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令狐德棻首议修前代史，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唐高祖下诏修六代史，此时德棻已转迁秘书丞。德棻奏请重金搜募遗书，盖为修史之故。[29]德棻负责募理群书，至贞观三年（629年），始群书“略备”。按：武德七年以前，天下犹未底定，军国倥偬；九年，玄武门事变。如此军国政情，加上群书未备，六代史之不能完成，谅可知也。
贞观三年二月六日，魏徵以秘书监参政，一面负责募理群书，一面重开修前代史之局。太宗诏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便推动工作。[30]秘书求书工作，则在魏徵、德棻、虞世南、颜师古等相继主持下推动，实有助于五代史之撰修，终使在贞观十年（636年）正月二十日，得以完成奏上；而五代史志部分，亦得以在显庆元年（656年）五月四日奏上。前后凡二三十年中，最主要的决定及推动力，盖来自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令狐德棻，被动员工作之君相史臣，连《晋书》在内，约在百数，正史之有“御撰”者，亦以此为唯一之例。
大体贞观朝开修六代史，与政局渐安，乃至贞观之治的盛况，与夫人才济济、书籍渐备诸因素，皆有密切关系，然而如此大规模持续开修，实以太宗君臣特富历史观念及意识最关键。《贞观政要·慎终篇》所载一段君臣谈话，有助于对此问题的了解，兹不惮重录如下（前曾引用部分，今仍录之，以见思想交流之全况）：
贞观九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於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
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於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31]
这段谈话，充分表露了太宗强烈的历史意识——他意欲透过读书以吸收为君治国之经验，使自己能入史不朽，获得卓越崇高的历史地位。不但如此，尚欲推己及人，激勉群臣以团体意义，俾共同达到此境界目的。由褒存先世功业以至于己，由己推及于人，实为一以贯之、发展延绵的同一历史精神，断非桓温“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与夫高齐硬欲具载一家“父子霸王功业”之观念意识可比。在此旺盛强烈的历史精神下，唐初君臣的一些行为可得而解。例如，就太宗言，他毅然决定完成未成之五代史，重修晋史，开修、令宰相监修、甚至亲阅实录等行为和制度之建立，胥与此有关。又如就群臣言，史臣们各书其先世及同僚先世之美，甚至本人尚未盖棺，名字先已列于前史——过分提早入史成名的行为，亦与此有关系也。至如两《唐书·魏徵传》，谓征常将其谏诤言行私录，以付史官褚遂良，盖亦由此可得而喻。
这里宜请留意的是，太宗的历史精神和意识，并非自少即有，而与贞观以来读书论学有极密关系，上引文已略有自述。原夫太宗出身高门阀阅，与杨隋有表亲关系，为贵族子弟。关陇士族尚武功，太宗自少交游，亦与豪侠贵族子弟为伍，是以贞观十年（636年）与魏徵论史及于周成王和秦二世，深讶少时挚友柴绍、窦诞等，“为人既非三益”，而自己居然未被熏染变坏。[32]且早在贞观二年（628年）即曾向房玄龄说：“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未定，东征西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自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时行事，大觉非也！”[33]这种深悔当年读书少或不读书之情，溢于言表，故贞观以来，年届而立，手自执卷或使人读而听之的折节行为，遂为之甚笃。贞观十八年（644年），散骑常侍刘洎上书称美太宗之“自励”——“乙夜观书，事高汉帝（指汉光武），马上披卷，勤过魏王（指曹丕）”；并推崇其“自行”——“听朝之隟，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闾里好恶”——良非谄媚阿词。[34]
