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详见《贞观政要·慎终》贞观十二年条，卷十，页12B～13A。
[57] 详见《唐会要·史馆·史馆杂录上》贞观十六年条，卷六十三，页1103。
[58] 这方面论著颇多，近者罗彤华著《贞观之治与儒家思想》一书，即专就此问题作研究。
[59] 魏徵两《唐书》本传皆载太宗三镜说之名言，今引文据《贞观政要》，更见其详。参见《任贤·魏徵》，卷二，页7A～8B。三镜说首由荀悦倡之（参《申鉴·杂言》，卷四，台北，世界书局，页19），显见太宗甚重其学问思想。
[60] 宋王谠撰《唐语林》（台北：世界书局，1967年5月再版），首条即载文中子及《王氏六经》，指出“北面受学者皆时伟人，国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贞观后，三百年间号称至治，而《王氏六经》卒不传”，以至元和间刘禹锡始称道推崇，“自录士大夫拟议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云云（见《德行》，卷一，页1）今《全唐文》所收诸文——见王绩（通弟）、王福畴（通侄）、王勃（通从孙、福畴子）、陈叔达、薛收、杜淹、吕才所撰文，略可知文中子家学，及其经世致用精神之表现影响也。杜淹《文中子世家》，具述房玄龄、李靖、魏徵、陈叔达与淹本人，皆王通弟子，薛收撰《文中子碣铭》，知收亦为王通弟子。王福寿《录东皋子答陈尚书略》，声称文中子家族受长孙无忌抑压，杜淹亦与无忌交恶，陈叔达因之不敢在《隋书》为文中子作传云云（《全唐文》，卷一六一，页2071～2072）。既一时伟人、佐命元勋皆通弟子，何以竟能受无忌抑压如此？其事可疑。或文中子在唐前期未被颂扬，盖有他因耶？
[61] 房、杜二相，两《唐书》皆将二人合为一传，其事迹请自详之。
[62] 详见《贞观政要·任贤·魏徵》，卷二，页6B。
[63] 五代史分修概况，详见廖吉郎《贞观撰勅正史考》（台北，《国文学报》十二期，1983年6月，页83～100），按：《隋书》武德时原由陈叔达、庾俭、令狐德棻负责。此次改组，德棻负责《周书》，余二人不预史局，《隋书》则由魏徵、颜师古、孔颖达、敬播负责（参见《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敬播列传》），地点即在秘书内省。《旧唐书》谓“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云（参见卷七十一《魏徵传》）。则徵之工作，殆不如廖文所谓“仅作（《隋书》）序论”而已。
[64] 详见《贞观政要·辩兴亡》贞观九年条，卷八，页19B。按：魏徵分析二主人格与政策不同，齐王以无能而亡，周主以独裁而亡也。《通鉴》录此条，系于九年正月，则距五代史奏上，尚有整整一年也。
[65] 关于此问题，牟润孙撰《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及其影响》一文，曾有详论。按：《梁》《陈》二书，基本上为姚氏父子所作。姚氏父子出身南朝，对梁、陈文风虽有批评，但不及魏徵之论断强烈。姚思廉或引其父论赞，或自己直抒论赞，然而终引《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参见《梁书》，卷六《敬帝本纪》及《陈书》，卷六《后主本纪》），显见魏徵代表北方观念，行其监总五代史之权力也。
[66] 太宗指示玄龄及拒修文集，皆见《贞观政要》卷七《文史》类。玄龄条谓发生在“贞观初”。按玄龄在三年二月六日始以左仆射监修国史，故应发生在三年开修五代史以后也。拒修文集条系于十一年（《通鉴》作十二年三月），此时五代史已修成。魏徵批评梁、陈文学亡国，亦批评隋炀帝“恃才矜己”以至国亡！（《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史臣曰》），则太宗拒词引梁武父子、陈后主及隋炀帝为例，盖即本于魏徵所代表的官方解释与意见也。
