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证定论的新史学所以确立，是历经长期发展，许多一流史家作观念鼓吹或以实际作品印证之下，所发扬的结果。其间不无旁流出现，对实证定论产生反作用者，如政治干预与祸患意识、好奇风气与神秘主义、权威崇拜与文献崇拜等。此三大类的现象，表面与实证主义及定论主义无关，而事实上其间皆有互为相关的复杂关系。
在此不欲详述其发展之全貌，第先欲指出好奇、神秘之风，自先秦已盛，魏晋以降再炽。秦皇、汉武求长生而好神仙，乃是此潮流之显例，刘向承新史学而撰《列仙传》，即下开此类史学之先河。汉末社会政教之大崩溃，乃至人生的幻灭，是此风再炽的原因。例如，曹丕、曹植兄弟，以帝王及文人领袖之尊，也曾试验仙道神奇之风效，本实验主义而提出不可信之结论，然而终因社会、人生之黯淡无出路，仍高咏游仙虚幻之作也。[45]此风在汉魏之际，原因大、小我人生之破灭而兴盛，承此巨浪而继起者，或仍识此意，或已舍原意而沉信于神秘主义，从好奇出发而欲有所根究。皇甫谧、张华、葛洪诸人，似即承曹氏兄弟等的文风，将之转向至史学范畴的名家；事实上，曹丕撰述《列异传》三卷，应即下开魏晋此派史学潮流的“近代”著作。[46]而干宝《搜神记》出，显然将此派史学推至高峰。
原夫历来史家，对于神秘不可知层次之事，颇在有意无意之间不敢轻言其必不可信，盖此层次乃实证史学所难以施及的层次也。如盛称《史记》为“实录”的扬雄，曾于其名著《法言》中，谓“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又答有无仙者之问，谓此“非人之所及也”“无以为也”。[47]不能施及则不能轻言其必无，史家将之收录以备一说，或专立体例如灾异、五行诸志以作收集研究，或待后来学者，此仍不失为实录精神之流衍。
据汉儒观念，自先秦以来，即孔子作《春秋》，亦不回避此类事迹的载述。是则司马迁以降，史家亦对其中某些神异事迹，颇有意戮力探究，欲发明其真相，因而在皇皇国史之内，遂不敢轻加舍弃者。扬雄批评《史记》之用高于《淮南子》，“圣人将有取焉”。寻又比较孔子和史迁，谓“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48]二人多爱是否有不同姑不论，但史家探究天人之际，正是好奇风气形成的结果，只是专门别出，以成史学支子，需至刘向、曹丕、干宝等人，始告完成而已；但此类作者，犹且欲本实录主义作探究之进路者也，干宝《搜神记序》，足以代表此见，其序云：
虽考先志於载籍，收遗逸於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於残阙，访行事於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涂，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记注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少，所存者大乎？
今之所集，设有承於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4世纪初期干宝提出此论，实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其特点如下：
第一，他无异指出史学乃感官对现象所产生之认识的学术，因而史家耳目所亲闻见的当代之事，始有达至逼真、近真，或得真之可能。真实而信之事实，必为“事不二迹，言无异涂”者，亦即定论历史并非不可臻至的理想。
第二，然而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史家修史的对象是过去之事，此已不可得而躬亲闻见；亦即意谓历史不可能重演，因而出现此史学上先天之难。在这先天缺憾之下，史家必须借助于文献——残简片言和故老行事，此史家网罗数据的两类主源。这是《搜神记》一书，所以直承司马迁新史学之处。
第三，干宝对史家闻见之事，与史家根据文献而非亲所闻见之事，似乎有一价值上的衡量。寻其文意，似认后者价值不下于前者，其重要性恐在前者之上。关于此点，是干宝敢扩大史学的层次范畴之原因。推其旨，似乎他提出了如下的学理——史家所耳闻目睹也者，即谓史家本人为事实发生时的当事人、关系人或第一目击证人。但是历史上的大事，断不会皆恰巧全发生于他们身上，为他们所闻见；靠史家感官所闻见之事，实属有限，此所以谓史家“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由于史家不可能全是上述的角色，即为上述角色，其所撰者亦不过只是一事件的事实，宽言之亦不过只是感官所及的“事件史”，与关系“千载之前”“殊俗之表”的全程总体史，相去甚远。因而，他有意表示史著完成，其重要基础在史家亲所闻见以外的文献数据，这些数据较亲所闻见为多，对史著之完成及完美，价值应在亲所闻见伯仲之间，或转居其上。
第四，经传、《史记》乃权威性的经典之作，犹且有异说失实之可能，是则实证定论历史之难，可想而知。然而他认为定论之难，虽“亦前史之所病”，但却不是表示定论绝不可能，其关键即在事实的存真及求真之问题上。因而大力推崇本史不可亡论和及时修撰论所落实的史官制度。亦即表示承认史官与史家及时修撰之大体可信性，及其与定论历史的关系。
第五，在上述四点的前提之下，他有意表示其搜神之作并非完全无稽之言；且由于其遵循新史学某些方法，故不但是负责任之作，抑且应有所“发明”，以“成其微说”于不可知层次者。
干宝起码代表了一部分搜神猎奇之士及其著作，并不是纯从好奇风气或宗教情怀出发的，他们兼由实录史学的某些特质出发，有拓展史学层次范畴，发明“天人之际”诸问题的意思。当然，他们不认为他们所探究的对象不列属史学范畴，则他们的著作也就不应列于史学以外。事实上，《五代史志》将此类作品列入史部，最足以反映此阶段对史学认识的一般观念。今人将此类作品视为神异小说传奇之类，乃是因古今史学观念之改变而不同也。就干宝而言，他是由于其父的宠婢，和其兄之死而复生的刺激，因有此神秘经验，进而撰集《搜神记》，博得“鬼之董狐”的声誉的。《晋书》本传批评他“博采异同，遂混虚实”，应有进一步分析的余地。
