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不可亡意识与完美主义的史学意义
大体而言，自西汉至唐初此八个世纪间，史学发展约略可划分为两大阶段。前面论及的新史学运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至3世纪）是第一阶段，此下至7世纪中期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期间，“正史”此一观念犹未明朗，但自班固以降，“国史”的概念已明显。由史不可亡论进展至“一代大典”的国史观念，不但随着完美主义而展开，抑且提升为国家级的撰著工作，从而奠定了官修制度。这时期，纪传体新史学成为史学“正法”，独擅史学制作之场，与“国史”观念皆为促成此下“正史”形成的原因。虽然史学各类著述已日渐兴起，但未至鼎盛。史学能够脱离经学的附庸，则已日见端倪，此与史学本身的独特性质和功能有关，也与国家级力量介入和重视有关。这些性质和功能，包括了史不可亡论、及时修撰论、完美主义、实录主义、定论主义、功用主义等表现。亦即历史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因其真实故有价值，因其真实故能产生功用；能及时和完美的修撰，则其价值功能将愈大。这些认识的日明，就是上述各种表现形成的基础；上述表现愈明，则尽管经学权威仍盛，而史部亦将会脱离而析出之，且不会随其衰落而衰退，反会因世道的衰乱及经学之衰退，日益显出其重要性和独立性。
第二阶段承前发展，第二章所论司马迁的观念意识，尤其经、史差异论的观念已大明，因而上述各种表现日趋成熟，官方介入程度和民间私撰的风气大盛。由于风气盛，著作多，故蔚成学术大宗。石勒的羯族政权初创于319年，即在建社稷百官之同时，创立了经学、律学、史学三种学术的官司结构，《晋书》卷一〇五《石勒列传下》对此有明述。这时，南方的东晋正考虑重建史官诸问题，复经长期的时代大批判，多假史学进行之，则史学的独立自主价值和功能，至5世纪可说完全得到了确认，故宋文帝终在438年（元嘉十五年），继石勒之后，由官方正式颁创玄、史、儒、文四学。复因正统之争，正统主义在史著的内在表现及外部分类两方面愈来愈明显。史部此时范围日广，种类多而又数量多，遂由此产生“正”的观念，且日益明显化，终至由最重要的史部著作范畴——国史——取得了“正史”的“正统”地位。自宋武帝刘裕篡晋，寻即诏令王韶之掌修（宋）史；建国约六年（公元426年，元嘉三年）之后，宋文帝刘义隆又诏大文豪谢灵运修撰前朝（晋）国史。严格说，官方修本朝国史乃东汉以降惯例，修前朝国史乃宋文帝所首创，自后遂亦成为中国之惯例，此与上述第一阶段之史不可亡论、及时修撰论、完美主义、定论主义等观念意识，乃至当时炽盛的正统主义，皆有密切的关系。
史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对当时大目录学家王俭（452—489年）影响并不甚大。他可能格于刘向、歆父子的学术分类七分法观念，对史学发展潮流此种大趋势缺乏敏感，故在473年（宋废帝永徽元年，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所完成的《七志》中，史部尚附入《经典志》之内，未离经独立。但由于五、六世纪时，史著已盛，尤其有许多名家在官方指导或私自撰作下，纷纷投入国史研撰的阵营之中，如范晔、臧荣绪、何承天、裴松之、沈约、江淹、吴均、萧子显、萧子云等，及北方的崔浩、崔鸿、高允、李彪等，遂使史部学术显得更重要；加上6世纪前半期梁武帝父子皆兴文之王，武帝敕修《通史》在前，元帝倡导“正史”于后，故阮孝绪（479—536年）在梁世完成《七录》，遂拔史部为《纪传录》，离经独立，正式确定了史部在中国学术分类上的地位，为唐修《五代史志·经籍志》所本。[1]宋文帝由官方颁定“史学”的地位，使之确定为一种学术，至于此学术范围所部，则至此亦告正式奠定。
《七录》于史部本身分类中，将史著分为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共十二部，实代表了时人对史部学术及其范畴的认识。不过，尽管阮孝绪据正统主义将国史级著作，划分为“国史”及“伪史”两部，但“国史”犹未正名为“正史”。晚他二十九岁的梁元帝萧绎（508—554年），与父兄一样是位大藏书家及学者，史学著作甚丰，有书八万卷，为魏晋以降所鲜见，即位后曾整理其江陵藏书，殆“正史”之名自他首订。他曾分析读书教育之要，鼓吹读书以经史为最重要，说：
