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究总体全程的通史难，而究总体阶段性全程的断代史易。班氏史学原本为追求新史学之更完美而产生，故班固撰《汉书》，初意未必为了避难就易，但其所改创，遂成惯例，形成部分史家所谓难易的认识。事实上，国史修撰亦非易事，必须有一套制度，推动国史全部程序诸工作，始克较易为功；何况国史事关国家实迹声誉及政教意识，官方更非介入推动不可。国家推动国史工作，约略可分为前序（修起居注、行状、诸司故事等）、中介（修实录）及终程（修国史）三种性质阶段，三者皆因史不可亡意识及完美主义而落实。执行此工作而产生的机关制度，其后多为了达致史不可亡及完美主义之目的而存在也。
前序及中介的工作，略偏重于常修不阙，藏往待后，属“记注”性质；终程性工作则偏重于裁断熔铸，属“撰述”性质。18世纪的章学诚对此曾有详论，于其《文史通义·书教篇》畅述“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之旨。并指出撰述必资于记注始克有为；记注不良，将会造成史学之亡。[23]在章氏看来，记注只是“比次之书”，有“备稽检而供采择”之用而已，“初无奇也”，是以提出了他的“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之名言。[24]寻其原本之意，盖为针砭清儒流行的考据学而发，但用心过切，遂有矫枉过正之虞，此则可就两个角度观察之：
第一，就记注何以形成及有何意义与价值的角度看，记注显然是基于史不可亡意识形成，故必须及时修撰；同时，它也是针对历史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本质而来，使“逝者如斯”，不可虚构或重演的人事，及时得以保存下来的最佳方式（现代摄影录音的传真方式或者更佳）。是则不但“记注无成法”会影响史学之亡，抑且无记注则影响更大。吴均无法见到记注，其《齐春秋》即有不实之讥；李彪因免职而不能参考记注，遂不敢私家修国史，乞求以白衣参修。因此记注不但关系国史之是否亡，而且也关系国史之“撰述”能否完美，岂得以“初无奇也”概言之？汉魏以降，史官失职，博达之士“愍其废绝”，遂群起修史“以备遗亡”，就此精神意识而言，固是中国史学之大奇。晋宋以降，此类史籍日盛，致使史学独立成宗，此则又为中国史学史之大奇也。尽管记注只是简略排比之书，尽管其非史策之正，于史学“撰述”之全部程序而言，仍应是史学的一种，是基础性的史学，应可无疑。史不可亡意识不但落实于此，史学的完美主义亦且于此有厚寄焉。
第二，就撰述的意义和价值看，若记注乃“当时之简”而为基础性史学，则撰述即为“后来之笔”的成熟著作史学。站在后者的立场以贬论前者，层次不同，殆无甚大意义。前者的功能在备用，其价值在促进撰述的出现完成；后者的目的在运用前者以重建历史，其价值衡量以解释是否能“圆而神”，是否能“成一家之言”为主。完美的国史已隐然包含了此意义，故国史是否为“全史”并不甚重要，能否达至此意义，是否能有此价值，这才是关键。历代正史确实在这方面表现，多不能令人满意。它们常因比次而成的记注，再略加修饰排比，即匆促成书。是以尽管位列“正史”，是国家全史，但不能掩饰其有低层次的“史纂”之性格，未必为圆而神的史学表现。然而，此与史学或史官“人”的因素有关，可得列为理想而不可强求也。不过，官方以国家的力量介入此层次的撰述，当然对之抱有期望，认为可以达至，否则修撰国史，尤其是本朝国史，势将毫无价值意义，官修制度之追求完美主义，亦势将无以落实也。[25]
下面欲就此两种角度，以探讨史不可亡意识及完美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落实诸表现。《隋书》卷三十三，《五代史志·经籍二·史·杂史》序云：
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越绝》（书），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
此段盖在论汉代史学如何基于史不可亡意识而兴起，何以出现非“正法”诸史策，而自汉魏世乱以降又特多特盛者也。其实岂止“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者如此，隆重而作，为史策之正者亦往往如此。盖自司马谈父子以来，史不可亡的意识已落实于知识分子矣。试以王隐和王韶之二人为例。