[67] 颁定五经事在贞观七年十一月，工作早在贞观四年已开始，由颜师古主持。经文颁定后，又诏师古与孔颖达等撰成《五经正义》，以统一经义，付国学施行。颜、孔二人当时一边助魏徵修《隋书》，一边进行此工作也（两《唐书》二人皆有传，又详见《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贞观四年条）。十一年，颁行《新律令》及《五礼》（参见《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五礼》一百卷，由玄龄、魏徵等修改旧礼而成（《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新律令》亦由玄龄等删定而成（《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
[68] 高祖之讥，详见《唐会要·氏族》武德元年条（卷三十六，页663）。至于太宗深受其父影响，处处模仿其父，请详见李树桐师《唐太宗的模仿高祖及其对唐帝国的影响》一文，收入《唐史新论》。鄙视山东士族卖婚自矜，盖亦模仿之一欤？
[69] 此事本末两《唐书·高士廉传》皆有载，与《唐会要》（参卷三十六《氏族》贞观十二年正月条）、《贞观政要》（参卷七《礼乐》贞观六年条）文字略有出入。引文今据《政要》。岑仲勉《校贞观氏族志残卷》（《史学专刊》第一期，页315～330）一文，谓此残卷即士廉等初修之稿云。
[70] 详见《晋书·机传·制曰》，卷五十四，页153C、页153D。
[71] 拙著博士论文《唐代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第一章第一节对太宗氏族政策有颇详之论述。
[72] 某年，长孙皇后为太宗聘郑氏女为充华，魏徵闻其原已许嫁他人，进言阻止，即以此语为言。玄龄等相则以诏书已出，其女适人无显然之状，大礼不可中止为请，颇有逢君之恶的嫌疑。幸太宗接受徵意，乃止。其事《贞观政要》系于贞观二年，但依玄龄等相之官职，系二年应误（详见卷二《直谏》，页34B～36A）。《通鉴》系于八年，差是（详见《通鉴》卷一九四，页6108～6109）。至于鼓励之词，详见《政要·文史》贞观十四年条（卷七，页9A）。
[73] 正伦在贞观元年为徵所荐，俄迁给事中、知起居注，即以“臣职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损百姓，且笔之书，千载累德”警惕太宗。魏徵迁秘书监，正伦遂接替其右丞遗缺（详见《新唐书》本传，卷一〇六，页1）。此后朱子奢、褚遂良等修注官，亦屡申此意以制君，详见《贞观政要·慎言语》（卷六，页12B）、《文史》（卷七，页7B～9A），及《唐会要·史馆·史馆杂录》（卷六十三，页1102～1103）所载。又请详见本章第四节。
[74] 参见《唐会要·史馆·史馆杂录上》二十二年二月七日条，卷六十三，页1103。
[75] 此处只欲举此类重大事件为言，余例尚多。至于此类事例的检讨结果及唐君臣之最后判断，于此亦不赘。盖因此类事例必须与五代史中同类事例之研究作比较，始能看出君臣对此论断之实况也，故宜另文专论之。五代史在贞观十年完成，此前唐朝发生的问题，曾在史中作检讨探究。而封建、突厥内乱与大战略改变、藩王将相谋反，废嫡立嫡事件，皆在十年以后发生，五代史或未遑讨论，论之亦颇与《晋书》观点有出入。贞观时代如何以史经世，这些问题的讨论最能见其落实。
[76] 该诏颁于二十年闰二月，详见《唐大诏令集·经史》类，卷八十一，页467。
[77] 知幾实录史学，详见许冠三撰《刘知幾的实录史学》一书。知幾强调功用论，《史通》各篇常见，引文参见《史官建置篇》（卷十一，页303～304）。白寿彝曾略论《刘知幾的学派》（参见《中国史学史论集》所收白撰《刘知幾的史学》一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页106～112），虽分析未详，要之即本文所称馆院史臣的一支。详见本章第六节及下章。
[78] 玄宗手诏，对此“欲正人伦而美教化，因旧史而作《春秋》”之事虽加赞美，但对援例由天子裁定一事，则谦称“事业相悬”，指示“随了续进”云。详见《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开元二十年三月光庭奏条，卷五五六，页2944下。
[79] 武德修史时，叔达负责北周史，贞观修五代史则未参与。所撰《隋纪》，殆为私撰，王绩曾借阅之，详见《全唐文·王绩》《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卷一三一，页13～14。
[80] 两次谈话详见《贞观政要·论忠义》该二年条，卷五，页6、页8。
[81] 详见《梁书·敬帝本纪》之《史臣（思廉）曰》及《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卷六，页16C～16D。