处广厦之下，细毡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后，岂与夫驰骋原兽，同日而语哉！
凡读书必以五经为本，所谓非圣人之书勿读。读之百遍，其义自见。此外众书，自可泛观耳。“正史”既见得失成败，此经国之所急。五经之外，宜以正史为先。谱牒所以明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2]
其实“正史”及“谱牒”，皆为《七录》史部十二类之一，故元帝实即提倡读经史。他首订“正史”之名，江陵藏书分类后又被《五代史志》列入重要目录学术之一，是则《五代史志》将阮氏之“国史”易为“正史”，恐承梁元帝之旨也。经有关教，史系乎政，孝绪和元帝皆本于功用主义出发也，犹之如唐太宗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之意。
史学地位至此已超乎诸子百家，其中正史的地位犹得上侔于经，斯则正史岂能假手于私家？加上其他诸种观念意识，及其落实发挥而成的诸制度之影响，遂使私修本朝国史之风渐泯，而私修前朝国史之风亦日替矣。本章所欲探究者，即为此诸种观念意识和制度的发展及其关系，俾能从而窥悉中国史学的重要特色所在。
国可亡而史不可亡，这是中国传统史家的共识。这种观念意识实为中国史学特色之一。中国史学发展得早，而又延绵不绝，蔚为学术大宗，实有赖于此。然而，这种观念意识之根，实栽植于“不朽”的理念层次。人生可以不朽，是中国哲学上的重要理念，发源亦甚早。尽管在神仙方术鼓吹下，认为人之物质生命可透过某些途径（此即方术），亦能达至长生不死，不过根据自然律，迄今犹未得到验证，成为虚妄之事。古代许多理性主义的思想家，早就对此洞悉透彻。他们追求人生不朽的希望，目的不在违背自然律的物质生命之长生，而是欲突破此自然率的约束，达至精神生命的不朽；其方法不是运用方术，而是透过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人文方式来进行。古人认为个人生命的不朽，确可如此达成，然而这种认识的背后，实蕴含了人生不是孤立独善，也不能孤立独善的人文精神。三不朽的方式虽说是追求个人的生命，但若脱离人文群体的大生命，德、功、言皆无可依托，也无从表现，非仅毫无意义，抑且个人之不朽终将无可完成。是则追求人生不朽者，终将从个人之小我进展至人文群体之大我。国家政府乃是人文群体组织之最大者，虽为追求不朽者所瞩目留意，但其本身并非即人文群体的全部。国家（朝代）崩易，并不代表人文群体的毁灭；政府消灭，更非如此。然而，人文群体的绝灭——民族的衰毁、文人的消败——才是人生最后的幻灭，人文群体之是否绝灭，其重大关键之一即为历史是否中绝空阙。史文中绝，斯则小我、大我一切成空，不朽云胡哉？据此以观，国可亡而史不可亡者，道理在此。
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国家兴亡，肉食者须负其责；天下（古人言天下，常就人文群体而言）兴亡，则匹夫有责。匹夫有责并非完全外烁的，而是兼由内自足的，具有此信念的史家，大多意识甚至直觉的了解此旨，知道其小我生命必须与大我生命结合一体，不必假外来的督促，本身即具有小我、大我必须俱生俱传，不能让史文空绝的所谓使命感。
个人的生命有时而尽，必须皈依于群体生命之中，透过生生不息的自然律，来达至永恒不朽。是则个人是人文群体的基本，许多个人的集结乃是其大者，无小我即无大我，相对的无大我亦将会无小我，民族文化明显的是小我和大我的一体融凝之表现，其表现不但是整体的，而且也是持续全程的。秦汉以降，司马谈父子应是最了解此旨的史家。他们父子首先明确提出史不可亡论，乃历史总体全程发展论。此再赘引《太史公自序》，以探讨其父子此二理论：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大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於虞夏……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这段中国的“史学心传”，事实上包含了如下意义：第一，功名必须在大我活动中创建。第二，个人的物质生命须由家族的生生不息以延续，个人的精神生命亦须待此而延续。司马谈不但有此自觉，亦以此启发其子。第三，其父不但自觉继起其家族的生命，而且觉识到家族以外尚有更大的大我，孔子以及许多开创文化的“先人”即大我之所在。他们将透过司马迁而不朽及重生，司马迁亦将透过他们以融入大我，获至不朽。第四，自获麟以来，诸侯相兼，朝代相易，但其父子完全意识到国可亡，史不可亡，史文之废续与否，为“史官”大责所在，不仅是义务问题。