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朝君主撰史现象与实录的创修
前章论及1世纪以还，东汉政府实行国史修撰权中央化政策，导至东观修史制度的形成，及秦汉一统以降首部官修国史——《汉记》的出现。
大体上说，刘珍是《汉记》的领衔者，但此书在东汉约两个世纪间，分数梯次完成。尽管刘珍是第一梯次的主持人及实际策划者，然而在其之前，尚有班固等人入内修中兴国史，应为东观修史的前奏。班固在明、章朝，几因“私改作国史”肇祸，此国史犹指前汉书而言。然而此仅在官方关注及批准下完成的《汉书》，已备受3世纪后期史官兼经史批评家傅玄的指责，认其书“饰主阙”“抑忠臣”等，斯则于官方领导控制、以集体形式完成的《汉记》，更因切东汉之时忌而益受限制，司马彪、范晔等人一再评其书不实、“拘於时”，显然代表世人的公论，而为不断重修东汉史之主因也。继起的《（曹）魏书》、吴史，前者有“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之讥，后者有拘系史官，乃至杀史见极之惧。
三、四世纪之间，西晋仍沿国史官修惯例，先后委张华、贾谧等监领其事。然而内有后、戚，外有宗藩，强臣专国柄，五胡窥邦畿，当此之际而为史臣者，其心唯危；加上蔡邕、韦昭两史祸殷鉴不远，史官能“直书”者几稀。其间陈寿《三国志》号为“实录”，然于汉魏、魏晋授受之际，魏三祖君臣牵涉晋三祖君臣之事，所隐亦多，或乃至不书。陈寿行“春秋不书”之义，原有害于史文之绝续问题，而世人竟不之怪，反号其书为实录也者，盖知寿所不书者，正是最该深思批判处者也。著史者与读史者竟共鸣合契若兹，则三、四世纪魏、（西）晋之际，世道危微、史心恐惧之情势，可以知矣。
史实失实，史书不书，诚危害史学根本之最大者。即就功用论角度言，乱君贼臣由是无所惧，经验借鉴由是无可本，所谓经世致用云何哉？是以东晋承丧乱隅居之余，留心经世之学者，痛定思痛，利用史学对时代大加批判，且直溯其致乱之源，冀能发明其事，究其因果，以待来者之取鉴，开拨乱之太平。由于时值儒学衰退，汉儒通经致用之风，寖寖然已为“以史经世”之风所取代。汉儒“以天制君”的思想，亦渐由“以史制君”所落实。汉末以降，天不仅不足以制君，反而成为乱臣贼子禅受之际的护符，是则以史经世、以史制君观念之所由起与所用心，可想而知。
严格而言，“以史制君”是“以史经世”思想中最尖锐的观念，其制约对象不仅在乱君贼主，也兼且涵盖了专权不法的乱臣贼子。权力制衡原是政治问题，谋国者在法治上不能予贼乱之君臣以制衡或制裁，此即中国政治及政制之可悲者。及其不得已而必须假借抽象之“天”以制之，及至天不可制之而又不得已以“史”制之，乃至再不得已而落实于“以亲制君”（即祖宗家法）及“以师制君”。如此由抽象至具体，层层转落，终无以制之，而反受其利用。
东晋至唐的“以史制君”，是汉儒“以天制君”过渡至宋儒“以亲制君”及“以师制君”的中介。本章研讨重心即在承上述论述之余，欲就君主于此期间对此思想观念的反应，乃至此反应对当时史官制度的影响，略作探究而已。
4世纪早期——永嘉之乱、晋室东渡之初，宰相王导上疏请重建史官，建议“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首批史官即干宝、郭璞、王隐等人。王导提示的国史修撰原则，显然不是循例之辞。稍后他曾面述晋朝开国奸恶之迹于明帝，致使“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表示王导实述其事，俾明帝了解晋室何以至此地步，以作龟鉴也。此与其所提示的修史原则相符。正唯如此，始有干宝“直而能婉”的《晋纪》出现，有系统地载述及批判晋朝君臣的寡德**僻，并因而刺激起4世纪批判之风。此下至六七十年代，由于桓温觊觎，史家以史制裁之心更切。孙盛、习凿齿、袁宏、袁山松等人，或直载桓温之迹；或因桓温自比司马懿，遂至直溯魏晋时君之恶；乃至如二袁之逆溯至东汉，由光武乘其君（更始）之危而取位起痛谕。[1]
