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世纪20年代，鲜卑六镇反，北朝世局自此动**。六镇反叛之意义，具有胡、汉种族问题及汉化、反汉化问题的内涵，陈寅恪先生言之已审，不赘。反叛过程中，尔朱荣、元天穆集团首先取得了朝政专制权，30年代以后则为高欢集团继起。他虽然起用北魏原有的汉人官员，或置之宰辅大臣，但也常因他们轻视文化较低的胡人及主张排胡用汉，故常杀之而不悔，高德政、杜弼即为显例。[62]
叛乱集团既敢叛乱，当然不会将政治或法律上的惩罚放在心中。他们无法无天之余，似乎仅对历史记载颇为不放心而已，殆即孝文提倡“以史制君”，于此时由隐而显，自汉及胡，渐见效果。
最初，他们对北魏史官捶殴凌辱，如元天穆欲捶挞“大才士”修注官温子升，魏收则被高欢嫌疑捶楚，[63]此殆为对国史及史官之敌视也。然而注修、修史二权，俱在汉人史官之手，凌辱捶挞，不能阻其书事记言。于是山伟、綦儁等代北胡，遂主张“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由是将修史权由汉人手中没收过来。高欢以山伟为卫大将军、中书令、监起居注，寻又命其以本官复领著作。山伟与綦儁主持大籍，起用粗涉文史之代人如刘仁之、宇文忠之等，实际进行撰述工作，此诚种族、文化之相互歧视意识，以及害怕“以史制君”的恐惧意识，三者之间混淆交炽的反应也。其结果造成《魏书》所云：
二十许载，时事**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凭据。史之遗阙，伟之由也。[64]
这种情势，在高氏专政局面稍定后，始有改变。此改变最先之原因，当为亲附高氏的汉人，在成为心腹，取得信任后，颇以史学以及其功用论启示高氏父子。兹以魏收事情为例。司马子如乃高欢权宠之一，魏收因其推荐及美言，始渐为高欢所优礼。收投靠高欢，据李百药《北齐书》本传云：
收本以文才，必望颍（颖）脱见知。位既不遂，求修国史。崔暹为言於文襄（欢子高澄）曰：“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文襄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
子如及崔暹乃高氏父子宠臣，他们推荐魏收当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之间，高欢未死之前也（死于547年），此时仍为东、西魏对峙之局，魏祚名义上犹未亡，高氏即以其父子在魏“功业”为念矣。然而魏收《魏书·序传》自述云（《北齐书》本传略同）：
（高欢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子如）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陈）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
《序传》又云：
初，帝（高洋）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故帝使收专其任。……帝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
按：高洋时已篡东魏，故于551年诏收专在史阁修魏史也。由此三段谈话，可知司马子如、崔暹、陈元康（元康曾于534年修起居注）等高氏权宠，正是启导高氏父子历史意识者。及至高洋篡位，魏收此时已成为高齐心腹文人，故也成为启导高洋者之一。
高氏父子历史意识之增强，是改变胡人控制修史局面的主因。事关他们的“霸王功业”及“后世身名”，自不愿山伟等遗阙**然之局面持续下去，因而将修史权及修注权，交还托附汉人之手也。
改变局面的原因，除上述历史意识增强外，似尚与南朝天子修史的启示有关。前期桓玄修注，早已腾笑北朝，后期梁元帝修史，亦见笑于北方。梁亡之时，正是高洋在帝位时代，梁简文帝纲之子萧大圜北走，后为北周滕王逌友。史载其某次对话云：
逌尝问大圜曰：“吾闻湘东王（梁元帝）作梁史，有之乎？余传乃可抑扬，帝纪奚若？隐则非实，记则攘羊！”
对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汉明（帝）为《世祖（光武）纪》，章帝为《显宗（明帝）纪》，殷鉴不远，足为成例。且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彰於四海，安得而隐？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抑又礼也！”
逌乃大笑。[65]