[82] 思廉在《陈书》废帝、宣帝二纪不述篡迹，于《世组沈皇后列传》则详述之（卷九，页13D）。然而思廉以《史臣曰》名义作评论，则如正文之意（详见卷四及卷五二帝之纪），故魏徵不表同意也（详见卷八《后主本纪、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
[83] 《唐会要·史馆杂录上》十六年条（卷六十三，页1103），与《贞观政要·文史》十四年条（卷七，页8A～9A）略同，但系年有异。按：高祖、太宗二实录，于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奏上（见《唐会要·修国史》，卷六十三，页1092），当为改削完成奏上者也。故初修及太宗指示，当如《唐会要》系于十六年为是。
[84] 太宗宠溺李泰，当不迟至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死后。盖翌年马周即上书，检讨汉晋以来“树置失宜，不预立定分”厉论人主“溺於私爱”之弊。十二年，魏徵复与太宗激辩继嫡问题，此时太子、濮王之争形势已成。其情请详见拙著《唐代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页484～491。徵论隋文帝，参见《隋书·高祖纪下·史臣曰》，卷二，页55～56。
[85] 按：李泰并非遂行反叛，太宗基于政治考虑，故与太子两皆弃之，实有违法之嫌。是以太宗一度痛苦无聊，几至自杀。此论正为解释其心思而作也。《制曰》参《晋书》卷三，《史臣曰》则参见卷四《惠帝纪》。
[86] 请详见尾崎康之文《关于虞世南的〈帝王略论〉》（页191）。《帝王略论》以天命解释兴亡，故为反命定论的刘知幾所批评。但该文译知幾言殆有误，原文可参见《史通通释·杂说上》，卷十六，页463。
[87] 分别详见《晋书》卷五及卷八十七《史臣曰》。卷九十九论桓温、卷一二二论五胡偏霸之国，史臣亦一再称引真命论。
[88] 参见《史通》，卷十《杂述》及卷九《核才》。
[89] 参见《全唐文·王绩·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卷一三一，页13～14）；及《陈叔达·答王绩书》（卷一三三，页1～3）。
[90] 详见《全唐文·王福畴·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卷一六一，页2～5。福畴为王绩之侄，大诗人王勃之父。《旧唐书》将王绩列入《隐逸列传》，谓卒于贞观十八年，死后《隋书》未就；又特谓“兄通，字仲淹，隋大业中名儒，号‘文中子’，自有传”云云。按魏徵等《隋书》今无王通传，王福畴所怨恐为真。
[91] 吕才生于开皇二十年，卒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00—665年），为隋唐间大术数家、哲学家、音乐家、药学家及史学家，两《唐书》有传。《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修前代史》记其在显庆四年（659年）二月，以太子司更大夫完成《隋纪》。侯外卢、赵纪彬撰《吕才的唯物主义思想》一文，为他作平生简表，将其撰《隋纪》列于龙朔年间，恐误（见《历史研究》，1959年9月）。
[92] 详见《唐会要》卷六十三，及同卷《修国史》显庆四年二月五日条。
[93] 张大业乃唐太宗玄武门兵变功臣张公谨之子，两《唐书·公谨传》列其诸子行次有矛盾，不详。《新唐书》卷八十九《公谨传》谓大业为高宗兼修国史，著书百余篇；《旧唐书》卷六十八同传则谓大业撰《后魏书》一百卷、《隋书》三十卷。其弟大安在高宗中期为宰相。但是，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史部，则谓《后魏书》《北齐书》《隋书》皆张大素所撰。按《旧唐书·方伎·僧一行列传》，一行乃《大衍历》撰者，俗姓张，即张公谨之孙，父名擅，从祖张大素撰《魏书》一百卷而《天文志》未成，一行续成之云云。据其所述，应为张大业，其详不明，要之皆出之于张公谨家族。