从实证方法而论，今本《搜神记》尽管已非原著之旧，但其条述，明显的主要是抄录诸史及经传百家之言，另一部分则是经由采访而来之知闻。这些事既属不可证知者，故其载述当然也乏论证程序。关于此点，前引序已自作说明。[49]因此而言，尽管此书能“言必有据”，但终究不能与实证史学相混。然而，由于神秘主义先天上之不可证知，则其抄录、访问所得，乃是其唯一可行之方法。稍后裴松之注《三国志》，亦引用《搜神记》及其同类书，显示“博采异同，遂混虚实”，乃是此类史学不得已的特色所在，史家固无可突破者也。从内容而论，既无方法可作论考检证，则无法作事实之确认，只能“信不信由你”矣。这种层次的东西，原本就是信仰情感之学，与理性实证关系甚薄。干宝将之与实证史学套上紧密的关系，又从理论上树立基础，此所以说《搜神记序》为史学史上之重要文献也。其内容多从正史而来，复又影响于后之正史，即唐修《晋书》本身，这类内容亦不乏例，是则唐初史臣之批评，正有明于察人，暗于察己之嫌，并非从史学此学术之根本中作检讨也。值得重视的是，干宝本传《史臣曰》批评其与孙盛，云：“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晋室，斯文将坠。”一者表示干宝之《晋纪》似曾大量载述此类神异之迹；另者表示宁冒家门破灭，直书桓温“枋头之败”，以存史实，有齐太史之风的孙盛，其著作或亦有此类倾向。孙盛若真如此，则此阶段对实证定论史风之共识可知矣。《晋书》记述杜预有大蛇醉吐之异迹，陆云夜遇王弼之鬼而始有玄学的神遇等神异，岂非干、孙之匹亚，以为可得实证定论者耶？[50]在此“遂混虚实”之间，殆已达至神异泛滥之地；亦即究天人之际，本由无证不可轻弃之观念出发，反而泛滥成灾，危及实证定论之大旨矣。
从《搜神记序》推出的干宝史学理论，其二、三、四点显示了史学上重视文献，并及于文献的权威性诸问题。史家撰史，除了少部分为其亲所见闻之外，大部分需依靠文献以进行研究，这是论史家及其事实，不得不重视于文献的原因。文献在史学的价值，不论其如何权威，在史家作实证推论时，固皆只能视作证词，不能因其为圣人所言、名史所记，遽即认为真实无误。司马迁似深悉此旨，故尽管毕集“天下遗文古事”，“罔罗天下放失旧闻”，仍强调于必须“论考”和“略推”，未敢轻认事实而随便推论也。这是新史学实证主义的根基所在，故《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他一再加以提撕强调。继起名家，达于此旨者亦多。例如，班彪继刘氏父子及扬雄等人之后，续撰《史记》，即旁采异闻以斟酌讥正于前史，表达其“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之旨；然而尽管如此，班固仍未因其父及诸子权威性的著作而满意，反而表示父著“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当然，就史料学角度看，史料因其来源或形成等因素，确有权威等级之别，因而这种认识遂容易流于权威崇拜或文献崇拜。汉儒独尊儒学，经典所载、圣贤之言遂有莫大的权威性，扬雄和班氏父子批评司马迁谬经非圣，虽是就价值系统上立论，但却含有圣经乃最高权威，不可谬违之意，亦即具有权威崇拜的倾向。例如，扬雄《法言》卷二《吾子篇》末云：“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使谁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司马迁既视一切文献为遗文旧闻，无异包括圣言经文在内，皆一体视之，如同证词也。在新史学的理论上，司马迁之是否违圣反经并不很重要，其所违反是否有证据，推论此证据是否合理，这才是最重要。因为史学第一要义在求真，近真或得真始能符合史学之旨。事实上，经过司马迁的论考略推，《史记》所确立的许多史实，是采自权威之言，其后又为《汉书》所因袭者。是则班氏父子在彼批评史迁，在此则肯定其实录也。
权威崇拜及文献崇拜或许可以溯源更远，但扬、班之风，其近代渊源应与刘向有关，刘向所撰《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新序》《说苑》等，皆本于《诗》《书》经传所载，此殆为权威崇拜之表现；至于《列仙传》等，盖多据诸子百家之言，殆即为文献崇拜的表现。盖此类著作，颇有信仰权威，尽信书而未加仔细论证者也。风气既开，此脉遂行。降至3世纪汉晋之间，权威崇拜似受一挫。谯周承扬雄之言，不满司马迁《史记》先秦部分，谓其“揉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因而据“旧典”驳论，撰《古史考》二十五篇，这是权威崇拜的充分表现。当时谯周声名甚盛，稍后始为司马彪所驳，凡一百二十二事被批评为不当，所据文献即本于汲冢出土之《竹书纪年》，前已言之。是则正经旧典，在论证时未必有绝对或最高的价值，于此已有普遍认识的趋势。陈寿不为师门辩护，殆即为此。权威崇拜受挫，并不表示其风已绝，故7世纪时刘知幾犹力论疑古惑经。
事实上，权威的来源不仅只限于正经旧典，史官、史家所述，尤其是权威史家或人物所述，亦为来源之一。例如，汉末史家并非只有蔡邕一人，但据马日磾和郑玄之言，蔡邕固为权威史家也。东观史臣所修国史固为权威性之著作，但不得权威史家如蔡邕之论证，则“谁与正之”？此观念实足以代表权威崇拜之另一面。《搜神记》内容，抄自《史》《汉》《三国志》及司马彪《续汉书》诸志者不少，据其《自序》所言，当是相信其人其书之权威性也。干宝只是承儒学独尊地位的衰落，及司马彪的反驳正经之潮流，将权威对象转向史家，突出文献崇拜而已。《搜神记》大体上说，应为好奇风气和文献崇拜的混合作品。其序所论，无异鼓吹文献所言即是事实，若有文献根据，则可得而采录其说也。这种言必有据只能是实证史学的初步，而非其全部。修史若止于此，则无异与实证史学貌同而心异也。但自干宝《晋纪》，及于东晋南北朝至唐初诸正史，乃至裴松之《三国志注》等，皆可印证此风之存在、普遍及兴盛。
尽管此风兴盛，史学不亡者仍与实证定论之认识秉持有关。孙盛冒死存实之风；桓玄自撰起居注，有唯恐事实不明之惧；王韶之不避书王氏货殖作乱之劣迹，书者与被书者皆能尊重事实，为天子所表扬；[51]范晔自诩其书论赞部分之“精意”“奇作”，纪传部分之“体大思精”，有因事发论，“以正一代得失”之志；沈约批评何承天、裴松之、徐爰等所修《宋书》“多非实录”“垂之方来，难以取信”；[52]萧子显不满后汉史未能实证定论，遂“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崔慰祖欲更注《史》《汉》，其学术亦讲究“酬据精悉”，为沈约、谢朓等所称服。[53]此皆南朝实证史学，秉持不亡之显例也。其间裴松之注《三国志》，颇有继起干宝好奇风气及文献崇拜之倾向，较上述诸史家尤为明显，但其人实际上了解史学必须求真存实之大旨，其注释之内亦颇从事于实证推论，[54]恐因其过分炫耀博学，致有流于好奇及崇拜文献之效果而已。稍晚于松之的臧荣绪，括两晋为一书，被齐太祖称为“有史翰”。他曾力主史学必须有“裁断”，似即针对干宝、松之所代表的史风而来。6世纪陈、隋之际的史家何之元，即直采其旨云：“夫事有始终，人有业行，本末之间，颇宜诠叙。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实资详悉。”据臧、何之言，事件史或人物史皆各有完整的发展及其因果关系，在其始终本末之间，即须讲究论证，以确立事实，及从中选择铨叙，以达至历史的重建。若徒胪录文献、引述不疑，斯皆不合“史家与其事实”的史学关系，只成剪贴式之史，如此则真相云乎哉？重建或定论云乎哉？何之元撰《梁典》采用分期论，仔细论究梁朝一代发展诸阶段，探讨其间之始终本末诸关系，殆深得实证史学之旨者也。[55]惜臧、何二子著作今不存，全貌不得而知。但读其言，则知排比史纂并非上乘史学，史家固须透过论证而有别识心裁，不待刘知幾与章学诚而明矣。