其实，太宗自开秦王府文学馆以来，即与臣僚论学，不待即位始然；第即位后，废文学馆而建弘文馆，遂常于此论学。太宗强调贞观以来之勤学，恐是强调论学较前更从容勤快而已。太宗学识日增，最大关键在与人论学，未即位前以秦府十八学士为主，即位后以两省侍臣为常。十八学士与秦王世民，每“讨论坟籍，商略前载”，盖读书以经史为主，尤究心论史也。今《贞观政要》所辑言论，内容亦复如此，确以论史为多。[35]即太宗折节论学以来，最究心者厥惟史学，目的盖为吸收前人治国平天下之经验，并发挥此种学术。高祖起兵时，犹诫建成、世民以“尔等年少，未之更事”。及至世民平洛阳，仅四年之间，高祖观感遂变，至谓裴寂曰：“此儿（世民）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此即“乙夜观书”“马上披卷”之明效，由来已久，登位以前盖已如是矣。[36]
基本上，青年时代的李世民，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定天下，性格原本刚烈，似乎颇乏自制力和挫折忍受力，[37]这应是后来造成玄武门兵变的性格因素。不过，尚有另一重要因素，此即与教育——历史教育有关。
原来太宗即位前后，与人论学，其旨趣不仅在多识前言往行而已，他们所讨论的，主要在历史变动的因果关系和价值道理，以俾能掌握及运用。读过《贞观政要》者，将知吾言不诬。颜思鲁、颜相时（颜师古之父和弟）父子，武德中俱曾为秦王府参军事，相时且为十八学士之一，轮值与秦王讨论者。相时祖父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其弟子作训诫，其中《勉学篇》云：“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他批评“江南闾里闲大夫，或不问学，羞为鄙朴，道听途说，强事饰辞”。同篇之推又述其师梁元帝十二岁便已好学，以读书疗疾痛，尤其“率意自读史书，一日二十卷，既未师受，或不识一字，或不解一语，要自重之，不知厌倦”。之推的意思，原欲举元帝此一文史大家，以“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来黾勉子弟努力学习，初无批评元帝读史方法不通之意。[38]
太宗君臣论学，绝非如南朝士大夫一般之风气。梁元帝是江南读书人之佼佼者，尤重读史与躬自撰史，对“以史经世”之发扬影响颇大。[39]但太宗论学读史精神与元帝不同，两者比较，太宗以穷理为重，元帝以死读为主；太宗尤重史学之实学与实用，元帝虽也具经世精神，但读书论学则颇有炫耀饰辞、以邀时誉之倾向。若强分之，前者求学问而应用之，后者则谈学术而炫饰之，大有魏晋以来清谈家之气及玄学、文学之风也。元帝批评当时学风，谓“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谓之学”。实则其自己亦不免如此，或夸耀多识其事，或虚谈其理，故辛苦聚得图书八万卷而引以为傲，前后著书六百七十七卷夸以为豪，喜集众讲论玄佛，大军兵临城下始停讲后悔，恨书无用，咸自焚之，[40]是则元帝终不脱其父兄之风范。唐太宗则不然，他对历史教训之重视与学习，超过五胡时代的石勒，实践且过之甚远。君臣经史兼论，虽论史较多，但探究史事背面之义理，亦即论经世。黄宗羲重读书，倡“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必兼读史，史学明而后不为迂儒”，正此之谓。[41]对历史文化、人伦日用，根寻其变，原本其理，如颜氏之言者，即为贞观君臣承北方学风，而笃切行之者。
石勒不识汉字，欲为中国帝王，犹在军余令儒生读史，与朝贤儒士共论古代帝王事迹。唐太宗二十四定天下之年，正是平洛阳而高祖叹“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之时。天下大体已定，求功高之赏，其志遂指向君位及君位继承，故五年之后有玄武门兵变，而“升为天子”。由此至贞观初，与太宗从历史入手而论古先帝王事迹者，厥以十八学士之一的虞世南最值得留意。