北人似乎认为桓玄、梁元帝之修记注，乃是隐国恶、讳君非的心虚表现。当宇文逌以此相质，大圜竟以为当然无足怪者，且夸夸然以为得直合礼云云。这种伤害史学可信性之根本者，北朝前有孝文帝之矫正，当时北周亦有柳虬之理论在也。滕王安得不大笑。
然而，西魏北周之人或许腾笑于此，但东魏北齐情况则不然。高欢将修史权由胡人交还汉人之手，是因知道史之为用，可以文过饰非，博取不朽也。他命令魏收修史，前提当然在录其“霸王功业”、彰其“后世身名”也，否则胡人修史或史之残阙，只有对其父子篡迹有利，无须交由汉人修撰。梁朝天子修史，殆尽为北方所悉；但上述对话的含义，正足以启示统治者之生心。盖高父子文采拙劣，自无可能亲撰国史，若得才足以撰史的亲附文人为之，即可解决此问题。高氏篡逆若得解释为“霸王功业”，即是可比美齐桓、晋文也。前有梁武帝“作贼”，而《梁书》写成起义革命；后有唐太宗逼君弑储、弑兄屠弟，而实录得解释为“周公诛管、蔡”。异车同途，如出一辙。高氏前有历史意识若彼，后殆得梁史启示如此，修史权交还汉人正其宜也。高氏父子据上引史料，显然故意不提“以史制君”的功用，而集中焦点于以史扬名，以史饰奸之功用上。当高洋声明“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无异提醒魏收以崔浩直笔被诛之例。后来唐太宗读实录，指示“史官执笔，何须有隐，且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可谓善学高洋者也。盖一为桓文霸业，一为周公征诛，当然不须有隐，须好好直笔而书者。
6世纪中期，高氏这种转变显然没有为官修史著带来正面的刺激，相反的却有不良的影响。
首先，高氏目的在驱使史官称述其功业、颂扬其身名。此目的之外，他们并不理会太多余事，例如，史官受赇失实，高氏父子虽知之而不过问，抑且引此作为谈笑之资。北齐史风之劣，此为重要因素。其中以魏收之大文豪，主持修《魏书》后又监齐史，实际为魏齐史坛祭酒，故其行为影响尤大。
《魏书》于554年完成，随即为世人称为“秽史”，讼其失实者百余人，高洋为降敕，令《魏书》暂勿施行，令百官博议，听讼者投牒。投牒之多，收无以抗之，且群臣多言其书不实，遂复敕更审。事实上，高洋一度重惩部分投诉者，但无以遏止此投诉情势也。至齐亡之岁（577年），收冢竟被发，弃骨于外；且以后约一个世纪间，《魏书》一再为官方或民间所重修，名史家李百药、李延寿等亦公然于史书指其不实。是则魏收及其《魏书》之所以得恶评追怨，诚国史上空前绝后之例，未易翻案也。[69]
高氏因前述目的而将国史修撰权由胡人控制交还由汉人主持，选定魏收专任其事；并只要魏收达成此任务，其余则纵其所肆。事实上，魏收评尔朱荣为篡逆，是则高氏父子亦然，但阅《魏书》所述高氏事迹，则知收已达成任务，且收又于高氏与宇文氏、萧氏争正统之时，颇偏袒于高氏，此对高氏政权的解释极有利。是以高齐君主，始终支持魏收的《魏书》，且不惜重惩投诉者以遏止讼风。由前述意识目的，至此之心态表现，无异树立了一个榜样，此即：国史应以讳国恶、扬君美为主要原则，如此官修的国史应禁止他人议论也。
国史只宜官修，不能成于私家，此义李彪早在6世纪初提出。50年代高齐如此支持魏收之《魏书》，至不惜重惩讼议者，无异树立官史之权威性与不可议性。是则四十年后——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杨坚下诏，命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70]应为篡逆之君，前后心同，而至以法令完成此趋势也。国史修撰权及议论权的禁绝，实兼反“以史制君”及统一历史双重性质之举，是危害史学的空前决策。高氏对史学的影响可云大矣。
高氏的另一影响，厥为形成后世参修国史及监修国史的制度。
5世纪后期孝文帝改革，采修注、修史分离原则，其职掌在建制上分属起居省及著作省，北齐承之，前面已述。至于北周宇文氏未改制前，大抵无改于此。及556年建六官，秘书省易名外史，下领著作；而著作郎易名著作上士，佐郎易名著作中士。是则建制系统不改，而改其官称罢了。《史通·史官建置》称其“名谥虽易，而班秩不殊”，甚是。不过，值得留意的是：魏齐在建制上由集书省下领起居省，由秘书省下领著作省，分为两个不同的行政统率系统。北周则不然，改制后的修注权似划归外史，由外史下大夫（秘书监）掌领；亦即相当于由秘书监监本部掌领修注，而另由所属之著作系统掌领修史，修注、修史同隶属于一个系统也。至于外史下大夫，则为春官府（相当于唐之礼部）所统辖。[71]是则北周建制与魏齐不尽相同也。即：修史、修注分离运作是相同的，但魏、齐为二元统率二元运作，而北周则为一元统率二元运作也。隋朝大体循北齐，只因废集书省，故修注直隶宰相，由起居舍人掌领。唐朝模仿周、隋，将史馆由著作系统移隶宰相（姑先不论其省别）直接监领修注、修史二系统，是即一元统率两元运作形式也，第政治层面提升如隋制而已。
