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统论与国史的正统性及其违心发展
两汉至隋唐，正统观念的发展大趋，是由阴阳家鼓吹煽动，进而侵入儒家的思想领域，其后又随着儒学的衰退，遂褪尽学术外衣的铅华，展露出其作为一种政治意识的原本特质。随着正统观念的这种转变，原来具有浓厚神秘主义的天意史观，逐渐降落至现实的人文层次，成为政治纠纷时候作为解释批判的概念。至此，可分两方面作观察：第一，统治者持之以与敌对政权，或窥伺、叛逆其政权者，作意识形态竞争的工具。第二，史家普遍具有这方面的意识或受其影响，持之批判政治学术，于是正统观念一者成为史家撰述的原动力之一，另者又成为划分史学分类而使之独立于经学之外的基本因素之一。大体上说，正统观念的政治意识表现，在两汉天意史观流行之下，已从司马迁的隐约含蓄表示，进展至班氏父子较明显地表达了，魏晋之际遂已成为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及至习凿齿出，正统观念的特质表现已与汉代不尽相同，而其政治上的功能亦被发挥彰明，遂使之成为政治与学术上所瞩目重视的大问题。乃至如儒佛之争、道佛之争及种族之分等，多少皆受正统观念的影响。
习氏彰明了正统观念的政治功能，最为官方所关注。两汉以来，官方原对史学就有加强干预及控制的倾向，至此，正统观念的菜单现，遂又成为官方增强其国史支配力的另一重要基因。国史具有宣扬政权正统性的政治意义及王迹所施的道德性意义，使官方重视在其控制之下修撰本朝国史；抑且“王迹所兴”必系于前朝“王迹所亡”，遂使官方对前朝国史的修撰亦给予同等的重视。汉、魏、吴、晋及五胡诸国，皆官方各修其国史者，自习氏以后、东晋云亡，则本朝官方敕修前朝国史的趋势已现，至7世纪前期，唐朝大举修五朝国史，乃成定局。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将在下章详述。此处所欲析论者，厥为正统观念对史著的内部构造，及对史学的违心主义影响诸问题。所谓违心主义及其史学，乃指史家之一种心态，为达某些目的，而故意曲解粉饰事实，变更应有之历史解释者。
关于正统观念与史学的关系，实在不易词组而明，一以概之。问题的中心在每个史家对正统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原本自孟子提出天人推移说后，正统论已出现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此后邹衍提出五行相克说，董仲舒提出三统说，至刘向综合而变通之，形成三五相包说。不但测验天意之术日盛，抑且推判正统之术亦定。上述诸理论架构的完成，均有一共同的基础，此即为孔子所提出、孟子所彰明的民本主义思想。换句话说，正统与否，首先须接受民本主义的考验，得民而王，其统即正。就此而言，从政治及道德的角度看，应是合理而成立的。即使习凿齿任意对魏、晋作解释，但其基础的论据仍本于此，《晋承汉统论》中谓晋“积勋累功，静乱宁众，数之所录，众之所与……不赖於因藉之力……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是也。也就是晋统虽因大建功勋而成，但其功勋是因有静乱宁众之效，故上天鉴此而垂意，人民因其能拨乱安民而与之者。苟若违反此大原则，则不论是否已统一天下，是否依甚么血缘说、器物说、区域说、文化说等假说，皆应不能进而推论其三统五行之正。这许多假说在理论上只具有辅助功能，使符合民本主义的政权显得更合理更光明，若过分强调了，则有颠倒本末、混淆是非之虞。试想蜀汉若不符民本，虽因血缘等凭借，遂能得其正统耶？曹魏若符民本，不要说篡衰汉，即使代虞夏，就不能得其正统耶？天生烝民而为之树君者，是为了人民之好着想，这是自然之道。政教是因顺此道而生，并非违反此道而立。自然与政教的关系，实为体用的关系，此在六朝玄儒之辩中，道理已日益彰明。袁宏即取此日益彰明的道理，用于评论后汉史事，至成为有卓识的名史家。而事实上，怀有正统观念以构思其史著的史家，大都能知道此最后原则的，只是在此原则之外，他们或另有意见。
若说中国传统史学有一些特色，则其历久不衰者厥为政治史观与道德史观，而前者又较后者更为明显。自司马迁以来，即综合了以前的观念，认为历史文化的源动在于政治，决定政治的人物就是推动历史文化变动的关键。司马迁等创本纪以安置这些人物之中的主宰者，又创世家以示其主宰之辅动者，列传所述者又以将相名臣为多，显为此观念的充分表现。班氏父子本君尊臣卑观念，而严分纪、传二类，自下列传中人亦日以政治人物为主，乃至史书有“帝王家谱”诸类称呼，此则政治史观日益一日也。史学与政治关系如此密切，自难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史家暨史官在政治力量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史学为现行政权服务，其现象日益普遍，是则由于各史家暨史官所隶属的政权不同，其所持的正统观念遂亦互异，此在两汉大一统局面不致严重分歧者，于东晋南北朝之局面则不然矣。