世南乃唐太宗常引亡隋为戒的主角之一虞世基之弟，历事陈、隋及夏（窦建德）。621年（武德四年），秦王世民平窦建德，世南遂入秦府为记室参军兼学士，与房玄龄对掌文翰，是年已六十四。太宗对世南学艺甚推重，尤推崇其人格，称其有“五绝”云。世南兄弟在6世纪末受业于南朝的大博学家顾野王，陈亡入长安，时人方之为晋之二陆。[42]世南不以史学知名，但其博学源自乃师顾野王。野王虽为文豪，但颇非颜之推所批评的江南士大夫。他“遍观经史，精记嘿识，天文、地理、蓍龟、占侯、虫篆、奇字，无所不通”，在陈为史官，知梁史事。所撰有《玉篇》《舆地志》《符瑞图》《顾氏谱传》《分野枢要》《续洞冥纪》《玄象表》，已行于当时；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或因部帙过大而未就。世南博学为太宗所佩服，其解释经史往往援引符瑞谶纬之说，当与师门学术有关。[43]其传世之作一为《北堂书钞》，一为《帝王略论》。
《旧唐书·虞世南列传》称“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隟，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早期与太宗论历史上的帝王，以启示太宗，厥以世南为最；中期则以魏徵为最。《帝王略论》五卷，即世南与太宗长期讨论的心得要旨，为太宗而撰者，其情形于序文略可窥知。《序》云：
伏惟陛下稽古则天，膺图抚运，武功文德，远肃迩安。犹且未明求衣，日冥思治，属想大同，凝怀至道，南风之在咏，庶东户之可追。以万机余暇，留日坟典，鉴往代之兴亡，览前修之得失。乃命者有司，删正四部，研考绨素，网罗遗逸。翰林册府，大传於兹。[44]
世南在秦府文学馆时，即与太宗论学。此序称“陛下”，称“翰林册序”云云，当指太宗即位后，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弘文馆时事也，世南时任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45]此书虽或成于贞观初，但所论历代帝王之内容，未必迟至太宗即位始讨论，盖太宗有帝王之志，兵变前已然酝酿也。大约太宗兵变践祚，汲汲于改善形象，与努力研求治术，故更重视研究古代帝王事迹。《新唐书·儒学上·萧德言列传》谓“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46]是则太宗即位后，极力从研讨历史中寻求学习榜样和治术，而魏徵、世南等以经史学术襄助之、启发之，其情可知。
《帝王略论》乃世南与太宗讨论古先帝王之余，独力撰成之简要著作。至于上述魏征徵、世南等集体所论著者，即为《群书政要》一书。此书完成于贞观五年（631年），凡五十卷，集论经、史、子所载，上起五帝、下尽晋年，以满足太宗求知欲者。太宗将此书各赐诸王一本，俾共研习。[47]两年之后，太宗更进一步命令魏徵，就史实专论古代侯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太宗之意，在“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魏征之序，则强调“欲使见善思齐，足以扬名不朽；闻恶能改，庶得免乎大过”，是为《善录》《恶录》两篇主旨。亦即发挥历史功用主义及入史不朽之史学思想者也，是满足太宗将历史教育推及子弟的作品。[48]
唐太宗在贞观二年感叹“为人大须学问”，由其学术臣僚启发其研究史事及史事后面之原理，此即史学经世，所谓“前言往行”“前世得失”是也。这种笃切研究事理的为学精神，与前述所谓南朝士大夫风度不同，盖以实学实用而经世为主。同年或稍早，王珪曾与太宗论为政与用人，强调“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太宗肯定之，谓“信如卿言”云，[49]是则太宗不仅自我要求读史明理，推及子弟，且亦欲推及群臣，其观念早已有之，可以知也。
太宗即位初始，大阐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宏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更日宿直，以听朝之暇，引诸人入内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君臣论史议政之余，亦召收皇亲、外戚、要官子弟为宏文学生。这些国子胄子，皆为未来之接班人也，故最初以学习书法为主。贞观元年王珪迁黄门侍郎，遂奏请置博士，教以经史，而史学首任教席即为许敬宗。[50]其后学校如国子学等亦教以经史，贞观八年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乃至逐渐开设一史、三史等史科考试，[51]盖欲不论从学校教育以至科举拔人，皆使未来政府官员，泳涵于史学之中也。