其后司马迁改迁中书令，仍著史不绝，自谓：“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而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而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此则表示他充分了解，史文废绝绝非“史官”的官守责任而已，也是“史家”的责任及义务所在。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由此生。第五，司马谈论孔子之言，实意含孔子的事业，是统整当时的文化事业。孔子之六艺是当时的总体文化，也是超越朝代阶段的全程文化。让此总体而全程的文化透过小我的完成以传下去，完成大我生命的继起，乃是孔子生命所在。司马迁能充分了解其父此旨，也能直接接触孔子之真生命，故再三兴感强调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是则司马迁不但是其父的继起生命，也是孔子的继起生命，他继承孔子者在此，而非壶遂所询问题之所在。他自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实即指此而言，亦即要通究人文群体的全程总体文化，提出一家之言以传下去也。[3]
史不可亡，然而史又必须是总体而全程的，斯则为司马迁开创新史学重大关键之所在。民族是许多个人生生不息的全程总体，文化则是这许多个人生生不息创造累积的结果，是则个人实为历史之基本，群体乃其总和。欲要完备的载述这些全程总体的内容，编年史绝对难以达成任务。司马迁所创的通代纪传体，目的在透过个人（列传）以集结成大群（全部的纪传成为一史），述其人事因果，兼及诸种文化体相（八书），以时间贯穿之而完成全程（本纪及表）的研究。亦即纪传通史的创立，实针对历史必须是总体全程此一要旨而成也。换句话说，司马迁开创新史学，其实在一种完美主义驱使下以完成——他需要创作一种完美的体裁，以完美地容纳总体而全程的历史内容，会通人类文化而整齐之，使达绍世兴文，继往开来之境地，而成就个人、家族及民族的生命。尤其经秦火焚书之后，此感更见逼切。13世纪以后宋、元之际，郑樵从批评马、班史学出发，掌握了司马迁此创作观念与认识，于《通志·总序》开章即为之阐扬，说：
……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於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至於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
司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於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
郑樵批评马、班，多有缺憾，宜持保留的态度。[4]站在司马迁的角度看，班固《汉书》诚非论述总体而全程的历史书，其关键不在体裁是否完美，而是内容不能完美。亦即纪传体原即为追求历史总体的完美目的而创立者，《汉书》所述实已包含了西汉的总体文化活动，只是它不能包含人文群体的全程性，仅着眼于人文群体的最大组织——朝代国家——而断限，使其变为阶段性而已。《汉书》确为总体而阶段性之书，郑樵等通史家法的学者，往往即就此而对之大加批评。通史家法的史家，恒秉持完美主义的追求——精神理念的完美、形式的完美及内容的完美，故对断代史多所不满。然而通史家法的史家，另因完美主义而有内争，为解释方便，仍以郑樵、马端临等为例。
唐朝以来，通史家法的史家及其名著，莫过于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在追求历史全程性的完美角度看，实有缺头缺尾之憾；在追求内容的总体性之完美角度看，亦有偏倚之失——偏于政治军事。[5]《资治通鉴》后者之失，正是编年史体裁上难以补够的先天缺憾，司马迁将之扬弃而另行创新体裁，编年国史在魏晋至隋唐虽曾与纪传国史竞争“正史”地位，但终至被排出“正史”之外，最大原因当在此。司马光最初构想是欲效法梁武帝的《通史》，第一部分奏上时即名其书为《通志》，俟全书完成后始被赐名为《资治通鉴》。郑樵及马端临，即因执完美主义的不满，发愤另撰，以补救《资治通鉴》之失憾。郑樵巨著属纪传体，书名仍称《通志》，此即针对司马光而来。严格而言，《通志》乃总体全程之书，但也如同司马光般具有某种尊敬或恐惧的政教意识，故亦有缺尾之憾，与司马迁贯穿上古至当代的全程性不尽相同。