理论上说，正统与否是以民本主义为基础，进而展开其理论架构，以此客观的理论架构检定政权的统治者及其行事，即可获得相当客观而合理的判定，这是以道弘人——让道理彰弘其政权而使之正统的合理途径。然而，魏晋以降王迹之黑暗，使此客观的检定化为理想之事。统治者篡夺之后，既想饰过，又欲自弘，即贤如唐太宗，亦欲了解史官如何书写六月四日玄武门兵变之事，阅后复自我解释为“周公诛管蔡”，指示史臣有所修正，终至篡改唐朝王迹所兴的史实，其情可知矣。[1]史官及史家们书国史，除了阿谀取容、入主出奴或受到官方极大干预控制者外，其余者虽有良知，亦不得不表面上曲解当时王迹之合道，而为之争正统。前面提到陈寿之隐讳，干宝之婉约，袁宏之影射，其实皆在不直接碰触晋统之下，对正统问题做了极致的发挥。这两类型史家撰史，既或多或少牵涉到正统问题，则正统观念影响其史著的内部构造，包括笔法和结构，皆将各有特色。例如，陈寿将三国分行而不明书伪逆，习氏创编年通史而明书篡逆等，表面视之则不过纪传、编年二体史籍中的一部著作而已，仔细分析则各有深意创构也。六朝史学不易词组而明、一以概之者，原因在此。作者无意于此对六朝时代诸国史逐一分析，这是不胜其烦，而又有偏离本主题之嫌的工作。作者所欲论者，乃是习凿齿彰明正统论以后，史学大略创新之处及其所以成为国史特色者。
根据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习凿齿的评价及其《汉晋春秋》，习凿齿知道“司马昭之心”及晋室王迹所兴的真相。他撰史为晋争正统，缺点不在篡改史实，而是曲解史实。史家本人尽管可以各为其主争正统，以示尊君爱国之心，但史学则无此义务。既然儒学衰退后，史学渐成为经世的重要学术，则习氏借史论政，乃是顺应趋势，此为作者所能体会之事。然而，晋三祖心迹是显然不符传统政教的，习氏却大饰主阙，并期期然撰就专文为之辩护，这就违反了评论必须根据事实与公理的论史原则，启示了史家论史可以公然上下其手的可能性，对史学乃至世道皆有恶劣的影响。傅玄批评《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这是批评班固混淆价值。《汉书》此时已成为与五经相匹亚的名著，广为人所研读。习凿齿似乎顺此而下，更有颠倒是非之弊者矣。原夫汉儒解释春秋史学以史经世的意义，可用徐幹《中论》之言扼要指出，他说：“君子相见，非但兴善，将以攻恶，恶不废则善不兴。”[2]习氏为了攻桓温未成之恶，而曲解晋祖已成之恶，废恶之效未知能否完成，而以恶为善、混淆颠倒的效果却已现，是则不但与经世原旨相违，抑且影响世道人心于更坏。
习氏死后未及半个世纪，即出现以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及隋、唐相篡之局。这些篡夺之君，竟至主动指示史官为之粉饰者，如唐太宗之例；而史官及史家从事国史修撰，现存诸正史可以发现在内容上一再有掩恶粉饰之例，且比比皆是，不仅唐史而已。七、八世纪之间，刘知幾愤然离开史局，而发愤著《史通》，应为抗议这种史风最具完整启示性的个案。习凿齿此公然掩耳盗铃的作为，应与以下的史学不正常发展有甚大关系。尽管论史需有体谅与同情，习氏急于尊晋抑桓的动机或可悯，然而此行为效果则不可谅，盖此事对史学独立自主而具信实性大有伤害也。尤其习氏殆明知晋祖之心迹，却作此违心之论，应是故意为之者，实对此下违心史学有重大启导之功，此不辩明，则何能辨章史学的发展？汉末仲长统《昌言》云：“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於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3]这是他针砭汉魏风气之言，但也是两晋南北朝士风的写照。习氏未必有向盛背衰之意，但于第一及第二点，恐有与世同流之嫌。由此三点时风以考察此时期正史诸撰者，似乎可以窥知不正常的史学，何以能够获得发展也。
此用“违心”二字对习氏作批判，并非判断习氏在道德上的善恶，事实上，历代参与正统之辩的学者，正反双方同时均为君子贤人者甚众，如司马光不采习凿齿意见，朱熹批评司马光，此诸子皆非奸恶小人可知。习凿齿《汉晋春秋》及其《晋承汉统论》，于史论之心术上未必是恶，却于史学的求真上殆应为误。晋势力的酝酿在于魏，王迹所兴之凭借不由于蜀汉，若谓晋承蜀汉显然失之于不符史实。曹魏未能一天下故不能得正统，则吴、蜀亦然，正统固不在蜀汉；正统既不在蜀汉，则晋统何得“炎兴”？三国各“偏平”而皆未得正统，则越魏继汉，显然又与炎兴承蜀相矛盾。习凿齿未能论考事实，解决这些问题，遽作《汉晋春秋》，将魏抹杀，此即违心。习氏能在史著中公然曲解，则他人亦可援例而为之。宋、齐、梁、陈篡乱相继，但皆无越序上继之事发生，其关键在刘宋。