[94] 两《唐书·徐坚传》未载其撰《晋书》，今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乙部，正史类》所载。行冲与坚同年死，为北魏宗属，撰《魏典》所争焦点之一，在说明魏时有“牛继马后”之谣，应说指魏晋受命，反对魏收以晋元帝为牛氏私生子，冒姓司马，以应天命之说（收说见《魏书》卷九十六《僭晋司马叡列传》）。按太宗御撰《晋书》即同魏收说法（详见《晋书》卷六《元帝纪》），故行冲无异冲着官修《晋书》而来也。
[95] 吴兢、韦述两《唐书》皆有传，此不赘，后文另论及。
[96] 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东吴大学，1984年6月初版）一书，先疑唐于开皇禁令是否沿而未改，继引《封氏闻见记》所载郑虔采著书事，谓“可见唐代仍继续施行此一禁令”（参页33）。作者不敢苟同，盖其孤证，而又为偏记传闻之说也；且该书页49即引白居易《赠樊著作》诗嘱樊氏自著史，岂非害人违禁？
[97] 《史通·史官建置》，卷十一，页325。
[98] 见本书第十章第三节。
[99] 苏冕为唐德宗时人，与同时代的杜佑皆为中国制度史的名家，所撰《会要》四十卷，内容以高祖至德宗当代的制度变革为主，下开以后会要系列的发展（冕事附《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下·苏弁列传》）。其曾叔祖即苏良嗣，武后相；良嗣父即太宗秦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苏世长（参见《旧唐书》卷七十五《世长传》）。引文见《唐会要·省号下·起居郎起居舍人》转引，卷五十六，页961。
[100] 详见《唐会要·省号下·起居郎起居舍人》类别该年条，卷五十六，页963。螭，像龙而无角的神话动物也。
[101] 详见《贞观政要·求谏》贞观元年条，卷一，页19A～19B。《唐会要·省号下·谏议大夫》类所载较略，但将其事系于元年正月十五日（卷五十五，页948），与《通鉴》卷一九二所系同。
[102] 魏徵两《唐书》有传，不赘。谏止事见《贞观政要·直谏》贞观二年条（卷二，页34B～36A）。按此事《通鉴》系于八年，魏徵时任侍中。
[103] 详见《旧唐书》卷七十正伦本传，《唐会要》卷五十六《省号下·起居郎起居舍人》类则续载于元年条之后，较省略。又二年时魏徵为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至三年二月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并监修五代史，他即再举正伦调迁右丞以继其缺（严耕望师，《唐仆尚丞郎表》（一），页22～23），是则正伦以给事中知注记为时甚短，可谓移隶门下省后首任起居史官，且是兼知性质。
[104] 贞观时代八个曾任起居郎的人中，即有杜正伦、褚遂良、马周为太宗拜相；上官仪、李安期为高宗拜相，合共五相，比例甚高。有关史官人事迁转等问题，请详见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第四章。
[105] 《唐律·职制律》第十九条对泄密定有明罚，最重为绞刑，详见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2月台二版）卷九，页81～82。按：所谓“应密者”当然不止禁中事，无忌等对此条文有法律解释。但是，禁中事情大体皆为“应密者”，两省供奉官依法当遵守，否则即使功臣、亲戚、宰相皆需受罚。如《旧唐书》卷七十《王珪列传》，转侍中王珪在贞观七年，“坐泄漏禁中语”而左迁为刺史是也。
[106] 详见《唐会要·史馆杂录上》该年条，卷六十三，页1102。
[107] 引文详见《唐会要·史馆杂录上》该年条（页1102～1103）。按此次谈话，《贞观政要》载之最详（参见《文史》贞观十三年条，卷七，页7B～8A），有太宗“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自我解释动机之语，但系其事于十三年，殆误。今据《会要》击于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通鉴》同之而更简略，《旧唐书》卷八十《遂良传》采自《会要》。该传载贞观十年遂良为起居郎，十五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即谈话时遂良官职是谏、注合于一身。
[108] 太宗认为遂良“甚亲附於朕，譬如飞鸟依人”等，详见《旧唐书·长孙无忌列传》，卷六十五，页8～9。