王隐在4世纪两晋之际，与干宝、郭璞同为东晋最早之史官，但其史学事业发展甚早。《晋书》卷八十二本传，谓其世寒素，父王铨为县令。铨“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隐以儒素自守，不交势援，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是则王铨著史，非官守责任所在，盖以大乱之际，史不可亡，而史官此时废绝，故欲搜集闻见以续绝耳。此意识实为王隐所知所持。何以知之？盖王隐好友祖纳好奕棋，隐忠告而善道之，其劝诫理据从积极的人生观出发，提出成名意识、不朽意识及史不可亡论、史学功用论以作规谏。《晋书》卷六十二《祖逖列传（兄纳附）》云：
纳好奕棋。王隐谓之曰：“禹惜寸阴，不闻数棋。”
对曰：“我亦忘忧耳！”
隐曰：“盖闻古人遭逢，则以功达其道；若其不遇，则以言达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当（今）晋未有书，而天下大乱，旧事**灭。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裔成败，皆当闻见，何不记述而裁成！？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皆行於世，便成没而不朽。仆虽无才，非志不立，故疾没世而无闻焉，所以自强不息也！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俱取散愁，此可兼济，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
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元帝）曰：“自古小国，犹有史官，况於大府，安可不置？”因举隐，称：“清纯亮直，学思沈敏，五经群史，多所综悉，且好学不倦，从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贬与夺，诚一时之儁也！”帝以问记室参军锺雅。雅曰：“纳所举虽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纳始也。
此传谓祖纳“有鉴裁”“有名理”，为晚辈温峤所敬，并载述了一段他与王隐、梅陶批判东汉以降“月旦评”的辩论。其中王隐提出善恶之迹累世乃著，岂能月旦评之“月旦不可评论”，实为卓识。就此以及前面引文看，王隐应为史识和史才俱佳的史家。唐初修《晋书》诸史臣，是否有能力认识王隐人格史学之真面目？他们对王隐所撰《晋书》之低评，是否隐喻了一段可待再究的学术公案？[26]
王隐综悉群史，其劝诫祖纳所表示的史学精神意识，显然上承司马迁而来，而近借韦昭《博奕论》之旨以发挥。[27]王隐是东晋最早史官之一，但其父子却是私家修国史。他们的事迹，或对东晋最后史官之一的王韶之父子有所影响，因为他们的行事有非常类似之处。韶之乃四、五世纪之间人，密助刘裕鸩弑晋安帝，这方面的表现与（曹）《魏书》修撰者王沈、荀顗之助晋谋魏，有同工之妙。他在晋末、宋初先后分掌两朝国史，纵或会有问题，但其早年私修之《晋安帝阳秋》，则有“后代佳史”之称。《宋书》卷六十本传谓其系出琅邪王氏高门，而其直系一脉则颇贫。父王伟之亦为县令，“好史籍，博涉多闻”云。父子私撰情况如下：
伟之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自书写。泰元（东晋孝武帝年号，公元376—396年）、隆安（安帝年号，公元397—401年）时事，小大悉撰录之。韶之因此，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413年）。辞论可观，为后代佳史。[28]
是则王韶之父子当初之立志私修国史，正与王隐父子相类似，盖本于史家之成名意识及“愍其废绝”的心情。回顾东晋中期，介于此两对父子之间的孙盛、习凿齿等史家，则知此精神意识，一直未尝中断也。
王隐与王韶之相同之处，乃在先私修国史，由此成为史官。但在史学史上，王隐地位显然更重要。盖其因“旧事**灭”的危机感而激发起其史不可亡意识，进而成为使命感，以至影响东晋史官之重建。[29]是则此精神意识的落实表现，有促成国史修撰及建立史官之两途也，此就正史修撰方面而言，亦即就前述之第一个角度而言也。
