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世纪间完成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实为中国史学史及史学批评雏形之作。刘勰论述史学缘起、体裁、结构、方法，兼评论史著优劣，申言实证论与功用论、史德论等，向下开启了七、八世纪间刘知幾之史学研究。知幾将刘勰一篇中之诸论题，分析为若干篇发挥，自易精详而见功。
按：贯时联事之记述方式，骨、金文多有之，未必自周公始。然而将各贯时联事之记述，作一结构较严密之编年为书，使成“编年体”，“共和”以前，殆未肇创或流行也。[85]《周官》谓“史掌官书以赞治”，勿论其书成于何时，而史以赞治的性质与功能，揆诸先秦载籍，其言恐不假。余意“共和”以降，世局多变，聘享盟会交战频繁，文化先进之国，乃创用编年体系统地记事，以助赞国事。《春秋》始自鲁隐公（平王时代），文尚简约，编年而记，或即孔子沿用此新兴流行之体。
相对于孔子《春秋》所代表之编年体而言，《左氏春秋》则无异进一步创新，而使孔子《春秋》成为编年旧体。刘勰虽仍汉儒谓《左氏》传经之旧说，但亦已从演进之角度，特别指出《左氏》“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推崇为“记籍之冠冕”。恐此创新之编年体，即为战国时代先进之国，史官流行之体式。其特色为较旧体更详于人事，随着周道衰废而不再斤斤计较于正名褒贬。盖应当时之需要，让人读之，对天下大事、本国变动、当今形势更易了解掌握，刘勰所谓“居今识古”是也。这是符合史学性质、目的与对象之发展，刘勰论《左氏》用“创”字，正得其实，此之为创，则相对而言，《史》《汉》之为史学创新，不言可喻。刘勰论二体，实有此发展演进之观念。
刘知幾论编年体之基本观点与角度，颇同于刘勰，且更强调《左氏》传经之旨。大体上，他也认为“《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谓《左氏》详尽真实，读之可原始要终，是其优点。[86]然而，知幾论正史六家及杂述十流，似乎为针对其本朝前辈之《五代史志》史部分类法而来。[87]其分类方式与评述史学渊源，自是一家之言，于此不欲作深入评论。要之，知幾论史学渊源及分类，有值得留意者：其一，刘勰《史传篇》论述以国史为主，而二体兼论，盖当时所谓“正史”，及阮孝绪“国史部”，犹是二体并言之时代。然《五代史志》则已将之二分——即“正史”与“古史”，虽说已声言古史乃起源于《春秋》，“《春秋》则古史之正法”，但古史厕于正史（纪传）之后，诚令爱好编年体及欲以此体向纪传体竞争者所不满意。知幾自叙其幼年启蒙书即为《左传》，《史通》故特撰《申左篇》，则其持论反对《五代史志》，而必欲回归于《文心雕龙》，是可想而知者。《古今正史篇》将六家二体一概论述，其故应在此。
其二，刘勰认为孔子《春秋》及周代成法，《左氏》传体反而是旧编年法之创新；记言、记事之代表作分为《尚书》与《春秋》，二史实有一古老而构成之渊源。然而，6世纪后期，何之元倡言：“记事之史，其流不一。编年之作，无若《春秋》，则鲁史之书，非帝皇之籍也。”其言不啻启示了知幾广推史部流别之构思，但也有损于汉以来视《春秋》为素王事业、一王大法之权威性。[88]约略同时，魏澹更倡议“纪传之体出自《尚书》，不学《春秋》，明矣”！[89]此言不徒损害《春秋》自汉以来的史学地位，亦且为纪传体找得较《春秋》更权威古老之渊源，有压低《春秋》及编年体之意味。是以知幾虽极尽惑经之能事，但《史通》全书则一再肯定《春秋》之权威性地位，甚至不惜将“《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的说法扭曲，于《六家·春秋》力称“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云云（按知幾谓尚书家出于太古，终仍早先于三代也）。寻其意旨，似欲重建《春秋》之权威地位，使之与《尚书》并，以反对何、魏二人之辩。退一步言，即使魏说成立，纪传出于《尚书》，由于渊源更古老权威，故宜立为“正史”；然而刘知幾既倡《春秋》与《尚书》同时，故古老权威亦相当，二体并为“正史”亦无不可也。知幾不惜自相矛盾，出于为编年体争地位资格，用心良苦。
知幾之有异于刘勰既如上述，则其对二体之体裁结构，评论上即可能会有所偏蔽，兹将二人论说略分析之。
所先欲明者，即二刘背景不尽同。刘勰原则上为佛学家兼文学与文学批评家，除了评论文章的各种问题外，尚突出征圣、宗经之主旨，由此旁及史传，故亦倡论春秋褒贬精神与史德也。刘知幾虽文才亦佳，但大体上可说是专业史官，在其专业领域上不得志，故转而发为专门之史学批评，遂秉刘勰之旨而论之更切。此事颇有关系于体裁结构论点者，即为既主批判褒贬，而又对象为当世或近世人事，则必然以隐晦婉约为贵，斯则结构简单之体裁及其笔法内蕴的春秋史学，自易取得史家与批评家之好尚及肯定。干宝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二刘推崇《春秋》及《左氏》，其故在此，盖兼《春秋》之旨与简单之编年体裁而言也。
刘勰终归不是史家，故虽据此推崇孔、左，犹能站在二体信徒之外的第三者立场，作较客观之评论。《文心雕龙·史传篇》论编年者少，论纪传者多，犹如《史通》自《六家》以至《编次》凡十三篇之以纪传体为批评主要对象。其主要原因皆因编年体简单，而无可详加评论。在刘知幾而言，则另有涉及二体之争，及其己身自幼为《左传》启蒙之偏爱等因素，反而在态度上不及刘勰般客观。