史家与事实之间存有论证的关系，其极致则会发明事实之真相，重建一代历史。史家欲精确研究事实，提出“一家之言”，此一系列的研究程序，就是“正”的落实表现。其著作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有可能成为“后代之准”——亦即可能成为后代之定论。国史之含有定论，进而成为正史，关键在此，是则一代大典之国史不易修也。
五胡政权亦多有修国史者，国史必须真实而关系定论，此旨大体也能掌握。前秦苻坚在4世纪后期建立史官，著作郎赵泉、车敬等执笔，直载坚母与将军李威通奸事。后“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其后史官追录旧语，已十不存一矣。[56]史祸几生，即因史官论载奸事之真实；当然，史官苟无证据，岂敢如此记述？386年——慕容垂乘前秦衰亡、趁机复国之第三年，诏命董统草创国史。慕容垂后读之，“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过美，有惭董（狐）、史（齐太史）之直”云云，[57]是则意其未能为定论之实录也。5世纪中期，崔浩主持修撰北魏《国书》，急于发表，且立石铭刊之，至为来往行人，批评其书“备而不典”，酿成著名的重大史祸。所谓“不典”，意谓不正，不能成为一代大典也。《国书》是否真的“不典”，或牵涉其他因素？容不赘论，要之国史的完成，应是要完备而定论的。一家之言虽可提出，但最好能论证精微，使之成为备要典的定论，《太史公自序》所言的应即此意；而此时南朝名史家范晔之《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许其书为精奇之作，殆亦含有此意。是则南北国史之实证定论的认识，大体无所差异也。
北朝国史官修，自崔浩开始已成定局。450年发生此史祸，对北朝可谓影响甚大。继起史官的高允、孙惠蔚等人，皆不敢轻率措意。6世纪初期，崔光长期以宰相修史，临终勑子弟，谓“史功不成，殁有遗恨”。但史云其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纪录时事，以待后人”。临终遂荐崔鸿。[58]寻其意思，国史不可亡，故不得不修；修之而无成，故有遗恨。但是实证而定论，固为世之难事，需待卓者出，始能有成。崔光之意，实在守前待后，不敢轻为之也。崔光自忖非其才，曾力让史任于李彪。然而李彪与之长期同在著作，常以国史为己任，临终亦未完成者，盖以体例虽定，但艰于论证，不敢轻易告成耶？崔光最后找到“史才富洽”的侄子崔鸿。鸿史学造诣殆可比于李彪。然而他正在研撰《十六国春秋》，只能竭其余力照顾国史。宣武帝索阅其书，崔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礼，且既未讫，迄不奏闻”。换句话说，崔鸿以论证未精，恐招至崔浩之祸也。前引前秦、后燕修史，则知此诸国之史皆未精详，或有削讳，真相不易一究即明。崔鸿后来上表，强调网罗史料、确立事实之难，并强调其努力于“审正”“史考”，一直不敢轻辄完成，兹再略引其表以见其意。表曰：
……昔晋惠不竞，华戎乱起。……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宜审正不同，定为一书。……诚知敏谢允南（谯周字），才非承祚（陈寿字），然《国志》《史考》（指《古史考》）之美，窃亦辄所庶几！
始自景明（公元500—503年）之初，搜集诸国旧史。……暨正始元年（504年），写乃向备。……区分时事，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约损烦文，补其不足。三豕五门之类，一事异年之流，皆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
至三年（506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
崔鸿已自我表明其撰述态度及方法，且声言直本谯、陈史学论考之风，是则此书在身后始因其子表行，岂是生前“不敢显行”发表，或世人因崔光贵重“遂不论之”耶？盖崔鸿穷二十余年精力，欲将此纷乱讹谬的时代，作一精微高明之整理，以达实证定论之“实录”水平，上侔史迁、陈寿而已。魏收之批评，殆有诬的嫌疑；收书被指为“秽史”，未必非实也。[59]崔鸿私撰《十六国春秋》即已如此，则其参与撰国史，想亦不会率尔而为。
大体而言，崔浩史祸的教训，是促成五、六世纪间，北魏史臣慎重修史，乃至有守前待后的心态现象者。但是在此消极因素之外，尚有积极因素，此即在孝文帝鼓励之下，实证定论的史学精神得以发扬及落实。前文曾提及崔浩案发，太武帝拘究诸史臣及有关人员数百人，其中高允即不避死难，承认国书细部多于其手，崔浩只是总裁润色而已。他向太子力辩，声言：“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至於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是则纵使史祸已起，国史实证定论之旨未泯也。孝文帝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始亲政，即分置左、右史官，并“常从容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是则此“雅爱经史”的皇帝，实有心得于史学，其见上承于高允，故曾屡责史臣以“王言遗滞，起居不修”，认为严重失职。他又曾当面批评史臣韩显宗说：“卿为著作，仅名奉职，未是良史也！”显宗答云：“臣仰遭明时，直笔而无惧，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优於迁、固也！”孝文哂之。[60]可知孝文针对崔浩史祸以来史臣之心态现象，积极对史学作补救及发扬也。李彪、崔鸿之徒，于此时代遂有特出表现，良有以也。
