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郎顗推荐李固，以为学行“当世莫及”，“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为圣汉”云（详见《后汉书·郎顗传》，卷三十下，页1070）。固亦以此自任，与梁冀共同执政而反对之，故见害。固死前移书责胡广等，对以胡广为首的乡愿保禄、庸碌无能的政府官僚，加以痛斥，认为他们如此风气，则“汉家衰微，从此始矣。”于此亦可见汉代士风，不如司马光所称美之甚也。胡广之事，见《后汉书》，卷四十四本传。
[8] 详见《后汉书·李固列传》，卷六十三，页2080～2081。
[9] 详见《后汉书》，卷八十二上，页2725。
[10] 二杜及谯周参见《三国志》，卷四十二各本传。何宗参见《华阳国志》，卷十上，页8B；冯颢参见同书卷十中，页2B～3A。《华阳国志》亦记杜微（卷十下，页11A）、杜琼（卷十上，页9B）、董扶与任安（卷十中，页4A），可与《后汉书》《三国志》互参。
[11] 详见《三国志·刘二牧传》，卷三十一，页865。范晔则载于《董扶列传》，卷八十二下，页2734。
[12] 司马彪在《续汉书·天文志》，特记周群的两次预言，一谓刘表将失荆州，一即为此事。《三国志》，卷四十二《周群传》不载，可参见《续志》卷十二，页3261。
[13] 详见《三国志》，卷三十一，页870。
[14] 《后汉书》未载此事，亦未说及杨统的另一师为华里先生炎高也。按：炎高无传，其人不详，《后汉书·周盘列传》载磬师东里先生，即其人耶？（参见卷三十九，页1310～1312）常璩所载，不知何据（见《华阳国志》，卷十中，页1B），或出于传闻，如后来巴蜀故老传闻谯周之预言者耶？
[15] 光武在公元36年平蜀后，统始回巴蜀求学，华里先生不知何时为其师。按此时天下已大定，故戒言似不宜解释为指光武中兴。杨统于2世纪初安帝时卒，或何宗等人伪托此说以示权威性耶？
[16] 《后汉书》列谯玄于卷八十一《独行列传》之首，其学行可知。同卷又记载玄弟庆在光武时诣阙自陈其兄义拒王莽、公孙述事，光武义之，偿还其钱，并诏本郡祠以中牢，则其财势地位可知。《华阳国志》谯周部分已佚，《三国志·周传》则未叙述谯周与谯玄的家族关系。按：《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之《巴西郡》部分，指出谯氏乃南充国县大姓（见页10上）。考《后汉书·玄传》，谓玄为巴西郡阆中县人，《三国志·周传》则谓周巴西郡西充国县人。查司马彪《续汉书》志二十三《郡国志》，公元90年分阆中县为充国县，注又据谯周本人所撰《巴记》谓公元193年充国复分为南充国（参见页3507、页3508）。《宋书·州郡志》述析置略同，时间则颇异（参见卷三十八，页121C）。《华阳国志》述巴西郡仅列南充国，盖漏也。大概东汉初巴西郡阆中县分析为闽中、充国二县，汉末充国复分析为西、南二县之地，实则二充国县皆旧阆中县境，故谯玄称阆中人，谯周称西充国人也。二子为同一县地同一家族，可能性极高，第世系不明而已。
[17] 详见《三国志·谯周传》，卷四十二，页1027、页1042。
[18] 秦宓人格高尚，乡土意识亦浓，州郡辟命皆不往，自比于巢、许、四皓，郡守称之为“仲父”。他曾推荐任安于刘焉，赞美董、任于诸葛亮，表示与同郡的杨门学派甚有渊源，惜不详其关系。他曾引天时不利以反对先主征吴，下狱幽闭；所论古史问题对谯周甚有启发。周少时数往谘访，详记其言于《春秋然否论》。陈寿对此皆有记述，详见《三国志·秦宓传》，卷三十八，页971～976。至于《华阳国志》，则谓吴名外交家张温极推崇之，至谓“蜀之有宓，犹鲁有仲尼也”；并声言“宓甚有通理，弟子谯周具传其业”云，详见卷十中，页7B。