[6]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一部观念矛盾之下的著作。其《自序》对班固大加批评，谓固“无会通因仍之道”，此则是其承受郑樵启发之处。然而，他对郑樵甚少提及与推崇，反而大赞八、九世纪时代，唐代的著名文化通史家杜佑及其《通典》。姑不论其是否有贵远贱近等观念，但其不能了解郑樵何以撰述纪传通史之旨，及郑樵所发明孔子与司马迁创作之旨，恐即与此有关。《文献通考》的成书，据其《自序》云：“仿《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7]是则表示他的构想，只是欲继《通典》之后撰一文化通史。然而文物制度乃人所创，前后有因革变化，故不论述人物事迹，则不能知世道背景及人物之因革动机等，斯则文物制度何以创？何以为此人此时代所创？何以如此创作？皆将无所凭借，于“会通因仍之道”何有哉？马端临为何忽视人事及其他政军诸范畴层次？此从他批评司马光《通鉴》一书，谓其“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籍”时，所提出的理论可以窥知。他说：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异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
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
马端临此“相因与不相因论”，实在不“通”之甚。[8]作者无意批评他完全不懂历史的意义及会通之旨，只欲指出，若顺着其观念发展，其所欲达到的“详”与“备”之标准，是难以臻至的，下焉者恐有形成史料堆砌现象之虞。余读《文献通考》，窃以为较郑樵《通志》更具百科全书性格，原因或恐在此。是则通史家法的内争，重点在内容是否完美之争，形式次之。
大体而言，史不可亡，而史又是总体全程性的，故史家需要研究其天人古今的总体全程之全部，并需创作某种体裁形式以容纳此全部，然后始能符合完美主义的要求。站在这个角度看，司马迁所创的通代纪传体及其内容，实为古代史学的卓绝创作，应为古代最完美的史学体制。争论马、班史学优劣之人，就此而论，应为无须强辩，辩之则无谓者也。但是，并非说通史家法的人即能完全了解及符合此旨，例如，杜佑、司马光和马端临，其书皆合全程之义而未必合总体之旨；郑樵与马端临有博雅之长，但却仅止于炫耀其博雅于知识层次，未能融通提升至生命智能之层次，展开其一家之言，将小我之生命融入大我如司马迁及司马光者，使之交流不绝以至永恒不朽。执此而论，司马迁以后，如司马迁者实凤毛麟角；他欲“俟后世圣人君子”，殆将有“后不见来者”之叹也。
虽然如此，但司马迁的通史家法一直未断，宋、元之际更加发扬而已。《五代史志·经籍·史·正史》序论正史发展，谓“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史记》传者甚微”云。[9]“《史记》传者甚微”，乃是相对于《汉书》之传者而言，事实上，包括刘向父子，班固父子，谯周、陈寿师徒，谯周、司马彪之古史辩等，皆与师法《史记》有密切关系。除此之外，晋南北朝直接研究《史记》而为之作注者，有徐广、裴骃、邹诞生，乃至后来唐朝的司马贞、张守节等人；史注学的发展，原即含有史不可亡论，及完美主义的意义。另外，顺着通史家法进行撰述者，从刘向的妇女通史《列女传》以降，其为当时名著者，尚有韦昭《洞纪》、皇甫谧《帝王世纪》、常璩《华阳国志》、元晖《科录》、李延寿《南史》《北史》等书。顺此以寻，当时许多如高僧传、家传、孝子传及文物制度书，乃至正史诸表志，及如干宝《搜神记》（鬼神当时属史部著作）等，皆是逸出朝代断限，本通史家法之作，但若以《史记》为完美主义的标准著作，则这些书大多有所偏倚缺憾也。
在通史家风之下，最值得注意的是6世纪初期梁武帝敕修之《通史》，及6世纪末期陆从典之《续史记》。梁武帝对其《通史》甚自信，曾对当时有“才子”之称的后汉、南齐及当代史名家萧子显夸云：“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10]很明显的，这位名学者皇帝志欲继司马迁之后，集结其史臣集体创作，希望撰就一部足可取代众史的最完美史书。刘知幾评介此书云：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於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11]