“监国史”职殆奠基于高齐，为北周所效法者也。北朝国史之有监司，自崔浩始。当时除著作官参预修国记外，另大量调他官“参著作事”，故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为职称。西魏于537年（大统三年），赵善“转右仆射兼侍中、监著作”，似即因此而来。西魏当时著作虽隶秘书省，但只为其长官所统领，却不受其监督。西魏秘书监丞统领并监督著作，殆自6世纪中期之柳虬始。因而北周改革，官修出现一元化监领，应为很自然的发展。[73]宇文氏在西魏时代，由于修史官往往以“某官领（或兼）著作、修国史”为名义，斯则循旧例以他官“监著作”，乃至径由秘书监、丞监领，应为正常之举。
高齐监修始于551年（天保二年）以前。魏收之奉敕修魏史也，稍后文宣帝高洋任命他为魏尹，但“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554年书成时则以梁州都督、前著作郎挂衔，参预诸臣皆非著作官，直以本官系“修史”职称，共同上表献书。是则魏收奉敕修史时当为著作郎，又由于已入北齐而修魏史，故不称“修国史”也。[74]高隆之在北齐建国时，即以“太保、录尚书事、领大宗正卿、监国史、平原王”身份监修国史（时收仍修史）。及至魏收专史局，《序传》称：“又诏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隆之署名而已。”[75]是则高隆之以宗室宰相总监魏史及齐史也。其才力、精力能否胜任窃可疑。所谓“署名而已”，当谓隆之甚少过问魏史事。北齐开始即以宰辅监修国史，以后监修国史的魏收（曾以太子少傅、监国史，中书监兼侍中、监史）、赵彦深（左仆射、监国史，寻迁尚书令）、崔季舒（侍中、监国史）、祖珽（左仆射、监国史）、崔劼（五兵尚书、监国史）、阳休之（光禄卿、监国史）等，皆以宰辅大臣监修，且皆为齐君的亲近之人。
监修的意义可能有二：一为监督史臣有效地进行工作；一为以官方意识干预修史。7世纪末刘知幾批评监修制度，即以后者为焦点，而旁及前者。[76]假若高隆之“署名而已”，则表示实际监督工作者少，或仅偶作原则性与政治性之提示而已。读《魏书·序传》及《北齐书·收传》，知魏收被委以史任，已渐成为供奉侍臣；但修成《魏书》以前，犹未即为高洋之心腹宠臣也。是则高洋虽委以修史，而却另委高隆之总监，应为未尽放心之意也。高欢、澄、洋三父子长期委魏收修魏史，动机在利用魏收称功颂美、取后世身名，兹事体大，宜其不放心，故另令宗室宰臣监之。修前代史而令宰臣监之，乃是北齐创举。或许魏收完全本着高氏父子的上述意思而行，高隆之自然落得轻松而不干预也。所论若是，则高氏父子影响于中国史学又可知也。
6世纪鲜卑六镇反叛，不但断丧了北魏国祚，而史学观念、风气、制度，皆受其影响而变动。当统治者愈来愈重视史学的称功颂美、讳恶饰非，而朝反以史制君方向发展之时，官史遂日益权威化，乃至有绝对化的倾向，新的参史及监修制度亦渐形成，整个史学体系政治气味日浓，而驯至有国史变成政治工具的趋势。这些变化甚为复杂，本文所论不过是其大略而已。这些变化对史学成立的第一原则——历史必须真实，与史学独立自主的要件——让撰史者独立研究以成一家之言，无疑是伤害很大的。隋杨素一再奏请重修《魏书》，除了认为其书是“秽史”外，应尚包含了争正统——反对魏收偏党东魏、北齐——的政治意义。杨素又奏与陆从典等修通史，盖效法梁武帝欲统一中国历史，以罢废众史之深旨也。即使7世纪20年代，令狐德棻奏请唐高祖大举修六代史（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说服李渊的理由之一，即为“陛下既受禅於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77]是亦同于崔暹说高澄所谓“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的心态意识而已。646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五代史完成后，下诏修《晋书》，用意之一亦为了凉武昭王李氏——唐室先人也。