[19] 陈寿于《三国志》，卷四十二周本传不录其这方面的著作，且仅记载了他预言司马昭死及自己死两事之准确，对后者竟谓“疑周以术知之，假此而言也”云。同卷《杜琼传》中，特记谯周问学天文皆显示陈寿不明其师这方面的功力成就也。陈寿不喜方术而予以低评价，详见《三国志》，卷六十三《评曰》，页1426。
[20] 晋世巴蜀之乱，据常宽（常璩先人）之言，谓颇与谯周预言没后三十年当有异人入蜀，而蜀大乱之事有关。常璩修《华阳国志》，即注意并引用此说（参见卷八，页13A）。璩又引长老相传谯周之另一预言，谓广汉李特、李雄之兴起。结果李氏兴起据蜀，复建成汉，以威胁晋之正统地位（参见卷九，页8B）。这两次预言推占，显示对益部士人和豪杰的反抗中原、独立建国意识，有极大之影响力也，故常璩特为之记述。
[21] 当时大将军姜维贯彻先主、诸葛亮的北伐国策与国家战略，但宦官黄皓与尚书令陈祇预政于内，屡为掣肘，兵屡兴而无功，百姓因之疲弊，故周撰此文。此文详见《三国志·谯周传》，卷四十二，页1029～1030。时人莫察的反应，见《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景耀元年条，卷七，页9B。
[22] 按：谯周之言天命，若在诸葛亮生前，恐会受到重罚，但亮死后费祎（《三国志》，卷四十四，页1062）、黄皓（见同卷《姜维传》，页1065～1066）等实际主政者颇信此术，是以周言得以畅，而对政局当亦有所影响也。二孙的厉评及分咎之辞，分见《三国志》，卷四十二《周传》（页1031）及《郄正传》（页1041）。
[23] 19世纪西洋史学为反对说教性历史，因而重视事实，由于重视事实，因而重视乃至崇拜文献，关于此问题，卡尔论之颇详，参见What is History，I.“The Historian and His Facts”，pp.1～24。柯令吾对权威证据的意义有所解释，称此类收集不同权威的证词编成之史为“剪刀糨糊”（Scissors and paste）史，详见The Idea of History，pp.249～261。谯周崇拜正经略同此弊，但周之出发点不是为了反说教性历史，却相反的颇欲以遂行其说教卫道之目的，此则二者殊途同归者也。
[24] 谯周史学著作今已不存，刘知幾为批评模仿因袭的史学，特立《模拟篇》，起首即举谯周的《古史考》为例。他批评谯周模仿《春秋》之笔，写出“貌同而心异”之文——此即《古史考》述秦丞相李斯被杀，书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帝制下的丞相，与封建时代诸侯的大夫，意义甚不同，故知幾指责谯周此“思欲摈抑马记（司马迁《史记》），师仿孔经”之弊。详见《史通通释》，卷八，页219。按：知幾似乎未深识谯周的思想人格及史学特色也，谯周盖或师法班氏史学的摈秦意识，本《春秋》精神贬天子，讨大夫而已，故贬秦为古之诸侯，比其丞相为大夫，于此可见谯周的道德批判主义。但其书不存，作者亦未敢过论。
[25] 批评陈寿此三点者，饶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附录文章颇多，不赘。赵翼所论证，参见其《二十二史札记》，卷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三国志书法》《三国志多回护》诸条。
[26] 参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之《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条，页71～72。
[27] 参见《史通通释·列传》，卷二，页46。
[28] 此文列于《三国志》为附录，见页1473。
[29] 陈寿不记此事，详见《三少帝纪·高贵乡公髦纪》甘露五年注引《汉晋春秋》及《魏末传》。《三国志》，卷四，页144～145。