史官修记注而直书，不见得就必定真实，尚需印证其他数据，事实始能确立。然而，若能直书无讳，可信性即甚大，并可能即将此事定论，省却修撰国史的史官或史家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盖确立事实，不论是修记注或国史，仍将是史家的必需条件及首要责任，关系历史之推论正确与否、能否成定论甚巨。魏收之史无论是否秽史，但其书多沿李、崔诸人之作，有问题处似多在崔鸿以后史事。《魏书·自序》云：
初，帝（高洋）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故帝使收专其任。又诏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隆之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
魏收书成，前上十志之启，自言“假复事播，四夷盗听，间有小道俗言，要奇好异，考之雅旧，咸乖实录”云云。[61]表示他或有直笔存实之心、实证求真之能，只因私意而在人物褒贬处上下其手。非知之艰，行之为艰也。凭此诸例，则北朝一向对国史之实证定论，认识可知也。
从修记注至国史，确立而直书事实，既为实证定论的第一步，重要可知。然而帝王事迹，民间史家多不之知，或难以确定，故私撰当代国史风气，在官修制度下日衰退，遂有大赖于史官焉。不过，此类帝王事迹，往往牵涉“国恶”，敏感性甚大，虽帝王鼓励、史官自勉，犹不敢轻易直书之，虽书之亦不易见容保存也。唐初大举修五代史，目的在为五代修“正史”，与于众家晋史之后重修《晋书》一般，俱有标准定论的意义存在。太宗君臣，实悉定论历史之旨。《贞观政要》卷七《文史》篇，记载如下两事：
贞观十三年（公元638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欲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62]
这是太宗问记注的问题。太宗岂会不知记注为何物？是则此问当别有用心。自述欲观记注以自我回顾反省，正是用心所在。作者毫不怀疑唐太宗以史为鉴之意，事实上《贞观政要》所载语录，正多君臣论史及政，以史为鉴之例。但太宗欲观其自己的起居注，又明知故问；此则当真别有用心，意不仅在此。第二条记录云：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指玄武门兵变），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侍中魏征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以不实，嗣后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63]
据此，则太宗用心殆在欲知史书如何记载其兵变等不善之迹也。他自我提示“六·四兵变”的解释立场。如此解释，则史官当然不必“有隐”。据此解释，则史官势必奉诏重修，而有正义在太宗的“直书”之美。由太宗弑储君、劫父皇、屠杀兄弟及其家族的“国恶”，为史官改写为周公诛管蔡的盛德美功。“实录”云乎哉？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等史臣，原本即“删略国史”，以“语多微文”的方式完成此二书，尽管婉约如此，终仍难逃进一步修改的指示，是则史官不敢轻易直书，书之亦不易见容保存，可以知矣。
官修制度，原本是基于史不可亡和史需及时而书两种认识而建立；国君不得读其当代国史，则是一种保护史官以使事实得以传真的不成文惯例，其目的在为实证定论历史作基础。这种制度之流弊，容待下章再详赘。要之，官方的干预参与，未必就能促使定论历史的完成。在上述情况下完成的“正史”，真正的意义应为官定标准的官方论历史，亦即所谓的“钦定历史”。中国史家欲撰一部定论历史，乃是司马迁以来的伟大抱负，即使某些官方亦有此志，如梁武帝欲撰《通史》以取代众史即其例，史官制度的建立亦欲为促成其事而创。只是官方之政教忌讳太多，功用意识太重，遂导至了钦定历史的偏差。原其种种，皆与司马迁史学理论有关。由于他提倡实证究明真相，认为在此基础上始可作精微高明的解释，以成一家之言；而此一家之言，盖可涵盖众家之说以成定论，遂导致了官方的严重关注、干预以至偏差。
实证定论的国史理论上非不可臻，但在官方领导之下则往往难至，自东汉修史于东观以来，文饰不实的批评已然出现。光武帝以降，官方逐渐将国史修撰权收回中央负责，魏晋以来因政治势力削弱，私修再度兴盛，迄公元593年（隋开皇十三年），隋文帝下诏云：“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64]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嗣后唐太宗又破坏了官修制度中的史官保护制度，是则由追求实证定论历史的正史意义，已隐然偏向钦定历史的方向发展。此下“正史”，盖指官方的、标准的而言，与原来的定论意义距离甚远，“四史”的盛况及其所代表的早期史学精神，日益衰退矣。
这一切的形成及改变，皆出于“历史是真的”和“史学是求真之学”，可达至定论此认识与信念之上。许慎对“史”字解说，实就此而言；前引扬雄、蔡邕、范晔、萧子显、崔光、崔鸿诸例，皆曾用到“正”此一字，是则史之正及正之史，意义应甚明显，不仅只是许慎一人对史的了解和要求而已。
或谓对史作如此进步的解释，殆为汉以降始存在，先秦初造此字时，应未有如此认识也。作者以为不然。孔子褒扬董狐而又作《春秋》，则此学术孔子固已有深度了解。董狐、齐太史兄弟、南史氏等，皆为此学术表现特出而为后世所知的幸运人物而已，犹如4世纪时，芸芸史家之中，南方的孙盛和北方的赵泉、车敬等少数人以直笔而得留名。方之周代中叶，或许如董狐等人仍多所有之，只是未蒙逼害，不为吾人幸而知之耳。周代金文之史字，殆当承自殷代甲文之史字，殷、周对史字赋予的形义结构，未必即与汉代不同。许慎所谓史乃“记事者”及“中，正也”，显然有承自周代意义之处，董狐、齐太史等，正是记事者及所记正确者，乃至能秉持正确态度以记事者也。按《说文》：“持，握也。”“握，搤持也。”《段注》：“搤，一曰握也。”是则“持”字乃指握持、秉持而言，而非所谓“允执厥中”之“执”。