刘裕讨平桓玄，控制晋局，终而成篡。据《宋书·武帝本纪》所载，刘裕虽自谓系出汉室，却未以绍汉自任，亦不本中兴未亡说。晋末宋初君臣，虽在兴亡之际，仍坚持正统在东晋的观念——这是基于东晋必须与北方政权争正统的历史事实，而作晋、宋禅受之考虑者。晋恭帝被逼亲手书写《禅位诏》时，即声言“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裕）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云云。《禅位玺书》中亦云：“昔土德告沴，传胙於我有晋。今历运改卜，永终於兹，亦以金德，而传於宋！”亦即表示晋室虽被人篡夺，但与北方胡人政权声言之继汉或继（西）晋宣言，仍有必要作力争，否则东晋将失去历史地位。统可篡而正不可不争的意识如此强烈，则刘裕若舍晋而继汉，将会成为被北方政权否认的口实。晋君臣既认为刘裕延续了金德之运，由此而生宋水，故刘宋亦不得不遵从此现实，舍复兴汉火而取晋金生水之说。刘裕既基于事实的发展而承认东晋正统，则与东晋敌对者固须视为“奸宄”和“僭伪”，是以其《告天策文》中历述自己歼奸宄、灭僭伪，有“大造晋室，拨乱济民”之功德。[4]
此事件须加注意的是：刘裕生于桓温时代，曾接受桓玄指挥，了解桓氏觊觎之心而观望屈附者，后以形势改变，始举兵讨玄之“篡逆”。是则刘裕仍是感染于篡夺政治风气的人物。习凿齿之论不但不足以抑制其篡夺行为，反有加促其行为之可能。盖刘裕起先推戴桓玄“乘运禅代”，最后自己乘运而起，“大造晋室，拨乱济民”，殆有套用习氏解释晋祖于魏非纯臣，被逼屈附而有济世之理论也。桓氏父子累代迁延不敢速为之事，刘裕崛起不久即遽为之，显然习氏之论为他铺好了基础。习氏以分裂之际，正统在蜀，而晋承刘禅而兴；刘裕亦以南北分裂之际，采习氏之说以正统在东晋，受其禅而兴，至于对习氏晋越魏承汉之惊人理论，格于现实不敢采用耳。其实若以血统而论，刘裕较晋更有资格主张承汉统也。刘宋此一决定，遂奠下以后齐、梁、陈及隋、唐的禅受理论，不致有大争执出现。梁和陈事实上仍有正统纠纷，此乃由于北朝及隋唐之立场所引起，与南朝本身关系甚少。
刘宋的开国理论奠定了南朝修国史的正统宣示先例，而五胡诸国亦多有修国史者，则因正统论之分歧，时有所争，兹暂不论。于此所欲究者，乃是北魏国史承习凿齿违心之风，及沈约《宋书》之刺激，因而有改作之事。
北魏拓跋珪（太祖道武帝）崛起于苻坚灭亡、北方复乱之际，约为习凿齿死后两三年之间事。至其子拓跋嗣（太宗明元帝）、孙拓跋焘（世祖太武帝）累世经营，始于5世纪中期统一北方。于此期间，崔浩等开始陆续修国史，至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浩被杀，史官中断，而第一期修史乃暂停。此时期北魏政权并不宣称承晋，而在398年（道武帝天兴元年，东晋安帝隆安二年）采取崔玄伯（浩父）等所奏：“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遂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这是该年十二月正式称帝时所议定的行次，与国号弃“代”称“魏”，同具否认晋之金德的意义。[5]盖拓跋氏的官方意思，自谓源出黄帝之子昌意，入仕于尧舜之世，欲托体黄帝，遥继黄帝之土德。《魏书》卷一《序纪》开示即云：“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斯则其国史记述据遥继之意甚明。
原夫拓跋氏远居北朔，刻木纪契而无文字，《序纪》对此并不讳言，且明载其先世淳朴简易，“世道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是则《序纪》中载述其圣武皇帝拓跋诘汾，因天意安排而与天女偶遇，至生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之事，殆应为其古老相传的民族缘起传说。拓跋力微既是拓跋族的“始祖”，生于三国之时，则前此祖先之真实性殆可疑；至于谓源出黄帝，入仕尧舜，恐为崔浩等史臣所附会也。据《魏书》卷二《太祖纪》所述，拓跋焘于公元386年由“代王”改称“魏王”，十年之后（皇始元年）略取后燕之并州，始创建百官制度，起用文人，慰纳士大夫，当时“家世魏晋公卿”的清河崔玄伯最受任遇，势倾朝廷。玄伯有“冀州神童”之称，曾任苻坚史官著作佐郎，据三皇五帝分土赐氏惯例，主张“改代曰魏”之说，为太祖所采。其本人则总裁北魏文物制度创建，实为北魏开国的学术指导者。[6]玄伯助手之一是也曾任著作郎，“博览经书，长於易卜”的邓渊。邓渊奉诏撰《国记》，史谓只造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后为太祖所杀，其子邓颍则于世祖时复在崔浩主持下参著作事。[7]是则魏初指导开国理论，创立文物制度，肇建官方修史，盖得力于留在北方，保守汉儒经学之史官也。