至于现代臣僚，太宗常与论史研理之例甚多。例如，贞观二年，太宗读隋代名相高颎本传，兼及《三国志·诸葛亮传》，仰慕钦叹，指示房玄龄等学习其政理，声言“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是，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云云。这正是切实发挥年前王珪所论——人臣无学业，不识前言往行，即不堪大任之观念也——是宰相群臣以史教育太宗为帝王，太宗相对的亦以史教育宰相等为贤相，互相启发勉励，以图发挥史学经世之思想者也。[52]又如贞观三年，凉督李大亮密谏太宗。太宗极为嘉许，赠以御用金壶、金碗各一，并下书勉励指示云：“公事之间，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盖荀悦《汉纪》旨在“五志”，是极强调以史经世之书。太宗赐其阅读研究，并又点明其要旨以启发之，是为以史启示激励武臣之明例也。[53]
益有进者，魏徵在贞观十三年恐太宗不能善始令终，遂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以批评之。太宗阅疏警惕，谓徵曰：“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即以“录付史司”作手段，以励臣求治者也。无怪魏徵私自以前后谏语录付史官褚遂良，而令太宗不悦。[54]实则魏徵等修撰《隋书》，极推高颎尽忠谏、进贤良，以天下为己任，并特别提及“所有奇策密谋及损益时政，颎皆削稿，世无知者”之谦德。他自己却不能此之为者，或其历史意识——入史不朽意识极强，而至过分好名耶？或太宗激励之过甚耶？要之魏徵启导太宗以史，太宗激励魏徵亦以史，君臣史学精神思想互相激**，成为时代精神之所致也。[55]
贞观时代君臣入史成名、以史经世诸史学思想相激**，情况如此旺盛。运用史学知识笃行之切，则太宗在贞观十二年发问之情可见——“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诚以为贤！然致理比於三（皇）五（帝）之代，犹为未逮，何也？”魏徵对以仍需读书明理，努力不懈，君臣各保其终，始将可超迈前古云云，[56]是知下引太宗向史官褚遂良之发誓，实出于真诚，而非权术或宣传者也：
（太宗）谓遂良史曰：“尔知起居，记何事善恶？朕今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
一则远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
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
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
吾能守之，终不转也！鹰犬，平生所好，今亦罢之；虽有顺时冬狩，不踰旬而返。亦不曾绝域访奇异、远方求珍羞。比日已来，馔无兼味。自非膏雨有年，师行克捷，未尝与公等举杯酒、奏管弦。朕虽每日兢惧，终藉公等匡翊，各宜勉之！”[57]
此言在贞观十六年七月八日说，距玄武门兵变，与群臣研习历代帝王，起码已十六七年以上，而其贯彻始终竟如此。比诸北魏名君孝文帝重建左右史，指示史官谓“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之自动自发“以史制君”观念，来得显然更为积极，不亦高欤？盖孝文特重消极的制裁君恶，尚未发扬以史积极经世——所谓以史镜——之思想精神也。孝文自觉“以史制君”，已高出魏晋以降君主甚多，而唐太宗则高于魏孝文也。后世但重太宗之儒家思想以致贞观之治。其实太宗有强烈之儒家思想，诚然；[58]但贞观君臣之统治学术，盖得力于史多，得力于经较少，至于魏晋以降显学之文、玄、佛诸学，则更无论矣，若谓秦之事业得法家作思想指导，文景之治以黄老，前述太宗推崇之“建武、永平故事”本儒、法杂用；则贞观之治的指导学术，殆为史、儒并导（依文、史、玄、儒四显学分），而其治术则尤来自历史研究也。史风如此。故贞观时代一再大举官修史籍，盖有由焉。
贞观十六年（642年）七月，太宗犹向史官信誓旦旦，决意笃行“远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等三事，以“望尔史不书吾恶”。不意翌年正月，督促及协助太宗笃行此三事最有力的魏徵，却因老病去世。揆诸贞观后半期史实，魏徵之死对太宗实践三原则影响颇大，盖唐太宗对此之贯彻力已不及魏徵生前之时也。魏徵在众多臣僚之中，最能使太宗接纳其所论的历史教训和理论，以作施政、亲贤、远佞之实行者。故徵既死，史载太宗有如下的表示：