值得注意的是，王隐、王韶之及前述吴均之修《齐春秋》，显为同类型的国史修撰。他们是纯粹私修，是原创性的，与沈约、萧子显、陆琼、姚察等人官修，已有起居注，或实录、国史等为基础者不同。但二王与吴均之间，所表现的精神意识似亦略异。前二人似因“愍其废绝”的危机、使命感而撰，吴均则似借修史成名或涉入古、今正史之争的成分较大。因为吴均之前，齐史已先后有江淹、沈约、萧子显等纪传体著作，独缺编年体。当然，史家修史，或多或少皆有成名意识之存在，但是二王之修史，主要似以史不可亡论为工作的动机，此点与司马迁某些方面非常类似。
前引《五代史志》，已指出“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以来古书陆续出现，有志之士也开始私修历史。这种历史文化的危机，及私修者之志气精神，实对司马迁影响重大。二王之危机、使命感与司马迁相同，但其刺激之深刻宏大，感受上似又不及司马迁，此则为司马迁所以志大思弘，后人难与相比的时代因素也。司马谈云：“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由此历史文化绝灭的危机感，引发出绍述保存之史不可亡意识，这种自觉和使命，显非王隐所能企及。谈又云：“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此为官守之强烈责任感，引发为及时修撰之史不可亡意识，遂为秦汉以降，史官重建及史官认识其首要责任的论据所在。及至司马迁去太史令官而转迁中书令，犹言“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是则为上述两种史不可亡论衍生而成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使命意识。虽非身居史官犹须为之，斯则不但是匹夫的责任问题，也兼为义务问题矣，王隐等人所承者当在此。
国家可以亡，历史文化不可以亡，匹夫犹有此责任与义务，则庙堂大臣，何得推卸？公元192年，蔡邕为王允所杀，马日磾营救无效，退而批评王允云：“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盖其不仅杀史，亦以其杀害最有能力完成完美汉史之史家，令汉史有废灭之虞者也。是则纵使司马睿未即皇帝位，祖纳所谓“自古小国，犹有史官，况於大府，安可不置”，实即同根于此认识而发。四五年之后，王导上《请建立国史疏》，批评“纪传不存於王府”，建议“宜建立国史……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云云，亦本此而言。王隐父子于此之间，奋力私撰，盖亦完全了解此非纯为“司马家事”也。早在王隐前三四十年，陈寿严厉批评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因而私家修成《三国志》，[30]应为王隐父子（王铨应略与陈寿同时代）最近之榜样。必须留意者，乃是当时有两种观念意识在酝酿形成，此即史文废绝，匹夫犹有罪恶感，故国家不设史官，确为“罪莫大焉”之事也，是以马日磾、陈寿、祖纳等为之指责质询；其次是国史修撰乃为天下公器，人人可得而为之，绝非帝王家事。此二观念，最迟在三四世纪之间显然已经重新彰明，殆即魏晋南北朝所以能突破东汉官修国史的限制，出现私修盛风的内在因素。
原夫司马迁父子提出上述观念以后，由于其书迟至公元前1世纪末叶，经刘向等人发扬，其学始显，故上述观念的落实于官修制度化，可说在公元1世纪中期以后始明显。官方从认识至推动国史国家修的政策，主要即是基于此史不可亡论的及时修史观念。但是国史不可能一蹴即成，且缺乏基础性的工作则不可能完美，斯则记注之史所由起，亦即起居注及行状、故事这类属于记注比次之书的史学工作，由于更符合及时修撰以使史文不亡，与能提供完美国史完成之基础等因素，遂随着官修制度之落实而出现，并立即备受重视。
公元72年，东汉明帝诏马严、杜抚、班固等，在仁寿阁杂定《建武注记》。此当为东汉最早完成之起居注，与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四人所另撰的《世祖本记》性质不同。[31]班固一代大才，马严为名臣马援之子、马融之兄，明帝动用大才撰注记，岂是等闲视之？公元118年，宗室名臣刘毅奏请为临朝邓太后修《长乐宫注》，盖以邓氏虽妇人，但身系国家发展，其言行事迹需及早为之修撰也。是则“废天下史文”之惧，背后所含意识及其备受重视与落实的程度，可以知矣，难怪陈寿以“国不置史，记注无官”，认为是诸葛亮失政之一。
