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死前所言，对司马迁日后整齐经子、论载历史之动机，及成就、使命诸意识，影响启示颇大。司马迁创新史学诸思想观念，胥由此出发而加深加阔。新史学之与当时的所谓经学——尤其春秋经学不同，一为实录，一为空文。一为由古今之变、天人之际中求道，是历史的；一为悬出超史之道，以绳人伦，以考万物。司马迁《自序》辩孔子作《春秋》，论之已审，经、史有差异，或致日后发展颇分道扬镳，因子亦已伏下。
新史学又与古史学有不同，前者其性质在论述，而后者则为记录。前者以纪传为体，后者以编年为纲。前者以总体全程之过去为对象，后者以祀戎政教为对象。要之，二者追求实录之宗旨，前后大体一致。
所谓实录，不仅在追求史实之真实——所谓真相是也；兼且追求史义之真实——所谓真理是也。由研求事与义之真，而至据实记之，如实书之——即为求真、存真以至传真之全部过程、方法与效果，然后称为实录史学。班固谓刘向、扬雄之徒，服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是即足以奠定新史学的性质特征，阐明其宗旨方向。如此之史学，故特重网罗史料、考论行事、稽明道理之三段法，以为其方法论的根本。事理必须论而述之，始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则新史学之所以为论述史学，概可知也。
司马迁为何以人类历史的总体全程作探究对象，此则另与其承受当时流行的天意史观有关。三五相包说是三统论结合五行相克说的学说，有历史分期论、命定论、循环论、型态论诸理念内涵，史公置之于历史之总体全程，以作究论印证，遂创为通史。其后班固亦本新三五相包说——三统论结合五行相生说，加上国家主义、本朝意识等，欲“究汉德之所由”与是否属性型态为火，遂别创为断代史；然其综行事、贯五经、论述事理、洽通上下的新史学要旨尚存，章学诚谓其书“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制裁，是以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也”。[1]自汉魏以降，《史》《汉》遂渐成与五经匹亚、师法相传之学术，继起日盛。
至3世纪末之陈寿，在巴蜀学派天意史观、班氏史学理念及政治时忌启示影响之下，如实传述“天下鼎立”“正朔有三”之历史，本此构成三书分行的《三国志》，据实以记孙、刘、曹、马之事。于是，始为时忌以减少析论，而突出让史实说明真相的史学特色，论述史学过渡为叙述史学，此为关键。班彪“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的史学改革论要旨，及单一纪传体，获得了首次最明确有效的彰显与落实。
所谓时忌，就陈寿言，其当代即有吴主皓杀韦昭，其远者则有王允杀蔡邕，更远则有班固下狱几死，史家安得不忌？马、班所述孔子免时难之意，史公自已怀诗书隐约之旨，此所谓史祸意识者，史官史家大都明白。《太史公自序》只陈述大著作必起于发愤，而其作者多有祸患的现象；至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即显然自陈其惧，明称“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修史者心中长期有梦魇，由是可知。刘知幾颂直书而斥曲笔，倡史家宁直而死、不曲而生之说，必须要史家有死于直书为仁，且安于仁而为之的自觉，始克能之。故其标的典范，应是法齐太史兄弟及南氏史，而非以学幸遇贤大夫之董狐为优先。若说中国史学有隐晦的一面，则此即其一，盖其考验人性之极致也。
知幾时代出一、二“今董狐”虽为史坛之幸，但此“今董狐”居史官，所为是否能实践宁直而死之理，则尚需保留。知幾之退居别撰以申史义，或《疑古》《惑经》以影射当世弑夺，倡者自我表现亦如是而已，则陈寿等可知。
史家有此惧，史学有此晦，盖与史学的经世致用特性有关。所谓经世致用，约可分经世性与实用性而言。经世性偏重政教之道德教化意识形态，致用性则偏重知识主义实用论。唐初奠定史部独立而分十三类，其职官、仪注、刑法、地理诸类，尤倚实用性之特质，为刘知幾“书志实用说”所本，[2]由其子据此理念撰为《政典》，以下开三通之学。经世性则向为王朝政、教之士所特重，更不待言。