换句话说，“从右，持中”也者，盖指记事者以手秉持正确的态度，以书写正确之史实也。史之为义，许慎释之虽简，但其字兼指撰史者及其态度和内容三者而言，应可无疑；亦与周汉之间，此学术之一脉相承而被认识者相合也。扬雄《法言》开章即云：“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无焉，为众人。”古人以身体力行的事业作其言教，董狐、齐太史、孔子皆以著作证其学，马、班、陈、范此汉晋诸子继之，皆学之上也；许慎言之，是其次也。然许慎谓“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全句，应含史家与其史实之旨，亦含实证定论之义，“正史”的意义应从这里推寻。扬、许、蔡、范诸子之言“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余非有意附会，所释当与不当，“谁与正之”？
[1] 许世瑛曾对《七志》《七录》及《五代史志·经籍志》之关系，颇有论述。但其人论述之间，颇有浓厚的正统意识，所以对七分法如阮录收列佛、道，指为方外之书，非真正之七分法；确据七分法者，只有王俭一家云云（其说详见其《中国目录学史》，页36～45；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10月版）。鄙意学术分类非如世俗宗教，不宜有方内、方外之分。阮孝褚《七录》收入佛、道二录，正得探究人类学术总体而辩章之的要旨，也正是他超越王俭及前贤之处，许氏持据正统意识而辩章学术，殆有不当，是以较不易察见人类学术之真正问题，对孝绪之卓识有所蔽也。孝绪《七录序》原对此问题有所解释，但其论方内、外实非根据正统观念，而是根据学术之范畴层次，二者不宜混乱；可详见《七录序》，收入《广弘明集》，卷三，页11～12。
[2] 萧绎乃武帝子，昭明太子之弟，与萧子云，裴子野等人为布衣之交，著作等身，属于史者亦不少，请参见《梁书·元帝本纪》，卷五，页15C、15D。引文见其名著《金楼子·戒子篇》，卷二，页12B～13A。又唐修《五代史志》，即列其江陵藏书为重要目录学之一，此为经侯景之乱后官方尚存者。至于其私家藏书即达八万卷，见《金楼子·聚书篇》，卷二，页16B。
[3] 这段分析及司马迁对壶遂的辩解，可参考本书第四章《司马迁的新史学及其观念意识》。
[4] 郑樵有不少意见欠通或不妥。兹举接正文引文之后，论“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批评史迁“局蹐於七、八种书”故“博不足”，《史记》“全用旧文，间以俚语”故“雅不足”为例。按：博雅并非大著述成功的充分条件。读书博者未必即有所得，行文雅者未必就能成一家之言，郑樵可说对读书创作的真义，并未有真知灼见，观念之错误，遂使其书有沦为百科全书之嫌。再者，史迁是否仅“局蹐於七、八种书”？是否“全用旧文”？参见潘重规先生所撰《史记导论》（收入杜维运等《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页213～254），即可知其大误。至于“间以俚语”，应是传真的史才所在，为述史之正法，刘知幾《史通·言语篇》最能彰明此义（详见《史通通释》，卷六，页149～158）。由此观之，郑樵只是泛读《史记》，并未完全深入了解于史学也。《通志》据台北，新兴书局影印本，1963年10月新一版。
[5] 由于有《春秋经》在，司马光不敢“僭圣”，故上限断自周威烈王；又由于政治敏感，下限止于陈桥兵变以前。这是缺头缺尾之憾，与其政教意识有关，当时其助手刘恕即大表反对。《通鉴》全书依朝代分纪，称为《周纪》《秦纪》《汉纪》等，方式及名称则颇效法于荀悦之《汉纪》及袁宏之《后汉纪》，故连内容也如此二书般，偏重了政治军事。关于这些问题，作者曾为时报公司改写《资治通鉴》一书，于该书上篇有浅近的说明，或可参之。该书列为《中国历代经典宝库》丛编，1981年元月出版。
[6] 郑樵《通志》上起三皇，下至杨隋，文化制度则下至唐朝，对五代及宋不敢论述。《通志·总序》自我解释云：“《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页志3下）。
[7] 详见《文献通考·自序》，页考3中。
[8] 参见《文献通考·自序》，页考3上。所谓“理乱兴衰”不仅是军、政之表现，实即在某个时空之下，人文群体大我的表现，其变动的原理是可推寻的，人类的经验亦可重演，如此者历史始得有鉴诫之功能。即以晋之得国而论，明显的乃是远法汉朝王莽的轨辙，近因汉相曹氏父子之故事；至东晋元帝开国及偏安，仍与东汉光武及蜀汉昭烈有所相似因袭之迹，前已论之。斯皆人类经验的重演，而非人事的再生。马端临不通之处，于此不便详辩。
[9] 参见《隋书》，卷三十三，页956～957。
[10] 子显原为齐宗室，兄弟皆以文史著名，尤以子显、子云二人为最。子显著有《后汉书》一〇〇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代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另有文集二十卷行世。引文详见其传，附于其兄《萧子恪列传》，《梁书》，卷三十五，页51A～B。
[11] 参见《史通通释·六家》史记家条，卷一，页18。
[12] 知幾所读乃六百二十卷本，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所录版本正相同。但唐初修《五代史志》，其《经籍志》史部，则明书四百八十卷，并注明“起三皇，讫梁”。是则此书在七、八世纪之间，有新、旧版本之异。两版本何以相差一百四十卷之多？所差者是否即《史记》之一百三十卷，及其补作（如《史记》并无《三皇本纪》，而起于五帝，可见先秦以前部分曾有补充）之十卷？作者未敢妄断。
[13] 吴均在何年开始工作不详，但他先任建安王萧伟的扬州记室，然后又历转迁坐免诸事，始奉诏撰《通史》。据《南平元襄王伟列传》，伟于天监六年至七年（507—508年）刺扬州（参见《梁书》，卷二十三，页35A），是则奉诏事当在七年之后也。草稿事，详见《吴均列传》，《梁书》，卷四十九，页69B。
[14] 前文曾论沈约劝梁武帝“作贼”，以免齐和帝稳定后无人“同公作贼”。学问如梁武帝者，当必了解于此，亦心虚忌讳于此。据《梁书·武帝纪》，并不解释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仅谓梁武帝于明帝时以战功累迁至都督雍州。明帝崩，子东昏侯立而政乱，梁武帝遂有“勤行仁义，可坐作西伯”之志行；及至东昏侯为兵变所杀，和帝（明帝第八子）被拥立，落入梁武帝之手，翌年遂依魏晋故事受禅。萧子显撰《齐书》，尽管是齐宗室身份，为父作佳传，竟至推崇其父为“周公以来，则未知所匹也”！（子显乃萧道成孙、萧嶷子，故为其父独立作传而美盛之，可参见《齐书》，卷二十二《萧嶷传》；此为《齐书》继皇后、太子之后，第三个列传也）然于事涉梁武帝之处，下笔甚谨慎，不敢违犯梁官方之解释，甚至反而剧论于明帝、东昏侯及和帝三主。由此观之，吴均书为梁武帝所恶，可以想知。至于刘之遴的学识交谊，可参其本传，《梁书》，卷四十，页56D～57A。