[30] 凯为陆逊族子。公元265年9月，孙皓徙都武昌，凯上此疏惕谏之，是年12月司马炎始篡魏。疏见《三国志》本传，卷六，页1400～1403。
[31] 此语见严可均校《全晋文·谯周》，卷七十，页5A。
[32] 《魏氏春秋》谓**彧饮药自杀，《献帝春秋》亦言彧自杀，陈寿未录，盖谨慎也，参见《三国志·荀彧传》并注，卷十，页317～319。至于陈寿以评论直接指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者，见于《三国志·鲁肃传》，卷五十四，页1281。
[33] 丞相非人臣之任，远例则王莽，近例则董卓，故魏晋之世，此观念甚普遍。建安为此制而争辩，仲长统《昌言》之《法诫篇》论之颇精。仲长统为荀彧所提拔，任曹操幕僚，力主恢复此制者，《后汉书》本传特征引其文，参见卷四十九，页1657～1659。
[34] 此令盖谓最初只想做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稍后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其后身为丞相，颇有齐桓、晋文之志。但树敌过多，不敢交出兵权，下野自处，且谓一旦离开权力则身败国危云云。详见《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注引《魏武故事》，卷一，页32～34。
[35] 德林乃李百药之父，勅撰齐史未成而卒。他历仕北齐、北周及隋，皆预机密及政权兴亡之事，引文详见《隋书》本传，卷四十二，页1195～1197。按：引文出自《答魏收第二书》，饶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作《答阳休书》，实误，见该书页299。
[36] 详见《史通通释·探赜》，卷七，页209～211。
[37] 饶宗颐就此批评知幾，说他“未细读《蜀志》”及“迂见”，前者差可，后者过论矣，盖知幾实因论证未细，其所谓“轻究”之失而遽加论定而已，未至于迂也。
[38] 此处两引《默记》，见《诸葛亮传》注，卷三十五，页923～924、935～936。《后出师表》不悉何故陈寿未收入，而独见于《默记》。
[39] 孙策在建安五年被刺，死前陈寿特记其语张昭等遗嘱云：“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又嘱权云：“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策本传》，卷四十六，页1109）是则孙策有与天下争衡之材力或意志，知其弟权不及己，故仅嘱招人才以保江东一隅，亦嘱张昭等相其弟遵此遗嘱，以观成败而已。是则孙吴国策，原无必须统一天下之意，此策由孙策奠立，而权及群臣奉行者。策死时二十六岁，权继时十八岁，故陈寿于《吴主传》开宗即明言：“孙权字仲谋，兄策既定诸郡，时权年十五，以为阳羡长。”（卷四十七，页1115）是则陈寿之意可知矣。又《策本传·评曰》：“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义俭矣！”（页1112）于《吴主传·评曰》则云权“性多嫌忌，果於杀戮”，责其家室不正以致覆国（页1149），是则寿贬权之意亦可知也。
[40] 此文详见《孙破虏、讨逆传》注，卷四十六，页1105～1106。按孙坚之破虏将军是由袁术表行之。术僭号，孙策以书责而绝之，曹操遂表之为讨逆将军，封吴侯。
[41] 详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是年注，卷三十五，页924～925。