其实，史著之能经世致用，史公创新史学已来，就保存了此古史学传统，王凤却东平王求《史记》之请，扬、班之徒论史公谬圣非经，此义即明。实用性姑不论，其经世性则不得不言之。盖近人或谓史家不应作道德批判，宜为史学而史学，其论高唱之而又可谓高贵之矣，但尚知求真之旨，最终必将直书存实及不隐传真者乎？此之真实，则真相真理随之亦明，政教大忌正坐此学术要旨本质而忌之，且不独于史学然也，亦不仅于中国然也，读者宁不知地球绕日说初出时之后果耶？孝文帝之制左右史而令举职直书国恶，唐太宗之创修注官入阁制而令预闻机密，乃是确切了解及把握此史学要旨本质而为之者。柳宗元所论甚是，所谓孔子“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至于“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族亦赤；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3]是知上述高唱者，若非不明史学实录之要旨本质，则是潜意识或意识之间有所畏惧。要之，此要旨本质若明，则政教力量干预控制、垄断禁密于史学，而又势所不能免者，其事理发展乃可得而体会推知。相反的，政教人士欲透过史学获得什么或彰显什么，也绝非太难体会知悉之事。下文欲略论刘知幾的明镜说与功用论的思想架构，即为回应此要旨本质。
史官史家有整齐文化、存续史文之责任使命，往往又附带经世致用，乃至贬天子退诸侯的思想观念，魏晋以降尤甚。相对者，君主大臣亦有修史颂德，反制史权，使史书为其王室或集团隐恶扬善之意志。两者激**，则政、教思想价值之涉入融涵于史学，不仅使其外部产生种种变化发展，亦使其内部结构出现种种变化，制度质量，皆有空前之盛。本书各章节，择其尤重者略论之矣，此不复赘。
史学存在之初义，在存续天下史文、载述往昔人事设施，以待今之知古与后之知今。然而随着世乱思繁，史学之层次范围亦随之扩张开拓，反过来有危害实质史学之核心宗旨者，究其大体，可得而论者有五焉：即天意史观与神秘主义，权威主义与文献崇拜，以及文才取向是也。
天意史观之危害史学者，尤以其命定理念为甚。古者天下政教、社经、文化变动，率有统治者主宰之，是以史公新史学特立“本纪”一体例。自史家立说论天统所予，人力所不可强，于是历史变动之探究，其终极因素早已预存，可不待深论而知。班氏以后，史学之思想性日渐枯竭，由论述史学变为叙述史学，此为重要因素。
人类行为设施既冥冥中因天而定、依天以行，则势将激发史家形上神秘之思考，正史灵异载述日盛，而单行的志怪史学亦随之兴起蓬勃，蔚为大枝，原因可悉。
是则史学之人文究变，摇摇乎可动矣。
确认史实不能不有所理据，亦即价值系统不能不有所主归。价值有主归，盖谓研究论述之实事求是也；非谓独尊某系统，并以之为唯一绝对真理，以较认行事、确正名实。史公是非颇谬于经，当由此处会意。自班彪以圣道自任，其子以儒术自辩，以批评史公的谬圣非义，于是历史价值系统，遂有独本官方所尊的儒家之趋向，不徒影响终极原因之追求，亦且常有导致事实不明、是非不分之虞。例如，论汉衰亡，颇委诸政治腐败、桓灵不德，是否另有其他如制度性因素、社会性因素等，则无有深究；至于曹、马寡德不仁，宜较汉朝更甚，却又何以能兴起建国，延其祚命？此皆不易一一分明也。中国史学特色之一，在与儒家价值关系密切，不徒影响历史事理之研求，兼且有沦史著而为道德教科书之虞。此史籍工具化的倾向，随史学论述性之日枯，篡夺衰乱之日甚而渐明。刘知幾疑古惑经，考论三监之清君侧、武庚之复君亲，斯义尚可闻耶？余近者论释匈奴刘渊之造反乱华，实为其族人不堪奴役，文化不堪沦丧、国格不堪降辱，故大举而复兴其国族文化者也。[4]类此中古史实，汉、晋诸史或因某种价值理念而偏见失真，将来或因无定见之实事求是而发覆焉。
价值道德之独尊，实为权威主义的表现；而权威主义之施诸史料学，若成文献（史料）崇拜，此即文献主义极至之表现。史公创新史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论述古史则折中于五经，以示经传与诸子杂说的史料价值不同，此旨遂为刘知幾《史通·杂述》论据所本。然而，史公未尝谓圣人所书、贤人之言，即为绝对真实而可据以论证者也；亦未尝认为所得史料，不待鉴证而可径行引用于考论者也。非好学深思，能择其尤雅，势将无得于网罗考论，史公道之已审。[5]但自刘向别创单行传记，为《高士传》《列女传》与《列仙传》，轻引文献，率尔成书，或误“言必有据”即为实录耶？风气既开，史料不待考鉴，即遽尔引用成书者日众；轻信、崇拜，以为所述有据即骤可立言的观念日盛。于是谯周引正经驳《史记》，而成其《古史考》；干宝据前人所述、探近人所言，而撰其《搜神记》，理念方法，余前已论之。汉魏以降，群才向慕，率尔继起尤众，终至因著作易成，而促成量增质变，最后虽使史学扩拓独立为学部，分为十三类焉，然实录史学之宗旨方法，却因而一时晦暗不明。