[15] 吴郡陆氏，自吴、晋之世已盛，陆逊、陆抗、陆喜、陆机、陆云、陆玩等，多才兼文武，在《三国志》和《晋书》各有传。陆倕一系源出陆玩，《梁书》，卷二十七有传，其为梁武帝“竟陵八友”，见《梁书》，卷一《武帝本纪》。陆云卒于547年，三十七岁，《梁书》，卷五十列入《文学列传》。陆琼卒于586年，五十岁，《陈书》卷三十有传；从典附见此传。李延寿《南史》将其家族整合，依旧史删约，叙于卷四十八。其族系家风，可依上述诸史按之。
[16] 陆琼任官著作，详见《陈书》及《南史》本传。二传皆未提及琼成《陈书》，《五代史志·经籍·史·正史类》则列之，谓该书“讫宣帝”（《隋书》，卷三十三，页956），是则为陈史未完备之作，故有姚察父子之再修也。
[17] 参见《魏书·高佑列传》，卷五十七，页129A、129B。
[18] 详见本书第十二章三、四、五节。
[19] 参见《史通通释·补注》，卷五，页132～133。
[20] 可详见《宋书·谢灵运列传》（卷六十七，页179A），沈约《宋书·自序》（卷一〇〇，页244A～B）。《南齐书·臧荣绪列传》（卷五十四，页88B），及《梁书·萧子恪列传》（卷三十五，页51B、51C）。
[21] 详见《史通通释·六家·汉书家》，卷一，页22。
[22] 详见《文史通义·答客问》上、中、下，《上朱大司马论文》，《与汪龙庄书》等篇。
[23] 《书教》分上、中、下三篇，详见《文史通义》，卷一，页7～16。
[24] 对章学诚的史学观念，可详见余英时先生《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收入其《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9月初版，页167～221）；及傅振伦《章实斋之史学》，《史学年报》第五期，页127上～145下。引文详见上引《答客问》中。
[25] 刘知幾于《史通》，卷十一之《史官建置》及《古今正史》中，即颇抱此旨而评论之。
[26] 《晋书·王隐列传》对其人格及史学，严格说乃是泛陈而未深究。正文所引引文，正足以见王隐之精神学识，本传反删约言之，此为唐初史臣乏识之处。《祖纳附传》既已载之，王隐本传从而又赘述，且将其足以表示人格学识之处删略，是则唐初史臣不但有乏识之虞，抑且有芜舛不伦、文体混漫之处也。他们批评王隐《晋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不知他们如何得知何者为王铨所作，何者为王隐之作？王隐继父业多年，又博学多识，人格高尚，时人许为“史才”，何以其劣竟至于此？是否与虞预盗其原作，而又以政治力量排挤及诽谤他有关？《五代史志》谓王隐《晋书》本有九十三卷，当时所见乃缺残之八十六卷，唐初史臣所读隐书必此残缺本，是否又因版本问题使他们对王隐认识有所偏差？试比较《隐传》及《祖纳附传》，当知此事或涉及一段王隐与虞预，及王隐与唐史臣之学术公案。
[27] 韦昭即韦曜，为吴之史迁，《三国志》，卷六十五《韦曜传》，王隐不可能不注意。韦昭早年为太子中庶子，太子孙和命其撰《博奕论》以批评当时沉迷围棋的盛风。韦昭即据成名意识出发申论（全文详见该传页1460～1461）。王隐显然供其旧事，而又援入史不可亡论及史学功用论，以劝祖纳而已。观二史之记载及祖纳之言，显示士大夫沉迷围棋，当与世道昏暗下的无力感有关，也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
[28] 王韶之（380—435年）撰史时二十余岁，曾经历淝水之战、桓玄之乱等。因私修《晋安帝阳秋》，声誉鹊起，《宋书·荀伯子列传》云：“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学（指伯子），举作子及王韶之并为佐郎，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传。”（参见卷六十，页165B）是则韶之成为晋末最后史官之一的因缘在此。他后来助刘裕弑晋安帝，即累迁黄门侍郎领著作郎，由助理成为大著作矣。他是刘裕的御用文人，宋朝建立，复掌《宋书》，故为刘宋之最早史官。但此时他对晋、宋之际的史事，是否仍能直笔？窃可疑也。（正文引文详见本传，页165A、165B）韶之另有《晋纪》十卷，与前书皆为编年史之著作。
[29] 东晋史官重建，约在321年（元帝太兴四年），由王导提议，干宝为首任史官，但东晋首先创议重建史官的是祖纳而非王导，而祖纳则因王隐的影响而提议。据前述《祖纳附传》所述，纳在元帝未即位时提出，故称司马睿为“大府”。司马睿在317年（建武元年）即晋王位，翌年即皇帝位。据《晋书》，卷六《元帝纪》建武元年十一月丁卯条，是时“置史官，立太学”，其实二者皆空有其名。但史官之重建，确为王隐影响祖纳。祖纳时为司马睿军谘祭酒，甚见宠遇，故又影响了司马睿，故有“置史官”之举。可能由于钟雅之言，格于政局未定，空立史官而实未除人。及至王导时再建议，遂由导推荐干宝，捷足先登史官之职。待干宝不旋踵求去，始复以王隐、郭璞继任也。又按：据《晋书》，卷六十二《祖逖列传》及卷一〇〇《祖约列传》，祖氏及范阳旧姓高门，祖逖击楫渡江，对晋室有中流砥柱之功，王敦久怀逆乱而不敢反者，盖畏逖也。321年——史官正式重建之年——逖卒，同母弟祖约代领其众，王敦翌年即反。祖约与祖逖亲爱，但对异母兄之祖纳则颇疏远。纳不能平，颇向元帝说祖约有“陵上之性”，谏勿假以权势以成乱阶，引起兄弟之间忌恨，而朝廷弃纳。是则史官正式重建之时，正值祖纳失势，王隐不能成为首任史官，或与此有关。
[30] 参见《后主传，评曰》，《三国志》，卷三，页902。蔡邕事件及引文，详参本书页198～200。
[31] 《五代史志·起居注》类第一部著作为《穆天子传》，第二部为《汉献帝起居注》，当时所存汉起居注仅此一部。但《序》云：“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注，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隋书》，卷三十三，页964、966）按唐臣述此制度用疑似之文，表示他们对此已不甚了了，要之前者为“记注”，后者为“撰述”，作者曾撰《汉书撰者质疑与试释》一文，颇曾论之，请参见该文下篇，《华学月刊》一二三期，1982年3月，页38上～39上。
[32] 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一节。
