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方为前朝修正史的观念意识
前面析论“以史制君”观念之兴起，为三国以降的史坛，带来了复杂而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的层面相当广泛：对民间私家而言，修撰一代国史的数据，已逐渐走上由政府控制垄断，最后甚至明令禁绝私修的途辙。这种不约而同，各朝代大体先后沿袭的政策性发展，对原本蓬勃发展的私修风气是一大挫折，尤其对私修当代国史而言更为甚也；相对的，史家在“此路难行”的情况下，颇或转折于传记史学（包括志怪史学）、谱系学、方志学等范围，对史学这些领域颇有促进发展之贡献，而唐、宋以降小说、笔记之大盛，当亦与政府基本上持续此政策有关。
作者又指出，“以史制君”实为经世思想中最尖锐的观念，统治者除极少数，如北魏孝文帝，愿意接受这种制约外，大部分多不愿受制于此。这种矛盾的存在，将导致统治者之密切控制修史。此即魏晋以降整个官修体系及措施之诸种改革的重要原因。进而甚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发挥，向来以政、教两层面为主，随着经学的衰退而落实于史学，且关系王室声誉、政治统治及国祚修短甚巨，因而统治者遂一面加强控制修史的体制措施，一面亦因势利导，借史发挥经世之效果，逐渐步上统一史事的解释权与批判权于官方。
若不妨碍私人或其他方式的研撰，由官方统一价值标准，透过历史批判以发挥经世致用；或由官方召集人才，研集史料，修辑成较具实用性之史著和史纂，以达致用目的，原则上皆为史学可行之途。但若官方统制过切，必导致“学术为政治服务”极端之危机，对史学之为独立学术会甚为伤害。汉魏以来，史著失实，史书一再重修的现象早已出现。唐朝官方一再大举修撰各类历史，亦极力提倡经世致用精神，加上开国祖宗自始即有难言之隐，不幸继世又常政潮汹涌，则上述现象不仅未随新时代的盛世昌明而结束，抑且为之更甚也。唐朝史官始终有秉持及高倡“实录史学”者，故较之两宋以降，又为不幸中之大幸。
总而言之，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种种发展及现象，殆可归因于史学经世致用精神之极度发挥。在此前提下，又可析论为史家（史官）之尖锐提升“以史制君”精神，与统治者（君主及掌权官员）反制“以史制君”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所以形成者也。唐、宋以降史学，尤其官修史学的特色与发展，不明于此者，遂将无以论之。上章已简略论及唐朝前期史坛活动的重点，兹就此作基点，进而较详细讨论其思想观念之表现。
世称二十五史者，成于唐凡八部。除659年（高宗显庆四年）李延寿私修之《南、北史》外，余六部皆官修。其中《齐》《周》《梁》《陈》四史，隋朝已分命李德林、王劭、姚察等修撰，因隋末世乱，未克完成。此外，隋文帝命杨素、陆从典续《史记》，以部帙庞大，因世乱亦停。文帝又命魏澹、颜之推、辛德源重修魏收之“秽史”——《魏书》，其后炀帝以为未善，复敕杨素、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二度重撰，因素薨亦不克成。[1]唐初修前代史，盖承此遗绪，竟其未成之业也。第诏命萧瑀、王敬业、殷闻礼负责《魏书》三度重修未成，另成《隋》《晋》二书，此其异耳。
官修、私撰合成八史，于正史比例占三分之一，实为中国史学上重大之事。后人以其事触目显著，遂谓为前朝修史，是后一政府及史家所应负起之责任云云。抑且推衍之极，致有谓此为史家责无旁贷之使命所在，甚至夹杂浓烈之政治意识形态于其中，驯至被修之国有恐亡之惧，修撰之国有使亡之意。修撰国史渗有政治目的与作用，由来久矣，视为前朝修史是必然之责任者，唐以前殆未尽然。