唐代修史如何实际发挥其政教效用，容后另文撰述。要之，六、七世纪之间，君主控制历史已严，国史修撰权、议论权皆在禁止之列，抑且官修之史亦特置监司矣。在此情势之下，史家撰史或为时君立说颂德，或为君主以史制臣民，不一而足，大违以前孝文帝、柳虬等倡扬史学之旨。例如，名家大文豪李德林，先后任齐、周史官，仕隋文帝为宰相，曾撰齐史（未成。故其子百药续成之）。但读其《天命论》——颂扬隋之圣德真命，痛斥陈之盗窃迷命，则其原著之观点立场可疑也。德林之论取法于班彪《王命论》及班固《典引》，以颂扬本朝为主，入主出奴大于真知灼见。[78]又如魏收从弟魏澹，与德林在北齐俱修国史，入隋为著作郎，奉诏重撰《魏书》（今佚）。史载其义例，对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及收大加贬碱，声言特重“直书”及“劝戒”，发扬“尊君卑臣”之义，痛抑“逆臣贼子”之行云云。文帝甚善此书，表示澹能承其意旨而书耶？未知澹对杨坚等“逆臣贼子”又有何意见？宜乎其书不传也。[79]又如许亨、许善心父子，乃南朝梁、陈之名史官。亨修梁、陈二史未成，善心仕隋，续成父志修梁史。自述制作之意，其中之一即为“国恶虽讳，君举必书，故贼臣乱子，天下大惧”。是以其书分具臣、孝德、诚臣、逸民、止足、权幸、羯贼、逆臣叛臣诸汇传，以名教绳贼臣乱子之意甚浓。然而国恶已讳，则贼乱之源不能澄清；君非既隐，则所书除颂德之外尚有何事？若贼臣乱子一旦成为君主，则必须为之隐讳，是于“以史制君”之义，显然南辕北辙也。无怪其子许敬宗（唐高宗宰相）极尽逢君之恶的能事，并一再为太宗、高宗、武后曲笔修史也。《新唐书》将之列为《奸臣列传》的第一人，难道是家学所致，盖有由耶？[80]
李德林、魏澹、许善心只是当时许多史官、史家之一，但他们的名气甚大，其撰述有足够的影响力。或许他们也有“以史经世”、拨乱反正的意识，故倡揭诛奸贬贼的春秋精神。但不可不知的是，他们道德批判的基点，大抵是建在时君——现行统治者——好恶的观点之上的。除北魏外，自曹操父子以降至唐高祖父子，开国之君皆是野心人物，是篡逆之人。历史不能正其篡逆之行为，且反而为其称颂德命，是则徒为以乱济乱也，附从或效法之臣民焉能不逆乱？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政局，不是与史书传播之成王败寇、入主出奴思想有关耶？从魏收以降至隋唐史臣，若真有知于此，必会格遵“以史制君”之旨，以收正本清源之效；若无知于此，而仍因循诛奸贬贼的经世传统，则其批判标准将是虚伪的、双重的。假若知制君之旨，但勇气不足以抗衡时君及现制，此即中国史学常见之大不幸，齐周隋唐出现的观念、风气及修史制度，诚值得重视再检讨也。至于许敬宗流，则诚史学之罪人，本身即应为史家所当率先批判者也。
史不可亡，而史有经世制君之大功能，除经学阐扬之外，自《史记》初创国史即倡斯旨。经世则必论政与教，政教之权源又操诸君主，故史学讲经世致用者，其极致必指向以史制君。前文面谓制君为经世思想中最尖锐的观念，其故在此。然而君主能自觉应受直书所制，如北魏孝文帝者甚少，此则行使权影响所及，必令君主、史臣两皆恐惧而互相不安。
汉、魏、（西）晋在君主有形无形监视之下，此史权行使并不彰显。国史若非饰君阙如班固，则往往阙而不书如陈寿。“不书之义”虽是对人君控制国史，所能表现之最沉重抗议，但史权此两极性发展，终非史学及国家社会之福。东晋史官史家似有见乎此，始重兴制君经世之思，然亦仅止于委婉隐约为之，或借前代国史以影射。及至刘宋以降，君主权威逐渐重建，且人主亦竞相率撰史，则此风遂衰，并有史学为人君所利用之趋势。
五胡原承汉儒经史之学，乘胡主乱国之余，颇有秉直书记之例，但屡致史祸，崔浩案为其尤烈者。及至孝文、李彪出，经世制君之旨始得公然倡行，史权行使创为制度。时值魏、梁之世，斯时史风史制，北朝胜于南朝，下开李唐之局面。然于魏末北齐之际，一度败坏，史书为君主权臣虚美隐恶。修史因能上下其手而图利，其至人君透过宰臣心腹之监修以加强控制，败坏之风，此时又逾于南朝之梁陈也。监修之风虽亦下开李唐之局，但幸孝文、柳虬、刘知幾一系倡扬制君经世的观念，隋唐史坛风制，遂未至大坏，而尚有可足观者。
大体言之，4世纪东晋史官史家重振制君经世之风，至5世纪竟由北朝君臣所承袭而落实，其后一度中败，仍能下开隋唐之局。中国近代官修制度渊源于唐。李唐承受于北朝者多，南朝者少，其制度落实形成之背后思想观念，脉络仍可得以清楚考知，如上述者也。
[1] 参见本书第十章四、五两节。
[2] 温言行参见《晋书》本传，卷九十八，页265D～267B。
[3] 桓玄于403—404年建楚国，引文见《晋书》本传，卷九十九，页269B。
[4] 参见《魏书·岛夷桓玄列传》，卷九十七，页216A。
[5] 详见《贞观政要》（台北，“中华书局”明校本，1979年7月台三版），卷七，页7B～8A。按：该条对话《资治通鉴》系于十六年四月壬子，殆误。
[6] 两《唐书》官志之中书、门下、秘书三省项，及《唐会要》同上述三机关项均有载述，不赘引。但《唐会要·秘书省》项谓贞观二十三年闰十月置史馆于门下省，而罢著作史任者（见卷六十五，台北，世界书局，1968年11月三版，页1123），应为三年之误。唐朝官修制度容于第十章再论。
[7] 《南齐书·魏虏列传》，卷五十七，页92C，开明书局铸版。
[8] 刘穆之乃刘裕第一谋主，谥文宣公。这里所谓建武、永平之风，指东汉光武及明帝以法绳公卿之风也。太元、隆安之俗，指东晋末代孝武帝及安帝君弱国危之况也。文见《宋书》，卷四十二，页136B，开明书局铸版。