崔浩继其父承受宠任，史谓其人“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精研义理，时人莫及”。太祖朝即转著作郎，常置左右。及至太宗即位，“常授太宗经书”及讲论历史。似需强调者，乃是崔浩具有极强烈的汉儒经术风格，他效法刘向，常夜观天文星变，“精於天人之会”，影响太宗甚大。本传云：
太宗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浩综核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8]
《魏书》卷三《太宗纪》云：“太宗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是则可以肯定的是：太宗受崔浩学术教育的影响甚大，而崔浩似归本于刘向，故太宗亦受刘向学术之启发也。斯则刘向正统论中之遥继说及新三五相包说等，必为接受崔氏父子指导的太祖、太宗及群臣所信仰。邓渊修《国记》固不免受此影响，而崔浩后来主持修撰《国书》，参修者有浩弟崔览、高谠、邓颖（颍？）、晁继、范耳、黄辅、高允、张伟等，皆一时儒学之士，为反对老庄玄学之崔浩所引用者；而且“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是则刘氏学说，殆为崔浩主持下所直接引用矣。[9]北魏国史托体黄帝，遥继土德，背后因素可知。
其后魏收撰《魏书》，据此而特创《序纪》以述拓跋先世二十七帝，虽说近本陈寿《三国志》追王之义，远探《史记·秦本纪》之旨，有溯源知始之功，但却不免继承《国书》旧说，有违心之嫌。何者？盖自《汉书》以降，虽采遥继之说，而从未如此追王创始之君以前的祖先，并且数目竟至如此之多也。其次，秦始皇先世自肇建不久即崛起，春秋中期以降乃至称霸称王，名号与周天子相侔，而行事则关系中国历史之演变，故司马迁特置本纪以处之，继之以《秦始皇本纪》，以观终始兴亡的全程演变。而拓跋先世二十七君，偏居北朔，只为一小部落，未至关系中国兴亡终始。魏收为之立本纪，显有入主出奴之见及违心创构之实。当然，魏收所书本于魏国旧史，是则北魏史臣，应已吸收习氏违心之风，于改变编年体的《国书》为纪传体时，殆已如此改作。
《魏书》违心之另一处，厥为舍北方政权系统而又否定南方的东晋，直承西晋正统之观念表达。此事与北魏名史家李彪（公元444—501年）有关。他与手下史臣，协助孝文帝完成此有关学术和政治的重大改革，是当时中国政界及史坛的一件大事。李彪之名，是孝文帝所赐。他是博学之士，性刚直而偏于严酷，长期参与修国史，晚年坐大辟罪，孝文帝将之特赦而除免，稍后仍在秘书省以“白衣修史”，其史学被推重，可想而知。彪自述孝文赐名，是欲其远拟班彪，近准司马彪，故宣武帝（孝文子）破例准其“白衣修史”。根据《高祖（孝文帝）纪》，孝文帝乃雅好读书、精通经史，而又善谈庄老，尤精佛义之主。他曾下诏禁断图谶巫觋之学，具有理性主义及强烈的历史意识。在他君临北方之时，虽推动与南方修好的外交政策，但其随着经史素养而来的正统观念，殆亦不薄弱，尤其在吸收南朝学风观念之后更如此。南朝尽管篡夺相继，然而后朝为前朝争正统以示其所继之统亦正，以至溯至晋朝的意识甚浓。孝文帝似为针对此事，对北魏史官制度及国史修撰遂大加创草，殆有意与南朝江淹、沈约等人所修诸史一争长短。李彪早年即深附于孝文帝，故长期倚以著作重任。李彪其人曾出使南朝，对南方史坛动向甚为重视而熟悉，要求以“白衣修史”的理由，即援王隐修《晋书》之例而提出。他又深受《史》《汉》之影响，对光大魏史，传之后世，具有强烈的当仁不让意识。孝文帝君臣对史学认识之深既如此，则魏史改创的主、客观条件均已成熟。
《魏书》卷六十二《李彪列传》云：
（彪）迁秘书丞、参著作事。自成帝以来，至於太和（即北魏所追尊的第一位先帝拓跋毛，以至孝文之时），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佑，始奏从迁、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