其实此乃总体全程之纪传通史，正确断限是上起三皇，下讫于梁朝当代，应为《史记》以后，三通及《通鉴》以前，最符合司马迁构想理念之著作，起码表面上是如此。刘知幾所读者恐是此书之新版本，与隋代旧版或有差异。[12]虽然如此，但据知幾之言，可以窥见此书的构思特色如下：第一，这是集体之创作，以纪传体为标准，以包容自古至今的全程总体历史。就此而言，此书若成，当可取代众史——包括《史记》在内。第二，知幾称此书“上下通达，臭味相依”，似乎意指其能将古今行事相类似的人物事迹归类为传，如《史记·孟、荀列传》或《刺客列传》诸例也，其意似未谓此书能“成一家之言”。事实上，书成于众手，又大抄现成著作，恐怕难如《史记》般成一家之言，或恐竟至如一般官修正史，犯因袭堆砌之毛病。此书之未能取代众史，乃至失传，宜由此思之。第三，此书曾“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表示撰者有追求内容更完美的意识。然而在此意识之外，是否又另与当时流行的好奇风气有关？其详不得而知。若是，则其书恐如当时诸正史般，有流于荒奇怪诞之嫌也，将会损伤其作为正史的价值，导致不受重视。第四，此书亦以强烈的正统主义及民族主义，作为构思基础之一，恐与史实的客观可信性有所违背。概括而言，此书或许价值不大，但其以纪传体为标准史体，用以追求完美主义的达成，应值重视。
根据上述分析，尽管梁武帝君臣欲本完美主义修撰一部大通史，但此书虽成，仍将不可取代众史，其理一如郑樵《通志》之不能取代众史，盖以因袭抄录方式以成之，缺乏原创性也。此外，修撰此书之史臣，才、学、识能否比于司马迁，亦为另一关键因素。此书重要主持人为吴均，而非当时名史家江淹、沈约、萧子显、萧子云、裴子野或杜之伟中任一人。其书在天监（502—519年）间开始修撰，至520年（普通元年）吴均卒时，吴均仅完成了本纪和世家这两部分的底稿，列传部分连稿也未就。[13]或许当时江淹、沈约二人已谢世（江卒于505年，沈卒于513年），二萧、裴、杜另有工作吧？《通史》确在梁武帝时已完成，是则吴均死后由谁负责，一时难明。不过吴均此人，文学成就不在上述诸人之下，其所创“吴均体”的风格，曾为沈约所知赏；至于史学方面，他也是一位史注家、编年史家及方志家，著有《后汉书注》九十卷、《齐春秋》三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唐先贤传》五卷。以其文才加上撰史经验，当不至于水平太差。《梁书》卷四十九本传云：“先是，均表求撰《齐春秋》，书成，奏之。高祖（武帝）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时任奉朝请）。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据《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篇》之论述，江淹、沈约先后奉诏修齐史，天监中萧子显继起，请得同意撰成《齐书》，此皆纪传体。吴均闻风而起，欲撰齐史之编年体，“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有诏：‘齐氏故事，布在流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也。’均遂撰《齐春秋》三十篇。其书称梁武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诏燔之。然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於后”。
据此，则吴均《齐春秋》显然有先天及后天的弊病：他的著作是根据自我搜访于流俗的资料而成，政府档案无从看见。史料不充足完备，当然影响史事的实证，此为先天之弊。萧子显是主动请准修史的，可能由于身份地位不同，梁武帝对之支持亦异，故得参考政府文件，终使《齐书》压倒江、沈二人之著作而列为正史，流传至今。子显之幸，就是吴均之不幸。照说一代大典在如此状况下，就应该暂延或不再修撰，以免过分违背实证主义。然而吴均不此之为，明知其弊而勉力毕之，显有史识不足之憾。其次，他强为萧梁王迹所兴作解释，不但与官方解释有异，抑且又有粉饰虚美之误，此为其后天之弊。如此已为武帝所恶，加上刘之遴乃博学强记、精究《春秋》经义及《左传》编年史的名家，质询之下，遂使吴均“支离无对”，导致焚书之后果。[14]《齐春秋》既然如此，梁武帝何以焚其书之后，复委以修《通史》之任？诚为悬案。大体而言，吴均恐为文才高于史才之人，上述四点分析似有成立的可能。吴均以外究竟尚有何人参修？其人水平如何？皆不得而知。要之，梁武帝欲取代众史的完美主义理想，极可能因群臣史才不济，终成泡影也。
