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纪中叶是武后预政的开始，也是她酬庸许、李二人为相，二人复对修史及修注大动手脚，奠定以后官修之弊的时期。此下的发展，即根于许、李变动的基础进行。
总章三年（670年）三月一日改元咸亨，许敬宗是月以七十九岁高龄，辞宰相监修国史而致仕。同年底，唐高宗颁下《简择史官诏》，说：
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所以承前纵，居史官，必就中简择灼然为众所推者，方令著述。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缉踈舛，亦恐漏泄史事。自今以后，宜遗史司於史官内，简择堪修史人，录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辄令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事！[137]
据诏显示，许、李“总统史任”之下，史馆修史官德学俱有问题，并由此使国史“编缉踈舛”，且有“漏泄史事”之恐。亦即因修史官素质不佳，导致史学本身产生不良效果，而且有危害禁密化的倾向也。高宗已察知此情，而欲简择史官；又读许氏监修的国史，而评为“多非实录”，遂在三四年以后，复诏刘仁轨等修改，如前述。
史馆有法定编制的修撰和直馆的建制，在唐朝后半期始形成，此时盖无。玄宗以前，大体初入馆者为直史馆，入馆久或官高者为兼修国史或修国史，例以他官充职，而由监修宰相总统其事。许、李二人总统史任，不知引用了那些人，且甫居职掌撰述，致成“近日”之弊。[138]高宗对策，是君相加强史官人事管制，且竟至禁止不中选史官，不得闻见所修史籍及未发行的国史，增强其禁密性质。当然，就其诏书文字看是好的改革，——如刘仁轨等引用李仁实是也；但就其坏的一面看，则君臣易于置修史于绝对指挥之下，开启了武后以降发展的倾向。以刘仁轨等稍后负责修正敬宗所监修的国史为例：仁轨引用了称职的李仁实，但仁实必须承仁轨之命修改，而仁轨又必须遵高宗之意修改，且仁实更必须“录名进内”始获修撰授权。如此则史官纵“堪修史”，尚能独立自主否？则知高宗的改革，利弊之间宜大可深究。
咸亨三、四年间（672—673年）刘仁轨等修改国史，是继长孙无忌、许敬宗以来的第三次，会李仁实死而止，自此至691年武后革命建周以后，始复闻修纪传国史。在这二十年间，史馆主要工作在修实录。由许敬宗监修《皇帝（指高宗）实录》三十卷成以后，史馆似即持续再修。二十年间继敬宗监修的宰相，先后计有刘仁轨、郝处俊、李敬玄、高智周、崔知温、武承嗣、范履冰等人。承嗣为武后侄，履冰为武后“北门学士”系统，而助其以文宣建立权威者，[139]二人皆在武氏以太后临朝（683—690年）末期拜相，故《高宗实录》总共一百卷，由武则天以“大圣天后”名义领衔完成——继皇帝撰史之后，创女后、女主撰史之纪录。姑不论是否为据实直书的实录，即以武后亲自领衔一事看，则是高宗欲加强的控制政策，已向坏的方向变动落实了，此则刘知幾、吴兢等馆院学派史臣，后来再奉诏重修的原因。[140]
武氏一面领衔修高宗实录，一面亦自修其实录。为临朝太后修实录，史无前例，修起居注则有之，创自东汉而例亦罕见。当时汉宗室刘毅承两汉之际史学为政治工具的潮流，于安帝元初五年（118年）上书颂邓太后德政，请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即邓太后起居注。武后自683年高宗死而临朝称制，废中宗、立睿宗，视天子为无物，当有起居注。此时左、右史中，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等“北门学士”系统人物，皆曾先后任之，他们颂武后德政当无问题。至于在“革命”（天授元年，690年）之际，由武后从甥宗秦客撰成的《圣母神皇实录》十八卷，由于身份特殊，加上秦客是劝武后革命而拜相，故与沈约当年和梁武帝说“同公作贼”迹似，是以“事属当时，多非实录”也应正同，[141]这也是后来一再重修则天实录的原因。梁武帝创制在前，唐太宗、高宗、武后接续而加厉在后，实录的创修，背后的精神意识殆大有共通处，可以知之。