[9] 参见《韩昌黎集·外集》（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3月台景印初版），卷上，页387～389。
[10] 详见《宋书·王韶之列传》，卷六十，页165A～165B。
[11] 参见《宋书·自序》所录《上宋书表》，卷一〇〇，页247A～247B。
[12] 引文见《齐书》该传，卷五十二，页84C。
[13] 详参见《梁书·沈约列传》，卷十三，页24B～25C，开明书局铸版。
[14] 关于吴均及其修史工作，请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15] 曹叡父魏文帝丕也曾撰《列异传》，下开魏晋以降以纪传史学搜神志怪，开创唐宋传奇一系。但曹叡则是较符合史学正统的方式，用以表彰人物。父子二人著作见《五代史志·经籍二·史·杂传》类（收入《隋书》，卷三十三，台北，宏业书局，1974年7月1日版）。以纪传史学表彰人物，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如此，刘向《列女传》《高士传》即承此而创单行传记之风，遂为光武以下所闻风继起。由于东汉国史修撰权中央化，故此类纪传体的人物志著作遂大兴，本书第八章二、三节已论之。
[16] 详见《宋书·江夏文献王义恭列传》，卷六十一，页166C～168A。修史时义恭犹未死。
[17] 裴松之死于451年，宋孝武修史当在457—464年。松之此论，盖评备、权合力拒操之事也，详见《三国志·鲁肃传》，卷五十四，页1269。
[18] 五、六世纪学术分类目录名家王俭（死于489年，齐武帝永明七年）、阮孝绪（死于536年，梁武帝大同二年）皆已将史部独立。但迟至孝绪之《七录》，纪传类——史部——分为十二部，首部“国史部”犹未如《五代史志》般正名为“正史”；然其自撰《正史删繁》，一书，则又以“正史”命名。（参见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三《七录序》，页7～20；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10月初版）。萧绎为湘东王时撰《金楼子》（书已佚，今据台北，世界书局影《永乐大典》辑本，1975年7月再版），其中《戒子篇》即倡议读“正史”（卷二，页12B～13A）。
[19]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20] 姚思廉撰梁书吴均本传，谓帝“以其书不实”，均又“支离无对”于刘之遴的数条质询，故焚书免职云（参见《梁书》，卷四十九，页69B），似为据官方所修之史者。刘知幾谓“帝恶其实”，恐得真情（参见《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55）。《齐春秋》恐非“不实”而是真实，故为梁武所恶也。否则以此等史才，免职之后，又何须召见而委以更重大的修史之任？
[21] 政府一面修前序性的注记，待其陆续完成，即同时陆续修终程性的国史（纪传体），这是东汉以来即已形成的制度。例如，汉明帝一面诏班固、马严等杂定《建武注记》——光武帝之起居注，一面又命班固与陈宗等共成《世祖本纪》——光武帝的国史本记，及其他东汉开国诸载记、列传二十八篇。118年（安帝元初五年）刘毅请为临朝邓太后修《长乐宫注》。两年之后，邓太后随即诏刘珍、刘毅等入东观修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显示前序与终程修撰时间或略有先后之分，但几可同时进行，不必中间加入一中介性之修实录工作也。东汉此段修史事实，请详拙著《汉书撰者质疑与试释》（分刊于《华学月刊》一二二、一二三期，1982年2月、3月）。
[22] 按：二实录上于贞观十七年。引文据《贞观政要》卷七，页7B～8A。
[23] 周兴嗣生平见《梁书》本传，卷四十九，页69A～69B。其所撰《皇帝实录》及《起居注》，皆记梁武帝事，为《五代史志》、两《唐书》经籍艺文志之首部实录，今已不存，内容难详。