唐初大举修撰各种史籍，思想意识相当复杂，不易一言以概之，但可先从令狐德棻的首议入手，由其明显可知的观念着眼。
德棻是敦煌右姓，家族与北朝政治关系密切。他是唐朝首任起居史官。唐当时承开皇律令，内史省置起居舍人，而无起居郎的建制。他从617年（武德元年）任至622年（武德五年），甚为高祖所信任。武德四年十一月，德棻从容言于高祖云：
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
陛下既受禅於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2]
此首议显然可见的，内里蕴有几种观念及意识：第一，“正史”及为前朝修“正史”的观念。第二，“史文绝续在己”，须及时修撰的使命意识。第三，欲藉此确立周、隋、唐国家承传之正统观念。第四，为先世存“功业”的观念，有为唐室开国建立光明面的政治意向。
这四大类型的观念意识，的确其来有自，各有思想渊源，作者对此四者在隋以前的发展及内涵，已曾反复论述，为了更清楚了解唐初君臣大修前代史的观念，于此实有再扼述四者关系之必要。
四者之中，起源早者为第二及第四，经司马谈、迁父子于《太史公自序》郑重申论，遂渗入后世许多史家史官内心之中，诚中国史学传统精神所在。一、三两种，渊源则殆不早过马、班史学之创行，其重大发展且晚至5世纪南北朝以后。
《太史公自序》申言：“余尝掌其官（太史令），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家世、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是因史文绝续在己的意识，而提出之史及时修撰、使不灭亡之“史不可亡论”。这种观念理论，实司马迁上承先秦史学以发挥，而及于后世者，表示了史籍需待我及时而修，无须假手后人的一种认识。基于此故，历代王朝皆置史官，各及时修国史，不待国亡之后，后人整理其文献档案，越俎代庖也。晋以前未闻后朝为前朝修史，主因在此。[3]盖国史需各自修撰，后朝无此责任或义务必须为前朝修撰也。
在此观念习惯之下，史书无所谓“正史”不正史，每代史官接续而修，尤以前辈史官所未修之其当代史为主，更未限以政权为单位。这种不一定以朝代为单位的修史习惯，殆为古代史官对历史延续性的了解与表现，所重视的是继古通今的形式和精神。《竹书纪年》由夏、商、周、晋以至魏之“今王”，《史记》“上记轩辕，下至於兹（汉武帝）”；其未及修者，魏有史官续撰，两汉有诸好事者纷续《太史公书》，正为中国上古史学常态之现象。诸生引周史以议今制，李斯竟能以“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为由，行其秦火之毒，盖亦以当时继古通今之史学精神为据耶？是知此上古史学精神形式，与东汉以降大不相同。《史记》以前，古人盖无所谓分期论之观念。《史记》以来，由五行学说衍生历史分期论，及《汉书》出，历史分期论又以政权始末为分期单位，于是历史以国朝为分期之观念始形成。5世纪范晔力辟干宝编年古史复兴之风，而挽纪传新体之狂澜于既倒，其论据主要为“网罗一代，事义周悉”。8世纪刘知幾申辩断代、通代之争，力主断代可行之坚强理由，亦为“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也，前文均已论之矣。以国朝为分期之观念，即是为前代修全史的前提。若狭义化或意识形态化一些，即官方为胜朝修全史的前提也。