[109] 参见《唐会要·史馆上·史馆移置》首条，卷六十三，页1089。同书卷六十五《秘书省·著作郎》条误为贞观二十三年，《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有关称官署、官称条，可详此变化。
[110] 魏徵以秘书省长官身份，及后来以侍中，在中书的秘书内省监修，并参与《隋书》修撰工作，盖无疑问。因为秘书省修五代史既移入内省，魏徵仍被委托，监督以竟全功也。或许修前代史繁重，故房玄龄与魏徵并为总监；但魏徵却未以旧长官身份，获授权与玄龄监修国史。魏徵原为太子建成心腹，太宗改革史馆隶属及监修，殆有深意。
[111] 谏纳郑氏女及太宗自觉其非事，请参见本章第二节。至于王珪除了原是建成心腹外，他也是一个贞正之人，故被太宗尊敬。太宗请他评论玄龄以下诸相优劣，说到自己时，声言“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诸子，亦有一日之长”！（《旧唐书》卷七十本传）其人格特色、历史渊源，殆亦不便以侍中长官监修国史也。
[112] 详见《隋书》卷六十六，页1561～1566。
[113] 《隋书》中魏徵领衔，但主要为颜、孔执笔，重要助手为敬播。《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列传》谓其曾参与五代史修撰，《新唐书》卷二二三上《奸臣·许敬宗列传》则谓曾参修《隋书》。
[114] 详见《旧唐书·儒学上·敬播列传》，卷一八九上，页9～10。
[115] 详见《旧唐书·许敬宗列传》和《新唐书·奸臣·许敬宗列传》。
[116] 详见《贞观政要·文史》贞观初条（卷七，页6B～7A），《通鉴》将之系于三年三月（卷一九三，页6063～6064），亦即拜左仆射、监修国史后一个月的事也。
[117] 《政要·文史》类将之系于贞观十四年（卷七，页8A～8B），《唐会要》系于十六年与遂良、刘洎谈亲观起居注的事后，在宣示勤行三事冀史官不书吾恶的事前（《史馆杂录上》，卷六十三，页1103）。《通鉴》在二实录呈上日追述此语而较简略，中间插入原为贞观九年发生的朱子奢拒亲观起居注表，较为离谱，因太宗欲观国史与观注记是二事也。且太宗指示玄龄呈国史若为九年事，几不至越六、七年始“删略”完成（参见七月癸巳条，卷一九七，页6203）。刘知幾自谓他与吴兢等重修《则天实录》为三十卷，虽“旧史之坏，其乱如绳；错综艰难，期月方毕”，亦不过期月而已（《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74），可知司马光编次史事有疑。只是吴兢的《政要》与《唐会要》，不知以何者系年为是，且既称为《太宗实录》而非《今上实录》，即知此二书乃后来追记之笔，已非“当时之简”矣。
[118] 详见《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73。
[119] 思廉在贞观三年以前任著作郎，十一年死，两《唐书》有传，而皆未及其修撰国史事。引语见《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73，或许唐国史最早为思廉任著作郎时开修，故用其名耶？
[120] 三年以后带“兼修国史”者如令狐德棻、李延寿等，为“修史学士”者如敬播、邓世隆等，略可参见《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列传》。
[121] 李树桐师在台北“中华书局”出版《唐史考辨》诸书多种，内收诸文论唐初史实者，多极力批评敬宗，治唐史当耳熟能详，此不赘。
[122] 详见《唐会要·修国史》贞观十七年条，卷六十三，页1092。
[123] 《旧唐书》，卷八十二《敬宗传》，说二实录“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云云，《新唐书》本传略同。按：敬播、敬宗当日“删略”国史，使成“微文”“浮词”，显然已非敬宗一人所宜负之责任。即使后来据太宗指示再修改，亦应为太宗、玄龄宜负主责。敬宗诚奸，但就此事言，则是君相令其为奸也。隐君相之恶，略敬播之为，而虚增敬宗之恶，未为公允笃实。
[124] 请详见本书第十章第四节。
[125] 其事各参见《旧唐书》本传，不另赘。
[126] 事详见两《唐书》义府本传，《旧书》在卷八十二与许敬宗同传，《新书》亦与之同列《奸臣列传》的首、次位。当时高价婚娶风气颇盛，敬宗嫁女受金被劾外放，两书本传均有载。