[42] 公元223年（蜀后主建兴元年，吴王权黄武二年），邓芝始聘吴，吴遣张温报聘，温与宓作此口辩之争，问宓“天有姓乎”等问题，详见《宓传》，卷三十八，页976。稍后芝二度聘吴，即声言“土无二王”，灭魏“则战争方始”，斯皆显示蜀人忿吴之情，已主动的溢于言表。
[43] 盟约载于《吴主传》，乃吴建武中郎将胡综所作，见综本传，卷六十二，页1414。
[44] 吴军情参见《三嗣主传·孙休传》永安六及七年条，卷四十八，页1161～1162。陆抗为陆逊子，时为西陵都督，蜀亡后，吴主加镇军大将军，领益州牧，详见《陆逊传》，卷五十八，页1354～1360。按：诸葛亮卒时，吴廷已有增兵西线，欲事分割吞并之心，故知乘危侵略乃孙吴蓄志也，详参见《宗预传》，《三国志》，卷四十五，页1075～1076。
[45] 详见《华覈传》，《三国志》，卷六十五，页1464。
[46] 详见《晋书·宪传》，卷五十七，页160A。罗宪曾荐寿等任官于晋廷，《襄阳记》述其战事较详，参见《三国志·霍峻传》注，卷四十一，页1008～1009。
[47] 陆抗见蜀亡则思唇亡齿寒，而忧于构思新的国家战略（详见《陆逊传》）。陆机之论实浅识，充分表示了自大无知之心，其见实能代表部分吴人之见。《辨亡论》详见《三嗣主传》末注（卷四十八，页1179～1182）及《晋书》本传（卷五十四，页151B～151D）。
[48] 语见《谯周传》，《三国志》，卷四十二，页1030。
[49] 《晋书》本传谓其“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卷八十二，页223A），按《山涛列传》载涛子山简督荆时，即常游嬉于习氏家族的园池，置酒辄醉（卷四十三，页126C），显示山简应与诸习氏有交往，习凿齿亦与孙盛等交往密切，故染高门士族清谈之风，擅名一时。
[50] 周虓乃周访玄孙，苻秦南下，虓死守城，以母被秦所获而不得已降，然屡拒伪官，常斥氐贼，甚至密通东晋以泄苻氏政情，及辗转南奔。苻秦另俘二晋守，亦不屈。事详见《晋书·周访列传》及《史臣曰》的评论，卷五十八，页163C、163D。
[51] 傅玄时以散骑常侍掌谏职，著作言论详见《晋书》本传，卷四十七，页135C～136B。
[52] 阮籍死于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陈留名士阮瑀之子。自他以后，其家族多以任达非礼及清谈玄学见称，其侄咸更亦为竹林七贤之一。诸阮事详见《晋书·阮籍列传》，卷四十九，页140A～141B。
[53] 戴逵是4世纪末的清谈家、文学家及艺术家，列入《晋书·隐逸列传》（卷九十四，页254B～254C）。《放达为非道论》收入本传，《竹林七贤论》收入严可均校《全晋文》（卷一三七，页8B）。
[54] 元康之风集正始、竹林的大成，其表现是清谈玄学、**越礼、为官不理事、苟安尸禄等，王衍与乐广皆位居公辅，最为时人所宗。王衍是琅邪王氏子弟，从兄即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亦位至公辅），王澄、王敦、王导皆其从弟，一门深染此风，为世领袖。乐广成名是由于正始名士夏侯玄的赏识，其批评任放风气者只是他尚持名教意识，未至**越礼而已。其人行事人格，俱见于《晋书》，卷四十三。
[55] 此三人最早痛论于此者为虞预，在东晋初期提出，但只见元康之风源自竹林而已。桓温则仅见晋世风气，范宁则能远探正始。是则三子识见于此可知。详见《晋书·虞预列传》（卷八十二，页222C）、《桓温列传》（卷九十八，页266B）及《范汪列传》（卷七十五，页205C～206A）。桓温父桓彝，与元康名士多相友，南渡后仍与他们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参见《晋书》，卷四十九谢鲲、胡母辅之、羊曼、光逸等传）。
[56] 详见《晋书·石勒载记》上下两篇，引文见卷一〇四，页283B、285B、286A。