“正史”此一观念之普及，最晚不迟至6世纪中期，当时梁元帝之提倡，阮孝绪在学术上之定位，殆皆有功。但“正史”之书，盖指国家一代正式的全史而言，此时殆未专指纪传体，如7世纪中期完成之《五代史志》中，唐朝史臣界定者也。自班固以降，国家全史的观念已生。适上古修史习惯下，国家每至末期，常因动乱，史官失职，无法修完史者，恒为常态，故自修国史势有缺尾之憾，甚难为全。《东观汉记》在魏晋，虽与《史》《汉》并列为“三史”，但缺尾终以为憾，是以继起以修成东汉全史者，先后以十数。3世纪之司马彪是其中一人，所撰《续汉书》重要理由之一，即为《汉记》自“安、顺以下亡缺者多”，故“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之重撰。[4]为前朝修全史之风气，自3世纪以降，遂由谢承、华峤、司马彪、陈寿等史家带起，加上嗣后政权兴亡快速，亦提供了史家私修之园地。青年史家如沈约，“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隐逸史家如臧荣绪，早年亦“括东、西晋为一书”，以“弥纶一代”。[5]姑不论这些史家另有完美主义的理想，要之，其基本上即是欲穷一己之力，为前朝修全史也。史家私修风气既如此而旺盛，政府亦因势以为之。420年刘裕建宋，命晋末期史官王韶之掌国（宋）史之余，至文帝刘义隆，复于426年（元嘉三年）敕文豪谢灵运修晋史，盖“以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为念也。[6]这与宋文帝学识或许有关，但魏文帝曹丕学识更佳，何以竟未下诏为汉修史？是则真正之关键，盖为民间修全史之风气已盛的缘故。灵运被杀，晋史未成，虽未闻文帝另诏当时史家如范晔、何承天、裴松之等踵成之，然官方此风既开，至6世纪，梁武帝即敕沈约修《宋书》，而准萧子显撰《南齐》。陈踵之，亦敕姚察撰《梁书》，官修前朝史之习惯遂开始形成。令狐德棻于7世纪初建议修五代史，对唐而言可谓近代之习。至于德棻所谓“正史”，寻其文意，基本上指正式的国家全史而言也。
国家全史逐渐发展成为“正史”，实与正统论有关，前文论之甚详。原夫班固著《汉书》，政治观念与哲学思想实为其两大创作动机。《汉书》断代为史，国家主义的本朝意识，和天意史观的德运学说，实为其撰述的指导思想。一个王朝代表一种德运，亦即一种历史形态和一个分期阶段，于是断代为史的国家全史遂产生。不过，自班固始“究汉德之所由”，解释统绪的承受，并非专以本朝之统必须继承胜朝之统不可者。班固依刘氏学说之推定，认汉德属火，解释汉绍尧运，越秦、项而继周。[7]这种正统论之“遥继上古说”及“超越上继说”，至习凿齿《晋承汉统论》之鼓吹而极。在政治与史学均可引用此类解释之下，后一王朝之正统，未必皆须承自胜朝不可；斯则后朝亦无须基于为解释正统承受之关系，而必须汲汲为胜朝修史。官修前朝史惯例之晚成，与此观念颇有关系。
大体在政治上，魏认继汉，晋谓承汉，继承汉朝乃最现成之事实。汉、晋史家提出“超越上继”诸说，反而是唯心的理念，只会对历史事实之发展造成解释上的纷争。自5世纪初期进入南、北朝以后，正统之争原则上出现在敌对政权横面之间，至于前后政权直线的授受关系，大约已然奠定而鲜争议——亦即一政权与敌对政权争正统之时，必然宣称自己奉天得统，并同时解释自己的正统来自胜朝，而该胜朝也必然为正统。南朝如此，北朝迟至5世纪末期孝文帝、李彪改定其统绪以后亦然。[8]正统之争的直线授受关系既然出现固定的模式，则官方为本朝修国史之余，势将本朝之统绪衍绎于胜朝，而逐渐注意及重视为胜朝修全史。这是前面分析四种意识观念间，由第二种过渡至第一种，复又过渡至第三种也。
宋文帝是现可确知首位正式为胜朝修史的君主，基本上由“全史”的理念出发。至梁武帝时所修之《宋》《南齐》二书，似因“正史”观念已出现，遂颇有为前朝修“正史”——正统王朝正式的国家全史——之意。晋史当时起码有三部名家私修之著作：即臧荣绪、沈约、萧子云三部晋朝全史。梁朝虽未敕命官方重撰，但敕修之《宋书》、御准之《南齐书》，已足可与上述任一《晋书》，合成一正统的统绪系列，对北魏宣称继承西晋造成甚大的意识形态压力。高欢当时专制魏政，官吏贪渎公行，杜弼以此建言整顿。欢云：