武氏自684年以太后临朝称制，690年革命篡唐建周，至705年初被推翻，前后凡二十年多些，推行的是权威统治，高压恐怖政策。[142]革命之际修撰实录既如上述，则终程性的唐国史，在革命成功后自应留意，或有通盘改写的需要。两《唐书》对此问题记载近乎阙如，恰好刘知幾等馆院学派史臣在则天末参与修撰，略存概况。
知幾谓长寿年间（692—693年），春宫（礼部）侍郎牛凤及，断自唐高祖，终于高宗死，撰为《唐书》百有十卷——这时已是大周的第二、三年了，故不称《国史》而称《唐书》。牛凤及是中唐牛、李党争要角牛僧孺的高祖，[143]书成以后，“既而悉收姚（思廉）、许（敬宗）诸本，欲使其书独行”。是则可以想见必得新天子支持，而以大周立场，整齐统一被篡的唐朝国史也。知幾当年未（或不敢）直接指出这个问题，但全力批评此书史料取材不当，行文如同文学作品而缺史才，编次如同文案，叙事参差倒错，发言评论主观鄙诞，亦即才、学、识皆无。故使人“披其章句，不识所以”；“由是皇家（指唐——知幾时已复辟）旧事，残缺殆尽”云云。[144]
牛凤及此书“言皆比兴，全类咏歌”，大约与投圣神皇帝武氏好尚文学的性格有关。至于其他缺点——尤其人物的编次、叙事评论方面，殆与凤及承大周天子意旨而颠倒唐史有关耶？唐朝开国以来人物重新评鉴编次，史事“残缺殆尽”，而犹欲收诸旧本，独行此书，想区区牛凤及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也。当时馆院学派纷起批评史官才德，知幾则亦力评此书，表示大周如此为“胜朝”修国史，终不能服人之心，此即刘知幾、徐坚、朱敬则、吴兢等馆院学派史臣，奉则天之命，重新再修，以成《唐书》八十卷的原因。不过，则天也未完全授权这些馆院学派人物重修，她特令武三思、李峤等亲信监修，可以知其至意矣。[145]
武氏以天后名义为先帝修实录，又为自己修圣母神皇——太后的实录，这是史馆修撰制度的两个创举。对于起居院修撰系统，长寿年间，她也创下了一个新创举——宰相修《时政记》，以补起居官不能再预闻机务之缺失。对唐朝言，修《时政记》绝对是一种非常创例，而非创制；亦即是一种临时的“故事”，而非有法令依据的制度。因为此下唐制，并非每一宰相皆持续撰修不绝的，也非他们敢随意据实而修的。只是藕断丝连，在君主授权下偶然循例修撰而已。所以有此怪异前例，主要因武后而起。
武氏因许、李等人密赞而成为皇后，又以皇后在禁内控制高宗，渐至以“二圣”名义临朝，整肃反对臣僚，因此在许、李帮助下，排除左右史预闻机密。由655年为后，至693年——长寿二年，达三十八年间，起居官由是无法记录大事真相。姚璹为姚思廉之孙，曾坐亲属同徐敬业之乱，于革命时由夏官（兵部）侍郎贬出，后投武后雅好符瑞、神道惑众之好，使武后大悦，两年之后（天授三年，692年）复入为天官（吏部）侍郎，同年八月拜相，至翌年九月坐事罢相。姚璹并未获授权监修国史，却对则天皇帝建议，以为左右史不得预闻密议，但“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不宣自宰相，即史官疎远，无从得书”，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命宰相团中一人撰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146]
寻姚璹原意，似欲以宰相中一人撰《时政记》送史馆，俾史馆修《实录》或《国史》时参考之，可使史事真相得明、本末无缺。但必须注意，《时政记》内容为“帝王训谟”和“军国政要”，且必由众多宰相中选择一人主之，故创例开始即不健全。因为君主可选择他所亲信或喜欢的宰相主撰，如武则天选择讨好取媚于她的姚璹是也。这个宰相能否直笔？如何选择事情作记述？他若不敢或不便直书大事，则只能敷衍地记录人君圣训，沦为训词虚美之书；而且也是因此而令宰相惧罪，《时政记》不断中绝的原因。中唐宪宗朝，检讨姚璹先例，李吉甫以为君相密议是机密，不可写送史官；若建议出自臣下，宰相更不便自书以付史官；及事已颁行，则天下皆知，史官自己可记矣，故甚难实行。稍后敕旨更批评姚璹《时政记》“录自宰臣，事同铭述，於是推美让善之义行，而信史直书之义阙”。穆宗长庆间，宰相更干脆建议修《圣政记》，“庶得睿谋所载，如日月高悬；圣政惟新，与天地广运”云云，[147]遂成宋朝修《圣政记》的先例。