[57] 事详见《晋书·桓温列传》。按：袁宏个性强正亮直，一时文宗，桓温颇惮其文笔名气，故敬惮之余不敢对之高压。宏专治后汉三国史，也有《竹林名士传》三卷行世，故谓兴废未必与竹林、元康名士有关，实是治史之心得。其人列入《晋书·文苑列传》，卷九十二，页247D～248C。
[58] 张华藏书特多，未见有史部著作，但以善谈《史》《汉》擅名一时，可见对史学亦非外行，王戎因父王浑而交阮籍，参与竹林之游，其父即盛称张华善说《史》《汉》，详见《晋书·王戎列传》，卷四十三，页126D。
[59] 荀爽、荀悦叔侄，本书前已论之。荀氏家族本身以学术及政界的实力，即能于魏晋显宦，况荀彧长嫡与曹氏、司马氏有婚姻关系；荀勖外祖为锺繇，从舅为锺会；而另一魏世已为公辅的荀顗，则是荀彧之第六子，陈群的内弟。荀、锺、陈、曹、司马诸家的结合，实为荀氏操纵政坛及史坛的本钱也。顗及勖，俱在《晋书》，卷三十九有传。
[60] 争议详见《晋书》，卷四十《贾充列传》。谧为充外孙。充无子，前妻之女为最亲重的齐王攸妃，后妻女为惠帝贾后，少女嫁与韩寿。谧为寿子，过继外祖嗣爵，故得权任。当时奔竞之徒尽礼事之，或为文称美之，得列名为其友者乃是一时名士，仅二十四人，石崇、潘岳、陆机、陆云、挚虞、左思、刘琨皆二十四友之一。左思为谧讲《汉书》（《晋书·思传》，卷九十二，页246B），潘岳代笔议断限（《岳传》，卷五十五，页155B），陆机为之鼓吹敷衍而上《晋书断限议》，是则贾谧并非无识少年。加上张、王、乐、嵇等赞助，自能执奏成功。
[61] 参见《晋书》，卷四十《贾充列传》。机曾撰《晋纪》四卷，是编年体，见《五代史志·经籍志·史·古史》，《隋书》志卷二十八，页958。
[62] 史部著作似以东晋时较多，盖暂获苟安而国祚较长也，故《五代史志》所列者以此时代为多。陆、荀已有前注，华畅附父峤传（卷四十四，页130A～130B），傅畅附从祖玄传（卷四十七，页137B），束皙见本传（卷五十一，页147D、148A），皆西晋作品，为《五代史志》所阙遗者。
[63] 王导领上述官职，《资治通鉴》系于大兴四年，故东晋史官重建于此年以后。其事及疏，详见《晋书·王导列传》（卷六十五，页180D）及《干宝列传》（卷八十二，页222D）。
[64] 详参见《晋书·石勒载记下》，卷一〇五，页283D、285C。
[65] 刘渊复汉事，详见拙文《从汉匈关系的变化略论刘渊屠各集团的起事——兼论其一国两制的构想》，《东吴文史学报》第八号，台北，东吴大学，1990年3月。
[66] 巴氐亦于338年将“成”改号“汉”。事详见《晋书》刘元海（渊）、刘聪、刘曜、石勒、李雄、李寿诸载记，卷页不赘引。
[67] 王敦与桓温俱列入《晋书》，卷九十八《叛逆列传》。元帝乞罢兵、避贤路语，见《元帝纪》永昌元年四月条，页17D。
[68] 东晋南朝是强人的时代，此强人即是拥有军权的权臣，他们的社会成分包括王室近戚（宗室及外戚）、士族、小姓、酋豪或寒素，毛汉光先生《五朝军权转移及其对政局之影响》一文（《“清华学报”》新八卷，第一、第二期合刊，页248～282，1970年8月）。曾从权力（军权）制衡及社会流动的角度加以分析，认为制衡力量的破坏才会产生不臣逼主的事件，如王敦、桓温等。骥意制衡力量固为诱因，但这类人物早已蓄有此志，应为其主观因素，而此两种因素亦可能互为影响者。曹操型的人物，其人格心理需从曹操的《述志令》去体察，人物的主观创作意志往往是突破及改变客观形势的关键，若真具枭雄性格者，必会以主动创造去破坏均势。而且这个时代君权低落，与即使在均势时大臣们的专权跋扈亦应有大关系，如东晋时最以公忠体国、努力王室著名的外戚庾氏为例，其权威之大连王导等亦为之下，庾怿跋扈竟至欲毒杀王允之，天子因之而叹云：“大舅（庾亮）已乱天下，小舅（怿）复欲尔邪！？”（亮、怿为明穆皇后兄弟，事见《晋书·庾亮列传》，卷七十三，页199C）是则专权跋扈实为时代风气，第曹操型的人物为之更甚，俟其突破现状则更不可羁勒而已。