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宇文泰）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9]
不敢惩治贪渎，投鼠忌器原因之一，即为梁武帝在整顿历史文化的事业上，所构成的正统意识压力。所谓“专事衣冠礼乐”，当亦包括修正史——私家如沈、萧之修《晋书》，官方如《宋》《齐》二书及欲取代历代国史之《通史》也。[10]梁武帝压力使高欢心理造成如此大的忧惧，后者重视修国史，而北朝首次官修胜朝史亦由高齐开始，与此殆有关系。
正统授受的直线关系既已出现固定模式，在此情势下，各王朝所修本朝国史虽宣布自己为正统，但说服力显已比不上既修本国史、又修胜朝正史者强。盖后者实拥有了正统承受之宣布权，甚至决定权。6世纪中期是一个混乱的时代，陈朝与建政于江陵的后梁争南朝正统，北周与北齐争北朝正统，南、北朝之间又各争正统。大体上，陈朝官修梁史，而后梁却向北周称臣作附庸，故陈朝取得了南朝正统优势；高齐敕魏收修《魏书》，北周无闻，则北齐取得北朝优势。及至北周灭齐，隋朝灭（后）梁、陈，政治纷争始告结束。当此一统之时，为了取得本朝的正统性，同时促成政治认同与统一思想，于是为前朝修全史，并从而宣布本朝统绪所自来，遂为事关立国根本，须由政府鼎力完成之要政矣。隋、唐不仅仅为胜朝修史，而是扩及南、北各朝，关键殆在此也。
正统的成立基准当然以本朝为准，若依已成的统绪授受模式，隋、唐只须依本朝所自出的原则作思考即可，即：西晋—北魏（包括西魏）—北周—隋—唐是也。据此系统，隋文帝固需重修《北魏书》，并兼及完成《北周书》；至于北齐、梁、陈，未必一定须各独立为史，而依附于魏、周为列传、载记可矣。其后唐太宗重修《晋书》，对与晋竞争诸国，即用此体例。又者，以隋立场而言，此系统也绝非唯一之选择，尚有第二系统——隋承（后）梁、梁承（南）齐、齐承宋、宋承晋；及第三系统——隋承陈、陈承梁以至齐、宋、晋，可供考虑者。只是选择任一系统而将其他王朝列为列传载记，恐皆不厌其他王朝原有臣民之望，徒引起思想、情绪、意识形态之纷争而已。以隋文帝之精明干练，实不会如此笨拙的抉择此要政。他的对策非常高明，分为三种措施：
（一）重修《魏书》。以明本朝承魏、周历数，以符已成之授受关系模式，以免臣民之疑惑。
（二）大举修周、齐及梁、陈四史。以承民间乃至官方原已存在的南、北朝互相承认及交聘，所代表之调和两认趋势；[11]并以示政府之不偏袒歧视，满足各地臣民心理，以促进认同与统一。
（三）效法梁武帝修《通史》以统一历史之故智，敕陆从典等续《史记》，以作全面之总整理。
隋祚短促所面临的历史问题，基本上继起之唐朝也同样面临，但其间颇有差异。如隋朝于统一伊始，需解决本朝正统渊源诸问题，而唐则不然，起码并不那么严重。盖唐朝只需宣告统绪承自隋即可，隋当年所努力者，正已为唐统渊源铺了基础。故令狐德棻首议修五代史，原则上只欲继续上述隋朝之一、二两种措施。这种措施隋、唐官方持续为之，而当时民间史家私修，如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之《南、北史》，亦基于同样观念意识以进行修撰也。唐高祖异于德棻所建议者，厥为修《魏书》。德棻既以陛下承隋、周历数为言，正是一针见血，最能代表当时一般官修胜朝史的动机心态，而能动人主之视听者。隋不满魏收偏党北齐，以成《魏书》。但隋两次修《魏书》，大体已成，而犹未尽善，是以高祖既以历数直系所承为念，则必然有指向《魏书》之思，继承隋朝未竟之第一种措施。所颁《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大体据德棻意思而伸言。不过其中特谓“自有晋南徙，（北）魏承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北）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云云，[12]表示高祖认识北齐、梁、陈之正朔乃出于自命，真正正统所在，乃西晋、魏、周、隋一系也。既有此认识，且修史政策承之于隋，则德棻虽不言，魏史固当重修也。官方为前朝修国家全史，动机至此已渗入正统论观念而日盛，则德棻之所谓“正史”者，已不可纯粹视以“全史”之意义矣。