桓温幕下史才甚盛，孙、习、袁诸子皆其僚属。温曾乘北伐复洛之威，上疏请选史官修国史。然上述诸子反对其思想行为甚坚，是则即使桓温遣其幕下这些名史修撰国史，盖亦自知彼等对己必不虚美隐恶也，故尝“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2]桓温此语诚为千古名言，它代表了人生追求不朽的入史成名意识。而且，这是一种正面意义大于反面意义的意识。“流芳后世”乃成就欲和荣誉感的最高目标，非极无奈则不落入“遗臭万载”也。此意识实促使桓温不敢贸然篡位称帝，而受制于史者。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正面之不朽，这是多数君主的共同心理，也是他们控制国史修撰及受制于史的原因；若无此心理或懵然不知于此，则“以史制君”终将无所施为。403年，温少子桓玄废晋安帝，改国号“楚”，自行告天称帝，完成桓温未竟之志。及至事败兵溃，史载其逃亡情况云：
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义军（指刘裕勤王之师）之事。自谓经略指授，算无遗策；诸将违节度，以致亏丧，非战之罪。於是不遑与群下谋议。唯耽思诵述，宣示远近。[3]
此事北方亦知，《魏书》竟亦载之。[4]尽管桓玄为僭篡之主，但却是中国第一个自撰起居注的君主。他自撰注记的心理，盖与其父正同，亦是唯恐被“以史制君”所制的恐惧意识之表现也。父子二人，皆为复兴的史学观念及锋而试之对象，且试之效者也。相对的，人君自作注记，也正是抗拒史家“以史制君”的模式之一，开创了南朝某些君主躬自撰史之风。
638年（贞观十三年），唐太宗与修注官褚遂良有如下对话：
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5]
起居注是国史最基本史料之一，专书人君言行，且善恶必书为其传统原则，斯则桓玄及一些乱君贼主所惧者在此。建立人君不躬自观史的惯例，其目的是为了达成原则而附设的史官保护制度，以消除史官之恐惧感。是则官修注记制度，适足以造成人君及史臣两皆恐惧，且是互相恐惧对方也。其实人君在禁中起居，修注官若不书，则天下之人能知而书者几稀。天下之人，能知而书者，只是人君昭如日月、民皆可知之显恶而已。不过无论如何，修注官之修注记或他人之书君恶，两皆足以制君之非矣，刘洎诚得斯旨。
修撰注记是国史修撰制度中之前序工作，起于汉代，但帝王不能躬自观之的惯例，则今不可考。人君既恐史官书其恶，解决的措施遂有三途：一为任命心腹文人任修注官。二为派遣心腹重臣监修注记。三为人君亲撰其起居注。第三种措施除桓玄外，东晋南朝一系君主权臣向鲜显例。第二种则盛于北朝系统。第一种则为南、北朝所常见，刘知幾史才少、文才多之叹实因于此。一些与君主亲狎而又对史官责任与传统不甚了了的文豪（当时常称之为“大手笔”）参与修注或修史，其所代表的意义（政治上的及史学上的）该是可想而知的。自3世纪末，西晋政府即已奠定秘书省之著作省掌修国史及起居注的建制。东晋南朝，著作郎、佐已渐成高门子弟起资之官，未必胜任史职，加上前述因素，遂导致史官制度的改变：即文人以他官奉诏领著作，或知著作事，代行律令上著作郎、佐的法定职责。这种弹性的任务授权惯例，向北影响北朝隋唐一系，竟至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改制，取消著作局修史之任，而径以他官带“修国史”或“兼修国史”的制度于焉形成；至于修注权则移隶供奉机关，且在高宗以后中书、门下两省均置也。[6]
4世纪复兴的史学经世制君思潮，在桓玄以后的南朝时代似即受挫，此下史官及史家已多不见作口头或文字上之鼓吹。继承的脉络，则于北朝隋唐不断出现。
窃思此风在南朝渐寝的原因，可能有数点：