约略与梁武帝修《通史》的同时，北魏宗室元晖亦召集文儒之士崔鸿等修撰《科录》。萧、元二书究竟谁先谁后？是否互相影响？详情不明。但似乎有一共同之点，即二书皆将历代人物“臭味相依”，尤以《科录》为甚。《魏书》卷十五《常山王遵（元晖附）列传》云：“晖颇爱文学，召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晖疾笃，表上之，神龟元年（公元518年，梁武帝天监十七年）卒。”亦即在吴均死前两年奏上也。就成书而言，《科录》较《通史》为早。崔鸿本传未提及此事。盖此时崔鸿负责修起居注，闲暇则自撰《十六国春秋》，故编录《科录》恐为其不得已应命，而又未尽力之工作也。此书貌似通史，但其性质恐为“人同此事”及“依族类传”的编纂性书籍——史纂也。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史记家》介绍此书云：“其编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犹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按：此言未必，恐知幾耳食之谈耳。因为《科录》奏上两年之后，吴均卒时，《通史》只有本纪和世家之底稿而已，是则此书何得而“依放《通史》”？《科录》撰作之精神要旨不明，但殆非如刘知幾所言，其大略或可从《五代史志》探之。
《五代史志·经籍志》将此书列为子部杂家类，与皇览、类苑、书钞等书并列，显示此书有类似“名人传”百科全书分类编辑的性质。《杂家序》云：“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着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斯则此书可明矣。盖为炫耀博雅而杂错无旨之作，前与裴松之（《三国志注》乃史注学，尚有可谅），后与郑樵、马端临诸作略有所似；但可推知者，元晖、崔鸿固非为了重撰大通史而为之，此则应与梁武帝及郑、马二子的发挥通史家风，追求完美史著者，大不相同。故被了解通史意义的隋唐史臣所不认可，竟将之列为杂家之书。反而崔鸿正在撰述中的《十六国春秋》，却大有糅合《三国志》及《史记》，以熔铸国别及通史于一炉，下开李延寿南、北史的倾向。斯则通史家风，此时在北朝盖已吹起，第至陆从典及李延寿，再吸南方之气，故有撰作之事耳。
从典系出吴姓高门，与朱、张、顾三姓为四大家族，吴、晋时代子弟文武人才辈出，至南朝则颇以文史著名。从高祖陆倕，梁武帝“竟陵八友”之一，当时梁武帝、昭明太子、元帝、沈约、任昉等，多与其家子弟有交谊。从典直系自陆云公、陆琼至从典，亦已三世为史官，前后参与梁、陈、隋三朝修史工作。云公有“今之蔡伯喈（邕）”之称，琼则精于谱牒学、当代史及围棋，幼有“神童”之号。祖孙三人的史学似皆从《汉书》入门，而从典文学训练则学自沈约的“永明体”。[15]
从典十二岁即以文章知名，十五岁举秀才，解褐为陈朝著作佐郎。斯时其父琼已历中庶子、吏部尚书等官，“领大著作撰国史”。陆琼掌陈史，是因大文豪徐陵的推荐。徐陵推崇琼“识具优敏，文史足用”，故陈宣帝长期委以史任，与徐陵所推廌的另一名史家姚察，分掌陈、梁二史之修撰。陆琼最后修成讫于宣帝的四十二卷《陈书》。[16]陆从典有此背景，恐是陈亡入隋，再度任为著作佐郎，为杨素奏请他执行“续史记”任务的原因。《陈书》卷三十《陆琼列传（从典附）》云：“又除著作佐郎，右仆射杨素奏从典续司马迁《史记》，迄于隋。其书未就，值隋末丧乱，寓居南阳郡。以疾卒。时年五十七。”《南史》卷四十八《陆慧晓列传（从典祖孙附）》则作补充，谓坐汉王杨谅之反，云：“其书未就，坐弟受汉王谅职，免。后卒於南阳县主簿。”从典修通史概况，仅此寥寥记载而已，但仍可据此推知下列问题：
第一，从典居史职，经宰辅奏请而修史。是则其性质为官修，与梁武帝修《通史》之不同处，主要是后者乃集体创作，而从典则似无共事者。第二，杨素拜右仆射，时在592—601年（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十二月至仁寿元年正月）。604年隋文帝崩，翌月汉王谅举兵起事，寻为左仆射杨素所平。是则从典修史当在6世纪90年代，至604年免职而止，自后任职于南阳县，不久即死，故其书不能完成，也未能列入《五代史志·正史类》。第三，梁武帝在天监全盛时代立志修取代众史之《通史》，隋文帝学术不及梁武帝，但自开皇九年统一中国，寻亦进入著名的“开皇之治”全盛时期。杨素以宰辅身份，殆以大一统新局出现，或本完美主义建议修通史。