正统统绪授受的模式，至隋、唐已奠定，于是国家为本朝争正统之同时，也必须为胜朝争正统，所谓“超越上继”诸说，由是被视为荒谬不可据者。在此趋势下，官方为胜朝修“正史”，遂变成继起王朝的重大政治考虑。不过，在六、七世纪官修胜朝正史逐渐变成义务之时，同时也颇有变为责任的趋势。要之，官方为异姓、并且政权被己所篡夺的前朝，犹有此义务，则正统问题而外，是否另有关键因素？
欲解答此问题，有两个方向可供思考：第一，自魏、晋以降，王朝的建立多假“禅受”以成篡夺，官方修史可以文饰之，以免影响本朝开国的正义性。第二，传统史学有褒贬功能，因而也产生隐恶扬善的特质，善于利用，可以增添本朝开立国家之光明面，有利于统治，更有利于统治阶层的现行声望之建立，及历史地位之提升。此即令狐德棻首议的第四种观念意识之问题也。这些问题，经常在修撰国史时发生，由此而延伸至修前代史，而其渊源可上溯至先秦。王充之问孔刺孟，刘知幾之疑古惑经，可以视作后人对先秦史学的检讨；其实孟子怀疑周史记武王伐纣，声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先秦史风即可见一斑。
司马迁建立新史学，父子在《自序》中极力推崇周公能宣扬先世之美，以不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为惧，不述明圣盛德、卿相事业为罪，表明史著有此功能，史家有此义务，影响极大。刘知幾即称引此旨，倡言“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并以此原则，批评其近代史学久矣不知此义。[13]寻夫司马氏父子之出发，颇有“君子成人之美”的意思；不过，其立场原则是坚持在实录史学上的。迁申言对汉兴以来将相名臣的撰述原则，是“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14]否则，《史记》若“唯记善而已”，尚有何“不虚美，不隐恶”可言，且为何被人诬为“谤书”也？实际上，司马迁之意，是在历史人物及事迹善恶皆书的基础上，对其人其事之光明面加以重视推崇，以见成人之美的温情敬意。刘知幾之言，易使人生误会，以为史书唯记善人善事而已。第一个修国家全史的班固，为突出汉朝之正义光明而撰《汉书》，殆即有误会史迁之意的嫌疑，故其著作被傅玄评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自班固始，东汉以降，史官即在有意无意之间，或当局干预之下，有多记或唯记其善之倾向矣。例如，王沈等官修《魏书》，时人评价甚低，称其不及陈寿之实录。而事实上，陈寿私下对魏、晋易政之际，亦多所回避不书，但略记其较明显可书之事迹而已。[15]
魏晋以降，政权“禅受”原本就多行不义，当时权臣常假“如魏辅汉故事”“如伊、霍故事”“如诸葛亮故事”等名义专制，渐行篡夺，时人固多知为自欺欺人之事也，且至腾笑于胡人之口，迄唐初犹以为言者。如石勒拒刘曜“如曹公辅汉故事”之诏，声言“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懿）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此与唐太宗问萧瑀“隋文帝何如主”，瑀答以“励精之主”，被太宗批评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正同。据太宗分析，隋文帝之励精，是由于不肯信任群臣；不肯信人则由于性至察而多疑；性格所以如此，则是由于“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之故也。[16]石勒曾坦率宣称“赵王、赵帝孤自取”，而不欲假让以狐媚取他的天下，诚两晋、南朝诸主所少见者。
