谶》二卷，未闻以五经名世，杨厚为统仲子，“少学统业，精力思述”，道业侔于父。乃父亦运用其见重于朝廷的关系，刻意制造机会让厚出头，降至2世纪初，厚即以晓图谶，善推灾异知名矣；每有灾异，厚辄条上消救之法于朝廷。公元127年（顺帝永建二年），应特征至京，因陈“汉三百五十年之厄”，请改宪消灾等，此外则盖无所建树。其后离京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卒后，乡人谥为“文父”，门人为立庙，郡吏春秋飨射常祠之。[4]是则杨氏学大体根于西南土学风俗，以新奇而名震中原者也。第杨氏父子先后入京论学术，则需假借经术为之，此为当时以经学为外学、以图纬为内学的风习，《益部耆旧传》谓杨统“代修儒术，以《夏侯尚书》相传”，[5]《夏侯尚书》乃今文学，其推阴阳图谶与天意史观的关系，第七章末节已论之矣。杨氏外表《尚书》，内里方术，至杨厚则又兼治黄老，似可论定。故其学派不守古文章句之风，由此亦可想知，难怪厚之三大弟子董扶、任安和周舒，皆以从杨厚游学，能穷究其图谶之术而大享盛名。其中任安因少游太学兼通数经，列入《后汉书·儒术列传》，时人称之曰：“欲知仲桓（厚字）问任安。”即其最得真传，亦以此学最名也。董扶列属于《方术列传》，周舒则《三国志》甚重视其望气占候之学，周氏亦以此成为益部望气世家。[6]巴蜀学派杨、任系统的学术特质，于此可知。
按：与陈寿交往密切的何攀、王化、寿良、李骧、杜烈（杜轸弟）等师承未详，疑亦与此系统有关。
杨门师承与中原内学关系似浅，殆属西南的巴蜀地区学术，而入京呼吸了一些中原学风者。杨厚挟其巴蜀之学入京，竟然与南阳樊英并驾齐驱，倾动朝野，而令北方擅长此学术的学者儒宗，如北海郎宗、郎顗父子，平原襄楷，汉中李合、李固父子等，为之失色。此数学者的特色，在抱持此学积极参政，以之挟天制君，澄清政治。他们怀抱经世精神，勇于对政府大多数乡愿保禄之士进行批评，甚至不惜批评天子及梁冀等外戚、宦官，因而有招致逼害，乃至杀身者，如李固之反对梁冀及批评胡广等人，是其著例也。[7]
杨门学者的作风不是如此的，他们的学术根本在西南，其来中原似只是作政治清客，获得中原重视的更大名气后，他们亦将回归益部以作扎根教育的工作。他们在中央不从事积极的实际政治活动，不得罪掌权者，但也不至于附和谄媚他们，在全国的瞩目下，他们偶挟内学谈论政治的枝节问题，然无重大建树。李固早先曾批评扬厚、樊英、黄琼、贺纯等四大儒，说“厚等在职，虽无奇草，然夕惕孳孳，志在忧国”。[8]寻其意思，杨厚等虽颇论政治上的枝节问题，却已比政府士人领袖胡广等大部分官吏好得多了；胡广被谣谚讥笑云：“万事不理问伯始（广字），天下中庸有胡公。”然而此苟安尸位、庸碌无能的表现，终究与欺世盗名同归于不美，故李固等寻又严厉批评杨、樊之风。范晔据李固意见论《樊英列传》，进而论这种士行学风云：
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施张趣舍，时有未纯，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他异！……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於无用矣！[9]
谈论东汉学术、士风及政治者，诚宜深思于这段评论，始足以直究桓、灵之祸及东汉之所以倾颓也。巴蜀杨门学派直至谯周，大体始终保持了政治清客的特色，亦始终重视西南基础多于参与中国。党锢之祸波及杨门学人者似甚少，他们大多似对现实政治抱有戒慎之心。杨厚弟子冯颢，避忌梁冀而辞官隐居，治《易》而修黄老。周舒屡辞征辟，有征君之称；其子周群虽提供了先主承气即真的舆论基础，但先后与刘璋、刘备游处，均界于师友之间而已。任安由京归家讲学，门人甚众，地位直追乃师，亦屡辞辟署；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著名者如杜微、何宗、杜琼、谯周等，从刘璋以至刘后主，亦多界于师友，与实际政治保持距离者也。[10]