其议为隋文帝所批准，是则君相之意识，或与梁武帝君臣相同也，只是文帝甫崩，杨素即不能贯彻初志。第四，梁武帝修《通史》，实欲取代包括《史记》在内诸旧史；然而杨素识见似不及，他只是欲续《史记》以迄于隋朝当代而已。是则杨素、陆从典极推崇《史记》，其通史性质乃是《史记》续篇，欲以《史记》及其续篇二书，囊括取代诸史也。此殆为梁、隋二通史的识见及构思之大异处。第五，姚思廉乃姚察之子，对陆从典父子应当了解，其修《陈书》，虽颇推崇琼之“才学”，但似指其谱牒学、符瑞学、围棋学及文学成就而言，未有一词提及其撰《陈书》，未有一论明显地推崇其史学。李延寿《南史》论赞，对陆氏父子人格学问更未置一词。是则陆氏父子史学水平应不为时人所推重，恐为刘知幾所叹——文才多而史才少——之另一例，与吴均情况略同也。否则姚思廉父子也不会两世努力，重修《陈书》矣。
修撰最完美的大通史——不论自上古至当代，或续《史记》至当代，实为艰巨的工作。虽在官方支持下集体或个人进行，若乏其才，或时间逼促，皆为可望而不可即之事。梁、隋两次所修，或不满人意（梁武帝《通史》若令人满意，殆当无杨素之举），或终告失败；民间史家则或因于正史断代化的习惯，或格于通史工作之艰巨，无有独力为之者。是则自7世纪以降，完美主义的通史著作，其风大戢，需待宋、元以后始能承风再盛也。
不过，司马迁开创新史学，其通史家风一直吹扬未断，犹有“师法相传”者。由于《史记》所代表的是欲运用完美史体，以容纳完美内容，使撰述臻圆而神的境界。故史著之正，应以此为准。是以汉晋南北朝史家或目录学家，咸奉之以为第一部正史。班固以降，断代史大盛，然而不能排斥纪传通史于正史之外者，因素可能如下：
第一，缺乏足够的新史料及史学才识，将先秦再作断代研撰，以取代《史记》。亦即无可能本《汉书》之例，将五帝三王断代独立为书也。此事既无可能，则《史记》为第一部正史的地位终不可动摇。
第二，新史学原本为司马迁所创。前面论及断代史仍然遵奉《史记》的完美体法，只是将人文群体的大范畴缩小为国家朝代而已，但国家朝代仍属人文群体的最大组织，仍得以此为断限范畴，进行总体而阶段性的全程研究，是则断代史仍不失总体全程（阶段性全程）之义。这是班固在天意史观分期论观念下创作，也是不宜或不可能补续《史记》，或另撰一部大通史如《史记》之下，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撰作。断代史既未全违完美主义的史学，实与《史记》及梁武帝《通史》同属一类，不论断代正史背后含有如何强烈的政治意识，在学术上固不可将通史排斥于外；而且事实上，通史本身亦可得含有此类政治意识，并能达至宣扬正统主义的政治功能。
第三，“正史”分类至迟在梁朝确立，梁武帝及梁元帝父子的修撰及提倡，自对目录学家大有影响。此时阮孝绪修《七录》，其国史之分类观念殆即与此有关。《七录》影响甚大，《五代史志·经籍志》多本之，而后世又多本于《五代史志》。另外杨素、陆从典修通史，应是闻梁武帝之风而起，其风影响之下，对隋、唐之际史臣认识，当有深刻印象，故《五代史志》尽管因陆氏书未成而未列为正史，但对《史记》及梁武帝《通史》则加列入。值得留意的是，唐初修《五代史志》之其中一人，即为《南、北史》的撰者李延寿。延寿二史采用通史家法而变通之，是则纪传通史之为正史，应是自然可理解者，盖其代表完美主义的标准著作也。
第四，正史地位之争，通史与断代原非争执的焦点所在，而完美主义始为其出发点。历史内容必须是人文活动的总体，这是完美主义的前提，何种体裁足以完美的达成此前提，则是真正的争执焦点所在。自汲冢发掘，起出《竹书纪年》，史之“正法”即被视为有古、今之异，《五代史志》论之颇详，不待《史通》始畅论“二体”也。刘知幾论纪传体之弊病，容有再商榷之余地，然而纪传体之较编年体更能达至此上述之前提，应是不争之事实。兹借北魏高佑和李彪等联名奏请改国史为纪传体之言论，以代表当时纪传史家的认识。他们说：“……史官之体，文质不同；立书之旨，随时有异。至若左氏属辞比事，两致并书，可谓存史意，而非全史体。逮司马迁、班固，皆博识大才，论叙今古，典有条章；虽周达未兼，斯实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后汉、魏、晋，咸以放焉。……宜依迁、固大体，令事类相从，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17]绝对的完满完成上述前提，应是难臻之事，但相较之下，以纪传为优。高、李等由上述出发点，抱着求“全”求“备”的观念，批评《史》《汉》犹未“周达”，乃是客观之论，相对的，纪传体不失作为“大体”，“实前史之可言者”，亦为客观的论断。由此观之，纪传体应可奉为“正法”，至于通代或断代孰为正中之正，则非此问题之所在，而是纪传体本完美主义内争的问题。不过，当时尚有不少通代纪传著作，如刘向《列女传》等，由于不符总体之前提，故也不能被列入正史之列。