诸主愈是狐媚取天下，则修国史时，必干预史官以行文饰之事，这是可以想知者。建立势力、渐行篡夺的事迹既在前朝，则其干预必延及前朝史，亦可想知。盖使不义转变为正义，使正义变得更光明，此于六朝玄、史、文、儒、道、佛诸方内、方外各学术中，最能从史著之研修文饰而奏功。官方为前朝修正史，此为重要意识之一。加上汉以来禅受模式，皆以刘氏学说——五行相生说为基础；亦即一德渐衰，则一德渐兴，“王迹所兴”之美，则为天命眷顾斯在也。因而，诸主多尽可能上溯其世德代功，以明本朝天心所渐顾，不可以势力强也。前述令狐德棻所言第三、四两意识观念，遂于此处紧密契合。
不过，透过修史以述先世功德，以明天心所渐的意图，在4世纪的大批判风气中，受到了挫折，东晋首任史官干宝，奉敕书晋室帝王美迹之余，严正而大力地批评其“创基立本，异於先代”，非如周朝先世之屡代积德累仁，以邀天命。[17]自后史官、史家承风而起，使南朝诸主不敢过分虚美其先世王迹，述王迹所兴，不过及身而已。南朝开国诸主，皆及身篡夺以建国，先世原无功业可美。加上干宝等前例为鉴，做贼心虚之余，更不敢从先世大做文章。
南朝如此，北魏情况则不然，拓跋氏以部落崛起，原即无魏晋以降篡乱之迹，故褒述先世之美，正可以证王迹之兴。汉人启导他们汉化，也启导他们利用修史，以完成建国理论根据，并以此向南朝争正统。影响北魏修史最重要的两位史家，厥为崔浩与李彪。太武帝诏崔浩监总修史，诏书即以“昔皇祚之兴，世隆北土，积德累仁，多历年载”，至太祖道武帝而“协顺天人”“应期拨乱”，由此历数，以至太宗及其本人之功业为言；声言“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云云，故责命崔浩领导史臣以完成国史。由此可见，北魏修史，自始即彻头彻尾地，以记述先世功德天命及本朝正义光明面，作最主要的指导观念与原则。[18]中期已降，李彪助孝文帝大事推动史学建设，君臣之共识，仍以此为出发基准，声言效法司马迁父子。以孝文而言，则是“惧上业茂功，始有缺矣”；以李彪而言，则为唯恐“东观中圯，册勋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19]是则北魏前后修史及兴革，记美书善，一直是最主要的指导观念与意识。正因此故，所以《北魏书》之《序纪》，追纪二十一帝，含序统、原始、追王诸义于一篇，最为二十五史所仅见之特色，亦见北朝史学这方面的观念意识，表现得较南朝为明显而浓烈。
北朝官方首次为前朝修史，在551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二年，西魏文帝大统十七年，梁简文帝大宝二年。论其风气所自，则有由南传至北之趋势；论其政局所示，则魏犹未亡，魏文帝仍承孝武帝西迁之统绪也。由此以言，则高齐为魏修史，虽或有宣布魏朝已亡之意，然而其实另有一番其他动机。此即上承前述北朝论述功德王命、光明正义之强烈史学意识是也。魏收自述其于魏末求修史职时，崔暹当时言于高澄（洋兄）曰：“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故高氏父子用收为史官，甚至纵容其贪贿，无视其史笔上下其手，即此之故。高欢（洋父）所重视，而黾勉于魏收者，仅以“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为言而已。魏收对此言之不讳，且颇有得色者，盖虽蒙承意曲笔之恶名，然却能得主子之宠也。魏收既以此自得，故文宣帝高洋问其志时，收乃答以“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文宣帝亦冀父兄先世霸王功业之能完成，乃诏收专其任，敕勉以“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帝诛史官”！[20]北朝由修本国史转移为修前朝史，其间之指导观念与意识，于此显然可见。