这种重视及落实，东晋以降仍能持续，且似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402—404年，桓玄反叛，废晋自立为楚帝。后败于刘裕而西逃，途中专心于自作起居注，自辩其败乃“非战之罪”，忙于“宣示远近”。勿论桓玄自作注记的其他意识，即就其为了表白事实真相而撰注，乃至于兵败逃亡之际竟不遑筹划军国大事，终至覆灭一事来看，则知注记之被重视，及其所系将来国史是否能完成的意义，可以明了。正因注记能及时保存历史真相，及对国史修撰有大作用，故桓玄竟以天子身份而自作也，此为史学史上空前之事。南朝对此重视认识，故至梁朝遂有进一步修实录之举。[32]
至于北朝方面亦不遑多让。北朝太祖道武帝于386年改国号为魏，不久即诏邓渊著《国记》，其后废而不述，故世祖太武帝乃于429年召集崔浩等人，叙成《国书》。太武帝修史的动机，据《魏书》卷三十五《崔浩列传》云，是由于恐惧天子贤大夫之业因失载而灭，故诏崔浩曰：“……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于是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完成此第一期国史修撰。太武帝之惧实即司马谈父子之惧，其诏所示精神意识，亦即谈、迁父子精神意识之重现。他不但以此训勉史官，且竟以宰辅监修之，实树立了北朝至唐宰相监修的制度，其重视程度似较南朝为甚也。
450年崔浩因史祸被杀，太武追究所有史臣，及于高允。高允承认与崔浩同作，但坚持说浩只是总裁，“至於注疏，臣多於浩”；并解释力争云：
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往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孤（辜？）负圣恩……此浩之责也。至於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然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
高允实有记注之才及大史家风范，似乎有深得于班彪者。[33]无论如何，北魏开国，君臣即远承马、班风旨，以修撰国史，欲使史不可亡而又完美也。
487年高允卒，孝文帝及李彪等，为求国史更完美，毅然改国史为纪传体。纪传体体大，包含内容更多。欲国史完美，则势须创立官修记注的制度，于是在490年“诏定起居注制”，于翌年“初分置左、右史官”，以恢复传说中古代记言、记事的制度。由于认识记注之史关系史文兴灭及国史之完美性，故孝文帝一再亲自督勉记注官切实举职，并曾以此责罚有关的高层官员。如责守尚书尉羽云：“卿在集书，殊无忧存左史之事。”责另一守尚书卢渊云：“卿在集书，虽非高功，为一省文学之士，尝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无所归！”又责散骑常侍元景云：“卿等自任集书，合省逋堕，致使王言遗滞，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责在於卿！”此皆列为考绩，督责执行者。[34]类似此天子考核记注之记载，南朝诸帝似未有过。孝文帝认识之深，推行之切，于此可知。及至孝文崩逝，李彪上疏要求复职修史，《魏书》卷六十二本传载其表云：
东观中圮，册动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故谚曰：“一日不书，百事荒芜。”……先帝先后……惧上业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之士，充麟阁之选……授臣（秘书）丞职，猥属斯事。……
所以言及此者，史职不修，事多沦旷，天人之际，不可须臾阙载也。是以（司马）谈、迁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然前代史官之不终业者有之，皆陵迟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张衡）去史而成赋，伯喈（蔡邕）违阁而就志；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国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於时也！