马、班固为文史大才，但二人治史，不以文才自傲炫人。陈寿质实，以其著作表彰此理；范晔“常耻作文士”，更作书以明其意。[6]是则居史学经典地位之“四史”，内容盖不以文才为取向也。汉末大乱，博达之士各记所闻见，以备遗亡，于是未必有史之才学识，但以文才而载述者始多，自后文豪帝王，如曹丕父子、萧梁家族，躬亲修撰以鼓其风；心腹文人，奉敕载述以**其潮。加之上述因素，立言切而成书易，遂使文士相属秉笔，著名者如晋之张华、陆机、皇甫谧、葛洪、袁宏、孙盛、郭璞、陶潜；宋之谢灵运、范晔；齐有江淹、任昉；梁有吴均、沈约、萧子显、子云兄弟；陈隋之间，复有徐陵、姚察、许善心。至于北朝，文风或不及南，但其大才士崔浩、魏收、温子升、邢子才，与夫李德林、百药父子，皆曾参与修史也。
刘宋之时，“史学”已立；梁、陈之间，“学士”已设，但文士修史之风则未戢，至唐余风犹存。此则刘知幾等感叹自古以来文士多史才少，而有慎择史官之议论与行为者也；知幾本人亦不免耻以文士得名，有谈史减价之悲。[7]
权威主义、文献崇拜与文才取向，关系于史学之识、学与才，既有严重流弊，是亦为刘知幾建立史学批评之原因。知幾评论史才史学处，兹不述之，今欲论其实录史学之核心架构，以响应本书之始，以睹见中古史学之思想理念焉。
刘知幾与吴兢为武周复辟阶段的史学两大突破。然而知幾之突破，尤在中国史学史上举足轻重。其所以能至此者，除了长期担任馆、院史官，多次参与修撰，获得真切的体会认知外，更与其本人之学术风格和思想关系密切。《史通》——首部完整的史学批评，大体成书于中宗神龙复辟时代，足以代表复辟史学的理论主张，也足以充分表达了知幾在外缘因素及内在思想的交激下，所形成的思想体系，但也招来了不少的误会和批评。
首先，刘知幾为追求“实录”的思想、针砭时弊，引发出怀疑主义与批判精神，在宋祁的《新唐书》本传内，被误解为“工诃古人”。后来章学诚为了突出自己的史学地位，表示“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批评“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二者不同。又谓“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是其《文史通义》所为作之一因。[8]钱宾四师遂顺此二线索，予知幾与《史通》以低评。[9]实则皆不尽然。[10]此类批评解释，几使知幾永世蒙冤。
大陆学者，或是离谱至批评知幾“不只历史哲学方面没有度越前人外，就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也没有很多新的创举”[11]；或是肯定知幾史法方面的地位，进而肯定其思想的价值贡献。后者人数较多，但是大体皆推崇知幾的唯物主义思想，甚至以思想斗争以视知幾，以“战斗性著作”，以喻《史通》，[12]殆亦有失于另一偏差之嫌。
要之，作者颇同意白寿彝所谓“过去的人研究《史通》，多局限在‘史法’方面，不知道刘知幾的史学思想是更值得注意的”之看法；[13]也同意许冠三直以知幾的史学核心思想——实录——以名其书，并从数方面析定“实录”意义之处理。知幾论“实录”的意义，其核心不仅在追求史实之真实，抑且是追求史实之绝对真实以及实录此绝对真实也。[14]
世已周知而仍加以强调者，厥谓知幾因不满官修制度，愤而建立史学批评。但学术批评必籍理据进行，向使知幾未尝究心史学思想原理，仓促之间，凭何对中国史学作广泛批评？是知不满官修只是导火线而已。知幾向来学风，及由此养成的学术思想，才是他胆敢和能够建立史学批评的内在因素。关于此内外因素，《史通·自叙篇》已有充分自我说明。兹据《自叙》，略论其学风思想之特色渊源。
知幾自小性向近于史学，由《左传》入手，不欲为章句儒而志在理解“大义”。由十二岁至十七岁，遂从《左传》以降，读《史》《汉》《三国》，以至皇家（唐）诸实录；研读之重点即在“古今沿革”，其方式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钻研穿凿，尽其利害”。正唯如此，所以自谓“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凡论史与人“有异同，蓄诸方寸”云。这种研学风格，明显可知他绝非属于专家式的、编纂式的，或是史料学派。反之，他有史观学派的倾向，有批评哲学的特质，所重视的是思想理念、分析批判、名实与独断等问题，颇有本书《序论》论孔子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取向，例如，他总角时，批评《汉书》不应有《古今人表》一事，即反映了断代原则及据理批判的精神，故其史学思想与批评，有着长期“蓄”养的内在发展。三十岁以后和朱敬则等馆院学派好友论学，其思想体系和风格实已塑造完成，所谓与诸子“言议见许，道术相知”者，并非意谓自己毫无宗主，受人启发；相反的是，自己有道有术，受人推崇相知，相得益彰也。