据《高祖纪》，正式诏令李彪等改《国书》依纪传体，时在太和十一年（487年）十二月。是年春，沈约奉敕撰《宋书》，北魏君臣的改革颇受其影响，但表面当然不会提及。按：李彪之长官为高佑，系出勃海高门，累世显贵，其从祖兄即司空高允，父即高谠。允、谠皆曾隶于崔浩共参著作。高佑与李彪等联名所奏改创国史的奏章，详载于《高佑列传》，大旨谓身为忠臣，不欲遗阙君德臣功，而批评《左传》只“存史意而非全史体”，谓《史》《汉》以后，汉、魏、晋以来皆仿效之，得史学大体，宜据此改创云云。[10]值得注意的是，改创之提出理由，实深受司马氏史学所启示者，体裁固不必论，而动机亦据司马谈遗嘱其子之心传而兴也。事实上，孝文帝当时亦有此意，君臣契合，乃得推行。[11]此次改创，实由“李彪专统著作，佑为令，时相关预而已”。[12]是则北魏此次史学改革，实有承受南方影响，推行新史学复兴运动的意义，旧派史臣亦不得不让步协从也。魏收撰《魏书》，大体即本于此次改创时所奠定的结构，故其《自序》亦特别指明李彪之贡献，而不提他人。
自487年年底批准改创国史，至490年8月，孝文帝本人首先发生正统观念的矛盾问题。
前一年的正月，孝文举行圜丘大典，诸国陆续入朝，该年十二月齐武帝“萧颐遣使朝贡”，而孝文于490年亦遣使答聘。此时，孝文帝正考虑进一步创立修史制度，遂于二月《诏定起居注制》，并于翌年（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13]这些礼仪及史学上的问题，殆为引发其重新思考正统地位问题的原因，遂于八月下诏“议国之行次”，云：“丘泽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袭，分叙有常。然异同之论，著于往汉；未详之说，疑在今史。群官百辟，可议其所应。必令合衷，以成万代之式！”群臣大议，以中书监高闾之说，与李彪、崔光另一说冲突最甚，至翌年五月始由群臣联奏采取李、崔之说。
高闾分析西汉正统论之张苍、贾谊、刘向三家学说，而采刘向意见定汉属火，自此以推魏、晋、赵、燕、秦至元魏相承，魏应属土德；另又据中原说，强调晋亡已久，“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非若龌龊边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他认为据中原说及刘氏学说，皆推得魏属土德，亦“实合德轩辕”，与以前官方宣示不致矛盾，否则变动太大，无益于当今之事体，是以坚决反对继晋而弃三家（赵、燕、秦）的新说。高闾虽博综经史，文才儁伟，但以文章知名，与高允合称“二高”，其人其学大体代表汉儒传统及旧派史学观念，故早年得崔浩、高允的知遇提拔，是则其意见殆与绍述二人当年修史之意旨有关。[14]
换句话说，崔浩父子、高允以至高闾此约一个世纪之间，北魏史臣主要是根据刘氏学说以定统序的。刘氏学说引用天文谶纬以释天意，而这群史臣亦不免如此。尽管孝文帝早已下诏禁断，但高闾争议土德时，仍采图谶以辅助立说。然而，此时孝文帝引发此问题，实是基于外交和文化礼仪诸问题而发，或可说这是当时政治现实之问题，故纯本刘氏学说遂不为不信图谶而又感染南朝新风气的孝文帝所满意。李彪、崔光等似一面迎合时君，一面亦有此了解，是以提出越三家而继西晋之说，就此而言，他们实远承班氏、近本凿齿，既有前例，故敢取提出违心之论。
值得留意的是，李彪此时仍任秘书丞，崔光则为著作郎，他们提出“魏承晋统论”虽远本班氏、近据凿齿，然而为了驳论高闾所代表的传统之说，他们首先即强调了他们的修史身份资格，以及其史学的专业知识。这一问题甚为重要，其意义不仅为新说与旧说之争，抑且代表了专业与非专业，乃至含有史学与儒学、现实与理论之争。最后群臣联衔评议，决定采取李彪等著作系统专业史官的意见时，所引用的主要理由之一，亦强调了彪等的专业资格和学识。[15]由此可知，这次长达五个月的德运重议，实北朝政治和史学发展的重大转捩。
李、崔著作系统提出的理论展开如下：第一，他们推论百王，并不抹杀元魏“祖黄制朔”的事实，但根据专业学术推论，上述先世事迹只是“绵迹”，帝业实以“神元为首”。第二，根据史实，始祖神元帝拓跋力微推动了与晋和好的政策，至西晋危乱，桓、穆二帝协助刘琨，“思存晋氏”；最后至太祖平文帝建下抗赵、秦，平燕朝的国策，具有“司马祚终於郏鄏，而元氏受命於云代”的意义，故庙号“太祖”，表示始大。[16]第三，运用班氏所代表之摈秦论及王命论，声言晋亡、天下无主亦几六十余年，始由太祖道武帝以黑符兴起。其事“自然合应，玄同汉始”。第四，判定刘、石、苻、燕一系的中原胡人政权“世业促褊，纲纪弗立”，是“僭窃”“强狡”，而元魏则“自有彝典”，与此系不同。因而据班氏史学摈秦继周之理，反对“次兹伪僭”，力主“绍晋定德”。
作者于此指出的是：高闾所强调的是中原说及刘氏学说。据上述李、崔等之第三、第四两点，他们强调的则是文化说及班氏史学，与推行汉化的孝文帝应是相合的。盖此次正统论之引发，正是因孝文思考文化与史学的问题而产生。至于第一和第二点，正代表了对一个政权兴起的实际论证精神，解释了拓跋氏先世不系中国政局，但逐渐参与发展的实情。李、崔等人之意，拓跋氏尽管“祖黄”，但其先世只能是“制朔”的“绵迹”，至三国时代始参与中国，至西晋始在政治上有受命之意义，但仍未关系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发展；及至道武帝改代为魏，即皇帝位，重用儒者，建立文物，至于孝文帝推动汉化，始能参与中国正统之争，关系历史文化的发展，与先前诸胡政权的性质大不同也。这可说是5世纪后期，北魏君臣认同中国历史主流，及文化上的自觉；第假专业的、史学的形式完成之而已。