今大魏之史……弗终茂绩……载述致阙。……昔史谈诫其子迁曰：“当世有美而不书，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见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取之深衷，史谈之志，贤亮远矣！……
窃寻先朝，赐臣名“彪”者，远则拟汉史之叔皮（班彪），近则准晋史绍统（司马彪）。推名求义，欲罢不能。荷恩佩泽，死而后已！今求都下，乞处一静处，综理国籍，以终前志，官给事力，以充所须。虽不能光启大录，庶不为饱食终日耳！近则期月可就，远则三年有成，正本蕴之麟阁，副贰藏之名山！
其文甚长冗，略引之已见累赘，但不得不引之者，盖其言最足以代表北朝君臣对史学的认识和重视。事实上，李彪推崇司马迁、班彪、张衡、蔡邕及王隐的精神意识与修史行事，而批评孔明不置史官，正表示史不可亡及完美主义，亦自汉晋至北朝一脉相传未替也。李彪发扬司马氏父子的史学“心传”，发挥司马迁“小子何敢让焉”的责任和义务之使命感；能如此申论者，综观南、北两地史家，当时殆几无人可比。北地精神如此之盛，气魄如此之大，故隋朝有重撰魏、陈、梁诸史，乃至通史之作，虽旋因世乱而辍，唐寻即继之。不但本北朝旧制，将国史修撰全部程序提升确立为宰相领导，兼且以大气魄重撰五代正史；即李延寿私人亦承北地此风气魄力，终单独完成其《南史》和《北史》也。唐初，令狐德棻此北地系统学者，最早向高祖提出大举修史。他说：
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隋炀帝年号）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淹没。陛下既受禅於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35]
这是基于完美主义之未能满意，及史不可亡意识所提出者，据此可知所谓汉晋北朝一脉相承，风盛魄大，应非妄语。南朝官方之表现，殆不及也。德棻建议所修者，乃诸朝“正史”，亦即完美之全史。完美国史之能否完成，必须视其所凭为观察，亦即是否具有一可资推动执行的制度，是否具有可资利用的完备基础史著。
记注之史乃基础所在，梁朝以后形成的中介性工作，如修实录等，亦已渐成制度，复有一由宰相领导的专修组织执行，是则国史不可亡及追求完美，已由此较稳定、较有力的制度来维持推动，远较民间因人而私撰者为优。此非从“成一家之言”的“圆而神”角度来论，而是从国史修撰之稳定性和持续性来论。吴均有能力撰《齐春秋》，但他不能不乞求于官方的基础撰述成果，否则即难臻完美；李彪恐更有此能力，但他不敢私力进行，非不敢也，实不能也，情况与吴均略同。自南北朝以来，民间私撰国史者以前代国史为多，当代国史者渐少。前代现成著作多可见，可据以追求更完美，或更完备，如沈约、臧荣绪、萧子云等修晋史是其例。至于当代，则起居注、行状、故事、实录等著作，非官准私修或官修，恐他人多不能得见。如此状况下仍勉强撰述，其史固难完美，吴均《齐春秋》被指为不实，是其例矣。是则因史不可亡意识及完美主义的追求，刺激了私修及官修之风气，其中就国史一项言，则进而又逐渐落实，形成官修的各种制度，导致私修本国史之风日渐陵替，其趋势可知。至于政治因素或有促成此趋势之作用，但应非内在的因素及作用也。
总而言之，自司马迁开创新史学，史学的标准亦随之形成。他指出史著之完美追求，即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亦即表示史学的对象具有“天人古今”的总体全程本质，历史的内容必须涵盖此本质，始得称为完美。虽然自班固改创以降，将内容收缩为以国家朝代为主的总体阶段性全程，但完美的意义未尝大变。“完美”之谓正，“正史”即含有此意义。同时，为了因应此完美主义的完成，新史学革新了新体裁，《史》《汉》以纪传体去包容此总体全程的内容，成为“今体”。从司马迁以至三国时代，此体独霸史坛。两晋以降编年“古体”复兴而竞争，终因其体裁上不易包容总体全程的内容，逐渐屈居下风。487年北魏孝文帝及李彪等君臣，扬弃“古体”而倡行“今体”，史学“正法”可说完全确定，亦即完美主义在史体争论中，渐渐蜕变为完备主义，且落实于“今体”而告确定。是则“正史”之意义，实又含“正法”的意义，而以纪传体为标准。“正史”必须要符合上述内容完美或完备、以今体为正法的标准，此其大原则，但是另外仍有一些衍伸意义。