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徵，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於往时，而皆是於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59]
魏徵对太宗言，不仅是明得失之“人镜”，亦且是知兴替的“古镜”之最重要者。虽然兴修前代史，首由令狐德棻倡议，但终究未完成，而其修史精神意识，主要为上述四种。至于五代史之能克奏厥功，并在五代史中着力探讨兴替问题与原理，使成经世致用落实之学，则以魏徵、房玄龄居首功，而尤以徵为重要。二人盖身系贞观官修史著，乃至整个文化政策之重心者。二人与当时宰相名臣如李靖、陈叔达、杜淹、薛收等，传皆出于河汾门下，故贞观文化政策，尤见经世致用精神之提升与落实也。[60]
玄龄以善谋名，初与杜如晦之善断相合作，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房谋杜断，遂为良相楷模。[61]如晦在贞观三年已重病辞职，翌年遂死。此时起，能为太宗断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者，厥为魏徵。即魏徵渐取代了如晦也。故贞观十二年太宗欢宴侍臣时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於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遂亲解佩刀以赐二人。[62]大体玄龄以其学，作实际策划施行之落实；而魏徵则常以史为鉴，善持论以定犹豫也。贞观三年二月，玄龄由中书令迁左仆射，监修国史；魏徵于同月亦由右丞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文化政策，尤其修史，自此遂以二相为重心。由于魏徵自此年至贞观七年代王珪为侍中为止，体制上为最高文化机关长官，故尤以他为重。
就在贞观三年，太宗命令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决定完成五代史，而又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修撰，盖与魏徵为秘书监参政有关。当时诸臣分修，魏徵一方面自领《隋书》，一方面又与玄龄总监诸代史。[63]修撰前代史固有牵涉今人及其先世，乃至李唐之开国问题者，是以作了上述的部署而使之禁密化。然而另一方面，当亦与魏徵等与太宗就近讨论史事，以作元龟的构想有关，亦即就近推行远鉴前代之研讨，促成经世致用之落实也。兹举一例以见之：五代史在贞观十年正月始完成奏上，但在贞观九年，太宗即曾举北齐后主及北周宣帝为例，与魏徵论云：“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徵遂向太宗分辨二主亡国事迹和原理，以见二国覆亡特点不尽相同。[64]至于前述太宗读隋相高颎本传以指示宰相相效法，此则若非武德朝陈叔达等未完成之隋史，即殆为隋朝史官如王劭等所撰之隋史本传，当时藏于禁内，而后来为魏徵修《隋书》所必须参考者。贞观君臣平时以史论学，以求经世致用的情况，概略可知也。
官修五代史为一大事业，不可急速完成者。太宗君臣于修撰期间，即已迫不及待，进行讨论取诫矣。全部历史，尤其近代史的了解，既不可一蹴而就，此即虞世南抽取历代帝王事迹教训，《帝王略论》五卷之所以作也。《帝王略论》之为略，故贞观五年魏徵再与世南等，扩充以成五十卷之《群书政要》。此为魏徵主持最高文化机关，补救五代史缓不济急，以发挥经世致用精神之另一项史部工作。
贞观君臣修前代史，基本目的之一，厥为以本朝价值标准为中心统一历史解释，从而统一思想意识，以致治者也，例如，太宗、世南皆工“徐庾体”，喜爱南朝文学。太宗后来敕令重撰《晋书》，竟至亲为陆机撰论赞，以《制曰》为名，推崇陆机“百代文宗”云云。但魏徵总裁梁、陈史，批判南朝文学艳丽，判断与亡国有关。徵此“文学亡国论”，代表北方学术意识，而借梁、陈两书做统一解释和论定者。[65]官方之标准和意见，有时不一定来自太宗。意见既成，则太宗亦需学习与遵守之。如魏徵所代表之官方意识，太宗既吸此来自历史教训的意见，又指示玄龄监修国史留意，谓“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又曾在贞观十一年拒绝臣下编次文集之请，声明：“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祇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此则官修史书以统一思想观念，太宗从而指示群臣及自我要求师古学习，遵行求治的精神与笃行，可见一斑。[66]