刘知幾二体对举，认其代表作为《左传》与《汉书》，此大不同于刘勰。刘勰论史学，以左氏与史迁对举。《史传》云：
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於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论者而易览，述者宗焉。
历史以人事为主，二体优劣于此已见高下。刘勰显然同意干宝部分意见，但是完全赞同范晔之论。简约之体裁与文章，虽有其美者，然而未必谈得上完备，更遑论完美矣。崔浩史祸南朝史家亦知之，史祸授人以攻击口实者，即在浩书“备而不典”。唐史臣评论干宝和孙盛云：“令升、安国，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晋室，斯文将坠。”[90]可见编年史之能“备”，已为不易之事。
一部正式的国史，必需条件在备而能典——即结构完备、内容周悉而雅正也。刘勰执此以论，自然倾向于推重纪传体。然而历史及过去人事之总体全程发展，编年体固不易敷应此旨，即纪传体而乏大史才，仍为不易之事，刘勰由此而论之云：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然记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疎，斯固总会之为难也。
此处之“记传”与“编年”，殆分指列传与本纪而言，非指纪传体与编年体。[91]刘勰之用字引论，多本之于班彪。班彪早在1世纪前期，即已提出纪传体改革论——主张本纪直称纪，列传直称传：单纯以纪、传成为一体，取消世家、书、表诸结构是也。讨论纪传体条例之精当、结构之疎密，亦据班彪的意见。刘勰同意范晔批评编年体“总略”，而以纪传体虽有网罗周悉之优点，若无其才，则“总会”亦难达至也。换言之，刘勰认为若以人事为主体而论，就体裁言则纪传胜于编年，其有不能达至“总会”者，在于人——史才——之因素。
不过，班彪所倡单一纪传体，其子班固并不尽采用，采用而最成功者厥为陈寿。[92]盖历史具总体性，在结构上，“本纪”与“年表”之作用在表现此总体于时间上的全程发展，属完整史著之纵经；“书”“志”之作用则在表现此总体各方面之情况，属横纬；人事居其间，贯经纬、会纵横以活动，全部历史遂由此显现，是以纪传体所以优于编年体。今以人事为主，行单一纪传体，所优于编年体不多，而伤于“总会”之旨则大。是以刘勰虽祖述班彪，但亦宪章范晔。范晔则宗述史、班（固），第以身杀早亡，故未克完成十志耳。因而在“总会”之旨下，刘勰论云：“《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亦即谓《史记》之体裁结构，相对于编年史而言，实有总和会通之绝大优点。此所以刘勰宗史迁而难左氏，《史传篇》末虽赞“体备周孔”，而未必以之为完美也。该篇末段又云：
至於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草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单一纪传体已较编年体为优，复合纪传体（包含年表书志）自更合弥纶一代之旨，易臻寻繁领杂而得事序焉之体也。史体至周、孔而备，然史体则至迁、固始通，以单纯编年之结构，简约叙事之文笔，只能略记事形、表征王事而已，远不及通会总和、弥纶一代之新史学也，刘勰论之明矣。北朝有李彪改革，南朝有刘勰发扬，纪传国史在隋唐之际，将编年古史摆脱，单独取得“正史”的地位，良有以也。
纪传国史取得“正史”地位以后，编年古史遂居辅成地位，前面已述。自王劭至吴兢，大体修成纪传国史，则编年国史亦有人随之修撰。刘知幾基于此背景，既爱好《左氏》，遂不满“正史”由纪传单独取得，故已在主动、被动之间，涉入了二体之争的漩涡。
《史通》的基本观点理论，乃至命词遣句，大受《文心·史传》影响，可不待论而明。[93]但上述刘勰的意见，刘知幾亦颇有持论不同者：
其一，他不同意纪传体述人事“区详而易览”之说，由此角度再论二体优劣。
其二，他不认为纪传体较编年体更能寻繁领杂、提举大纲，遂由此角度发扬后者体简文约之优点。
其三，他不认为复合纪传体即无懈可击，故一再对以《史记》为准诸纪传结构提出批评，尤着力于表、志部分，而旁及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诸问题。
其四，就纪传体代表作之认可上，刘勰偏向《史记》，而知幾推崇《汉书》，并提出理论解释。
关于第一个问题，其实很难有固定标准，尤其阅读之难易为然。知幾认为《左传》较《史记》易读，恰从“区详”着眼，而与第二个问题有关。首先他肯定《左传》是释经而兼及述史的，《申左》篇已详论之，故《六家·左传家》遂云：
观《左传》之释经也……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於文为烦，颇难周览。