史不可亡论及其背后所含的精神意义，是造成史学备受重视，史著风起云涌的基因之一。然而总体全程难修，纪传正法易为，终至官方及民间皆集中焦点于范畴断限较小、较易为功的国史，使“正史”的意义，几与“国史”相等。国史修撰也绝非易事，必须建立在及时修撰、持续进行、力量充沛此一基础上，此即官修制度在史不可亡论和完美主义下落实的发展，稳定的形成制度化。理论上，史臣修国史尽管下限最多只及其当代，但是他们起码均本着完备主义而为之，此所以未完成“全史”的国史，亦得列入“正史”之林。然而“正史”定义之一为全程或阶段全程，一国之全程即是该国的兴亡始终；于是一国全程之史，必待后世官方或民间始能完成。“正史”之含有国家的“全史”意识，于焉形成，而民间私修正史者亦得于此大展抱负，较易为功。但是完备的断代全史——即形式完美——较易成，圆神以成一家之言的全史——实质完美——较难见，此即六朝官方及民间不断研撰前朝，以追求完美定本的原因。
从司马迁至唐初，此八百年间，“正史”在史学分类上的界定，由完美主义出发，逐渐厘出“正法”“国史”“全史”诸观念。此外，事实上并衍生了“定论”及“正统”的意义，容后论之。尚需一提的，乃是随着此时期史注学的兴盛，正史的注释，竟亦得而列入正史之林。这方面著作颇不少，多集中于前几部正史的著作，《五代史志·正史类》即收入了二十余部之多，其中名著亦不少，如裴骃《史记注》、谯周《古史考》（论考《史记》）、应劭《汉书集解》、服虔《汉书音训》、刘昭《（范晔）后汉书注》及裴松之《三国志注》等。《晋书》以降注释少者，据解释是因为“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故也。[36]这些史注，今日多已各随所注对象注入并行，而当时则多为单行。究竟这些史注的著作，何以竟得列入正史之林？似须从史不可亡意识及完美主义入手观察。
属于本时期上述诸史注中，恐以裴松之（372—451年，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至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的《三国志注》，和颜师古（581—645年，隋文帝开皇元年至唐太宗贞观十九年）的《汉书注》为最。尽管二人也曾分别参与《宋书》及《隋书》的撰述，但其史注之才似乎胜过著史之才，故以之作为探讨史注学的代表。
松之系出河东闻喜高门，为著名郡姓，但其直系一支则仕于江左，与庾氏家族通婚。大体上，松之学术是从经学入手，据经注学发展为史注学的。值得注意的是，松之于晋末上表痛论私碑虚美乖实，实本实证主义而进路，是则其注《三国志》，此应为基本精神之一。事实上，史注往往为辩论正史某些史实而发，确为此类学术的特色。《宋书》卷六十四《裴松之列传》云：“上（宋文帝）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所谓不朽，当指其著作精神及实质内容而言也，上述实证主义的精神，当是促成其不朽的因素之一。
然而除此之外，《三国志注》尚有何不朽之处？何以不朽？此需从其《上三国志注表》所自述作了解。[37]该表首先阐述史学的鉴戒功能及益智功能。跟着说明此书是因为宋文帝关心当代问题，留意近代史，根据此二功能产生求知欲，故诏令他注释，并指示他务须“寻详”“周悉”，是则此书撰著原则之一，显然仍是史不可亡论及完美主义的追求，希望本周悉原则，使三国的整体全程发展能更完备的被了解。松之批评《三国志》优、缺点，谓“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然失在於略，时有所脱漏”，其论据即在此。
他自谓其工作在“搜旧闻”“摭遗逸”，如“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对《三国志》能产生“补阙”“备异闻”“论辩”“矫正”诸作用，实是围绕完美主义及完备主义以落实进行者也。所谓“补阙”盖针对其“脱漏”，“备异闻”则针对其“略”，为史注之补充功能的表现。所谓“论辩”者，乃指针对其史实记述及方法处理的失当处，进行辩证工作；盖松之推崇寿书“事多审正”者，并非谓“事皆审正”也，少许未审正而失当处，自当以论辩来做补救。此点应为其实证主义大展身手之处。至于“矫正”也者，显然指对陈寿“一家之言”进行理论批判，与“论辩”所含的史实批评意义不尽相同。“论辩”为了究明真相，“矫正”为了发明真理，提出松之自己的“一家之言”，但两者实皆因完美主义的追求而产生。松之《三国志注》可说将史注学已提升到了令人不能不重视的程度，本身亦代表了史注学的高水平境界。如上分析者，《三国志注》的本身成就已足以不朽，况其在史注学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亦将足以不朽耶。