《实录》原为野心或有惭德的人君，为掩饰其篡乱的创制；《时政记》则为宰臣取媚人君的产物，金静庵批评“不肖者假此迷眩千古，不惟难称信史，且大侵史官所守矣”，甚是。[148]未有官修《实录》及《时政记》以前，未闻历朝《国史》不可得而修；二者既创行以后，史官常多议者，是则二者之创修，利弊诚可知之。自后史官、史家在处理庞杂史料之外，尤亟须劳费精思于考辨重要史实，重新建立价值标准诸问题。刘知幾奉诏修《唐书》和《则天实录》，声言“旧史（指唐史）之坏，其乱如麻”，“言无可择，事多遗恨”，[149]由此透露其严重性，而知馆院学派所以兴起的基因。
逮7世纪90年代，唐、周史局一脉相承，发展坏乱如此，诚中国史学发展——尤其官修制度发展的危急存亡之秋，中国以后是否仍有信实的国史，端视这时代史官史家的反应与行动。其实，对史学有真切认识的史官史家，历代不鲜见，所罕见者厥在专暴君主之下，能否有道德勇气提出问题而躬行实践而已。自魏晋设立专门官署——著作曹修撰国史及起居注以来，曹郎史官即为美职，至南、北朝竟为门第中人的起资官，遂使曹局修史权旁落，至唐为院、馆二系统所取代。不过唐的馆、院史臣，仍不失其官僚体系的一环，而且由于具有禁密化、直隶宰相、君主供奉机关诸性质，使其在官僚转迁中更为重要，后至宰辅大臣者所占比例亦不少。[150]许、李以降，馆、院史臣是文人所追求的转迁美职，事关官宦前途，更关己身性命，故有勇气提出意见者少，躬行实践者更少，虽知幾亦不能完全自免。
馆院史臣是重要官僚体制的一环，故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争相趋竞而喜居史职者，遂成怪异风气和现象。若欲整顿官修风气和制度，此则必为首先被注意与批评者。刘知幾等人本不相识，后来相继为馆院史官，始有机会真切接触此类问题，并凝融出共同的主张。刘知幾自谓“及年已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晚遇徐坚，遂成知音，复遇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搉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151]此则数子互相论道讲学，皆因馆院为背景，而渐成一个学派，当然内中也有未曾任史官，徒以“道术相知”而论学的。
刘知幾初以文辞见称，为武则天的宠幸张昌宗引用同修《三教珠英》。此书在大足元年（即长安元年，701年）十一月奏上完成，不久知幾即首次出任史官——著作佐郎兼修国史，而与同列史官刘允济、朱敬则等认识。这年知幾已四十一岁矣。知幾虽此前对史学“言悟日多”，但在史馆则资历不高，馆院学派首先发难者为允济和敬则。
刘允济与知幾同出彭城刘氏，亦擅属文，与王勃齐名。他举进士后累除左史，革命后一度为来俊臣诬构坐贬，长安（701—704年）中累迁著作郎兼修国史，未几迁凤阁（中书）舍人仍修国史。他早年自著《鲁后春秋》二十卷，有撰史经验，并以此迁左史，碰触馆院问题，因此在长安二年（702年）任凤阁舍人修史时，提倡“史权论”说：
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152]
此“史权论”的内容，论及史官官守原则、秉笔独立、史家心术操守、史学功用与价值诸问题，旨在促使史官对这些问题的自觉，恢复史学的尊严，而再度强调史家的权力责任也。许、李以降凡五十年，久矣不闻此调。当然，这与则天晚年放宽言论、松弛酷法的趋势有关。武则天在此论倡议不久，可能格于牛凤及唐史的被人批评，遂于长安三年（703年）正月一日，敕令武三思和宰相李峤，领导朱敬则、徐彦伯、魏知古、崔融、徐坚、左史刘知幾、直史馆吴兢等重修唐史，指令“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两年之后因“神龙复辟”、则天逊位而止。[153]武则天的指示末语，或许与允济的倡论有关。