第一，东晋君权长期低落，君主对国史修撰的拘束力原就不大。如在王导领导之下，史官批判晋室开国恶迹，时君亦无可奈何也，更遑论控制私修之国史。4世纪史家同情弱晋怯主，常专力制裁权臣，发挥了“锄强扶弱”的心理，而桓氏乃首当其冲者。桓氏名门子弟，其学术素养甚佳，足以自觉受制之惧，而稍敛其迹，虽对史家发出威胁，终仍尊重此春秋褒贬的史学传统。不幸刘裕出身北府兵，寒素无学，平桓玄之后即行专政，弑君篡主，于十六年（420年）之后遂建宋国。此下南朝之局，外则权臣觊觎相篡，内则宗室攘夺相杀。兹举一例：南朝常与北朝交聘，萧子显于梁武帝时著《（南）齐书》，载北魏孝文帝元宏之谈话云：
（孝文帝宏）常谓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
魏侍臣李元凯对曰：“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
宏大惭，出元凯为雍州长史。俄召复职。[7]
南朝篡乱频仍、臣下洁身自保，显然已腾笑北廷。孝文帝只见其多“好臣”，盖未深究其实也，第思元凯言，或始心知其弊，故即召还元凯。子显乃齐王室子弟，齐为梁武帝所篡，记此事或有深意焉。据此记述，则知自刘裕以后，乱君篡臣蔚成风气，早已不知恐惧、忠义为何事，与桓氏父子意识显已不同，则“以史制君”尚有何所施为？进而言之，篡臣乱君已成风气，臣民已司空见惯，或竟至习焉不察，既不敢谔谔，亦无须操心，明哲尸位，与篡乱相安，遂成“好臣”。君臣心理风气如此，尚何思“以史制君”？况其制不胜制耶？
第二，5世纪前半期，继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蔡邕史祸、273年（吴主皓凤皇二年）韦昭史祸，连续发生了三次史祸事件：433年（宋文帝元嘉十年）杀曾奉勑修晋史之文豪谢灵运，445年（元嘉二十二年），杀私修《后汉书》之范晔，450年（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杀修撰北魏《国记》之宰相崔浩及诸修史官员。南北一片血腥之中，杀身者皆两地顶尖的文豪名史，尤以北朝集体屠杀为甚，当世及来者，孰不震慑？此事原与晋宋之际君权之消长转变有关，《宋书·刘穆之列传·史臣曰》云：“晋纲弛紊，其渐有由……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国典人殊，朝纲家异。……（宋）高祖一朝创义，事属横流。改乱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义，定于马棰之间。威令一施，内外从禁。以建武、永平之风，变太元、隆安之俗，此盖文宣公（穆之）之为也。”[8]然而“以史制君”的落实，原即能令君主与史臣互相两皆恐惧，先前桓氏父子恐惧于史家，于今以后则势必令史家恐惧于时君也。9世纪初期，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历述史祸，其中谓“陈寿起又废……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9]此与司马迁在公元前2世纪于《太史公自序》中，历述圣贤著作之祸，可谓古今心同也。史祸切在近世，南北朝史官、史家，能不心惊畏慎耶？
第三，南朝王室似甚善于控制史学。例如，东晋末任史官王韶之，因私撰《晋安帝阳秋》号为“后代佳史”，遂除佐郎，与徐广等修《晋纪》。然不久即成刘裕心腹，奉裕指示密酖安帝。恭帝立，因功迁黄门侍郎、领著作郎，兼为刘裕之机要秘书与国史修撰官。刘裕篡位弑恭帝，韶之奉新君诏命复掌《宋书》。是则晋、宋授受之间，两国史当有可议之处。[10]宋亡之后，沈约奉敕撰《宋书》，即据韶之以降何承天等历任宋之史官著作，以一年之功完成是书，但却批评承天以下史臣云：“一代典文，始末未举；且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11]事实上，王韶之修晋、宋二史于晋、宋禅受之间，何承天、裴松之、徐爰等继续于宋文帝（杀谢、范二史者）之世。宋武帝刘裕指挥心腹创制于前，宋文帝义隆高压威胁于后，“时旨”“世情”交至，国史修撰即在史官不觉或自觉中受控制。“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因而为当然之事也。此下齐、梁、陈，又何能免于此？