[33] 高允不但承认修史之责，且为崔浩辩，实有大史家之风骨。他后来再度主持修史，却未见有誉，恐其才只是记注之才，缺乏如崔浩者领导所致。可详见《魏书》本传，卷四十八，页109C～112C。班彪史才似不及其子，有偏向记注之虞。但其论“杀史见极”，深有古代大史家之风（详见《后汉书·彪传》，卷四十上，页1324～1327）。高允似深于班彪而浅于史迁，故风骨史才亦与彪似，终难完成完美之史著也。
[34] 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三节。
[35] 令狐德棻乃宜州人，河西高门，引文详见《旧唐书·本传》，卷七十三，页3325D。
[36] 详见《隋书》，卷三十三，页953～957。
[37] 《上三国志注表》全文列于《三国志》，页1471。本书曾引此表，并略有分析。
[38] 详见《汉书》，页3。该《叙例》尚有多处批评旧注者，不赘引。
[39] 琅邪颜氏以忠义称著。颜含从晋元帝（当时为琅邪王）东渡，官至侍中、国子祭酒。六世孙颜见远不满萧衍篡齐，不食发愤而死。子颜协乃湘东王（梁元帝）僚友，颇长于经学，曾撰《晋仙传》五篇。（均详见《梁书》，卷五十《文学·颜协列传》）协子之仪和之推皆传家学。梁末动乱，颜之推辗转入仕北齐，齐亡入周，终至仕隋。（详见《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颜之推列传》；之仪则见《周书》，卷四十；兄弟二人亦合见于《北史》，卷八十三《文苑列传》）之推名著之一即《颜氏家训》，在北齐时生有思鲁、敏楚二子。思鲁以儒学显，唐太宗为秦王时之记室参军，师古即其子。自曾祖颜协以来，颜氏一直以文、儒见称于世，列入文苑中人，师古也曾为太宗早年的敦煌公府文学。但师古另外又以“尤精训诂”见称，他注《汉书》的工作甚受其叔父颜游秦所影响（游秦著有《汉书决疑》十二卷，即为师古所本）。师古于贞观中完成《汉书注》，实与家学素养有关，故能立被见重。师古两《唐书》均有传（《旧唐书》，卷七十三；《新唐书》，卷一九八，列入《儒林列传》），详略互见。
[40] 卡尔谓愈近代的史家愈有双重任务（duel task），即发掘少数有意义的事实，使之成史实；及扬弃许多无意义之事实。鄙意发掘或扬弃，皆牵涉史实确认之问题；此问题又使事关事实的确立，是一贯的系列问题。其说详What is History，pp.5，9。
[41] 例如，劳干曾在1957年发表《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一文，开章即引许氏言，而作句读云：“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由于标点似有错误，故引起其推测上的错误。他将“中，正也”合为“中正也”，遂使其联想到“无形之物”，甚至误解江永、章太炎之说，谓“认为史字所从仍是中字，但不是‘中正’的，有江永，而章太炎推衍其说”云云。按其所引江、章二文，二人盖就“中”字作解释，应无认为“中”是“中正”之意，劳氏有曲解之嫌。劳氏对其自己为何将“中，正也”断为“中正”，“中正”究何所指，本身反而没有解释，颇令人讶惑。该文既有误会许慎之嫌，又有曲解江、章之意，从而强附“中”乃指弓钻，全文可待商榷处实颇多（该文收入杜维运等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页30～40）。1963年戴君仁发表《释“史”》一文，就劳文的基础上再推，竟云：“史字从中，许说是中正之意。史官的态度，应当中正不阿，这种意义很好，可惜造字时的用意，却不如此。这是道德观念发达以后，才有史从中正之说。……”（收入同上集，页17～29）斯则“中，正也”变为“中正”，“中正”意指“道德观念”矣，沈刚伯复于1970年发表《说“史”》一文，再度蹈劳、戴二人说，谓“这种手持中正之说，当然是受了‘允执厥中’的影响；如此进步的政治思想绝非远古初创文字的人所能有的”云云（收入同上集，页7～16），是则“中正”又变成了“政治思想”。此其间，李宗侗发表《史官制度——附论对传统之尊重》一文于1965年，对此诸说似乎有所检讨，但终究仍坠入批判许慎“以中为正实在错误。因为中正是表示无形的对象”此一陷阱之内（收入同上集，页65～109）。迄至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之中，仍本是说断言“许君释中为正，象无形之物，去古人心理过远”（该书据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12月新一版，页2。其《自序》则写于1953年）。李氏该书若底成于1953年以前，则劳、戴、沈三人皆承其说而讹谬者也；讹谬既成，故李氏最后发表上文仍未有检察于此者。徐复观先生于1977年发表《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治学方向不同于上述诸人，也更正了许慎“中，正也”变为“中正”之误，不过仍然云：“‘中正’是记事时的态度。……这可以说是许慎对史的了解及对史的要求。”（收入同上集之三，页1～71）虽由“道德观念”“政治思想”进展至“记事态度”，但仍是因“中正”一词联想而生的“无形之物”也。诸人所言，恐不易成立。
[42] 张衡之言，韦、薛之祸，请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三节。华覈之言，详见《三国志·韦昭传》（卷六十五，页1463～1464）及《薛综传》（卷五十三，页1255～1256）。
[43] 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三节。
[44] 王导疏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中庸》语见《四书集注》第二十九章，（页26），温峤疏见严可均校《全晋文》（卷八十，页5B）。至于曹丕兄弟，可参丕之《典论·自叙》及植之《与杨德祖书》。