[24] 《贞观政要·文史篇》载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指示房玄龄录进《国史》，俾以为“自修”及“鉴诫”之用。玄龄遂将《高祖实录》及《太宗实录》各十二卷表上之（详见卷七，页8A～9A）。《唐会要·史馆·史馆杂录上》对《文史篇》所载语褚遂良及房玄龄二事，亦有记载（参见卷六十三，页1102～1103）。然在同书《史馆·修国史》部分，则载明上述二实录表上于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由玄龄和许敬宗等署衔奏上。许敬宗正是篡改国史的重要人物，李树桐师在其《唐史考辨》（台北，“中华书局”，1965年4月初版）所录诸文中，多已就修改各事一一指出。又，此《太宗实录》下限止贞观十四年，太宗生前即修撰及阅读其本人的实录，其内心对史官的微文褒贬之恐惧，是非常明显的。《太宗实录》之续编，由长孙无忌等于高宗永徽元年修成，断限自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亦分为二十卷。前、续二编之修成，均见《修国史》类，卷六十三，页1092～1093。
[25] 五胡最早起事者应为巴氐李氏，李氏先称“成”，后称“汉”，有绍续蜀汉之志，此在常璩《华阳国志》述之已审。这是比较上有详细史料可供研述者，稍后刘渊称帝，亦以绍汉自居，其父子皆曾留学东京，深谙汉学者也。即使如张昌，虽为义阳蛮，亦识利用东汉官方谶纬之学，据地劫县吏丘沈为圣人，改丘沈姓名为刘尼，称汉后，造符瑞、服饰如汉故事，此皆《晋书》刘渊父子等人之载记，及昌传均有载述者也。又刘渊复汉事，拙文《从汉匈关系的演变略论刘渊屠各集团复国的问题》颇论之，详见《东吴文史学报》第八号，台北，东吴大学，1990年3月，页47～91。
[26] 前赵立国规模参《晋书·刘曜载记》（卷一〇三，页278A～278B），刘聪杀史刘曜续修之事参《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58），上注所引拙文亦论之。
[27] 参见《晋书·石勒载记上》，卷一〇四，页281C～283B。
[28] 石勒兴制度置南都，论三国正统而恐其非正，详见《晋书·石勒载记下》，卷一〇五，页285B、285D。
[29] 石勒创立“史学”及诸记、注等事，详见《晋书·石勒载记下》，页283D、284B、285C。
[30] 石勒死于333年，内乱，从子石虎称兵崛起，其行事详见《晋书·石季龙（避唐讳而称其字）载记》上及下，苻洪时为其部将，谏语详见《载记上》，卷一〇六，页288B。
[31] 按：苻坚乃苻洪之孙，苻雄之子，原姓蒲氏，因谶改姓以应之。其家族兴亡改革，《晋书》载记大体颇详，不赘述；引文见卷一一三，页301B。当时苻坚以文教渐盛、国威远播，大约即因此阅史，而不欲留秽史于后代也。
[32] 苻坚于370年灭燕，即收慕容冲姊弟并专宠后宫，长安为此流传其龙阳之谣，详见其《载记下》，《晋书》，卷一一四，页303。
[33] 崔鸿《十六国春秋》之迟迟完成表上之，是因等待搜阅诸国史书，“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而成。《北魏书·鸿传》及所录《上十六国春秋表》（鸿附见于其伯父《崔光列传》，卷六十七，页154C、154D），以及《史通通释·古今正史篇》（卷十二，页36C）已述之。
[34] 萧方等乃湘东王（梁元帝）世子，梁武帝萧衍之孙也，生卒时间约在528—549年，曾注范晔《后汉书》，撰《三十国春秋》，著述时间当与崔鸿约同时，而一在北，一居南也。其事见《梁书·忠壮世子方等列传》，卷四十四，页61C。
[35] 王允杀蔡邕是惧其能“正”国史，故自我解释其理由云：“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於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详见《后汉书·蔡邕传》，卷六十下，页2006；及《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谢承《后汉书》，卷六，页179～180）此为假借危害国家统治权及声誉，诬史讪谤而杀之者。韦昭不苟同及顺应孙皓要求——要求记苻瑞以明其真命及其父作本纪——而获罪，寻而又因于狱中上《洞纪》一书而益触君怒，终被杀（详见《三国志·韦曜（即昭）传》，卷六十五，页1462～1464），此则为据实直书不肯虚美时君而见杀者也。公师彧原有为刘渊改造历史之嫌，详见拙文《从汉匈关系的演变略论刘渊屠各集团复国的问题》。
[36] 事详见《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58。按：刘知幾叙此事于苻坚焚史之前，盖因燕国本有前、后之分，故合而叙之。前燕本已撰有《起居注》及《燕记》，为苻坚所亡；慕容垂复后燕，再创国史也。其后申秀、范亨各取二燕史合为一史。
[37] 赵逸即《史通·古今正史篇》所述之赵思群，本仕后秦姚兴，后为赫连所虏，而仕夏为著作郎，奉命修国史。引文见《魏书》本传，卷五十二，页117C。
[38] 赫连勃勃事详见《晋书》本载记，卷一三〇，页331B～332D。