[127] 详见《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73。
[128] 按：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留太子（高宗）在定州监国，并命宰相高士廉、刘洎、马周辅助，东宫三个重要官员张行成（太子少詹事——相当于尚书省仆射）、许敬宗（左庶子——相当于门下省侍中）、高季辅（右庶子——相当于中书省中书令），各以东宫后备三省长官性质的官僚，“同掌机务”。《新唐书》卷六十一《宰相表上》，以为张、许、高三人皆拜相，其实三人掌留守机务也，详见拙著《唐代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页366～372，《旧唐书》卷七十八《高季辅列传》谓其在贞观二十二年迁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兼修国史，据严归田师考证，他在二十三年五月由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摄户部尚书迁该官（参见《唐仆尚丞郎表》，页492），则监修国史亦当在二十三年迁官后，即玄龄死后之翌年。张行成亦同日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同年表页978），故其监修国史亦当同时。
[129] 《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列传》谓永徽元年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寻迁太常卿兼弘文馆学士”。据严师前引表考证应为少卿，在二年闰九月前迁（参见页845～846），除新官后不知是否仍监修。至于无忌、志宁太宗末即为宰相，永徽二年监修国史，各本传有记。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对此语焉不详（参见页52、页270）。
[130] 张行成死于四年九月，同年十二月高季辅亦死，则永徽三年当有行成、季辅、志宁、无忌四相监修。行成死后，季辅死前，补入新拜的崔敦礼，连上述二相及柳奭等四相，则共有八相监修。行成、季辅之死，据《新唐书》卷六十一《宰相表上》在永徽四年。又令狐德棻在国史奏上时仍署名，不知是否仍为监修，若是则为八相九人监修矣。
[131] 前引刘知幾言作八十卷（《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列传附顾胤传》亦谓八十卷），据《唐会要》作八十一卷，可能有一卷为序或奏表之类。此时令狐德棻系衔国子祭酒，排名在无忌、志宁、崔敦礼三相之后，在李义府之前，皆未系“监修国史”之职称，参见《唐会要·修国史》该年月日条，卷六十三，页1093。
[132] 谏立武后诸相中，无忌最后罢免。《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系其被“安置”——软禁——在是年四月。高宗早年实录二十卷完成时间据《唐会要·修国史》该年月日条（卷六十三，页1093），但领衔奏上时除敬宗外，另一相为中书侍郎许圉师。按：圉师在该年四月以黄门侍郎同三品，五月改中书侍郎同三品，《唐会要》作二月五日奏上，可能为五月之误。李义府则在去年十一月贬出，是年八月复相，未闻监修国史。圉师、义府官职变动，盖据《新唐书》卷六十一《宰相表上》。
[133] 详见《旧唐书》卷八十二本传，《新唐书》本传略同。
[134] 两《唐书·敬宗传》指出《实录》不实之处，其实为纪传《国史》的不实。《唐会要》亦同此误，且系事在显庆四年的《高宗实录》之后，殆更为大误（参见《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国史》该年条及《史馆杂录上》显庆二月二月条）。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列传》，知德棻参与“撰《高宗实录》三十卷”，此与高宗《国史》二十卷不同。