所以称北朝史学有违心之处，意尚不在此。作者以为，若本夷、夏之辨，则五胡显非正统；若依蛮夷“入中国则中国之”的原则，则遵奉中国文化者皆得视为正统。事实上，五胡之乱以来，自匈奴刘氏政权起，后赵、苻秦、诸燕等政权，或因其主受汉文化教育而采用汉文化；或虽未受教育，但恪于统治需要及汉化潮流而重建汉家文物制度。北方胡人政权对儒学的重视和推动，较东晋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已蔚为政治社会发展之大趋，北魏不过承此趋势而彻底扩大耳。北魏此次大辩论中，舍弃中原说而主文化说，毋宁是汉化自信心的充分表现，决意以汉文化制度向另一代表汉文物的南朝一较高下，观正统花落谁家也。一个世纪多以前，习凿齿从政治道德作出发，提出晋越魏继汉，蜀以血缘得正统，而曹以违反政教为篡逆；东晋诸史家亦以中兴未亡说及血缘说，乃至种族观念为东晋争正统，以开宋、齐相承之局。此时李彪等人实针对于此而发。他们判断正统论的正面，理应不从中原说、血缘说或种族说立论，而应根据文化说。他们有意建立统一广泛，而符合中国传统观念的说法，从而否定东晋之所以得正统。东晋若因此被否定，则相承之宋、齐正统地位亦不攻自破也。“魏承（西）晋统论”在此历史文化的自觉自信及政治意识下，遂被提出及奠定。他们所继之晋，是指西京时代之晋。东渡之晋引用中兴受命说，为李彪之晋“祚终於郏鄏，而元氏受命於云代”说所反对，血缘说亦为文化说所抗衡，班、习由史学发挥“超越上继”说，李、崔亦如法炮制，使元魏越东晋五胡而上承西晋也。班固越秦、项而以汉继周，事实上不无谬误，但由于实际上《汉书》断元于高祖，只述汉西京一代，故并未至大违史实。习氏本此“超越上继说”主张“晋承汉统”，以创编年通史，实已大有违谬，前已论之。李彪等既承此说而成“魏承晋统论”，固亦同犯此谬。故孝文帝读正、反论及群臣评议后，下诏云：“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时，颇亦难继。朝贤所议，岂朕能有违夺？便可依为水德！”[17]亦即以孝文帝本人学识，亦知“遥继上古说”固不当，而“超越上继说”亦未安也；意谓无论如何推考，其结果皆有大违本心及违背史实者。他所做成的最后决定，是取李、崔等专业史臣的史学理论，以晋金生魏水；表面上是不得不从多数，其内实含当时欲以政治及历史文化向南朝争正统之意。此意正代表了北朝自5世纪后期以降，所普遍存有的意识。
李彪在辩论时，即强调了班氏史学“近蠲谬伪，远即神正”的意旨，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判定五胡东晋为“僭窃”。及至其理论为群臣和孝文帝正式决定后，立即影响于撰史构思者，一在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一为魏史本身的持续修撰。
崔鸿为崔光的侄子，宣武帝时奉敕撰起居注，开始撰史的经验。当初在孝文帝时，崔光以著作郎助秘书丞李彪撰《国书》。其后李彪解职，光遂以侍中专任史事。稍后李彪获准“白衣修史”，光“以彪意在专功”，欲让官职不许，以后遂常领著作，且官至司徒。李彪白衣修史不久即卒（宣武帝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崔光虽勤于修史，终因才学所限，含恨而卒（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临卒推荐崔鸿修魏史，但崔鸿在一两年内亦卒。[18]鸿子崔子元在四、五年后，奏上《十六国春秋》一〇二卷（包括《序例》及《年表》各一卷），推崇其父“史才富洽”。据《鸿传》云：
鸿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渊、石勒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
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宣武帝）闻其撰录，遣……诏鸿曰：“……可随成者送呈，朕当於机事之暇览之。”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