孔子《春秋》文字极简，世所熟知，故王安石称为“断烂朝报”，而知幾亦称“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94]由此而言，《左传》之于经，当然显出简而要、详而博之优点，可无疑问也。然而相对于《史》《汉》而言，《左传》之“言（文字）简而要”实未足以引为豪，盖古史因史学观念、文字运用能力，与新史学不同之故也；至于“其事详而博”，以此衡诸《史》《汉》，尤其不可，盖《史》《汉》所以为世所宗，正在其能详而博，亦易详而博也，此即体裁上所形成之“总略”与“总会”的差异问题。《史》《汉》为复合式纪传体，可详可博、宜详宜博，实为其优点所在。正唯如此，故《史》《汉》文之烦在于事之众多与复杂，互出相重是结构上势所必然之事，难于周览自亦可想而知。进而言之，互出相重并非一事再述于他篇，而是简于此而详于彼，各篇联系若此，故全书一体而成也；语见《项传》，事详见《高纪》，实有结构上之统合作用。既欲多知史事，又惮多读文辞；既欲周悉总体，又惧翻阅之劳，此乌乎可也！？读者若不读《史》《汉》及《后汉》，而直读荀悦、袁宏二书，试论效果如何耶？
《二体篇》论编年体长短，即大抵承刘勰说以发挥，于纪传体仍执论虽有总会之长，却有分散断续之短。不过，他在肯定二体“互有得失”之时，却也对干宝“史议”加以怀疑，谓“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案《春秋》时事，入於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随着亦怀疑汉史若仿《左传》，将《汉书》“志传百卷，并列於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阐单失力者矣”。[95]其论显然本于范晔、李彪，进而怀疑发挥者。是则作者之疑问，知幾亦曾有之，并且已然解答之矣。由是观之，知幾其实理解历史是一个整体发展者，而且唯其如此，故亦能理解纪传体之创作实为满足于此而来者。包容历史之总体，故其体裁为繁；体裁繁，故结构需区分；区分故能详其事；事详故于文则烦，令人颇难周览也。知幾之难，在于拆散纪传体而分别阅读，是以效果与刘勰不同。刘勰认为区分而详，是以易览者，盖视纪传体为一整体，亦即视历史为一整体；依各种结构区分，循序进读，以至周悉全部历史，则莫此为易也。二刘对体裁批评，高下由此可判。
由此进而言，讲究包举大端、寻繁领杂，自是纪传体所必然带来之问题，前述第二、三两个问题，当可体会而知。亦即纪传体本为满足容纳历史之总体而创，但每个时代历史之诸问题与发展特色并不尽同，当世史家与后世史家之看法更不尽同，因而结构上亦需永远随之改良变革，自司马迁以降诸名著，遂亦非永无无懈可击之可能。刘勰谓“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即此之理。知幾对纪传体的各种批评，就追求完美的角度看，是值得欢迎之事。中国传统史学，正因缺乏这种认识而缺少批评，遂使陈陈相因，皆以马、班为宗，殊少创意。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单就纪传体而言，甚难有一令古、今史家俱同意的标准结论，也就是甚难达至体裁结构完全完美的境地。即如知幾所批评建议，难厌人意者亦不少也。假若执此遽贬此体，必欲抑至与编年体同比，实为不当之举。盖纪传体对周容历史之总体有大价值，刘知幾斯然后有广加批评之必要，否则何以不在体裁结构上，亦广泛批评编年体，使之更完美耶？诚如《二体篇》云：“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殊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於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这种体裁的结构非常简洁，几无重大改良之可能，除非将纪传体之书志结构，移植入此体之中。惜史评家多未由此着眼也。是则持此之优以与纪传体争胜，虽包举大纲、寻繁领杂诸多结构上的麻烦问题，可得而去，然而遗落大量史事之大弊，终无以解。此体易写易读，适合追求对历史大趋做概括了解之史家与读者，故知幾强调“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各有其美，并行於世”，[96]当作如是观。
知幾二体优劣论之目的，在为编年古史争地位——欲争得与纪传体国史同列“正史”之地位也——因而他也反对干宝守编年古史之意见。[97]然而对于纪传体中《史》《汉》优劣之问题——亦即第四个问题，他也自有一家之言。
在知幾以前，提出史、汉优劣论者，主要出发点为文字运用与价值观念，论及体裁者亦不过就开创与因袭之角度言之而已，且皆片言只句，罕有系统论说者。系统论列，由知幾始。知幾之前，论纪传体者多马、班并举，南朝刘勰，北朝李彪，皆如是也。刘勰虽并举马、班，但偏向于马，此在梁武帝欲修《通史》，继承马学，以取代众断代史之时代下，是可想而知者。然而，于干宝古风劲吹之下，重振新史潮流之范晔则不然，其《狱中与诸甥侄书》于众名家中，独推班固。又前引其二体优劣论中，虽亦马、班并举，以代表纪传；但声言“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是则继承纪传、绍述班学之意，隐然而又甚明也。知幾甲班乙马，正由此出发。
知幾论《史记》的缺点，第一为分散悬隔，此为体裁之失；第二为多载广采、罕异饶重，此为撰录之烦。由此进而论及后之通史及撰者，才学皆难及马迁《史记》，故劳而无功。此就通史体不易为功、大史才不世出而论也。[98]