从贞观三年修五代史，至贞观二十年修《晋书》，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尤其当时发生重大政策、事件、制度争论，与同类史事有关，可以见到君臣如何借史发挥者，事例相当多，足可另行撰文讨论。要之，太宗在玄龄、魏徵等辅助下，基于上述精神观念推动官修史著工作；并又渐推而广之，至于经学、礼学、律学、谱系学诸方面，以统一解释、整齐思想、颁付实行为主，欲完成整个文化政策之完整体系。[67]其中以高士廉领衔之《氏族志》，非由玄龄、魏徵监督者，亦在十二年正月完成奏上，但寻即引起太宗不满，诏令重修。
谱氏、氏族之学，乃南北朝以来显学之一，当时修《五代史志》，即将之列入史部学术，与礼、律二类之列入史部正同。其所以发生问题而立即重修者，盖因此书不符太宗之基本精神与意识故也。修撰《氏族志》，早在贞观六年太宗已向玄龄提出指示。其最初动机，是由于不满山东旧族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并以嫁女索财，同于卖婚，以至损风紊礼。前者影响政治，后者影响社会。陈寅恪先生以来，论者多以关陇、山东集团冲突解释之。
寻当时关陇、山东，士族风尚确有不同。关陇士族重武功，自然瞧不起此等“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以卖婚自高的山东旧族。在此以前，唐高祖即以此讥嘲山东人，而太宗殆兼受其父影响，故有此举也。[68]由社会风尚价值观的差异，遂转为教化与政道的问题，而为太宗视为“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之蠹政也。太宗欲透过氏族谱系之史学，整齐社会风俗，统一价值思想此动机意识，似未为高士廉等人所真正了解或不同意之，故仍以崔氏第一等。是以太宗阅览初修版本后，即指示重修原则及责备云：
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唯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以前，祇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69]
太宗给“门户”下定义，明显即由关陇士族风尚的价值观出发，最后仍归结于功名富贵。此与约十年之后，亲为《晋书》作陆机评论，主张“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人性贪荣利而去祸辱的思想观念，大体始终一致。[70]不过，太宗强调士大夫立门户的功名富贵，以“今朝”所授予者为准，并以官方评定之标准为永制——此次官方标准则以君主意旨为依归，则太宗意欲透过谱系史学做统一解释，以收统一思想与意识、整齐社会与政治之功，其情昭然。房、魏二相协助太宗，推行官修新礼新律，即为欲完成此国家目标。惜士廉不解，或因其出身山东士族，故未能配合政策，以量定永制标准，致使太宗明揭旨意，责令修正也。《氏族志》之修正，必须与房、魏协助及策划下，贞观时代整个文化政策及修史政策结合看，始能完全知其真义。[71]
贞观君臣欲从历史教训吸收经验，发挥以史经世精神，其最后的关键，必然指向君主本人能否虚心学习及笃切实行。贞观十六年，前引太宗向褚遂良发誓一事，正说明了太宗“以史经世”，而史官则“以史制君”此一关键。魏徵与玄龄比较，则魏徵更能切实掌握以修注制度制衡或制裁君主之旨。他曾以“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为言，警告于太宗。其后又向太宗强调“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以鼓励太宗之指示史官直书。[72]故其所荐用的杜正伦、褚遂良等，先后修起居注，皆能发挥“以史制君”之言论和行为，使太宗始终自觉受制，不敢造次，以至发表前述之誓言也。[73]徒人、徒法，各皆不足以自行，贞观君臣发扬史学，人、法并重，致有“贞观之治”的奇迹，将一个以篡乱作起点的政权，结束而为三代以降首屈一指的盛治；使一群乱君乱臣基于历史自觉，由曲而诚，努力以成圣君贤臣之局面。史学之贡献于贞观之治，可云大矣！