巴蜀杨门学派地方色彩似甚浓，前表所列人物似大多具有乡土意识，他们乐于从事地方教育而疏离中央；乱世之际则急于寻求英豪入主巴蜀，使乡土保安而免于兵燹；甚至为了人民免受因北伐复兴大业所带来的痛苦和负担，他们提出了反战论。这种观念与意识，可分由政治及史学两面表现出来。
政治方面，他们以其方术内学，做了某些具有上述意义的预言和表现，对蜀汉及以后的成汉之独立割据，具有启示性的作用。杨厚在2世纪前期，作了“汉三百五十年之厄”的预言，似是针对顺、冲、质三帝政局而言，不久即产生桓、灵之局和党锢之祸。姑不论其准确性，要之是杨厚入京，亲身体会中原政局，已预感必有动乱，故其坚辞朝廷挽留及梁冀致意，还乡教授，可能即出于此祸患感及避祸心理。董扶挟其师学游京师，大将军何进极为推崇他，在朝称为儒宗。此时黄巾已起，大乱之象已呈，扶说宗室名臣刘焉，谓西南分野有天子气。焉遂建议慎选州牧重臣分镇天下，自求牧益州，与董扶相与入蜀。[11]师徒此举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第一，他们启示了蜀人，中国将乱而不宜卷入。第二，避免卷入乱局的方式是拥护一良牧以主地方之政；能主持益政于乱世者则为其预期之承气真主。此二点隐然有渴望大乱时求取地方偏安及独立的潜意识。第三，扶之预言造成汉末州牧制度形成的基因，亦为汉末割据更乱及益部独立割据的张本。
杨厚及第一代弟子预言如此，刘焉与刘璋亦因此僭拟乘舆，有承气即真的意图及行为。但周舒之子群——杨厚之第二代传人——虽为刘璋的师友从事，却预言西方诸割据者将陆续失土，表示刘二牧皆非真命天子应承气者也。[12]是以陈寿于《刘二牧传·评曰》，即批评二牧虚要神明、妄冀天命，谓“其见夺取，非不幸也”。[13]至于应西南天子气的真主，周群预测其必出，应在刘先主，据益州以致中兴汉室。何宗、杜琼、谯周等即引用之，煌煌然书于劝进文内，且声言为周群未亡前所言。两个世纪后，范晔仍受此影响，至在《董扶列传》内声言云：“后刘备称天子於蜀，皆如扶言。”其实董扶预测益州有天子气，周群继之预言真命不在刘二牧而在刘先主，此事实甚重要。周群在益部的学术声望似高于何宗，但何宗“通经纬、天官、推步、图谶，知刘备应九世之运，赞立先主”，具有首议原动之功，故刘先主欲授以公辅。“九世之运”的预言不始于宗，常璩谓源自杨统。据云统曾师事华里先生炎高，高戒之曰：“汉九世主，出图书，与卿适应之！”[14]其言若真，则九世之运宜非光武之应。[15]勿论此说由何人所造，要之周群预言刘璋必失土于先主在先，何宗据传闻之杨统此说，或可能由宗所制造而托始于统者，鼓吹刘备应九世之运在后，又与诸儒在劝进文中数引图纬及周群望气之说以作证明，先主即真的舆论基础遂成。是则杨厚的第二代弟子实为造成割据边隅，以建立被他们承认的政权之思想指导者。他们或许为了功名，或许出于保护乡土人民，因而制造此有利的意识形态，以使蜀人拥戴刘备建立独立王朝；另一方面，相对的刘备亦借此以便缔造其帝业，这是蜀汉开建成功的背景，以及三国鼎峙不能相统一的原因之一，也是陈寿承认蜀汉曾有正朔的原因。
巴西谯氏乃地方大姓，两汉之际，谯玄以能说《易》及《春秋》，曾屡陈灾异而颇知名。王莽摄政时，玄弃官隐遁归家。公孙述据蜀，以死相胁以征之，玄父子献家财千万以赎死，故听不出，遂隐居独训诸子勤习经书；其子瑛，亦以说《易》称著，颇教授于人。是则谯氏在地方上，财势与学术自有一定的分量也。[16]降至谯周之父，治《尚书》而兼通诸经及图纬，周之家学可知。谯周既长，耽古笃学，研精六经，陈寿谓之“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视也”，传末又评曰：“谯周词理渊通，为世硕儒，有董（仲舒）、扬（雄）之规。”[17]是则谯周承其经术内学的家风，颇有董仲舒、扬雄、班彪的道统儒——以圣道自任——之特色。