其实体裁之失，《史记》既有之，同为纪传体之《汉书》自亦不能免，无可比较其优劣者。撰录之烦则班彪已评之，但有“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情，文思重烦，故其书罕落不尽”之同情与了解。[99]至于通论通史难为，实为知幾主要论点所在，《史通·六家·汉书家》云：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细按其意，所谓言精事赅，乃是相对于《史记》的撰录之烦而言，其余即上承范晔之意见而发挥者。事实上，史才原就不世出，虽断限缩短，而能言精事该者，固亦不多见。中国历代正史可以助证。是则知幾论据，盖在限短则事少，事少则易为；虽无班固大才，亦不至于有通代之失也。其主要不由体裁以论二书优劣，事甚明矣。
综合言之，知幾论二体优劣及《史》《汉》优劣，殆有一共通原则，此即从“易”字上着眼：编年体体简文约，易写而又易于读，故可与纪传体竞美。断代纪传限短事少，故易学而易成，则又胜于通代纪传，可以宗之而为此体之代表也。难易当然可用以作为批评的理论原则，但不应是决定优劣之主要关键。学术研究及大著作由易学、易成及易读作批评基准，则是假定研究者与阅读者皆为平庸贪懒、急功近利之人；如此舍难从易，学术尚有提升之可言乎？纵然大才不世出，但作学术批评时，虽可从鄙入论，及其至也，即应指向高明，发明其理，以待世之出大才，使之不至为之徒劳少功也。当然，刘知幾时代，印刷术用于印书伊始，在绢本传抄之情况下，易写易读，诚为研学上重要之问题。然而此物质条件之限制，不宜过分强调，以作为论学评史之主要关键，应无可疑者也。或有志撰述国民史，使历史学术推广至通俗化者，则又当别论。
秦火焚劫，使百国史记**然，独存之《秦记》又不载年月，遂使古史体貌，为之隐晦中断。司马迁乘时而兴，力创新史，继起如涌，班固因之别创。自后以讫两晋之际，纪传体新史学擅胜场，皆以马、班为宗。
新潮澎湃之际，虽有荀悦挺出，本《左传》体式撰成《汉纪》，但出发点原非复兴古体。其著作为使天子易读，省《汉书》之烦，而扩大其帝纪部分而已。及至汲冢出书，杜预据《竹书纪年》解释《春秋》，斯则古史体貌，始在学术上真正重现。干宝顺荀、杜之说，遂能独倡古史编年体之美，议守此一家，以取代纪传新史。古、今正史之争，二体优劣之论，由是而起。
干宝古风劲吹百年，寖寖然有压倒马、班新潮之势。幸范晔适时崛兴，力挽狂澜于既倒。自后南朝一系，二体角力争先，新体势力略大于古体。北朝一系，稍迟至李彪之出，亦恢复了新体独胜之局。新体之能反败为胜，分在南、北二地收复失土或取得战场优势，终至在唐初正式单独取得“正史”之学术地位，除了政治力量支持、名家名著辈出、史评理论优势等主观因素外，其二体客观之体裁特点，实为主要之关键因素。
原夫自荀悦、杜预以至干宝，其学皆源自《左氏春秋》，开始即有经、史二学混淆之特色，故古史学派特重春秋精神，鼓吹义法凡例，推崇史文婉约。如此撰述之史著，配合编年体之简单，遂至表面易读而其实难明、遗落大量史事、不能总会历史整体全部诸缺点，由是一一呈现。上古世朴事简，编年体自易为功。后世则不然，刘知幾也尝论之，所谓“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100]
文约故遗落时事，体简故不能会通整体，编年古史之优点，适足以构成其严重缺点，范晔、李彪、刘勰等，即据此大力批评，展开其史学理论。彼之所劣者，正是此之所优。而且马、班史学，以人类总体发展为对象范围，非徒记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已，实符合史学之所以作为一种学术，以探究人类过去活动之旨。斯则此之所优，亦适足以在当时满足史学之需求，故其成为“正史”者，宜也。
刘知幾力图重振编年古史，称美文约体简，实已不足以令人折服，是以走上文约事博、体简易明之理论诉求。前者为方法技术之问题，后者为体裁结构带给作者与读者之好处，此在批评上当然可以作为理据，尤于印刷术未及普及之前为然。不过，二体之争，优劣决胜关键决不在此，斯所以后世终不以二体并列为正史也。知幾理论影响后世颇大，欧阳修、司马光分在今、古二体著作中实践其说，为较早继起之名家名著。然而即使以《资治通鉴》而论，与干宝至知幾间之古文风格已大异其趣，于编年体言，法古之味少，而创新之处多，因非本书主题所在，兹不论之。
[1] 唐朝初期重要史实被篡改之问题，李蓁阳师之《唐史考辨》（台北，“中华书局”，1965年4月初版）及《唐史新论》（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4月初版）二书中诸论文，多有辨析。
[2] 参见马总《意林》，卷五，页74下。据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聚珍版。
[3] 详见《意林》所录，见卷五，页69上～69下。
[4] 诸事均见于《武帝本纪》，恭帝言及刘裕告天文前面已引，《禅位玺书》则详见该纪中，卷二，页8C。