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下诏修《晋书》，可谓晚年大事。此年三月，太宗亲征高丽甫还，六月又诏李世绩率军北伐漠北薛延陀，并亲幸灵州督师，漠北以平，铁勒诸部内附，上太宗以“天可汗”尊号。太宗对此役及其结果极其满意，曾谓群臣此事“古昔已来，书史不载，今日起居，记朕功业，亦为劬劳”！[74]是则自贞观九年自我肯定文、武、怀远三者皆胜于古，而与群臣互勉努力，表示欲让后人“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的观念以来，迄此十余年间，太宗已觉功业粲然，多至令史官劬劳的地步矣。因而《晋书》之修，志不在此。盖历史观念极富之太宗，深觉大唐功业已立，将有国史书之，但大唐功业地位何以至此，为何能如此，若只于五代之近代史中探求肯定，已然不足令人满意，势须溯及晋代问题，及先人在晋时德业也。亦即基本上承接令狐德棻——德棻参与修五代之《周书》及此次《晋书》——当年倡议背面的四种观念意识，上溯至晋，为本朝政权塑造更完美光明的理论根据。当然，贞观君臣特富以史经世观念，他们重修《晋书》，与探究晋代兴亡之真相有关。尤其留意当时发生之事件与晋事相类似者，俾更能从晋史中了解此类经验之得失，亦为其重要动机和目的之一。当时重要事件如封建问题、废太子承乾而越次立晋王治为嫡问题、藩王将相反叛问题、突厥内乱引起之徙戎问题等，皆在晋史类似事件如八王之乱、晋武立惠帝、徙戎置戎政策中，可得到检讨和教训。[75]要之，太宗君臣之基本动机与目的，厥在借晋之兴亡以谋求唐祚久安的原理，并为本朝塑造更绵远之光明面，绝无疑问。太宗亲撰晋宣、晋武二帝纪之论赞，史臣以特殊笔法述凉武昭王及其后，原因即在此。
兹略言之，太宗颁《修晋书诏》，首言“朕拯溺师旋（指十九年东征高丽），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深觉“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接著述五代史“朕命勒成”，“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跟着逐一批评诸家晋史，叹晋事有“韬遗芳”“阙继美”之憾。是则由大兴文教政策，揭橥以史经世的功用论观念，进而兼有为前朝修正史、史文绝续在己、发扬先人芳美诸意识，如德棻所示者。由此出发，故诏令“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76]
按：贞观三年修五代史之诏书无闻，《唐大诏令集》及《唐会要》，竟亦遗此，或以太宗修五代史，基本精神同于高祖诏令，故不载之耶？今《修晋书诏》确见此精神之前后一致。然而必须注意者，即太宗特重史之为用的功用论观念，恐非武德朝所具有或丰沛如此者也。太宗此特重及强调者，对唐朝官修制度及史官影响极大，如官修是否必须统一于官方意旨，是否必须由最高层官员监修，是否能实录其事，是否必须发挥功用以使之作为政教工具等，其后遂为许多馆院史臣——起居院及史馆——思考辩论的中心主题。刘知幾在半个世纪后，为此思考而创立史学批评。高倡“实录史学”——接近客观主义为历史而历史，而展开其批评系统之余，尚不忘强调“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77]知幾死后十一年，侍中裴光庭欲修《待春秋经》——这是继文中子《元经》、河汾学风以后，官方则继太宗整齐经史以发扬褒贬之后的重要工作。光庭为首诸馆臣——弘文馆，盖欲续获麟以来千余载，尤对魏晋以篡杀为揖让诸史实作严厉之批判。其基点即从唐太宗亲撰《晋书·宣武纪·制曰》着眼，并亟图援引史臣“敷畅圣意”之此前例，恭请玄宗“裁定指归，如先朝故事”——即如太宗之指示修《晋书》者。[78]是则太宗晚年修《晋书》，精神、主旨可知也，下面实例，或可窥其梗概。
早在贞观六年（632年），太宗即因陈叔达“曾直言於太上皇（高祖），明朕有克定大功，不可黜退云”，故授之以礼部尚书。叔达表示当年所言，主要是惩于隋朝父子自相诛戮，以后灭亡之缘故。叔达著有《隋纪》一书，故能引史致用，[79]以启示太宗。但太宗有当年功高不赏之觖望心态，不易消除，遂于九年的宴会中，向玄龄再度提及此事，声言“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80]是则太宗对玄武门兵变事件，始终有隐痛而不能释怀者。