[45] 曹氏兄弟这方面的文章极多，无虑一一分析。曹植曾撰《辨道论》（见丁晏编《曹集铨评》，卷九，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4月初版，页155～159），讨论自传说为岁星降生以下诸种神异问题，至于他当代的左慈、甘始、郗俭诸方士的神秘行为；并曾以郗俭等做试验（俭善辟谷导引，植绝其谷百日，躬与之寝处，俭仍行步起居自若），始提出结论。曹植最后是归结于人的体质及劳养之问题，表示仍不可信，谓“家王（曹操）与太子（丕）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曹丕《典论·论郄（郗？）俭等事》亦引植此文畅论这类事情（详见严可均校《全三国文》，卷八，页5B～7B），结论亦同于其弟，并笑刘向等云：“古今愚谬，岂唯一人哉！”拙著《曹操父子的生命体验》颇述其兄弟试验方术之事及其结论（台北，《历史月刊》二十一期，1989年10月）。但兄弟二人感于社会人生之大我的破灭，转而追求小我之人生；然而终又因故友门人之突然逝世，痛感小我人生亦不能常存，即令小我人生虽降至“及时行乐”的层次亦不可得，对此最后的幻灭，只有诉诸方外游仙之想也。曹丕先后与吴质、王朗诸书，最可表达此感受。是则知好奇神秘之风，在魏晋以降复炽，显与人生消极有密切关系，初不论其人是否相信此类事迹也。
[46] 曹丕此作见《五代史志·经籍二·史·杂传类》（《隋书》，卷三十三，页980）。丕之《典论》，颇多论史之作，《典论·自叙》亦自言毕览《史记》《汉书》，则曹丕亦深于史学者也。张华《博物志》、葛洪《抱朴子》、干宝《搜神记》诸书，类引曹丕言神志怪之说，显然有承受之处。
[47] 参见《法言》（台北，世界书局，新编诸子集成，1978年7月新三版）《重黎篇》（卷十，页28）及《君子篇》（卷十二，页39～40）；前者论“神”，后者论“仙”。
[48] 详见《法言·君子》，卷十二，页38。
[49] 《搜神记》之序，本文引自《晋书》，卷八十二《干宝列传》，该序文字略与世界书局所据之《百子全书》新校本异（1982年9月七版）。此新校《搜神记》的内容，已非昔日原本，但其条述诸事，尚可印证原序及本人正文所言。
[50] 唐初史臣记述杜预、陆云等神异之事，可各详见二人本传。作者意其在“正史”——此时“正史”的意义和价值已明——不讳言之者，盖以世有此说，有文献可稽也。此即正是干宝撰《搜神记》的理念所在。
[51] 王韶之系出琅邪王氏，曾祖廙乃王导从弟（详见《晋书》，卷七十六《廙传》）。韶之撰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王珣乃王导曾孙，廞亦王导曾孙，珣之从弟（详见《晋书》，卷六十五《王导列传》，《宋书》，卷四十二《王弘列传》及卷六十三《王华列传》）。是则以《晋安帝阳秋》博得“后代佳史”之誉的王韶之，是自书本家劣迹也。及至宋世，珣子弘、廞子华掌权用事，韶之惧为所陷，但弘等却抑其私憾而不害之，两为宋文帝所嘉（详见《宋书》，卷六十《韶之本传》）。此事表示双方皆尊重事实，并尊重史家之存实也；而宋文帝亦有意表扬此风。
[52] 详见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今多已收入《后汉书》为代序，另裴松之奉诏继何承天修国史，但未及撰述而卒，其曾孙裴子野立志继承，遂有《宋略》之作。是则宋修国史，松之贡献似不多（详见《宋书》，卷六十四《松之传》及《梁书》，卷三十《子野传》）。刘宋国史之撰，实以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为主，尤以徐爰用力最大（详见《宋书》，卷九十四《爰传》）。沈约之能快速完成《宋书》，实因徐爰等人已奠好基础（《二十二史札记》，卷九《宋书多徐爰旧本》条已曾讨论）；至于沈约之评论，详见其《宋书·自序》（卷一〇〇，页247B）。
[53] 子显附见《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恪列传》，慰祖事见《南齐书》，卷五十二本传。
[54] 松之曾因私碑“有乖事实”，寡于“取信”，建议禁裁管制。其最终之目的，盖以碑铭为史料重要来源之一，为将来论证之基础，欲“使百世下，知其不虚”，则必须维持其可信性也。故知松之亦有识于实证定论之旨。详见《宋书》本传，卷六十四，页172B。
[55] 裴松之生于372—451年（晋简文帝咸安二年至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臧荣绪生于415—488年（晋安帝义熙十一年至齐武帝永明六年），萧子显、崔慰祖皆后于荣绪，何之元则为南朝末叶史家。之元撰《梁典》，其序即细述分期之意和引用荣绪的名言；详见《陈书》本传，卷三十四，页45B、45C。
[56] 见《晋书·苻坚载记上》，卷一一三，页301B。事在381年，前秦建元十七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约在孙盛书桓温之败，习凿齿被陷入秦之时代也。追录事详见《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59。
[57] 详见《史通通释·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58。
[58] 详见《魏书》，卷六十七《光本传》及《崔鸿附传》，其言见页154B、154C。
[59] 崔鸿之表和魏收之评，详见《魏书》，卷六十七，页154B、154C。按崔鸿约在500年开始研撰，506年稿成九十五卷，至522年购得常璩书，然后得以完成。崔鸿于孝昌（525—527年）间卒，书迄未发表，是则二十余年之间，其书始成也。生前不敢显行其书的原因，鸿已自述，行径殆如陈寿当年。崔光早已在523年卒，崔鸿岂得挟伯父声威？若其书真有大谬，执事者岂遂因崔光故而不论之？魏收谓此书“多有违谬”，所举者亦不过年代差异者三例而已。是则魏收应有厚诬之嫌。
[60] 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三节。
[61] 《魏书·自序》见卷一〇四，页235C；《前上十志启》，见页1。
[62] 详见《贞观政要》卷七，页7B～8A。《通鉴》系此事于贞观十六年四月壬子（卷一九六，页6175），并加“太宗曰：‘诚然！’”一句。台北，“中华书局”明校本，1979年7月台三版。
[63] 《资治通鉴》将此条系于十七年七月（卷一九七，页6203）。《唐会要》（台北，世界书局，1968年11月三版）《修国史》类，谓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奏上，初由褚遂良读之，太宗感动，仍遣编之秘阁，并赐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卷六十三，页1092）。是则《政要》殆系二实录勅撰之始，《通鉴》则系其成书之时。
[64] 见《隋书·高祖纪下》该年五月癸亥条，卷二，页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