[5] 道武帝拓跋珪于386年（登国元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正月即“代王”位。按西晋怀帝原封拓跋氏为“代公”，愍帝时进为“代王”，自此一直以“代王”为号，奉晋正朔。是岁拓跋珪即“代王”位，仍有奉晋之意义。但同年四月，珪旋即“改称魏王”，始有否定晋室——包括西晋之意。由此而十二年后的六月，遂诏有司议定国号。有司主张根据“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的理由，仍应以代为号。这是中国分土赐氏的变相论据。而拓跋珪自行决定“宜仍先号以为魏”，理由为天下分裂乏主，他欲扫平中土、抚服人民也。于是翌月迁都平城魏地，十二月即皇帝位，宣称以土德王。此则表示完全否认晋统也。崔玄伯时为吏部尚书，为建立文物制度之总裁，遂据此意而推定北魏属土德。事详见《魏书·太祖纪》，卷二，页7C、页8C、页8D；《崔玄伯列传》，卷二十四，页64；《礼志》卷一〇八之一，页270A。
[6] 详见《魏书·崔玄伯列传》，卷二十四，页64D～65A。
[7] 详见《魏书·邓渊列传》，卷二十四，页66C。
[8] 详见《魏书·崔浩列传》，卷三十五，页83A。
[9] 崔浩反对当时东晋流行的玄学及主持修史，详见《魏书·崔浩列传》，卷三十五，页83C、页84A、页85A。
[10] 详见《魏书·高佑列传》，卷五十七，页129A～129B。
[11] 李彪后来要求宣武帝准予白衣修史，即特别提出孝文帝当时此动机，因而为宣武所准。详见《魏书·李彪列传》，卷六十二，页143B。
[12] 详见《魏书·高佑列传》，卷五十七，页129B。
[13] 详见《魏书·高祖纪下》，卷七下，太和十三年至十五年条。
[14] 高闾本名驴，为崔浩赏识，乃改为闾。高允对其文章之富逸亦加赏重，故推荐他接替其遗缺。事详见《魏书》，卷五十四《高闾列传》。
[15] 正反双方意见，详见《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太和十四至十五年条。李、崔首先表明他们的专业资格云：“臣职掌国籍，颇览前书，惜此正次，慨彼非绪……”群臣评决理由之一则为：“彪等职主东观，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致难夺。今欲从彪等所议。”见页271B、页271C。
[16] 据《魏书》，卷一《序纪》，始祖神元帝统一其内部，推动与魏和亲的政策。魏、晋禅代，和好仍密。传至桓帝时，匈奴刘渊反，晋惠帝假桓帝为大单于，此为元魏受晋命之始。穆帝时，晋怀帝进穆帝大单于，封代公，为元魏早期国号的建立。怀帝为刘聪所执，穆帝助刘琨复晋，事不果；其后晋愍帝立，进穆帝为代王，其子即平文皇帝拓跋郁律（后亦追尊为太祖）。平文以晋愍帝为刘曜所害，即宣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一面先后拒和于刘曜及石勒（前赵及后赵），一面拒绝晋元帝的爵服，奠定“平南夏之意。”故李彪等指称平文太祖奠定国策，“大造中区”云云，解释为（西）晋亡、元氏兴起受命。又：北魏有两“太祖”，一为此始大的太祖平文帝；一为始称皇帝的太祖道武帝。据正文下述第三点，李彪的解释是平文太祖表受命，道武太祖表肇建，其间则是天下无主状态，如周、汉之际。
[17] 详见《魏书·礼志》卷一〇八之一，页271C。
[18] 崔光与李彪的修史关系，参见《魏书》，卷六十二《李彪列传》及卷六十七《崔光列传》。崔鸿的问题附见光传，页154C。
[19] 按：关于崔鸿自述其修史历程，始自宣武帝景初（500—503年）之初开始搜集诸国史料，504年搜集粗备，开始研究及起草，至506年著成九十五卷，只欠成汉之史。又过了七年，欲求得常璩之书，克成全功。至520年左右，其书才逐渐传读，是则修史前后约十余年。史臣批评其书“多有违谬”，事实上传末所列违谬者三事，皆为年代问题。崔鸿自述已表明十六国史事复杂，史料搜证未全，故不敢进呈。此正是其实证精神的表现。史臣在这方面似有意苛责之，动机未详。详见《魏书·崔光列传》，卷六十七，鸿及其子子元均附于此。
[20] 参见《魏书·崔光列传》所附《崔鸿传》，页154C、页154D。
[21] 详见《魏书·自序》，卷一〇四，页235C。
[22] 延寿为唐太宗、高宗间的北方人，其父子事迹均附于两《唐书》《令狐德棻传》。（《旧唐书》，卷七十三、《新唐书》，卷一〇二），其《北史》卷一，只是将《魏书》卷一《序纪》及卷二《太祖纪》合并删约而成而已。
[23] 唐初不少名人俱出河汾门下，盖王通（584—617年）讲学于汾河，各地来学者千余人也。王通乃河东龙门人，盖汲北朝儒学而集其大成者。《王氏六经》指其所撰《礼论》《乐论》《续书》《诗》《赞易》及《元经》，实仿孔子六经而为之。今《元经》乃伪托，余五者已佚。至于他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之例所撰之《中说》，今仍存，其学术思想盖见于此。王通子孙皆颇出色，以王勃最为后世所知。通、勃的关系及著作，请参见《旧唐书·王勃列传》，卷一九〇上，页525B～525C。
[24] 王勃于675年死于意外，年龄未及三十岁（《旧唐书》本传谓二十八岁，《新唐书》本传谓二十九岁）。王勃承其河汾家学，九岁时即读颜师古《汉书注》而批评其得失，后来又补撰其祖王通的《续书》而使之完备。此书乃王通仿《尚书》者，收录断限是汉至晋。是则王勃亦非仅以诗文著名之辈也。“唐承汉统论”在武则天时代实行，成为官定意识。中宗复辟始废除。玄宗天宝间，又由崔昌重提，李林甫支持，再度成为官方意识。及至杨国忠当政，自以隋朝宗室而复旧，并贬崔昌。详见《新唐书》勃传，卷二〇一，页474A、页474B。