以沈约为例，《宋书·自序》谓齐初奉敕撰《国史》（指南齐史），寻兼撰起居注。齐武帝立，奉诏撰《宋书》（487—488年），遂指责何承天等人失实难信。但据《南齐书·王智深列传》云：
世祖（齐武帝）使与太子家令（后兼著作郎）沈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沈）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於是多所省除。[12]
王智深与沈约皆为文学之士，前者史笔亦有温情偏差之弊。二人修史书，竟至取旨于时君，斯则沈约批评何承天等人之语，亦一一可用以批评其自己也。
沈约为南齐名王，竟陵王子良（齐武帝次子，居宰相）——竟陵八友之一，自武帝起渐被重任。但他却暗中成为萧衍（后来之梁武帝）心腹，乘齐末政乱，屡次建议萧衍夺权篡位，竟操切至谓若待局势渐定，“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遂至萧衍篡位建梁。沈约当时为世文宗，恐即北魏孝文帝所指的“好臣”之一。但此类“好臣”视易君篡国如平常事，劝人作贼，自己亦陪同作贼，却竟又骂人为贼：如于《宋书》特创《二凶列传》，开以后国史创立乱臣贼子、奸凶叛逆专传之先河。此“身为贼而喊捉贼”者，当然与其所指责的前辈史臣般，难以做到独立撰史的地步，因而也更不可能想到“以史制君”。除《宋书》外，沈约曾另修《晋书》一百一十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应指梁武帝）十四卷。[13]646年（贞观二十年）唐朝重修《晋书》，即表示不认可沈约之作，抑且重修底本为臧荣绪本，则沈书之价值可知也。梁武帝与沈约共同作贼，则沈约之《高祖纪》是否实录，亦可想而知。
关于南齐史之撰，江淹、沈约于6世纪初（梁武帝天监初）即曾先后奉诏修之。沈约《齐纪》当为此时完成，时任端揆之官也。但不久萧子显即以齐室子弟身份，请准修其故国历史；另一文豪吴均亦私撰《齐春秋》三十卷。萧书纪传体，今列为正史。吴春秋乃编年体，虽为梁武所恶，亦能与萧书并行。斯则沈约之纪，当时评价殆即甚差也。事实上，萧子显《齐书》已不敢直述梁武集团之篡逆，颇尽委曲求全之能事矣；而吴均《齐春秋》修撰之时，梁武帝竟不准其参阅官藏起居注并群臣行状，书成则又“恶其实，诏燔之”。[14]是则沈约据与萧衍同一利益立场而撰者，世不以为可信而竟不行也。时君之善于控制修史，或乃至勇于焚史，于此可窥。
上述只是略举南朝修史之一二显例，以见当时史风及其大概原因。总括而言，南朝王室加紧控制史学，是导致“以史制君”无效果及寝息之主因。控制的方式大约为：派遣心腹文人——他们往往与王室有亲密关系及利益一致者——主持修史，如刘裕之与王韶之，刘义隆之与徐爰，萧衍之与沈约。或君主直接或间接指示如何修史，或以时旨世情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令史官及史家自觉自制。或更甚者乃拒绝公开官藏史料给史家，使之难以进行研撰；其已撰成者，亦诋其失实而公然焚之。
际此潮流之下，尚有两个问题值得留意：一为帝王亲自撰史的现象。一为修实录的制度与意义。
南朝君主较北朝为文采风流。他们呼吸到4世纪的史学思潮，在意识恐惧之余，其反应一为逆向的作用——此即反恐惧及阻止恐惧发生的上述控制措施并干预行为；另一方面则是顺向反应——重视史学之功用而率先利用之。