知幾自小找到并发展其性向，在史学钻研过程中，也并非不受传统哲学思想的熏陶，而至仅讲究“史法”的层次。《自叙》推崇七部书——刘安《淮南子》、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勰《文心雕龙》——皆为中国哲学及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除了《典语》亡佚不详外，《法言》恐怕对知幾意欲探求及确立史学正确原理之方向有所启示，《论衡》则启发知幾的批判精神和方法，《风俗通》对知幾论学的原始察始、追求本源有影响。且上述三者对知幾探究天人之际，反神秘主义、反命定论、反权威主义、反文献崇拜及批评文才取向；主张人文主义、唯物主义、经验主义、怀疑主义、批判精神等思想和表现，有极密切的关系。这些书重人性、讲唯物，重视证据与方法，是启发了知幾将史学对象，自汉魏以来混杂了形上层次的色彩加以辟除，厘清为形而下的人事层次，导历史研究入正途的内在哲思。《人物志》及《典语》的影响，应与《史通》的重视历史人物批评，乃至史家质量论的提出有学术关系。《文心》为文学批评学的巨著，其影响知幾蓄意建立“史学批评”，已不待赘言。
知幾性向风格及思想学术，根柢渊源如此，故“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殆遽难谓其幸或不幸也。
入史馆前，与知幾“言议见许，道术相知”的，是朱敬则、刘允济等人。是否他们见推，其事未明。要之，此时允济以史官身份提出“史权论”，稍后敬则上书“请择史官”，故史官选任，一时注目，知幾此时进身，其史学被推崇固可知之，自此仕途尚佳，或为其幸的一面。[15]但是，这种人格才性学养，而入当时的馆院，必然会产生格格不入、郁郁发愤的结果；情志难伸，此则为其个人之不幸也。
馆院学派之吴兢、刘知幾，因应此种刺激，一者退而私撰《唐书》和《唐春秋》，以真正在意识和行动上突破隋文帝以来的禁令；一者退而私撰《史通》，建立史学批评学。此则赖其人之不幸，转化为中国史学史之大幸。《史通·自叙》明确指出，引起他奋发的触机为修《武后实录》。此时中宗虽已复辟，但贵臣监修则仍为武三思等武后旧人事系统，知幾是有史学理念原则之人，于是问题遂触发。故《自叙》说：
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於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大著作皆因于发愤，君子疾没世而文采不传于后，此正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少卿书》所论之旨，知幾所述，固有上通于史公当年之开创精神者，而其书命名又因于史公的“史通子”，则知幾之精神意识上承于史公，可以知也。[16]至于未为史臣以前，知幾一度欲总马、班以降至唐初所修诸史，而普加厘革，其不甘于为断代专家之学，而欲通达历史之总体全程，此则又为史公的志业及范畴。[17]
刘知幾上宗史公开创史学的精神范畴，[18]又取汉人推崇史公史学的要旨——实录——作为其史学批评及思想学理发挥的核心，实极宜留意。
史学自史公以来，经八百年以上发展，因思想因素如神秘迷信，制度因素如史馆，政治因素如政治意识决定撰史原则，方法因素如模仿古文、崇尚时文、采证不当、体例无凡等，皆已构成史学所以成立的重要影响，至唐尤甚。知幾对史学之欲拨乱反正，必须回归新史学创始时期，汉儒讨论批评司马迁的实录宗旨。他论史料结构、体裁凡例诸问题，遂溯本班彪而引申之。他论宗旨精神，亦由班氏史学而逆溯于刘向、扬雄等义理，加以扩充发扬。如刘、扬、班诸人，服史公“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此扼要之论，正是《史通》全书宗旨，及各篇分项批评之论据所本，其奠定叙述史学之方法论契机亦在此。
虽说如此，作者无意谓知幾完全本于史公，不能超越。其实知幾学术批评以史学为主，批评对象是自孔子以降全部史学发展，思想理据围绕实录核心，确实深受汉代史学影响。不过，他并未囿于某一家法、某一权威，而至自受束缚，不能发挥也，故《史通·自叙》云：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