[25] 拙著博士论文《唐代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对此曾有探讨，不论效果如何，唐初此政策是颇明确而坚定的。
[26] 饶宗颐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对唐代此类异说颇有介述及录载，见其书页25～27、页64～67、页273诸文。皇甫湜意见主张“王者受命於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统、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亦即兼重一统和继统两问题者。然而“唐承汉统论”抹杀隋朝曾一统及有所继的事实，远承汉统，固为违心荒谬；不过皇甫湜奸陈闰（元）魏，直以唐、隋、梁、齐、宋、晋相承，实亦同犯于此，而且竟与其强调之“必大一统”前提自相矛盾。司马光自谓分裂之世强争正统，“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故视此为战国，为了迁就编年之便，而以魏、晋、南朝、隋、唐相接，非欲“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他的说法及实际行事仍相矛盾，大有可议之处，但作者无意在此赘论。其说详见《通鉴·魏纪·文帝黄初二年四月丙午·臣光曰》，卷六十九，页2185～2188。
[27] 邹衍大、小九州岛说，参见《史记·孟荀列传》衍传部分，卷七十四，页741下。
[28] 徐先生是就赵翼论《史记》编次“不伦”及“无意义”一事提出解释，至于徐先生又谓司马迁借此提出对武帝内政的批判，及宣扬其反战观念，鄙意恐有推论过甚之嫌。赵文见《二十二史札记·史记编次》（卷一，页5），徐文参见《论史记》（页137～139）。
[29] 参见《论史记》，页149。
[30] 详见《汉书》，卷八，页270。
[31] 群臣意见是由丞相黄霸、御史大夫于定国等共同提出的，望之力排众议，为宣帝所采。正、反意见及最后决定，事详见《汉书·萧望之传》，卷七十八，页3282～3283。汉匈邦交请详见拙著《从汉匈关系的演变略论刘渊屠各集团复国的问题》，《东吴文史学报》第八号。
[32] 班固在《汉书·匈奴传》特录扬雄讨论汉、匈关系的意见，扬雄基本上与司马迁的看法差异不大（参见卷九十四下，页3812～3816）。班固于传末《赞曰》的申论，亦大体循迁、雄的观点，并特引“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语（参见页3830～3834）。
[33] 参见《梁书》，卷五十四，页77A。
[34] 参见《晋书·孙楚列传》，卷五十六，页159B、页159C。
[35] 《史记》八书之中，《礼》《乐》《律》《历》《封禅》皆为文物制度所在。《汉书》大体承之，另立《刑法》《艺文》二志及《百官公卿表》。《汉记》另创《车服》《朝服》。于是谢承、司马彪、袁山松等魏晋时代史家，亦多有《百官》《舆服》等志，显示汉晋文化之沿继，深受时人所重视。今见南北诸正史，多有礼乐律历诸志，但元魏、北周、北齐三书，则无舆服百官诸志；《魏书》虽有《官氏志》，但甚简略，大体上不及南朝诸史般重视衣冠文物也。
[36] 详见《北齐书·杜弼列传》，卷二十四，页34A。北朝承受南朝的修史压力，参见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
[37] 何之元在梁末撰《梁典》，入隋至开皇十三年（593年）卒，其观念实为影响隋唐两认正统的关键。引文详见《陈书·何之元列传》，卷三十四，页45C。
[38] 详见《宋书》，卷九十五《索虏列传》全传，传末《史臣曰》分析南、北对峙的事实，可代表当时南朝史臣一般的意见。
[39] 《周书》特立《萧詧列传》，是基于梁末大乱，宗室纷纷称帝，而其中萧詧则臣属北周，得周支持以抗陈朝之事实。故特立此传，主要不是为了表达正统与僭伪的关系，而是表达宗主国与附庸国的关系和事实。不过，7世纪以后，唐人或主张隋唐继统于梁之说，殆即受此启发。
[40] 《北史·僭伪附庸列传》并非针对南朝正统政权而来，只是收述北朝正统政权涵盖范围之内的僭伪政权。其中所列之“梁”，是指北周扶立的萧詧附庸政权“后梁”，其构思显受《北周书》所影响。《北史》此传只有一卷，见卷九十三。
[41] 宋文帝于453年为其太子刘劭及始兴王刘浚兵变所弑，刘宋有类似汉武帝蛊祸的事件发生。沈约述二凶，极尽天时人事之附会，大有表示二凶天生坏胚之意，鄙意刘劭少年时代即“好读史传”，其詹事即大史家范晔，二人皆与文帝所信任的江湛和徐湛之意气政见不合，殆事涉朋党政争问题而导至兵变也。此传详见《宋书》卷九十九。
[42] 宋以后史臣修史，对僭国、外国、叛逆此一秩序，或略有改变，但大体均脱胎于此期的国史结构。不过，其秩序之更动亦宜留意，因与当时政教观念的变化可能有关也。
[43] 阮孝绪卒于536年，与沈约、萧子显、李彪、崔鸿等约略同时。他在523年完成《七录》，将史部离经析出独立，而分为十二类，其中即有“国史”“伪史”二部，可详见其《七录序》（收入《广弘明集》，卷三，页7上～20下）。
[44] 如“正史”类收入谯周之《古史考》、徐众之《三国志评》；“古史”类收入《竹书纪年》《献帝春秋》《三十国春秋》《淮海乱离志》；显然皆不尽符合正统王朝国史此一界定。不过，《古史考》与《三国志评》，主要针对《史记》及《三国志》而来，颇符合完美主义补注正史的原则，故勉强可得而列之，与所收诸正史训注并也。《献帝春秋》《三十国春秋》与《淮海乱离志》，则是分别补汉、晋与晚梁之阙者，亦为勉强而列之者也。至于《竹书纪年》一书，则为先秦晋、魏之国史，而非属正统王朝者，第牵就其编年体裁而收录耳，最为不纯。