[69] 干宝曾以家贫求外补山阴令，不能安心于著作，幸王导大力拔擢，始成《晋纪》。该书本传作二十卷，《五代史志》作二十三卷。本传及史臣批评，见《晋书》，卷八十二，页222D、223D。
[70] 前文见《晋书》卷五，页16A～16C；后文参严校《全晋文》，卷一二七，页10下。
[71] 干宝有“鬼之董狐”之称，撰《搜神记》一书，是则史臣嗟惜，恐亦兼指其书多有荒诞不经的记述也。事实上唐修《晋书》，内容也常多神异怪诞之事，盖为此时代的史风也。
[72] 王隐后亦得庾亮资助始克成书，据《五代史志》所载，共有九十三卷，为当代全史也。虞预书本有四十四卷，亦当时全晋之史。至于有关学术批评，请详《晋书》，卷八二王、虞之传，及卷末《史臣曰》。
[73] 检讨这些问题，除正文所引文献外，自晋至桓温时代，尚有孙绰（附《孙楚列传》，卷五十六，页159B）、庾峻（本传，卷五十，页143B～143D）、应詹（本传，卷七十，页192B）、卞壶（本传，卷七十，页193D）、王导（见《陈頵列传》，卷七十一，页196A）、孔严（附《孔愉列传》，卷七十八，页213B）、范宣（本传，卷九十一，页244C）等批判言论，收入《晋书》。
[74] 此三段记载分见《三国志》裴注，依次在《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卷一，页53），《文帝纪》延康元年冬十月（卷二，页75），《三少帝纪·高贵乡公髦纪》甘露五年五月（卷四，页144）。
[75] 司马氏系出及其所强调者，可比较《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晋书》，卷一《宣帝纪》所述。晋室文献多不强调遥继说，鲜提颛顼高阳氏之名，《晋》《宋》二书诸志可按。大体上，晋室只颂“宣文”或“三后而已”，傅玄所制鼓吹歌辞之第一及第三篇——《灵之祥》和《金灵运》——最足表达此官方意见，详见《晋书·乐志》，卷二十三，页70D、71B。
[76] 议论及孙盛批评，详见《宋书·礼志》（卷十四，页35C；卷十六，页46B～46C），《晋书·礼志》（卷二十一，页65D～66A）及《舆服志》（卷二十五，页76B）。
[77] 曹氏父子当时即被他人批评为篡盗贼臣，降至梁武帝和沈约更又自我商量作贼与同公作贼，而在习氏的时代，司马道子在桓温死后专政，指责“桓温晚涂欲作贼”（《晋书》本传，卷六十四，页179B），此时桓氏势力未消，引起桓玄不安，导至日后废帝建楚之举。是则篡夺者及其附从者既自知作贼，当时也就了解他们的夺权并非什么奉天承运。桓玄废晋，何后哭太庙，玄怒骂曰：“天下禅代常理，何预何氏女子事耶！”（见《晋书·后妃列传下·穆章何皇后》，卷三十二，页100C）最足表示篡夺者唯权力是尚，而不计较什么奉行天运矣。后来刘裕自谓系出汉室，篡晋建宋后却非宣布火德复兴，而是自称得水德，一如魏晋故事用前代正朔服色。斯则阴阳五行及刘氏学说，自魏晋以降至此，于解释历史政治方面，严格说已完全破产矣。
[78] 孙氏兄弟与习氏的游处，请参见《晋书·孙楚列传》（卷五十六，页159），桓温参与见《刘惔列传》，刘惔事实上是友善及器重桓温，但亦刻意牵制桓温的人（卷七十五，页206B～206C）。至于殷浩亦最为风流谈论者所宗，虽少与桓温相友齐名，但朝廷付以重权，实有以此制彼之意，详见《晋书》，卷七十七本传。
[79] 《东征赋》事件详见《晋书·袁宏列传》，卷九十二，页247D～248A。又桓温喜自比于司马懿和刘琨，人或比之于王敦则不快。刘琨旧妓说他甚似琨，则大悦而整衣冠，妓谓有些地方不似，则解冠带而昏睡不怡，此皆好名表现，详见本传，卷九十八，页266B。
[80] 桓温相信天文图谶，可参见《晋书》本传载郭璞之谶（卷九十八，页267A），及《习凿齿列传》载蜀人释天文事件（卷八十二，页223A）。