谯周于家学之外，尚与杨门有游学之谊。其反战论及古史辩则师承广汉人、有“仲父”和“蜀之仲尼”之称的秦宓，[18]其天文图谶之学则问学于任安弟子杜琼。是则谯周实为汉儒的典型，家学既是含有灾异图谶的本质，而又吸收了杨厚、任安之所长，内、外兼修，圣道自任者也，故亦能继董扶、任安之后，成为巴蜀主流派第三代大师。陈寿与周同郡，少学于周，专“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是则寿为谯门专攻史部科目的弟子，似不喜方术内学者，难怪讶异于其师这方面的道术，而寥寥记述之而已。[19]事实上，谯周在内学方面甚有成就，其所推占预言，不但影响蜀汉兴亡，抑且影响于晋世益部大乱与成汉崛起。关于后者，其预言是造成蜀人于两晋之际疏离中原政治以造反，并进而复建汉朝以向晋廷争独立争正统者。[20]至于前者，为本段关键所在，兹略赘之。
杨厚三大弟子——董扶、任安、周舒——大约皆卒于3世纪初期的建安时代。董扶知天下将大乱而说刘焉入蜀以承天子气，周舒稍后则似了解曹操在北方势力之成长与强大，遂预言天命在魏。《三国志》卷四十二《周群传》云：
时人有问（於舒）：“《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
舒曰：“当涂高者，魏也。”
乡党学者私传其语。
大约魏阙乃当涂之宫阙，而魏魏然者乃高大之貌，曹魏集团以此自我解释，周舒鉴于现势及拆字结果，亦以此言之。但周舒为“名亚董扶、任安”的大术士（大儒），其言在益部甚有分量，是则此所谓天命在魏说，遂在益部乡党为学者所传，极具影响力矣。任安弟子杜琼，即为受其影响而授之于谯周者。同书卷《杜琼传》云：
（琼）少受学於任安，精究安术。……虽学业入深，初不视天文有所论说。后进通儒谯周常问其意，琼答曰：“欲明此术甚难……不如不知。……”
周因问曰：“昔周征君（舒）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
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
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
周曰：“未达也。”
琼又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以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
此为周舒、杜琼之利用谶纬解释天意，于巴蜀学者间流传，影响及于蜀之投降灭亡者，故谯周提出投降论，群臣无以折之也。琼以八十余岁高龄，卒于公元250年（蜀延熙十三年，魏齐王芳嘉平二年，吴大帝赤乌十三年）。八年之后（蜀景耀元年），谯周撰《仇国论》，比魏为“肇建之国”，蜀为“因余之国”，论当前形势如六国并据，蜀只可为周文王而难能为汉高祖——即只能割据一隅而不能统一天下；从而反对北伐论，喻之为“极武黩征”，必导致民疲瓦解。常璩云：“人莫察焉。”[21]事实上，谯周此论，以反北伐反国策的反战论为主，其潜在意识，则是承认曹魏承天意而肇建，蜀不过只是汉绪之因余，命定不能北伐统一也；且基于此意，大有保境安民以免蜀人受苦，如董扶之乡土意识。论之既深，故时人或莫察耳。陈寿《三国志》之反战及批评北伐的观念，即本于此。
蜀亡前一年（公元262年，蜀景耀五年）及其以前，谯周据杜琼之学，本天命在魏说，即尝触类解释，提出蜀归命于魏说。前引《琼传》复记云：
（琼）内学无传业者，周缘琼言，乃触类而长之，曰：“……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
后宦人黄皓弄权於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
是则由天命在魏说，进展至蜀汉归命于魏说，诚为谯周促使蜀未及大决战而亡的思想观念所在也。蜀亡前夕，谯周力主投降，所持之物竞天择、大能吞小——所谓“数之自然”论，实为此二说的真正基础所在。杜琼、谯周昔日劝进时，凿凿然言天意若真者如彼；其后又从思想指导瓦解蜀汉斗志，期期然言天意宿命者若此；反复上下，汉代学风士行之造成世道兴亡，由此可知。孙盛、孙绰给予谯周以厉评，思之亦宜也。陈寿不讳其师有此亡国学术及观念，诚为实录。但谓“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则是混愍为国之大义，只重乡土苟安之言而已，是亦巴蜀学派之特色所在，不需大异之。至于在河南人《郄正传》特记云：“后主从谯周之计，遣使请降於邓艾。其书（投降书），正所造也。”颇有分咎于异乡人，以图减轻师门罪责之意。[22]陈寿的正统观念及《三国志》构思，与其师此思想观念有密切关系，故不得不赘之。