总括来说，在完美主义之下，史学逐渐产生一种“正”的观念。它是学术自主产生，而非靠外力萌发。政治力量的介入，只是具有助长奠定的作用而已。在完美主义原则之下，历史内容必须是总体全程性（包括阶段的全程性），体裁必须能完成此前提，此类史著方得列为正史。史学的完美主义的内涵，在于能否有效而充分地研撰人文群体的总体全程发展，初未斤斤计较体裁问题。完美主义原有形式完美及实质完美之分别，纪传体的结构体裁易于包容人类历史的总体性，此为形式完美，故在六朝逐渐成为史学的“正法”。至于司马迁——纪传史学的马派，主张史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使著作臻至“圆而神”，此实为实质完美之主张，是不易臻至的完美主义高标准，梁武帝、元晖、陆从典已先后试之矣。高标准既不易臻至，史家退而求其次，欲以完美之正法，以便易于完成阶段全程之实质内容，此即为纪传史学的班派所由兴，至魏晋以降胜于马派的原因。
纪传史学排开编年史学而独为“正法”，此与其体裁能广载历史内容之总体有关，[18]是则内涵求“备”的意念；若纪传史学马派追求历史之全程发展而成高标准，则班派讲究阶段性全程遂可视为低标准，两派皆着眼于史之“全”程始终。当年班彪不满《史记》之“陈略”，亦不满诸好事者之“鄙俗”，基本上乃本于实质完美而评论者也，而其子班固亦本此理念，至评其父“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以成《汉书》，是则《汉书》撰述动机和原则，与内容之详密完备追求有关。班派于六朝成“师法相传”之大派，辗转以降，马、班当年创立完美主义之旨，遂有转变为完备主义之趋势——即讲求一个王朝始终发展的全史，而其内容必须完备者。
其实若从狭义之史学而论，历史只是究述人事之变化，则编年史学亦能优为之。不过，六朝论史学的着眼点在全而备之，此即成为编年体终不敌纪传体之竞争，丧失“正法”“正史”地位之关键因素。
前面论及东汉一代之史烦秽，遂有以后不断重修之举发生，华峤、司马彪等人，主要着眼于《汉记》内容实质之不完美，及下限之不完全，至范晔出而佳著始现。刘知幾推崇晔书云：“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19]则六家论史基准何在，由此可窥。宋文帝“以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命令文豪谢灵运修撰《晋书》；此所谓“一家之史”非指“一家之言”，乃指一代全史而言也。青年的沈约也“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而有撰述之志，隐士臧荣绪因有同感，遂“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成为后来唐太宗重修《晋书》之底本。至如王室贵冑如萧子云，也“以晋代竟无全书，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书成”。此即上自帝王贵冑，下至匹夫隐逸，皆本史不可亡意识，而将完美主义低标准，变作完备主义追求者也。[20]
“全史”着眼于断限之完全及内容之全备，既不以追求实质完美为主要，故能较“易”完成，也颇能满足学术上之求备心态。刘知幾于8世纪借《汉书》而阐断代史，即发挥并奠定了此理念宗旨，他说：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史止哀公，《纪年》（指竹书）不逮於魏亡，《史记》唯论於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21]
能“成一家之言”者未必是国家“全史”，《史记》是也。相对的，“全史”也未必能“成一家之言”，臻至实质之完美，则二十五史尽多如是。
东汉以降，史官各撰本朝国史，而先天上皆不可能全，必待胜朝史官完成之。胜朝史官或史家，若本完美主义修前朝史，虽旷日持久亦未必就能完成，但若求其全备而已，则易速成，沈约以一年之速度完成《宋书》，乃为史学史上以完备主义作要求之创举也，与马、班等此前史官史家，终生且或不能遂其志者大大不同矣。此下官修正史多以此为例，圆而神之完美主义理想遂日泯，章学诚所谓唐宋以降史学不亡而亡者，[22]诚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