南、北朝各国修史，以至7世纪唐初官修前代诸史及其国史，莫不汲汲利用史著，以宣扬政权之真命，与夫其行事之正义，这是“以史经世”之大者。至于以史表扬忠孝节义人物，此则东汉以来官方早已持续为之。3世纪前期魏明帝曹叡亲撰《海内先贤传》，更是君主躬自撰史之滥觞。[15]刘义恭乃刘宋名王，为宰辅而谦慎。文帝刘义隆为其子兵变所弑，义恭于乱后卑辞奉迎孝武帝刘骏。孝武帝中期诏修国史，“自为义恭作传”。[16]孝武帝与魏明帝不同者，乃是后者所撰乃一般传记史学，而前者则是撰入皇皇国史列传也。用意虽同，但层次及意义则有异。此前不久，裴松之注《三国志》，批评吴、蜀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云云。[17]孝武帝之举，为激励来者、称扬国美，又岂让吴、蜀史官专美于前也。按自东汉以降，官修国史莫不着意于国事之扬美隐恶，天子亲自操笔，益见其情之切。
4世纪初，桓玄首创人君修注记之例。5世纪中，刘骏（宋孝武帝）首创人君修国史之例。降至6世纪的梁朝，萧衍父子更是重视国史的名君。史部成立此时已成定局。但自5世纪中期至6世纪中期，国史犹无“正史”之名分。“正史”一名，似由萧绎（梁元帝，梁武帝衍第七子）等首先确定。他倡议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师儒教育，故呼吁凡读书必读五经、“正史”及谱牒，此外群书自可泛观；认为“正史既见得失成败，此经国之所急”。[18]他曾撰《孝德传》《忠臣传》各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皆为发挥“以史经世”之旨者也。其兄萧纲（简文帝，萧衍次子），亦著《昭明太子传》五卷（昭明太子萧统乃纲之同母长兄）、《诸王传》三十卷。兄弟二人可谓将梁室子弟群臣之忠孝者，搜罗殆尽而亲为之撰者。既不假史官之手，即日后虽有史官重修，恐亦难免受其影响矣。兄弟二人此举，恐受其父萧衍所影响者。
梁武帝的构想可分三方面：一是依惯例命令及批准江淹、沈约、萧子显等修前代之齐史。一是命沈约、周兴嗣等修梁注记及国史。一即为命吴均等修《通史》。他自认堪称伟业者乃是修成《通史》六百二十卷，主要为本着完美主义及正统主义、民族主义而进行，曾向萧子显夸云：“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此书实际水平似乎并不甚高，实际主持人吴均亦于520年（普通元年）中途死去，是则此书实为梁武帝贯彻意志，勉强完成者而已，政治意味大于创新。换句话说，是召集史臣为统一其政治思想，以罢黜众史为目的之作也。这部大通史的修撰，或有继承史公父子效法孔子修旧起废的精神，但究其内里意义，其实为史学上的独尊梁武、罢黜百史之举。其下限止于齐室，故不很重视江、沈、萧诸人之修齐史。[19]倒是梁朝国史不在《通史》断限之内，梁武对此似甚重视。
梁武帝为南朝在位最久、最以佑文著称的君主，应是“以史制君”的最佳对象。他拒绝让吴均私修《齐春秋》时可参考起居注及群臣行状，诏他自我搜访齐氏故事，可能是“做贼心虚”，不敢公开史料的举动。及至《齐春秋》完成，梁武特遣刘之遴前往质询吴均，并“恶其实，诏燔之”。按理史事不实则只需修正，何以竟特“敕付省焚之”，无乃使人启疑耶？吴均坐免职，然而“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是则焚其书而免其职，寻即召见而赋予修撰大书之任者，殆为慰其心以息众议之举耶？梁武恐惧为史所制及利用史家的意识流露可知。[20]