朱敬则原是大胆请武则天撤销罗织法网之人，此时为正议（谏议）大夫，修史不久——同年七月即拜同平章事为相。重修唐史，监修者不明，至此可能即三思、李峤与敬则三人。史谓“敬则知政事时，每以用人为先”，这月他上书《请择史官》，以垂名不朽的历史意识投武则天之好，并由此提出欲使人君垂名，则必须选择史才。他说“此才之难，其难甚矣”，“倘不遇良史之才，则大典无由而就也”，并举北齐令魏收修史，声言“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指崔浩史祸）”；又举宇文泰纳柳虬建议，“特命书法不隐，其志在惩劝如此”。最后建议“今若访得其善者，伏愿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更超加美职，使得行其道，则天下幸甚”！[154]
敬则表面上提出的是“史才论”，但未阐明何者为史才，此需刘知幾日后详论。这里他上承北朝史学思想，指出具有史德，能知秉笔意义及直笔不隐者，为史才之善者，无异在发挥及落实去年刘允济的“史权论”。只是允济突出“以史制君”意识，讲贬天子讨大夫，敬则旨在投武则天所好，而使之同意选择史才，免令唐史重修再落入奔竞舞文者手中，故回避此意识而已。不过，所以有前述怪异风气和现象，基本问题即在史才选择问题上，及虽有史才而未能让他有环境与授权，得以从容独立而撰述也。后来刘知幾即以“虽任当其职，而吾首不行；见用於时，而善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155]可知敬则确为发挥友好之论，欲确切改革半个世纪的积弊而上书的。他这时推荐“吴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后来吴兢也如知幾一般批评武三思等监修，使之“不得志”，亦退而私撰《唐书》及《唐春秋》二书。[156]
由于朱敬则上书真正意旨如此，且身为宰相，故一时风气，颇见响应，如同年不久，张易之、张昌宗欲谮宰相魏元忠——与朱敬则友善、共同推荐吴兢的人——引起大风暴，是导致神龙复辟、武后逊位导火线的事件。二张当时拉拢张说作为人证，宋璟皆劝张说勿为所用，起居郎刘知幾更以“无污青史，为子孙累”为言，坚定了张说翻供之意。翌日当殿对质，张说声请“臣今日对百寮，请以实录，因厉声言魏元忠实不反”。朱敬则事后密申协助，遂使元忠、张说二人判流贬而免死。数年后张说拜相，读知幾、吴兢等所撰的《则天实录》记载当日此事，知兢所记，伪向吴兢谓刘生“株不相饶假，与说毒手”，意欲暗示吴兢修改。吴兢表示是他所书，不可诬枉幽魂——知幾已死。同修史官惊异，许兢为“今董狐”。[157]
中宗复辟后，韦、武用事，谏官贾受同样本“以史制君”精神，以“史官执简必直书”谏诤中宗追尊韦后父；徐坚亦以“君举必书”，阻止中宗、武三思之欲杀韦月将。[158]大约同时，宰相韦安石阅当年敬则上书之稿，感叹之余，肯定了“史权论”的地位，称赞敬则“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也”！[159]不论是否属馆院学派，一时文人学士、史臣宰辅，颇知董狐之事，“以史制君”及制臣的意识颇盛，而“今董狐”也颇出现矣。诚如朱敬则在《请择史官表》所言，“董狐、南史，岂止生於往代，而独无於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
刘允和朱敬则在官修危机之下，适时力挽狂澜于既倒，所特重者在此，则知刘知幾后来理论，以董狐、南史高于左丘、司马，良有以也。8世纪初期这种史学精神再兴，可说是反武氏的政治复辟外的史学复辟——以贞观初之史学精神为目标。二者皆形于大周之末，且史学复辟发难更早于政治复辟。此下刘知幾承此而开创史学批评，吴兢承此而彻底突破隋文帝禁制——私修《唐书》及《唐春秋》于史馆工作之外，遂构成本期史学史上的两大突破。开元中期，张说在家私修唐史，即承吴兢之风。开元十五年（727年）宰相李元纮上奏：“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令国之大典，散在数所。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望敕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旧草不坠矣！”[160]这是表示吴兢等突破过度，伤害了史馆制度及其禁密性，故李元纮重申之，同时也肯定了“史权论”的重要性。