[39] 桓温以《晋阳秋》书枋头之败不当，实另有其解释立阳与理由，所谓“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公（指孙盛）所说”是也。他并非焚禁《晋阳秋》之行世，而是谓若不删改，“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耳。即施加政治压力或暴力要其修改也。至于枋头之败到底应如何解释始合理，此不赘论之。详见《晋书·孙盛列传》，卷八十二，页222C。
[40] 分别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皇始元年、天兴元年、天兴三年诸条。
[41] 该诏详同上纪天兴三年十二月丙申条，是继乙未诏为汉高祖辩护后翌日而颁下者，卷二，页9B。
[42] 该诏详见《魏书·世祖纪上》太延元年十二月甲申条，卷四上，页13C。
[43] 魏、晋秘书省下领著作省的常制性建制，至292年（晋惠帝元康二年）奠定（详见《晋书·职官志》中书监令、秘书监、著作郎诸条，卷二十四，页73A～75D）。《魏书·官氏志》只载官品职称，未详其建制与编制，但北“齐制官，多循后魏”，《五代史志·百官志·秘书省》条即记该省省本部及领著作省之关系，与夫著作郎、佐等编制，是则北魏建制应亦如此，最多编制上有出入而已（详见《隋书》，卷二十七，页751）。北魏初有著作郎之常制，邓渊即为其例，《邓渊传》称“太祖定中原，擢为著作郎”，后来始迁吏部郎（《魏书》本传，卷二十四，页66C），可能是北魏首任著作郎也。至于秘书省始终为典籍机关，而有“东观”之称，则可详见《魏书·高谧（附父湖）列传》（卷三十二，页77D），及《孙惠蔚列传》（卷八十四，页189C、189D）。
[45] 见浩本传（《魏书》，卷三十五，页85A）。崔浩案发后，高允之供词亦称“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见《允传》，卷四十八，页110A）。
[46] 三著作郎均载《魏书》，卷五十二，段承根自吐谷浑来归，崔浩奇其才，奏请为著作郎，引为同事。宗钦及阴仲达皆太武帝平凉所得之史才，故崔浩奏请二人“同修国史，除秘书著作郎”，三人皆与浩案同被杀。
[47] 详见《崔浩传》，《魏书》，卷三十五，页85A。
[48] 引语详见《高允列传》，卷四十八，页110A。二人的汉儒性格，可将二人本传与汉刘向、歆、扬雄、班彪等传比较，或可有得。高允谓“今之所以观注，后之所以知今”，正是班彪之名言。高允答辩全文若与班彪《史记后传略论》全文比较，思想上颇有相似者（彪论见《后汉书》本传，卷四十上，页1324～1327），其不畏因史而死之心情，诚深得班彪“杀史见极，平易正直”之旨。而班彪正是以圣道自任的经史学者。崔浩、高允二人于道术的表现，崔浩则强烈而明显，盖秉权居势故也；高允则较冲退，盖惩于浩祸故也。
[49] 就此角度探究崔浩案，请参见牟润孙之《崔浩与其政敌》，收入其所著《注史斋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59年8月），页81～93。该文忽略了余文所述之刊石意识诸问题。
[50] 游雅与高允、张伟皆友善知名，俱为太武帝征用，后至秘书监负责修史，但以“不勤著述，竟无所成”。卒于461年。盖其对国史竟无贡献者，或即惩于浩祸。他曾对崔浩、高允作比较批评，引语见于此，详见《高允列传》（卷四十八，页110D）。其生平则详本传，《魏书》，卷五十四，页122B、122C。
[51] 高允语见《魏书·高允列传》，卷四十八，页110A。刘知幾于《史通·直书篇》推崇其直笔无阿，至与南史、董狐、韦昭并列，称“遗芳余烈，人到於今称之”云云，参见卷七，页192～194。
[52] 对此说法，最佳之综合可参见《汉书·艺文志·春秋序》，卷三十，页1715。
[53] 详见《北周书》，卷三十八，页56D～57A。
[54] 详见《高允列传》，卷四十八，页110D；《游雅列传》，卷五十四，页122B、122C。
[55] 檀、江二人开创修史凡例，杂采班固、蔡邕、司马彪、范晔诸家之长，详见《齐书·檀超列传》（卷五十二，页84A）。李彪推崇马、班史学，以二彪（班彪、司马彪）自况，其改变《国书》为纪传体之议，颇有受檀、江之议立凡例所影响者。至于政治与史学受沈约之刺激，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颇论之。
[56] 李彪的史学成就与地位，除《魏书》卷六十二本传外，犹需与卷五十七《高佑列传》、卷六十七《崔光列传》合读，始有所得。李彪之名，为孝文帝所赐，冀其远拟班彪、近准司马彪也。李彪自举孝廉入京，即“深宗附高祖（孝文帝）”，故君臣关系密切，后虽被论以大辟罪，孝文犹特赦之。前疏见于高佑传，后表见于本传。