关于北朝意识现象，其中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与注意：
第一，汉代史学，若以马、班为主，则以书先世功业、对扬王休为最显著的意识观念。若以《东观汉记》及司马昭命王、沈等所修《魏书》为主，则汉、晋之际，上述意识观念已有改变。即命令修史的君主权臣及执行修史的史官，已有浓厚的隐恶虚美之倾向，魏晋南朝遂沿此发展。各朝先世严格说并无功业可言，欺篡之政治亦往往乏德美可记，因而各朝史官所书，尽管表面上美善不绝，却鲜有君主史臣，尚敢公开倡言马、班所伸之观念意识者。北朝则不然，崔浩、李彪本马、班所代表之汉代史学，而值拓跋有先世努力之功、本朝汉化之美，故君臣相继对此观念意识作鼓吹阐扬，影响所及，以至于唐。
第二，在前述所谓政权授受的正统模式既固之下，则前朝、本朝，先世、今世，若论功盛德美，必合趋于一。亦即争本朝正统，则必论其正义之德美；既论本朝之正义德美，则必推溯王迹所兴之庸烈，以见盛德邀天之前后一致性。于是统治者及其史官，不仅沿袭传统之重视修撰国史，亦必兼重修撰前史，以使王朝先世、今世美迹盛德，获得一致的评价与地位。由是而言，修撰前朝史实视如修撰本国史之延伸，亦即前史、今史，一以当代意识出发，形式上及精神上，皆视同修国史，以免异书所记功业正义，前后矛盾也。
这方面的表现，基于第一点所述差异，北朝为之更强烈而明显。高氏与魏收、唐高祖与德棻之观念表示，正足以说明之。宋祁于《新唐书》润饰德棻之言，改为：“二祖功业多在周，今不论次，各为一王史，则先烈世庸不光明，后无传焉。”[21]语虽改饰，犹能有得于此周、唐一脉相承之意识，表示先世今世，王德一致以兴，需由本朝修之，以见载于不同的正史而已。
北朝史学顺着此两点看，则唐初某些修史问题可得而明。
首先，唐太宗于贞观九年（635年）谓公卿曰：
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於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东汉光武及明帝）故事而已哉！[22]
贞观集团极重视君臣一体之团队意识，《贞观政要》一书甚多此方面的讨论。此条不但可见其团队精神，抑且知其君臣互勉努力，以共享流芳万世、入史不朽之盛果也。读我国史即知我等粲然之鸿勋茂业，正是北魏、高齐修史精神意识所鼓吹，而为唐初君臣所着力发扬者。
太宗既有如此浓烈的历史意识，则其要求史官书其善美、对扬王休，要求史官解释其玄武门兵变为“周公诛管蔡”，要求躬阅国史诸行为及思想，可以想知。此特就唐朝国史修撰之影响与干预而言也。其次，当时官修五代史（取消重修《北魏书》计划）犹未完成，以此团队努力共垂不朽之精神意识而言，史官论述王业所兴而追及先世，必然亦兼及君臣集团全体成员之先世功业，以作天命使然，乃是君臣诸人从先世即积德累仁，最终荫及后人，汇合以成王业之解释也。五代史诸史臣褒美君主及其先世之余，往往亦褒美诸同僚史臣先世，以及于其他将相大臣同僚先世。此举尝被批评质疑，不知后世修史之背景与意识，与此时实异其趣。
例如，金文淳整理令狐德棻之《北周书》，疑德棻对北周时其同僚之先世颇事隐恶扬善，而批评云：
当周、隋时，柳虬、牛弘各有撰述。德棻等撰次，不外柳、牛两家，然其中颇有可议者：虬为周臣，多讳周恶。弘入隋代，便文隋过。在虬与弘，初无足怪。德棻等身居异代，而史不直书，其失甚矣！[23]