史权如此重要，官修制度又对之如此妨碍，故吴兢、张说虽一时被勒令回归史馆工作，但私修国史势却未消。安史之乱，唐官方起居注、实录、国史皆焚毁流失，所幸韦述私修国史一百一十三卷，抱史藏南山，遂使唐朝前期史终得不灭。韦述正是馆院学派元行冲的表侄，幼年颇受行冲等影响，未举进士前已私下修撰《唐春秋》者，盖效法吴兢耶？[161]由此可知馆院学派的兴起，影响唐史、官修制度及中国史学史，可云大矣。
[1] 隋两度修北魏史，事涉正统之争问题，详见《史通通释·古今正史篇》，卷十二，页365～366。
[2] 参见《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列传》，《新唐书》卷一〇二本传略同。
[3] 三代未闻为胜朝修史事。秦以降，秦未为周修，汉不为秦修；魏、吴之于汉，晋之于三国，官方皆未为之修史。西晋史官陈寿、傅玄分别撰就《三国志》及《魏书》，疑似官修，实史官居家私修之例。王沉修魏史，在魏未亡之时，犹为魏史官自修其国史也。
[4] 详见《晋书》本传，卷八十二，页221D。
[5] 《宋书》沈约《自序》，谓其十三而孤，二十许即有撰晋一代之意（卷一〇〇，页247A）。《南齐书·臧荣绪列传》，记其早年隐逸时，即撰《晋书》（卷五十四，页88B）。
[6] 参见《宋书·谢灵运列传》，卷六十七，页179A。按：灵运时任秘书监，主持整理群籍，帝又优礼之，故付以此任，其书未成，即于434年（元嘉十一年）被杀。所以臧荣绪、沈约等皆叹晋无全史，立志修撰也。
[7] 参见本书第五章第四节。
[8] 自五胡乱起，胡人政权对其统绪之解释即多各随所意，争议颇多。北魏兴起，对其政权之得统，解释也不甚明确，至491年（太和十五年）孝文采李彪一系之建议，觉得“越近承远”之原则不妥，决定宣布北魏之统继承西晋，以贬东晋及继承东晋之南朝也，详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9] 详见《北齐书杜弼传》，卷二十四，页34A。按：此事当发生在6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间，时东、西魏对峙之局已成，西魏为宇文泰所把持也。
[10] 梁武帝约在6世纪初至20年代，勅吴均修《通史》。上起三皇，下及梁朝，颇具正统主义及民族主义色彩。尝从容谓萧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如此看来，《通史》实也构成北魏之压力也。《通史》四百八十卷，唐初修《五代史志》，将之列入“正史”类。梁武帝修《通史》是效法司马迁的，司马父子皆认孔子修旧起废而作六艺，正是悲周室王道缺、礼乐废而来，故梁武帝“专事衣冠礼乐”，盖亦包括修史而言也。作者曾对此有分析，请见本书第十章第一节及第十一章第一节。
[11] 6世纪中期固是混乱时期，但因混乱之极，此时亦萌发了南、北两皆承认的调和两认观念，为隋、唐大举修周、齐、梁、陈四史，及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撰《南、北史》的指导思想，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12] 该诏详见《唐大诏令集·经史》类，卷八十一，页466～467。
[13] 详见《史通》，卷八《人物篇》。
[14] 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三〇，页1059下。本书第四章对此已论及。