[135] 《唐会要·修国史》详载高宗评论及指示刘仁轨等修改，但未系明何年，只云“三月”（详见显庆四年条，卷六十三，页1093～1094）。按仁轨系衔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并修史”诸臣李敬元为吏部侍郎同三品，郝处俊、高智周分为中书、黄门侍郎，则据《新唐书》卷六十一《宰相表上》，当为咸亨三年十二月以后事，至迟不超过上元二年（675年）八月，《会要》诚混乱也。许敬宗在咸亨元年致仕，三年死，年八十一。当时刘仁轨等用左史（起居郎）李仁实“专掌其事，将加刊改，会仁实卒官，又止。”仁实在《旧唐书》附于《令狐德棻传》，《新唐书》无述，刘知幾则称其“续撰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传，载言记事，见推直笔”（《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73），却未提其修正敬宗曲笔诸处。
[136] 《旧唐书·高宗本纪》系于显庆二年十二月，《新唐书·高宗纪》《百官志》及《职官志》皆不载年月，今据《唐会要·起居郎起居舍人》显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条（卷五十六，页961）。许敬宗以拥立武后功，于二年八月拜侍中兼修国史，此年代李义府为中书令也。义府则因与同列宰相杜正伦争讼不协，两贬出之。事详见《旧唐书》各本传。
[137] 诏文见《唐大诏令集·经史》类，卷八十一，页467。此诏注谓颁于总章三年十月。按《唐会要·修史官》录咸亨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诏，文辞文意同此诏而省略，殆为同一诏令，第系月日不同耳，参见卷六十三，页1100。
[138] 两《唐书》史官若另有事迹则为之立传，无而或有修史之善者则附入某史官（如令狐德棻）传中，故许、李用人不可详。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列百余史官，高宗朝则有十二人（详见附录二，页254～255），除许、李二人外，余十人皆未有恶劣修史事迹见载，则高宗所批评者，或不在此十人之列耶？
[139] 监修宰相参见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附录三，页271～272。范履冰等“北门学士”一方面在禁中协助武后，分宰相权；另一方面为武后撰写《百寮新诫》《臣轨》等书，以助其建立权威声望，是许、李系统以后武后的第二个重要人事系统，请参见拙著《唐代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页83～88、页94～96。
[140] 《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乙部·起居注》类，谓许敬宗撰《高祖实录》三十卷及“大圣天后撰《高祖实录》”一百卷，皆唐高宗之误。《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乙部·起居注》类，谓“许敬宗《皇帝实录》三十卷”。按敬宗修实录时，高宗未死，故称《皇帝实录》殆是。又《新志》称“武后《高宗实录》一百卷”，与《旧志》称“大圣天后”不同。按武后为皇后后五年与高宗并称“二圣”，上元元年称“天后”，垂拱四年——太后临朝第五年称“圣母神皇”，两年之后即帝位称“圣神皇帝”。此实录虽不知完成时间。但大体当在高宗死后，称“圣母神皇”以前，始较符合“大圣天后”的名衔。
[141] 按：武后在688年称“圣母神皇”，两年称帝，则《圣母神皇实录》殆记此二三年间“革命”之事。宗秦客既是劝导者，则是沈约的“同公作贼”意识矣。秦客在天授元年革命之月——九月拜相，翌月坐奸赃贬遵化尉（据《新唐书》卷六十一《宰相表上》，其人无传，与其弟楚客附《旧唐书》卷九十二《萧至忠列传》；《新唐书》则附于卷一〇九《宗楚客列传》。秦客被贬岁余即死，故实录必成于此二三年间。
[142] 请参见拙著《唐代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变》第一章第二节，及《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台北，联鸣文化公司，1981年1月初版），第四至六章。
[143] 参见严耕望师《唐仆尚丞郎表》，页373。其人两《唐书》无传，事迹亦罕见于他传，情况不明。
[144] 详见《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73～374。