实则周、隋两王室各以一己之力，绝不能为篡。其所以能为篡夺者，乃集团力量所以致之也。当时为门第社会，周、隋助主成篡诸臣，其子孙亦率多为助唐“太原起义”及“周公诛管蔡”之人也。这些人多反复于魏、周、隋、唐政权之间，翻云覆雨，以建武功冠冕。若执忠君爱国原则以绳之，虽周、隋、唐王室先世及创业君主本人，犹得视如叛逆奸人，何况助之者耶？叛逆凶奸，何以能兴王立功、盛德邀天？顺此解释，绝不符官方修史之目的与意识，可以知之。史臣修五代史，不得不以魏、周、隋、唐正统授受为史观，故助周、隋得国，遂得视为助顺，扶义俶傥者。如德棻先世与周、隋关系密切，祖父整尽忠效力于宇文泰。泰至谓“方当与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贵”，复赞整“卿勋同娄（敬）、项（伯），义等骨肉”，遂赐姓宇文氏，宗族二百余户并列北周属籍。德棻父熙亦有功于周，后助杨坚篡位，以本官行纳言（侍中）。是则德棻若书周、隋之过恶，一者不合官方正统之旨，一者亦无异自书父祖之助纣也。以此推之，恐至于可能以唐之得国及己之助唐为非也。本朝国史，君臣上下，尚有鸿勋茂业之粲然可观耶？
在德棻首议的后两种观念意识指导下，复因今史（唐史）与前史诸解释必须有一致性的需要，因而书法上必然以周、隋、唐相继得天统而为正，而助其主得天统者为顺，以释述史事。如此的书法取向，是变应为直书事实的问题，而为价值解释的问题也。在此转变作用之下，君臣本人及其先世之篡逆及帮助篡逆，始得分在不同之正史中，取得前后一贯的解释，并显得世济其美。如令狐整助宇文氏篡魏，德棻所撰《周书》整传，即推崇其父祖立名取位，克保终吉，比之以“韩信背项，陈平归汉……转祸为福可也”。德棻曾撰《令狐家传》一卷，当亦不出此意。故魏征撰《隋书·令狐熙列传》，亦专述熙之光明面，以示敬意；且在传末提及熙有四子而不名，但曰“少子德棻最知名”云云。[24]他如《隋书》述李德林由北齐仕北周，助隋文帝践祚，而不力述其恶，盖同僚史臣李百药（德林子）故。姚思廉不评述其父姚察之分仕梁、陈、隋，一如李德林例，兼且反之着力推崇其父文章助国。至于房玄龄、长孙无忌、高士廉等先世，亦在各书见其光明面。表示武德、贞观君臣，积德有余庆，先世后世，皆能知天命，识形劳，以建功名者也。
王劭在隋长期任史官，曾撰就（北）齐、隋二史。刘知幾一再推崇其史学，盛称其“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25]但魏徵《隋书》劭传，却一再诋其人格鄙劣，对其史著予以恶评，然而又不得不承认及佩服其为学“精博”，用思“专固”。二者评论差异极大，恐问题之关键，在王劭之能直述唐君臣及其先人之事迹，而立场评价与唐君臣不同耶？知幾力辞史任，提出官修制度“五不可”之时，其第三不可即直谓“王劭直书，见仇贵族”。则王劭被唐初史臣恶评，可想而知。[26]刘知幾一再批评“皇家修五代史”，称其“或以实为虚，以非为是”；更直谓德棻《周书》，“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27]此则不待金文淳评于后也。
《新唐书》以来，世人或以知幾“工诃古人”，实则被诃者多有可议可疑之处。知幾批评五代史及《晋书》，多由方法论入手，而少从观念意识着眼，但也绝非完全未体会其前辈史臣之思想意识也。唐朝史臣书唐朝开国初期历史，真实性极有问题。他们所修之五代史亦复如是。或许唐初史臣修前代史，未必刻意“曲笔”，但是基于令狐德棻首议诸观念意识，如前面所析论者，则其修史的效果，固有虚美隐恶如曲笔之效也。回思魏收《魏书》之所谓“秽史”问题，收一方面固有上下其手的主观意志，另一方面却又实承高氏父子记述功业之意识，如德棻所议者，遂使其书成秽物。学术之首要，在为学术而为学术。虽讲究经世致用，必不能喧宾夺主。过分突出史学功用论观点以指导及约束修史，终必有反害诸史之本身者，《魏书》及唐修五代史，上述析论正宜为吾人所重新深思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