[15] 傅玄评价容有夸张，但班固有为汉写光明面之倾向，应为事实。忠臣直节有损当局之声誉，反映政治之不善；辞章取容，则只论表面、歌颂粉饰之美，自班固以降，史学即有此趋势，详见本书第八章。
[16] 关于当时引政治惯例为篡夺铺路，及石勒之论笑，请参阅本书第九章第三节。唐太宗之分析，参见《贞观政要·政体篇》，贞观四年条；卷一，页12B～13A。
[17] 干宝批评带起史界大批判之风气，详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又干宝最初治《左传》，由此振兴春秋史学，带动古、今正史之争；当时古史学派，大多具有春秋史学之批评精神，前章则已述之。
[18] 诏文详见《魏书·浩传》，卷三十五，页85D。
[19] 李文、李彪的史学建设，重要者包括建立史官制度、议定北魏统绪、改革国史体裁等问题，前面已多处论之。此处引文请参见《魏书·彪传》所载李彪求复史职之表（卷六十二，页143A～143C）；又李彪早年提议改革史体全面修史，亦以记王朝美善，惧史文断绝为言（参同书《高佑列传》，卷五十七，页129A～129B），是知李彪一直秉持此观念意识，以启导孝文、宣武二帝，二帝亦为此而修史者也。
[20] 引文分见《北齐书》卷三十七收传，及《魏书》卷一〇四《自序》，北齐史风并请见本书第十章第四节。
[21] 德棻之言，《旧唐书》本传、《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及《新唐书》本传，皆有载述。前二书文意略同，知其本旧史原文也。
[22] 《贞观政要·慎终篇》，卷十，页12A。
[23] 详见《周书》书末，编修金文淳所作按语，页77C。
[24] 分别见《周书》卷三十六《令狐整列传》《隋书》卷五十六《令狐熙列传》，并二传《史臣曰》部分。
[25] 刘知幾对隋唐之际诸史臣，极力推崇者不多。他在《史通》中，却多次推崇王劭，于《曲笔》《史官建置》《古今正史》诸篇，可窥其至意。
[26] 《隋书》史臣对王劭人格及其著作之鄙嫉，甚为少见。他们说他求媚取容，批评其著作引用史料不当、湮没名臣将相善恶之迹，《齐书》鄙野不轨。总论更谓其“直愧南董，才无迁固，徒烦翰墨，不足观采”云。详见《隋书》劭传，卷六十九，页1601～1610、页1613。知幾之指出王劭蒙恶，关键在能直笔，见《史通通释·忤时篇》，卷二十，页591。
[27] 刘知幾在《史通》各篇多次评论唐初所修诸前代史，这里引文及意见，详参卷十七《杂说中》。
[28] 周一良：《魏收之史学》（收入杜维运等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页311～347），就此质疑，大有平反收枉之意，其论亦颇有是者。但论收枉，不由时人崇尚以先世功业入史之风气入手作分析，诚憾事。周一良已引用《北史》收传，谓其书出，“前后投诉百有余人，或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随状答之”。是则可见时人论诉收书之着眼点，正与唐初史臣之观念相同也。
[29] 《旧唐书》卷七十三本传，德棻此时又奉诏与侍中陈叔达修《艺文类聚》。此书在武德七年九月十七日书成奏上（参见《唐会要·修撰》该年条，卷三十六，页651），是则迁德棻为秘书丞，首议及主持购书，盖目的之一在与修撰文史工作呼应配合也。德棻于贞观六年累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
[30] 两《唐书》及《贞观政要》，对魏徵在贞观初任官记载有出入或不详，是年征以右丞迁此官，据严耕望师《唐仆尚丞郎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4月初版，页451）。又唐初募理群书，由德棻首议，至魏徵继续，始克略备，两《德棻传》归功于德棻，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兼言德棻、魏徵等，是也。太宗于中书重开前代史修撰工作，见《唐会要·修前代史》该年条，卷六十三，页1091。