[145] 详见《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74；及《唐会要·修国史》长安三年条，卷六十三，页1094。
[146] 详见《唐会要·史馆杂录上》长寿二年条，其人两《唐书》有传，不赘。
[147] 详见《唐会要·起居郎起居舍人》贞元十二年、元和十二年条（卷五十六，页962～963），及《史馆杂录下》元和八年、十二年、长庆元年等条（卷六十四，页1109～1111）。自姚璹《长寿时政记》始创，至元和十二年凡一个半世纪，中间只有贾耽、齐抗之修《贞元（德宗年号）时政记》，其中断如此。姚璹后来再度拜相，亦未闻修时政记。
[148] 详见金静庵著《中国史学史》，台北，鼎文书局，1983年10月四版，页96。
[149] 详见《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73～374。
[150] 左右二史在制度上是官，监修及修国史是职，既属官职，当然列属官僚体制之运作，禁密化等性质转变，使其益形重要而已。张荣芳《唐代史馆与史官》，对馆院史臣转迁有详细分析，如起居官后至宰相者，开元以前为18.2%；修史官占26.1%。
[151] 详见《史通·自叙》，卷十，页289。按：知幾而立之年，正值大周革命（690年）。稍后与徐坚参与修撰《三教珠英》，四十一岁完成那年（701年），遂由定王府仓曹迁著作佐郎、兼修国史，故谓晚遇此数子也。
[152] 其人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文苑中·刘允济列传》；《新唐书》以其除文笔外无他称，故附之于卷二〇二《文艺中·李适列传》，并谓他提出此论后才迁舍人。今引文及时间官衔，从《唐会要·修史官》该年条，卷六十三，页1100。
[153] 敕令见《唐会要·修国史》（卷六十三，页1094）。《旧唐书·徐坚列传》（卷一〇二，页8）谓“会则天逊位而止”，《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页374）知幾则谓“勒成八十卷”。
[154] 敬则上书前事，详见《旧唐书》卷九十本传；表文见《唐会要·修史官》，卷六十三，页1100～1101。
[155] 详见《史通·自叙》，卷十，页289。
[156] 按：敬则喜荐用人才，似不自拜相始，如武则天下勅重修唐史时，吴兢即已为“直史馆”。当时敬则犹未拜相，他与魏元忠二人皆器重吴兢，荐吴兢直史馆，吴兢直史馆累月，始除为右拾遗（详见《旧唐书》卷一〇二、《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而且敬则所曾荐用的人中，亦包括与知幾道术相知的另一好友裴怀古（《旧唐书》卷九十《敬则传》）。
[157] 事详见《旧唐书》卷一〇二《吴兢传》，及《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长安三年条。
[158] 中宗首次被废即因欲拜后父韦元贞为宰相之事而起，授武后以口实。此时复位，又追尊元贞，故贾受谏之，详见《唐会要·左右补阙拾遗》神龙元年条（卷五十六，页969）。韦月将上书中宗告武三思不臣，反为所陷，中宗即令杀之，幸徐坚以此为谏，改判决杖配流，事详见《旧唐书·徐坚传》（卷一〇二，页8）。
[159] 详见《新唐书》卷一一五《朱敬则列传》，《旧书》本传无载。
[160] 引文详见《唐会要·在外修史》开元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条（卷六十三，页1099）。按李元纮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拜相，在开元十四年四月至十七年六月，《会要》谓二十五年，殆为十五年之误。
[161] 韦述两《唐书》有传。按《旧唐书》卷一〇二本传，谓述常至元行冲家中读书，童年即立志撰《唐春秋》。当时其前辈刘知幾批评国史，吴兢则私修之，韦述承之撰成一一二卷，另承知幾启示作《史例》一卷，合一一三卷，萧颖士称之为“谯周、陈寿之流”。其书特色重视类例、事简而记详，勒成一家之言，似深受知幾史学理论启发者，盖为馆院学派后起之秀。至于官方藏史散失，详见《唐会要·修国史》至德二载条（卷六十三，页1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