据此，首应了解的是：崔鸿史学造诣甚高，尤重实证主义，即使《十六国春秋》不与元魏开国事迹相关，他也未必轻易定稿及发表的。[19]其次，五胡十六国确直接或间接与元魏开国有关，事涉史实真相及正统问题，不得不谨慎；何况，他很明显的欲透过十六国史事表达正统之旨。再者，北魏新的正统意识，在490年始为孝文帝及李彪等确立，其伯父崔光也是创立者之一。崔鸿在500年左右搜集史料，504年左右开始研撰，固不敢轻持异说，触犯官方也。因而他将刘渊揭起五胡之乱，以至元魏建国约一个世纪之事，构思为战国无主之世，各北方政权皆视为“跨僭一方”者。此书分记十六国，其结构的构思似本于陈寿《三国志》，而下开李延寿《南、北史》。所异者乃是《三国志》分行之中以本纪名义归于曹魏，《南、北史》则于分行之中各有正朔，而此书则十六国分行无主而已。这是《十六国春秋》的内部构思，直接反映北魏新意识之故。若剔去此新意识的表达，则十六国平头竞争，殆最足以反映当时多元竞争的历史事实也，但崔鸿似未敢冒此大不韪。
《魏书》说崔鸿因二世仕江左，故不录东晋、宋、齐之书；又因恐惧被有新意识的人责评，故不敢公开发表。事实上，北朝判定东晋为“僭晋”，桓玄、刘裕、萧道成等人为“岛夷”，他若叙述五胡事涉于此，当不会违反此原则。他何以回避东晋南朝？事或可疑。然而《十六国春秋》的原构思对象及范围，即在五胡十六国政权，欲将之统一综合记叙而已，是则原构思本即不包括东晋南朝，不宜以此推定他回护，或内心仍认东晋南朝为正统。崔鸿上表自述云：
臣闻帝王之兴也，虽诞应图箓，然必有驱除。盖所以翦彼厌政，成此乐推。故战国纷纭，年过十纪，而汉祖夷群豪，开四百之业。……於是谈、迁感汉德之盛，痛诸史放绝，乃钤括旧书，著成《太史》。所谓缉兹人事，光彼天时之义也。
昔晋惠不竞，华戎乱起……赵燕既为长蛇，辽海缅成殊域，穷兵锐进，以力相雄，中原无主八十余年，遗晋僻远，势略孤微，民残兵革，靡所归控。皇魏龙潜幽代，世笃公刘，内修德政，外抗诸伪，并冀之民、怀宝之士，襁负而至者，日月相寻。虽邠岐之赴太王，讴歌之归西伯，实可同年而语矣！太祖道武皇帝……接金行之运，应天顺民，龙飞受命。……[20]
是则崔鸿构写十六国，是本于究“王迹所兴”，而将之视为元魏驱除的构思。同时，他据新意识，将此时期判作天下无主，东晋僻远残存而民不归之；人民相反的归向于幽代，魏由方伯修德，以至发展成道武承金行而兴水德也。
总括来说，崔鸿《十六国春秋》将诸国平行构置，事实上大体无误。所可批评者，仍是他根据刚成立不久的官方新意识，将此诸国降贬为僭伪，隐然以当时只有“制朔绵迹”的“代”树立为正统，此则有违心背实之嫌。然而既视十六国为僭伪，则必另有所正，否则何来僭伪？但是天下无主即是无正统，而即使有，此正统不能归诸东晋，于是则不能不归诸代矣。为了调和事实与理论的过分矛盾，崔鸿只得解释为正统虽在云代，但此时期拓跋氏是在龙潜德伏状态，至道武始龙飞受命也。如此，则崔鸿解释继李彪解释之后，直接影响了《魏书》的构始及早期史实解释的违心。
今本《魏书》为魏收所主持完成，隋、唐两代均表不满意。此处作者不欲分析其书对史实研究撰述上之可能谬误，而有意就其卷一之《序纪》，论述某种史学观念。
根据魏收《自序》，他在魏末即参修国史，公元550年高洋篡东魏而建北齐，翌年即诏其全力修魏史。他与手下史臣合作，于554年初即奏上纪传部分，同年底又奏上十志，全书完成。由于魏收早已参修，且魏史自李彪以后体例史实颇备，故约二百年之一代大典用四年完成，尚未算特快，较之沈约一年之内完成《宋书》，尚可云慢矣。魏收及其手下主要着力研究之处，是崔鸿以后至魏亡的部分，约二十余年间的史事，是则李彪、崔鸿以前，殆魏收等多所因袭也。[21]
《魏书》以《序纪》构始，继之以《太祖（道武帝）纪》，这是本于《三国志》及晋史起元论追王的先例；与两汉书起元于肇建政权的君主本身，意义上有所不同。但是，三国及晋史之追王，仍只及于开基之先祖或人物（如刘二牧），不至于一卷之内列述历代先帝，以示渊源长远，以至上承上古者，如《魏书·序纪》之例。《序纪》如此构始，可能有如下意旨：
第一，表示官方宣称遥继黄帝之意。但黄帝属土德，遥继之者依两汉说法亦应同一德运，如刘氏系出于尧，尧属火，故刘汉亦属火；王氏系出于舜，舜属土，故新莽亦属土。其后王莽被斥为闰余，不得列为正统，曹魏为了表示继汉为正土统，乃至改篡其族系出于舜，以曲附此理论。直至3世纪中期，司马氏以《史记·太史公自序》明述族系渊源，无可伪托，始更改被遥继与遥继者必同属一统之说。420年刘裕篡晋，亦同此辙，斯则刘、班之说被更改始成定局。原北魏前期修史，实有推明刘、班学说之意。及至490年孝文及李彪创意，始迁就与南朝争正统的现实，而转采晋、宋曲附之说。但是，他们的创意并不敢过分推翻已成的遥继黄帝说，大事修改臣民一般已有的观念，只得作《序纪》，用表旧说仍然有效，拓跋氏确有可考之长远渊源。
第二，拓跋氏原属鲜卑一部，秦汉以前质木无文，不见于经传。《汉记》《三国志》《后汉书》均谓鲜卑属东胡，是则拓跋本非华种。孝文帝君臣既欲持文化说争正统，则有需要强调其种族与华同源。原本遥继黄帝为土德之说，遂被另外赋予了民族缘起说的意义，用以表示系出黄帝，将土德附会为拓跋氏族名之起缘。一举两得，使遥继黄帝和民族缘起同时解决。此下述诸先帝，则无异述民族早期的发展史也，含意略异于追王。亦即借《序纪》以“原始”，兼及“追王”之义。