[31] 详见《贞观政要·慎终篇》，卷十，页12。
[32] 柴绍以勇力任侠闻于关中，是太宗姊夫。其实柴绍夫妇皆以侠名，为唐开国功臣，两《唐书》有传。窦诞为太宗母亲窦氏家族子弟，两《唐书》均附于《窦威传》。与魏徵论史，事详见《贞观政要·杜谗邪》（卷六，页16B～17A）。
[33] 参见《贞观政要·悔过》（卷六，页19A～19B）。按：太宗大觉其非的少小时行事之一，当指他自言“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也。此言《政要》失载，详见《旧唐书·太宗本纪下》，贞观十五年五月条（卷三，页52～53）。
[34] 刘洎向以正直著称，后亦以直言为太宗枉杀，两《唐书》有传，此次上书，目的建议教育太子（高宗），《通鉴》系于十七年五月，时间稍异。事实上，太宗约在贞观十年以后，魏徵即批评其“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而意终不平。”刘洎于此次上言稍后，亦批评太宗与人论议，常“面加诘难，无不惭退”。但大体上，太宗始终能与人论学论事，并常予接纳及勉励。刘洎称美，详见《政要·尊敬师傅》十八年条（卷四，页7A～10A），其批评则详见《纳谏》十八年条（卷二，页33B～34A）及《悔过》同年条（卷六，页20B）；魏徵言见《直谏》（卷二，页45B～47A）。
[35] 秦府论学内容及十八学士，见《旧唐书》，卷七十二《褚亮列传》。作者前曾改编《贞观政要》一书（《中国经典历代宝库丛书》），虽未对论经、论史、论体等内容作统计，但讨论历史者大半，可以无疑。
[36] 参见李树桐师《初唐帝室间相互关系的演变》（收入所著《唐史考辨》，页125～140）。李师分述此事，未论及秦王与十八学士所究心、所讨论之学术。高祖怨世民少不更事，语见《大唐创业起居注》，盖恐其学识未长也。谓裴寂语，见《旧唐书·隐太子建成列传》，正见秦王世民之学识，已非昔日吴下阿蒙。
[37] 贞观六年太宗对礼部尚书陈叔达说：“朕本性刚烈，若有挫抑，恐不胜忧愤，以致疾毙之危！”这是回忆武德中叔达帮其说话之言，详见《贞观政要·论忠义》，卷五，页6A、页6B。
[38] 参见《颜氏家训》（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7月新二版），卷八，页16～19。之推为梁元帝在藩邸讲课时学生之一，此篇及《北齐书》本传俱有记述。之推在6世纪中期，颠沛流离，先后落难于侯景、北周、北齐、复于齐亡入周，仕于隋而卒。他比较南、北学风，皆出于亲身体察，非耳食之谈。之推在北朝先后生思鲁、敏楚、游秦，子孙在唐初皆显。尤以相时为秦府学士，仕至礼部侍郎；师古为高祖、太宗最重要机要侍臣之一，参与经、史撰述的工作。师古父子兄弟详见《旧唐书》，卷七十三本传。
[39] 参见本书第十章第一节。元帝史部著作甚多，如《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仙异传》五卷，又《注汉书》一一五卷。颜氏家学以《汉书》著称，恐为之推当年受元帝启发者也。元帝著述参见《梁书》本纪及其所著《金楼子》卷五《著书篇》。
[40] 若以《贞观政要》和《金楼子》相较，太宗重视历史事理之系统讨论，而梁元帝则夸其博识前言往行而已。其聚书著书，及书钞零碎割裂之撰述情况，《金楼子》大体可以征知。
[41] 石勒、石虎父子极重史学，军旅间亦令人读史以作讨论，详见本书第十章第二节。黄宗羲倡读书，详见杜维运《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派之兴起》，收入所著《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8月初版），页169～171。
[42] 顾野王、虞世基、虞世南分在《陈》《隋》、两《唐书》各有传，不多赘。据两《唐书·虞世南传》，世南自小即极用功而博学，属文则学自徐陵而得其意，书法则由智永而摹右军，当时评价甚高。他因年事已高，故太宗未任以繁剧，使继魏徵为秘书监，主持整理群书工作，对唐贡献甚大。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为五绝，最信任其人格，故其卒时，太宗叹“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