从政治方面论巴蜀学派的特色及影响既如前，作者于此无异同时兼对此学派的思想学术——尤其东汉所谓经术或今文学——亦作了一番批判与分析。若纯就学术而论，巴蜀学派此主流派，实以方术内学为主，经学为辅。若执经学而言，则杨氏以今文《夏侯尚书》论学，董扶善《欧阳尚书》——即与夏侯同源分支之学，冯颢修黄老以承其师晚年之学，仅任安治《孟氏易》而又兼通数经，故于巴蜀最为大师，寖然有超越其师之势。第二代弟子虽各业有专精，但无一能“研精六经”，继起为大师如第三代之谯周者。
谯周求学欲强，师承多元，治经而兼文史，门户广大，所谓谯门回、贡、游、夏诸杰出的第四代弟子，揆诸史传，无人能尽得其全部学术，据《五代史志·经籍志》、司马彪续汉诸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侯康《补三国艺文志》，知谯周学术渊博，著作广泛，不仅止于陈寿所记的《法训》《古史考》《五经论》而已。就当时包括方术的所谓经学言，其著即有《丧服图》《论语注》《五教志》《五经然否论》（似即陈寿所记之《五经论》）、《谶记》（姚振宗名此为书，疑谯周未尝将谶撰以为专书也）等，其中《五经然否论》似为经学批评之作，师承秦宓的疑古惑经之怀疑精神者也，由此遂启谯周的《古史考》，进而触发司马彪的古史辩，疑古实证之风由之而扇，降及刘知幾撰《史通》，乃蔚成经史实证、疑古批评之学。至于天文、灾异之研究，司马彪《续汉书》相关之志常采用之，故亦可列入史部。
就史学而言，谯周实为杨门学人大拓学术境域，首倡此学的大师，在当时史学界极有地位，欲论其史学，需先知其著作及其意义。他研究东汉方面的天文志、灾异志、礼仪志、祭志等当代文化史著作，约与吴之谢承同时并驱，带起以后东汉史之修撰风气。二十五卷《古史考》乃上古史批评之作，带动以后之古史研究。《异物志》下开两晋以降张华《博物志》等搜奇猎异之风，为文化史研究的别出。《蜀本纪》《三巴记》《益州志》等，则是地方史的修撰，其后陈术、陈寿各修《益部耆旧传》，王化修《蜀书》，陈寿据术、化诸作构思为三国分行的《三国志》，蜀汉部分仍以《蜀书》为名；自此以降，巴蜀学人修其益部之史者陆续不绝，乃至终于出现常璩之《华阳国志》。综此而论，姑不论其史学水平如何，他在当时史学界的地位，确可肯定也。
次论其各学风格者，则需先知其人。陈寿称其师于“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视也”；其中则“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故颂之谓“有董、扬之规”。道统之儒的性格心态，甚为明显，与董仲舒、扬雄、班彪同一类型也。这些人皆有以圣道自任，拟圣模仿的风习，是以扬雄仿《论语》而撰《法言》，谯周则模《法言》以撰《法训》八卷，雄拟孔圣作史而撰《蜀王本纪》，周亦模之以撰《蜀本纪》。班彪批评司马迁不据“正经”以述古史，谯周亦遵奉其说，专据正经以驳论《史记》，撰《古史考》。据此则可推其史风特色有三：第一，其史学因袭模仿者多，而原创性少。《蜀本纪》仿自扬雄，《古史考》因于班彪和秦宓，东汉诸志则承袭胡广、蔡邕之规。第二，过分重视，乃至流于迷信正经——权威文献——的证词，此则不免对历史之求真实证有所妨害，略如19世纪欧洲史学之弊也。[23]难怪班固不满父作，司马彪不满谯周之东汉研究及《古史考》，皆本实证以重撰或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反对他们。第三，道德批判的春秋精神浓厚。[24]此史学上之道德批判主义以政教意识为基础，谯周实远承扬雄及班氏史学，而近接荀悦之余绪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