此时姚思廉修梁、陈二史，对二朝同类型君位转移之际，评论上颇隐约其词；但因魏徵总裁监督，则又不能不录载徵言，以示官方最后之论定也。魏徵总论梁朝兴亡，却厉评元帝“内怀觖望”，不急平侯景，而“先行昆弟之戮”，遂成亡国祸患云云。[81]陈宣帝兵变篡位，姚思廉为之虚美隐恶。谓陈文帝（宣帝兄）对其子（废帝）早已忧虑不堪为君，以其冢嫡，故心理上依违久之，最后“深鉴尧旨，弗传宝祚焉”，乃召宣帝告以欲行“太伯之事”云。因而思廉强调“世祖（文帝）知冢嫡仁弱，弗可传於宝位。高宗（宣帝）地居姬旦，世祖情存太伯”云云。但魏徵不表同意，批评宣帝有篡位之嫌，思廉亦不得不存录之。[82]魏徵在亲自负责的《隋书·炀帝纪·史臣曰》中，对炀帝之逼父篡位，屠杀兄弟，极尽诛奸贬恶的能事。太宗兵变，类同于此者盖多，检讨历史之余，见史臣褒贬之笔，怎能不触目惊心？
魏徵、思廉两种评论并存，而征论独详录者，盖太宗深知三朝政乱国亡，实情确如是，徵论不能挠故也。太宗既志在“远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是则既鉴之后，必然反省，以免史官援例书其恶。五代史奏上后六年，太宗坚要玄龄录进国史，阅后指示将玄武门兵变解释为“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令命改制修正。[83]故唐实录之开修之失实，与太宗鉴前失、畏史评，欲史官不书吾恶，以及宣扬其政权之光明面，极有关系。
魏徵复批评隋文帝“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以致灭亡。此时太宗溺子，太子与濮王泰的竞争，兆端已略见。徵或有所指，借史而发耶？二子竞争牵涉将相大臣及王室子弟，终造成十七年（643年）之祸变。故马周等在事发之前、魏徵此论之后，曾引汉晋史，向太宗提出警惕忠告也。[84]
自魏晋以降，权臣宗子窥伺野心，导致政变篡位者甚多，太宗本人即为其中之一。此次事变后，太宗惩罚乱臣之余，越次立晋王李治，实出于政策性决定。二十年之诏修《晋书》，盖有宣达此政策之意，欲借史事的研究评论以作自我辩护及对后来警告也，其《武帝纪·制曰》云：
武皇……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且知子者贤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夫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於初，而乖令终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
太宗透过晋史之启示，表达居安思危以弃子存国，其以史经世致用之殷勤慷慨，背后之思想观念可知也。故史臣顺此申论，至批评惠帝为“庸暗”“不才”，而“武皇不知其子也”。[85]
官修本国史源远流长，先秦已然。官修前代史，今可确知者，始于5世纪初期之南朝刘宋。初期官修，主要从悲悯前朝竟无全史出发。发展越后，则官修之观念意识越错综复杂。令狐德棻于7世纪前叶首议唐朝修前代史，显示的精神，即包括了“正史”与需为前朝修“正史”、史文绝续在己、由修史统一思想以宣布正统、为先人存功业与为本朝彰示光明面诸观念意识，已非初期之单纯可比。
上述观念意识，与史学的经世致用精神有关，唐以前已有可观的发展，有些在官修前代史以前，已有绵远的传统，隋唐相继大举修前代及本朝国史，即此诸种观念意识的发煌。希望透过修史，对前代作全面检讨，整齐思想，以收结束长期篡乱所带来之世衰道微，重建一个新时代之效果。
唐太宗君臣孜孜于史，尤其强调上述之旨。不过，太宗又特别重视本朝的历史地位及其本人的历史名誉，故鉴前史、扬先美诸观念意识，最终遂归结于个人的历史声誉与地位之获得和关怀——所谓流芳百世、入史不朽的精神意识是也。因而重视修前代和本国史的程度，空前莫比。此则唐史之开修与三分之一的中国正史，故能于贞观时代或稍晚，经太宗直接促成或间接影响而完成。贞观君臣特重史学之研讨和致用，固为终能开修及完成上述史著的主因，同时盖亦为促成“贞观之治”的原因也。贞观时代之为史学时代，殆无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