[43] 野王学术及著作，详见《陈书》，卷三十本传。两《唐书·虞世南传》及《贞观政要》，亦有记载其以经史为太宗解灾释事。
[44] 《帝王略论》在中国已失传，日本东洋文库藏有其一、二、四卷之残本，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残本亦仅存卷一和卷二残卷，日本人尾崎康曾据以比较讨论，序文转录其页175～176所载，详见蔡懋棠译尾崎康所著之《关于虞世南的〈帝王略论〉》一文。
[45] 两《唐书》世南传谓秦王兵变为太子后，世南任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遂任此官职。尾崎康据日藏唐拓本世南所撰《孔子庙堂碑》及贞观三年之《破邪论》，谓其以中舍人行著作郎。按：唐文官制度，行、守、兼用于以阶官任职事时，两职事官相兼或有之，行则少见。据《全唐文》（台北，大通书局，1979年7月四版），卷一三八所录世南此二文，未见此系衔。宏文馆情况参见《唐会要·宏文馆》（卷六十四，页1114）。
[46] 参见《新唐书》卷一九八，页10。
[47] 参见《唐会要·修撰》该年条，卷三十六，页651。
[48] 太宗将此书分赐诸王，并嘱云：“此宜置於座右，用为立身之本。”事详见《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贞观七年条，卷四，页11B～13A。按：此书分为《善录》与《恶录》两部分，已佚，《全唐文·魏徵》文项下，亦仅录此序而已。
[49] 详见《贞观政要·崇儒学》，贞观二年条，卷七，页4。按：此条称王珪为大谏。王珪为太子建成系统。太宗兵变后，召之为大谏。《旧唐书》本传谓其在贞观元年迁黄门侍郎兼右庶子，则此段言论，当发生在武德九年至贞观元年之间，吴兢编年殆误。《通鉴》不录此条。
[50] 宏文馆初置就在门下省，即正殿之左是也。故王珪既为黄门侍郎，遂建议改革。此时学校制度未备，太宗**书法（《晋书·王羲之传》特为撰《制曰》代论赞，其制文可以知之），是以召学生习书法（书法亦为唐朝铨叙试项目之一）。盖此类学生日后皆可援“封爵”“亲戚”或“资荫”等出身，径行铨叙任官者。贞观初以学校未备，故宏文学生资格为五品已上京官之子，盛唐时学校已备，品官之子各依其父官品进入国子学、太学或四门学读书，宏文学生遂以皇亲、外戚、宰相之子孙为主，资格转严。吴兢乃盛唐人，故误谓贞观初即许三品以上子孙为学生。宏文馆教育改革，详见《贞观政要·崇儒学》首条（卷七，页1），及《唐会要·宏文馆》武德四年和贞观元年条（卷六十四，页1114～1115）。
[51] 进士科虽以诗赋文章为重，但亦有考史者，殆由贞观时代始。见《唐会要·贡举中》贞观八年条，卷七十六，页1379。
[52] 详见《贞观政要·公平》该年条，卷五，页15B～16A。
[53] 详见《贞观政要·纳谏》该年条，卷二，页30B～31A。按：荀悦“五志”详《汉纪》之序，为悦在建安之际极力发扬以史经世之思想者，对后世史学思想影响甚大。
[54] 详见《贞观政要·慎终》贞观十三年条，卷十，页13A～17B。两《唐书·魏徵列传》亦载此疏，及徵自录谏语付遂良事。
[55] 武德时《隋书》为陈叔达、庾俭、令狐德棻修撰，贞观再修时，改由魏徵、敬播、孔颖达、颜师古等撰（参见《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敬播列传》），而序论则徵为之。徵等对高颎之推崇，见《隋书》卷四十一颎传并《史臣曰》。贞观诸臣中，马周颇有高颎之风。周疾甚将死，悉取所上奏章焚毁之，声言“管、晏暴君之过，取身后名，吾不为也！”（《新唐书》卷九十八本传）显示留下奏章为文集，已为“取身后名”之行为，至如录付史司则更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