起居注是国史前序工作，为有关君主言行最密切的资料所在。南朝修注工作职责虽在秘书省之著作郎、佐，但此时已常以君主侍从供奉官充领之，盖以其心腹密近也。人君欲篡改历史，若非如桓玄之自撰，则必须假此等心腹密近者为之。沈约以端揆之重，撰《齐纪》及《（梁）高祖纪》，殆为国史终程著作。但前书似有“难以取信”之虞，后书亦因曾“同公作贼”，恐也有“事属当时，多非实录”之忧，恐难为后之修梁史者所取信，于是前序工作遂甚重要。然而，前序性的起居注，必须与其他史料及时人史著综合研究，始克完成终程性的国史，是则尽管起居注已授意窜改，亦必难尽改他书及一切档案，因而修国史时，人君篡逆诸恶仍将能被发现。设若介于国史修撰前序工作与终程工作之间，有一中介性工作，则起居注及一切其他史料，在此中介工作修撰期间，必会加以搜集选择，使中介得以完成。于是终程性的国史即可不经起居注等研究阶段，而在此中介性成果上再构思润饰以完成也。前序性的注记若已窜改，即原始史料已经修饰；至于中程性的实录，遂可在此前序基础上任意解释，上下其手，以合时君之旨，作为日后修正式国史之定论准备。梁武父子君臣皆为大文豪，必有如桓氏父子般珍惜令名之意识，因而在观念上亦会了解被史所制的恐惧，以及创立中介性作业之需要，这是实录修撰之所由起。[21]梁武恶吴均之“实录”，而诬其书失实以焚之，但又竟命名中介性撰著为实录，则其意旨可知矣。
7世纪初唐史臣有窜改注记之事，故太宗读实录，遂得从容指示史臣解释的原则与理据。此事与梁武帝批评吴均不实，观念意识上殆有同工异曲之妙。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太宗索阅实录，《贞观政要》记云：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指玄武门兵变），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22]
史臣据注记及有关史料删窜为“实录”，犹未令太宗满意。他提示解释理据——如周公、季友之为安社稷而行权宜也——指示史官据此原则直书。如此则其逼君父、弑兄弟、屠子侄之夺权勾当，遂因而成为正义行为，何须浮隐耶？《国（唐）史》及后来之两《唐书》，遂即据此实录而成书者。
实录在国史全程修撰上有如此巨大作用，则6世纪梁武帝创立修实录之制度，诚值得留意也。况且，沈约所撰《齐记》及《高祖纪》非常可能不实；周兴嗣为梁武爱宠之另一侍从文人，死于521年（普通二年），生前为梁武撰就《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既颂“皇德”，又一手包办注记及实录，其内容亦值得怀疑。[23]兴嗣时，梁武始五十八岁盛年（梁武八十岁崩，三十九岁称帝）。实录自创立时即不必待人君崩逝后始进行修撰，此为梁武帝与后之唐太宗另一同工之妙的地方，唐太宗因急欲览阅其前半生之实录，俾能及时更正史臣“微文”“浮词”，免妨日后历史上不朽之名迹，故其指示史臣“直书”，与梁武帝之创建官方实录，可谓此心同、此理同。[24]唐朝何以沿袭南朝此制度，殆由此可得解释。
当然，官修实录制度的开创，自正面视之，对国史最后完成有一定的贡献。它使官修国史制度更严密化，更系统化，故遂为唐代以后所遵沿不替。只是论其开创之初期，应难脱君主创用此制，使国史有多一种修撰步骤，即多一层上下其手的机会之意。梁武、唐宗已有此倾向，此下唐宋历朝，重修实录、窜改伪饰，实非鲜见之事，则其功能与影响可知，盖毁誉参半也。迹此制度创立运用的内里意义，应与人君恐惧“以史制君”之观念有密切关系，故修起居注制度为汉魏以降南、北朝所共遵不替，独官修实录制度为梁武帝、元帝父子所创行，为唐太宗所继承以为永制。三帝大体皆为兴文之主，其历史意识又均强烈，而且得位手段俱出于不正，宜乎三者皆锐意“实录”官修，乃至竟提升至宰相——房玄龄为玄武门兵变第一功臣而监修——监督修撰者也。其后武则天创女主领衔修实录，效果为史臣批评不已，皆值得注意。上述内容将于第十三章详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