[81] 刘惔与桓温均为晋室驸马，皆名家子而又善谈，他极奇温才，但“知其有不臣之迹”，常“恐温终专制朝廷”，故屡次为帝进言，牵制桓温。（详见《晋书》本传，卷七十五，页206B～206C）是则比温于孙权和司马懿，实为有识之见。又曹操拒绝劝进，欲为周文王，司马光在《通鉴》就此详评，谓汉末群雄皆假尊汉为辞，故操虽强暴而有大功，“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见建安二十四年条，卷六十八，页2173～2174）曹操、司马懿和桓温，皆为名士，司马光之言似可通用于此三人。
[82] 详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并注，卷三十五，页918。按简文帝崩时，人或解释当时大星变，谓有强臣内乱之符。帝遗诏桓温，亦采刘备嘱孔明之语，赖王垣之将之改写。事详见《宋书·天文志》咸安二年诸条，卷二十五，页78B。
[83] 详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诸条，页923～927。按：裴注以采集异说为务，除注明《后出师表》转录《默记》外，其余所引《汉晋春秋》之记载，皆是习氏一己而不同于他书的异说也。习氏如此记述，应有裁正桓温之意。
[84] 告天文见《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冬十二月（卷三，页9B），《宋书·礼志》亦收入（见卷十六，页44C～44D）。
[85] 桓温在371年废帝，372—373年欲效周公加九锡，不及而卒。桓玄继起，于403—404年废晋建楚，为刘裕所灭。裕于420年废晋建宋，历史进入南北朝。此段发展只是半个世纪之间事，晋帝脱此掌握而复入彼彀而已，斯则强权可以为公理之弊也。恭帝事见《宋书·武帝本纪中》晋元熙二年四月条（卷二，页8B），宋武帝告天文见同纪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条（卷三，页8C～D）及同上注《礼志》（页45A）。
[86] 参见《晋书·段灼列传》，卷四十八，页138A～B。
[87] 陈琳全文见《三国志·袁绍传》注，卷六，页197～199。
[88] 曹操定邺，因私交而临哭绍墓，慰恤其家人，孙盛就此申议。见《三国志·袁绍传》并注，页25～26。
[89] 此处因批评魏之封建政策而推论魏晋兴亡，实即批评曹操父子违离儒家而尚法家，刻薄黑暗至骨肉亦不能相容也，详见《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卷十九，页576～577。
[90] 此因吴王接受魏文帝策命而论者。
[91] 此观念见于评论苏则依违于汉魏的表现，详见《三国志·苏则传》，卷十六，页493。
[92] 详见《三国志·宗预传》并注，卷四十五，页1076～1077。
[93] 孙绰的帝都无常所说，本为针对桓温要求还都洛阳一事而发，认为立国继续以地利人和为主，不一定须建都中原。值得注意的，孙绰、孙盛兄弟学术名气甚大，且皆起家即为佐著作郎，借史论政应为轻易之事。绰父孙楚亦为名学者，为石苞致书吴主皓劝降，即以中原说为据。是则孙绰反其先人之意者，盖为政治现实而牵制桓温也；其说当时甚具影响力，使北还不成，而桓温不悦。请详见《晋书》，卷五十六《孙楚列传》全传。
[94] 见严可均校《全晋文》，卷五十六，页6B～7A。
[95] 孙盛提出“正本定名”，详见《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卷四十六，页1113。
[96] 详见《后汉纪》，卷三十，页361。此段《袁宏曰》对《通鉴·臣光曰》论荀彧之死有影响（见《通鉴》同年月条，卷六十六，页2115～2117）。袁纪，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10月台二版。