第三，从第一帝成帝拓跋毛以至二十一帝桓帝拓跋猗，“原始”意义大于“追王”，“追王”意义之发挥自桓帝始。此后叙述刘渊以降诸胡政权，盖用“反”“自号”“自称”“僭”“僭立”“私署”“自署”“自立”诸正统意义强烈明确的名词；即使晋元帝即位，亦书为“司马叡僭称大位於江南”，而称之为“僭晋”。李彪、崔鸿之解释于此得以发挥。事实上这也很可能就是李、崔二人修撰国史时，已设计及实行的构思和笔法，魏收等或因袭不改而已。
《魏书》如此构思和笔法，除了能达到北魏正统意识的发挥外，应是与史实有所违背的。拓跋氏溯源黄帝以至魏晋，被解释为遥继以至王命，以下承晋发展，则释为正统所在；前摈所承之五胡政权，旁斥东晋南朝，忽尔上继西晋，此殆违心之甚，而逾于《汉晋春秋》。这种违心之历史解释，付诸史著实际之撰创者，当以4世纪中期的习凿齿发扬，而为5世纪末期的李彪、崔光、崔鸿等继承奠定。此风由南而北，为北方的史家所吸收，故其影响力亦北大于南。6世纪中期的魏收等一群史臣固难脱此影响，7世纪时代的史学世家李延寿父子，虽思有以正之，采撷陈寿《三国志》分行之旨而创南、北二正统并行，承认正统二元化以构思《南史》和《北史》；然于《北史》部分，仍是袭取北魏以来此构思解释也。[22]李氏父子欲正之而未正，失察耶？抑习非成是耶？姑不论之，要之北魏史家的观念和史著的实际结构，由是得以确定，以后遂对此再无更大的争辩。
违心的历史解释和构思既得确定，由此遂形成中国史学发展诸脉之一。六、七世纪之间，河汾学派影响隋唐学术与政局甚大。“文中子”王通之《王氏六经》之一——《元经》，依《春秋》体例撰编年通史，自获麟以后，历秦汉而讫于北魏，盖仍沿北朝史学此脉也。其孙乃“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承此违心史观而旁加发挥，撰《大唐千岁历》妄推五德，力主唐德“不合承周、隋短祚”，谓“自黄帝至汉，并是五运真主。五行已遍，土运复归。唐德承之，宜矣！魏晋至周隋，咸非正统，五行之沴气也，故不可承之”。[23]王勃并非专以诗名，对史学也颇有心得。其“唐承汉统论”之说，由于早卒，未及切实付诸撰史之真切实行，但对当时政治意识则有重大影响。[24]李氏家学、河汾门下，其实皆北朝史学此脉之持续发展也。
隋、唐王室自有不得不以魏、周一系为正统之实，否则其正统性恐会发生危机。但是西晋末至北魏道武帝兴之间，事实上有断统之虞，怎样说也是难满人意的。相反的，南朝一系亦有至陈而绝统的事实，若以隋、唐衔接梁、陈，则更有不经不轨之感，殆逾于晋之接蜀汉。加上唐初大举修撰前代“正史”，参与者并非全由关陇人物把持，而是兼取山东、江南的才俊。唐初政策以混一地方矛盾、消涽前代政治意识扞格，而兼容并包，开创新局为主导，[25]在此前提之下，唐初官方实有同时承认南、北二正统之意，李延寿的《南、北史》应是据此意旨构思而成。假若唐朝偏于承认南、北其中一系为正统，则今日所见4世纪至7世纪诸正史，各书之内部结构当不会如此。这是正统观念对此时代的史学，有重大影响者之一。
另一重大影响，乃在宋、明以后始再度显著，由于逸出本文断限，只概略说明：此即唐初大举修撰前代正史以后，王勃、崔昌另创“唐承汉统论”，将三国至隋各朝全加贬黜，于是唐统问题复起，异说亦现。然而，唐朝官定史学的正统意识大体已定，而持异说者又大多自己不修撰国史，于是成为徒有此说而无实际行事的潜伏观念。降至11世纪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变通唐代皇甫湜之说，编年以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作主系，中国此时代的正统系列大体始定，多为后人所遵。[26]皇甫与司马之立说，本身已有矛盾之嫌；展开解释，亦有违心之处。欧阳修以春秋精神修史，列梁、唐、晋、汉、周为正统，与司马光仍同犯此误；且由二子之论，不但未能平息纷辩，反而更引起争执。宋明以降，挟其当时兴盛之王霸、夷夏诸辩，遂有较凿齿、李彪更为强烈的违心史著出现。如推本凿齿以汉晋相承作构思者，有宋代萧常的《续汉书》，元代郝经的《续后汉书》，明代谢陛的《季汉书》等，分黜魏吴为载记、列传或世家，以本纪予蜀，下接晋朝。又如，推本李彪等观念者，明代王洙的《宋史质》，欲以明直继宋，而列辽、金于外国，削元朝之年号，清代陈鳣的《续唐书》，竟以北方之后唐及江南之南唐，相承以续唐统，下开宋绪。类此违心曲意，尽管诸作者或怀抱经世精神，然而尚有史学的实证客观可言耶？幸好违心修史之人虽不少，然而就史学的整体而言，仍然只是小脉而非大经，否则中国史学之幸与不幸，不可逆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