史注学实为史学之一种，但史学著作与史注学著作则有所不同。前者以“成一家之言”的“圆而神”为高，后者以“寻详”“周悉”的“方以智”为尚。松之似未坚守或究明此分野，站在史注学的立场批评寿书“失在於略”，犹似扬雄、班彪等批评《史记》“疏略”耳。历史虽总体而全程，史著叙述解释必须掌握于此，但世间必无一书，能全尽人文总体全程大小诸事。“圆而神”之著作，应指能掌握其大体大脉络，提出“一家之言”者而言也。要达到此层次，第一关键即为史家的选择——他势须放弃许多史料的选择能力。这正是史迁及陈寿所以“疏略”的重要原因之一，松之的寻详周悉之长处，不能施诸于他们。这或许正是松之在史注学上表现突出，而无力或无意进行“圆而神”的撰述工作者。本书第六章第三节对松之颇有批评，连带及于为其辩护者，其故在此。
松之的缺点尚不止于此，余不便离题详析论证，但大体可以作如下观察：第一，“补阙”及“备异闻”的过度发挥，必将流于烦芜；且好奇求异，或炫其博览，不但会产生所谓“博雅”之弊，抑且亦将导致部分内容有荒诞之虞。松之注正有此现象。第二，注释作用之一，在辩正史实失当或异说处，以究明真相。松之此方面发挥不多，往往是聚集异说而不置可否，作者读之，常意尚可再作进一步论证者，事虽辛劳，但本实证精神则应为之。松之不此之为，殆其实证精神贯彻不足也。让狐疑迷惑后之读者，应非史注的真旨所在。第三，就其“矫正”的心态而言，松之虽有扶翼《三国志》之意，但其表现则似攻击强于扶翼，且连带及于所引诸著作，累斥以妄邪，或竟至人身攻击，颇违注释学术之旨。
松之这些缺点，颜师古甚为注意，唯恐重蹈覆辙。他注《汉书》，特撰《叙例》，就特别对裴松之所代表的史注风气提出批评。他说：
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
今之注解（指其《汉书注》），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38]
是则师古史注，采取“翼赞旧书”的立场，尽量避免其近代注史之弊失者也。《汉书》是其家学之一，师古避彼而倾其家学于此，故能书成即深为学者所重，时人许为“杜征南（预）、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云。[39]值得注意的是，师古注《汉书》既有家学渊源，而经学中其家又擅长《左传》，是则杜预注《左传》应与师古叔侄注《汉书》有所关系，亦即因经注而进路至史注也，故史称师古“尤精训诂”。尽管裴松之亦由经学进路，但经注与史注之间，似乎师古优于松之；故师古的风格气象，自与松之不同，此不遑详论。
要之，据其《汉书注叙例》自述，他是以“穷波讨源，构会甄释”的态度推展其工作的。他特重实证，“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因而连带扩及《汉书》版本、旧注、文字、语言之研究，亦即兼及《汉书》的外部构造及内部构造诸问题。尽管他也讲究“备悉”“匡矫”“释阙”诸问题，但除了“匡矫”与松之的“矫正”略同外，其余二者则与其“备异闻”和“补阙”颇有差异。所谓“备悉”者，乃指旧注简略及解说未明之处，他加以推衍解释而使之通明也。这无疑是注释中之注释，能有效地令人了解《汉书》古今解释的演变者也。所谓“释阙”是指就旧无注解处，他“普更详释，无不洽通”也，与松之的胪集众说不尽相同。师古用力于此，难怪有“尤精训诂”之称，故《汉书注》成，而众家旧注俱废也。
总之，史注应是扶翼所注正史而为，欲使正史补充得更多不可或不宜亡失的内容，使之更为周悉完美。是则史不可亡意识及完美主义，亦落实于史注学的发展也。依刘向以降分类观念，若六艺为正经，则传注亦得列入为经类；上述四史为正史，则其扶翼之史注亦依同理得列入为正史类。何况正史若失其史注，恐有危及史不可亡及完美主义的追求者耶？斯则正史之史注，非徒仅为附骥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