[45] 参见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12月一版，页15～24。
[46] 见《秦本纪》该年，卷五，页56上。
[47] 《史记·六国年表》，卷十五，页199上～下。
[48] 参见《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24～1327。
[49] 参见《通志·总序》，页志一上。
[50] 参见《五代史志·经籍二·史·正史序》，收入《隋书》，卷三十三，页957。
[51] 关于此问题，请详见本书第四章。
[52] 一般说法，根据桓谭之言，谓《表》旁行斜上，取法周谱。司马迁确曾引用谱牒、牒记诸史料，故作者无意否认此说。这里论及《表》，是取其编次年月以扼述史事此一基本结构也。至于《左传》原来是否编年形式，作者及撰述时间究竟如何，疑古派类多置疑，此事于此论之不便，暂采刘、班成说也。至于章氏说法，详见《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
[53] 参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页269下～270下。
[54] 刘歆利用《史记》印证《左传》，主要焦点在记载的可信性、史料的权威性，及天意史观对汉朝的正确性——倡汉属火德说——三者，详见本书第五章第四节。至于杜预，焦点主要在体裁、文意与所记事也。
[55] 史文之外另有其意义，此观念正式由孟子提倡为理论，杜预在此提出“文意”与记事之说，足以启发晋史家们之兴起。晋世史家大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如何如何，以批判当时，详见本书第九章第三及第四节。
[56] 有关荀悦的家世学术，以及撰《汉纪》的构思，请参见《后汉书·荀淑列传（悦附）》（卷六十二，页2062）及《汉纪》之序（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
[57] “晋元论”争议及陆机党附张华、贾谧，作者曾论述之，请参页252～253。
[58] 班固入内撰《光武本纪》，束皙撰《晋书》帝纪及十志，分别见《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24～1327）与《晋书·皙本传》（卷五十一，页148A）。按：束皙亦为张华所欣赏者，也被荐为史官；束皙与陆机皆撰就帝纪，情况约同，实可寻味，惜史料阙乏也。至于机书称《晋帝纪》，见《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上》及《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
[59] 详见《晋书·干宝列传》，卷八十二，页222D。
[60] 详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
[61] 《史通》，卷九，页263。
[62] 据《晋书·干宝传》（卷八十二，页222D），干宝曾撰《春秋左氏义》《外传》等。
[63] 详见《史通》，卷四，页88。
[64] 晋著作郎乐资似承编年复兴潮流，而采《战国策》及《史记》二书，撰为《春秋后传》，续自鲁哀公，以迄于秦二世止，于是自《左传》以至徐广《晋纪》，历代编年国史系列已完备。乐资《晋书》无传，详见《史通·六家·左传家》，卷一，页11。
[65] 详见《史通·序例》，卷四，页88。
[66] 该书即今《后汉书·代序》。参《后汉书》，页1～2。
[67] 此言为魏澹论史所引，参见《隋书·澹传》，卷五十八，页1419。
[68] 刘昭为当时大文豪江淹之外弟，《集注后汉书》一百八十卷，世称博悉。他又将司马彪书诸志抽出，补入范书，使之更完美周悉，即今见之版本也。伯父精于注晋，而尤好干宝；侄子博于后汉，而雅推范晔，二体之两宗师，皆为其伯侄二人集注矣。刘昭推崇之言，详见《后汉书》所附《后汉书注补志序》；昭传见《梁书·文学列传》，卷四十九，页68C。
[69] 详见《史通·序例》，卷四，页87～88。又：序例关系史著体裁结构之完美性与严密性，可参见檀超、江淹为《南齐书》所立之条例；《南齐书·檀超列传》，卷五十二，页84A。
[70] 分别见《史通》，卷四《题目》与《论赞》。
[71] 本书第十章第一节论及三君主撰史现象，如宋孝武帝为刘义恭、梁简文帝为昭明太子、梁孝元帝亲撰《孝德传》与《忠臣传》等是也，皆王室偏好国史纪传体者也。
[72] 裴子野兼擅古、今二体，其史学成绩详见《梁书》本传，卷三十，页44A、页44B。
[73] “萧方等”，两《唐书·艺文志》误作“萧方”，不知梁元帝诸子以“方”排名也，参见《梁书》，卷四十四《忠壮世子方等列传》。熊襄著作，附见于《南齐书·檀超列传》，卷五十二，页84A。