[97] 全评详见《后汉记》，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条，卷三十，页367。
[98] 袁氏出陈郡，宏乃准之族孙辈。袁准的《袁子正论》已矣，严可均校《全晋文》自卷五十四至五十五颇辑之，其论析诸葛，见卷五十五，页14B～15B。袁宏撰《三国名臣颂》，推君臣名教之义，用颇大篇幅颂赞孔明，其颂可参《晋书》本传，卷九十二，页248A～248C。
[99] 《后汉纪》有袁宏自序，读者自可详参。又钱宾四师曾撰《袁宏政论与史学》一文，发明宏之学识思想（收入杜维运等编之《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页288～303）。但该文析论，未将宏学与其时代合论，如本书所述者。
[100] 见《后汉纪·孝献皇帝纪》初平三年二月，时立宗庙于洛阳，袁宏评论其书，卷二十六，页315～317。
[101] 见《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卷三，页24～25。
[102] 《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卷三，页25～27。
[103] 习氏曲引谯周释谶之言详见下文。至于孙盛，刻意为东晋争天意，曲解秦时望气谶言及灾异符瑞的主观荒诞，以《晋书·元帝纪》末所征引之言为最（见卷六，页18A）。东晋重建史官，自干宝、郭璞首先开道，广究天文图谶等为东晋解释，以后史家，殆以孙盛和习氏最注意于此，《晋》《宋》二书引此四子之说最多，就以《宋书·天文》《符瑞》《五行》三志看，引用最多者为干宝说，郭、孙、习则其次也。但干、郭是擅长此术的大师，孙、习则不然。后二子相信此类学术的程度似不如前二子，他们却大加征引附会者，盖出于政治动机，为晋明天心而抑僭逆也，凿齿对此学术未见正面评价，孙盛则曾畅论，谓之病妄，君子无所取诸云云（详见《三国志》，卷六十三末注所引，页1426～1427）。
[104] 西晋两京危厄之际，屡诏元帝勤王，元帝却坐视不救，乘乱南渡坐拥江东，以宗室名义自居，情况可与光武、昭烈比较。且元帝第一个年号完全和光武一样，称为“建武”；又学光武采中兴受命、血缘说，作自君依据。若本《晋承汉统论》说法，自君之道不正，则臣义尽未义，也就难怪王敦、桓温的觊觎非望了。袁宏论光武，故应有影射元帝的“疏外之意”也。
[105] 刘知幾谓凿齿无裁抑意，只是欲定正伪而已（《史通·探赜》，卷七，页212），恐未是。
[106] 贾充解释后翌年，司马炎即篡魏，时人皆谓“炎兴”应验了。此事出于《襄阳记》。习氏为襄阳人，曾撰《襄阳耆旧记》五卷（见《五代史志·经籍二·史·杂传类》，《隋书》志二八，页975），未考与此书有何关系，要之习氏必熟知此事。此辗转解释征引的关系，读《三国志·杜琼传》（卷四十二，页1022）、《襄阳记》（《三国志·向朗传》注引，卷四十一，页1011）及凿齿本传述撰《汉晋春秋》一段文字，即可知之，不必推论。
[107] 前引习氏批评费诗反对刘备汲汲自君，认刘备所为为是。理据在：第一，当此时应行权，速篡统以系众心，盖为社稷故也。第二，宗庙绝祀，应以宗室嗣祖配天，使其不绝。由此亦同意“更始尚存而光武举号”。由于这仍是“权”的表现，理仍非至正，袁宏发言恐即为此。
[108] 《晋承汉统论》只指出“三家不能相一”及“蜀人杖正而弱”的现象，未释其因。凿齿批评蜀之君道不足及德义俱愆，请详见《三国志·庞统传》（卷三十七，页956）和《陆抗传》（卷五十八，页1357～1358）注所引《习凿齿曰》，大概为裴氏引自《汉晋春秋》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