[57] 汉魏晋南朝一系，原即以纪传体为国史正体。但3世纪末因《竹书纪年》出土，引起古今正史之争，许多史家及史官，纷纷以编年体修国史，北魏在李彪改革之前的国纪，即承此编年潮流。故李彪此疏，对古、今正史之争与国史正体之体认，有澄清奠定之功，请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58] 参见《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四年二月及十五年正月条。语史官则载于卷末之综述，见页23C。
[59] 机关建制及官员编制，各据其官称见于《五代史志·百官志》《旧唐书·职官志》《唐会要》卷五十六《起居郎、起居舍人》项。
[60] 事分别见《魏书·广陵王列传》（卷二十一上，页58A），及《任城王列传》（卷十九中，页50A）。
[61] 显宗乃麒麟次子，其长兄兴宗亦曾以秘书郎参著作事，引文见《魏书·韩麒麟列传》卷六十，页137D。灵虬从父骏，自文成帝时屡任佐郎及郎，485年卒前，启孝文擢其从子为佐郎，后亦迁著作郎（见同卷《程骏传》）。
[62] 参见《北齐书》二人本传，《高德政传》见卷三十，页38D～39B；《杜弼传》见卷二十四，页34D。
[63] 温子升、魏收皆北朝文豪，温事见《魏书·文苑列传》本传（卷八十五，页192A），魏事见《北齐书》本传（卷三十七，页45A～45B）。《魏书·序传》当然不会述其早年被捶辱之事也。
[64] 伟、儁、仁之、忠之皆代北胡人，事详见《魏书》，卷八十一各传。
[65] 梁氏君主及子弟多有文才，能撰史，简文帝撰史已见前述，大圜亦在北周撰《梁旧事》三十卷，显然也为史家。滕王之问与笑，实有意义也。事详见《北周书·萧大圜列传》，卷四十二，页63C。
[66] 德林与收等关系，详见《隋书·德林传》，卷四十二，页1193～1209。
[67] 《北齐书·魏收列传》，卷三十七，页45C。
[69] 近人周一良曾撰《魏收之史学》一文（收入杜维运等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为收辩讼，颇见同情之思。但其论证尚有待商榷者，如魏收受尔朱文畅金而为其父尔朱荣作佳传一例，周氏举《荣传》之论，谓其词是褒是贬昭然明白，指后人厚诬（参见页342）。单就此论言，即可见魏收似别有笔意。他先批评尔朱荣篡逆残杀，得罪人神，然而末云：“向使荣无奸忍之失，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何足数！”表示承认尔朱荣实有韩彭伊霍才干，或者过之也，只是德义不及为可惜而已。是则史谓魏收受金拟荣于伊霍，显未完全非实。类此可待商榷之例尚有，不赘。且除《北史》之外，《魏书》所本史料及后来改修之魏史多已佚，无从精确比较魏收是否有失。是则周氏之言，仅可备存一说。
[70] 见《隋书·高祖纪下》该年五月癸亥条，卷二，页38。
[71] 北周改制后，自《唐六典》《通典》以降，诸书对外史及著作之建制、职权多未厘清，甚至谓“著作不预史事”云云，致生误解。对于二官建制、职权，王仲荦《北周六典》（台北，华世出版社，1982年9月台一版）颇有整理，参见页189～192。
[72] 分别见《魏书》，卷五十四延儁、卷八十二莹，《北齐书》，卷十八隆之、卷四十二阳休之各传。
[73] 赵善事详见《北周书》本传（卷三十四，页49A）。大统十四年（548年）柳虬“除秘书丞。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自虬为丞，始令监掌焉。”（同卷，页56D～57A）。
[74] 详见《魏书》开始之《前上十志启》，卷一〇四《序传》，《北齐书》，卷三十七本传。
[75] 语见《魏书·序传》，页235C。又隆之死于书成之年的八月。
[76] 详见《史通》，卷十《辨职》《自述》，卷二十《忤时》诸篇。
[77] 参见《旧唐书·棻传》，卷七十三，页3325D。
[78] 详见《隋书·德林本传》，卷四十二，页1203～1206。
[79] 魏澹乃魏季景之子。季景乃收从叔，虽有才学，历官著作，但收常轻忽之（参见《北齐书·收传》，卷三十七，页45B；及《魏兰根传》，卷二十三，页32A～32C）。是则魏澹一者格于君命，逢君之旨，一者或与收有父怨，故批评魏收，并改写其书也。其义例参见《隋书》本传（卷五十八，页1416～1420）。
[80] 许敬宗曲意篡改唐史，逢君之恶，今人多已知之，两《唐书》有传，另本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亦详论之；许亨《梁书》有传。善心之论述其梁史，见《隋书》本传，卷五十八，页1428～1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