[74] 范晔约于424—445年撰《后汉书》，此前已曾评论古、今二体之优劣，如前文所述。王韶之原为编年名家，为晋史臣，奉敕修国史（宋），即弃编年而用纪传，卒于435年。继承者何承天、裴松之等，皆为纪传体（韶之名著为《晋安帝阳秋》，以此任佐郎，续东晋末期史，有《晋纪》十卷。其事迹参见《宋书》本传，卷六十，页165A、页165B）。谢灵运奉敕修《晋书》在426年，其人乃大文豪，于史学殆无深究，且于433年被杀。他之采用纪传体，殆承范晔之旨，遵王韶之例也。
[75] 元帝倡议见其所著《金楼子·戒子篇》（卷二，页12），阮孝绪分类及《正史删繁》，可参见其《七录序》，收入《广弘明集》，卷三，页7上～20下。
[76] 详见《魏书·崔光列传》所载崔鸿《上十六国春秋表》，见卷六十七，页154C、页154D。
[77] 参见《魏书·邓渊列传》，卷二十四，页66C。
[78] 关于崔浩注经修史以致祸，及高允续修情况，可参见《魏书·高允传》，卷四十八，页109C～112C，本书第十章第三节亦颇论之。
[79] 有关李彪等议论及北魏当时史坛活动，请参见《魏书》，卷五十七《高佑列传》、卷六十二《李彪列传》，卷六十七《崔光列传》。本书第十章第三节亦颇论及之。
[80] 参见《隋书》本传，卷六十九，页1601～1610。按《史通》多处称赞王劭，尤推崇其能以当时之语撰史；然而修《隋书》之史臣，则正好对此贬抑，所见显然不见。
[81] 参见《唐会要·史馆上·修国史》显庆元年七月三日条，卷六十三，页1093。
[82] 详见《史通》，卷十《辨职》《自叙》及卷二十《忤时》。《自叙》谓退而见志，私撰《史通》云云，然《辨职》末段，直喻欲私修国史。殆知幾本欲退而私修国史，后恐干犯禁例，故改变主意修撰《史通》，以见其志也。
[83] 吴兢有“今董狐”之称，恐史德更直于知幾者也，其白衣私修分见于两《唐书》本传及《唐会要·史馆》类。按吴兢二书原即私修，历二十余年未就，后以丁忧居家，请政府资助其完成。玄宗勅就集贤院内修撰。后外放任官，兢将史稿随行。故其书相当于官准私修及在外修史，如班固故事也。
[84] 参见《二十二史札记》八朝史至宋始行条，卷九，页123。
[85] 国史编年纪事之始，殆当自周厉王“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秦自文公始有史，时在周平王时也；且《秦记》迄无编年，则东周之世，某些诸侯国史仍因旧传统而未编年者也。《竹书纪年》记三代皆不编年，编年自晋、魏始。是以疑编年体创行，恐不早至周公，此议可待再有新出土之文籍，始能定论。
[86] 详见《史通》卷十四《申左篇》。刘知幾在该篇申《左氏》而贬二传，持论多由史学性质及史料学出发。
[87] 《五代史志·经籍志》史部分为十三类，刘知幾论史分为正、杂共十六类（详见卷一《六家》及卷十《杂述》），显然反对其前辈之分类法。刘知幾曾任秘书少监，典掌坟籍，也颇精于校雠目录之学。
[88] 按：之元指出记事之史不仅只有《春秋》一种，此即启示刘知幾究溯史学渊源分为六家之关键。自孟子以来即言春秋乃天子之事，孔子为之，故有知我罪我之惧，而之元于此又特指出《春秋》仅是诸侯之史，使其神秘性与权威性降回原貌也。参见《陈书·本传》所载《梁典序》，卷三十四，页45B。
[89] 何之元卒于593年（开皇十三年），魏澹则约在此时奉诏重撰《魏书》，引文见《隋书·澹传》，卷五十八，页1419。
[90] 崔浩史祸受此批评而生，牟润孙对此曾有评论，参见其《注史斋丛稿·崔浩与其政敌》（香港，新亚研究所，1959年8月，页81～93）。孙、干评论见《晋书》，卷八十二《史臣曰》。
[91] 《文心雕龙》（王久烈等译注；台北，天龙出版社，1984年1月再版）《史传篇》，自后半篇论吕太后立纪之事起，除讨论立凡例而引编年史外，主要皆以纪传体为主。
[92] 班固《汉书》及陈寿《三国志》以后，纪以序帝王，传以叙卿士，盖本于班彪。但班彪之议，有强烈的正统主义与正名主义色彩，陈寿列魏为本纪，列吴、蜀为列传，正是彻底奉行彪议而引起争执之处。假若陈寿祖述史迁，列吴、蜀为世家；或效法班固，列二国为载记，争执恐不会如此久而烈也。又班固《汉书》仍法《史记》有表、志，《三国志》则是实行班彪单一体裁之意见。陈寿师自谯周，谯周乃巴蜀学派大师，受班彪之影响者也，请详见本书第七章一、二节。
[93] 许冠三《刘知幾的实录史学》对此一再提出，尤详见于其第二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
[94] 《史通·申左》，卷十四，页421。
[95] 知幾就体裁论易读难读，大体如此，但就其他角度而论者，于此不便多赘。例如，《载言篇》论《左传》“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而《史》《汉》则“令披阅之者，有所慒然”，虽颇涉“传”体之文字结构问题，但大体由方法论上出发，参见卷二，页34。
[96] 参见《史通·二体》，卷二，页29。
[97] 他论二体各美并行，废一不可，最后声言“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指《左传》）而已”（见《史通·二体》）。干宝显然曾作此主张，而知幾反对之也。
[98] 《史通·六家·史记家》，卷一，页19。
[99] 参见《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页1324～1325。
[100] 详见《史通》卷九《烦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