以历史为范畴，以史学为对象，以实录为中心思想，此即“以史为主”的指归体统诸焦点；但是其学理根据、批评方法，实已超越狭义的史学，而波及经子集诸学，大有发明也。例如，《史通》多处批评《春秋》《史记》以降的灾异志怪，以为不合人事经验之原理，使史学确实降回人文层次，此即受扬雄、王充等思想方法之影响，借子学之道术以商榷史学，大有发明及影响者；而其宗旨即在阐明历史必须是真人实事，史学必须是有证可验，以记述此真人实事之实录学术而已，这是孔、马以降，史家多未引申强调的史学原理。
实录的意义在追求历史的真实，史必真实然后史学才能成立及有作用。在求真、存真及传真这实录过程中，知幾的思想学理即透过批评解释而展开。
在求真此一前提之下，他必然依循理性的怀疑，提出范畴批评——即上述之反神秘迷信、反形上层次；权威批评——即《疑古》《惑经》等篇之所由作；以及于史料方法之批评——这是《史通》论之最多，连《疑古》《惑经》也可视作此范例者。至于价值批判，则贯穿于其间。
为了求真、存真及传真之必藉史料与方法进行，故史料批评外，他另从撰述论角度，开辟了文笔与史简等系列批判，将文才划出史才之外，澄清了魏晋以降文、史不分的原理；并由此扩充成史家品质论——论史才、史学、史识（含史德），从而进行史家批评。
于是凡有违犯实录过程之追求者，政教学术权威不论再大，如官方意识、官修制度、经典圣言、马班标准，皆在各顺学理而予以批评之列。由是，他提出了“明镜说”：
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於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19]
这是史家价值中立、文质相称，强调史家独立性与历史自明性，近乎绝对客观主义的想法。这种说法可溯源于《太史公自序》所强调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之旨，而由前述汉儒称论史公实录之言出发，大有进展至将史家定位为中介物，凭借史料与客观方法，以反射历史——映照历史的绝对真实——之意，可说是其核心的指导理念。
知幾的史学思想，与兰克学派出发点不同。后者为了反说教性历史而发展形成，[20]相反的，知幾却在大张鼓吹史学的经世致用，颇不回避以史说教；至于史学之所同者，皆在追求史学之客观真实也。就知幾的史学思想系统观察，史学之所以形成、发展以及成立，自与其本身具有经世性与实用性大用的功能有关，正宜史家鼓吹发扬者。[21]不过，史学之所以有巨大作用，其基础造端在能否实录；能实录即具有鉴诫褒贬功能，可促成史学在精神层次，亦即经世性之大用，是为“明镜说”要旨之一。另外《申左》篇的主旨之一，则在申述“义理必折中於史实”的要义。[22]史实明则义理可得而明，义理明则可得而经世致用，窃意此确为知幾思想体系之一，而上承孔子—左氏—史公一脉之观念，由其实录思想衍伸敷陈以出者。知幾由史学的功能，进而论述史家史著的分级，而据此理提出“史学功能三等说”：
史之为务，厥有三途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哉？[23]
等级愈高，愈关系第一手纪录时的存真度以及史家之史德的修养，也愈关系史学能否具有以及发挥经世性之关键与效果；等级愈低，则愈是智识主义倾向，致用性虽亦大而经世性却低，编次勒成介乎二者之间，兼有二者的特质。但是，若纯就教化的态度取向看，而假定董狐、司马迁之作皆同为实录时，则以能正面积极发挥教化者为上，反面消极发挥制裁作用者为次，因而知幾进一步评论，提出“教化取向主次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何则？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次之，若司马迁、班叔皮（彪），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已降，吾未之见也。[24]
撰史不以文采自见于世为主目标，而是以经世致用为主目标，故能经世而又有文采者为最优；若只能突显经世教化者，则以好善取向为优，嫉恶取向为次。这里对史家及其著作的评价，与“三等说”次序有异，殆非知幾自我矛盾。其实他的价值系统与史学思想系统前后甚为清晰，即在重视及发挥史学功用论之中，“教化取向主次说”之前提为“功能三等说”，“功能三等说”的前提则在“义理必折中於史实”的理念，而此理念则肇造于历史必须是真实的实录思想上。单就知幾此思想言，基本上是欲本于以实录为中心，以系统化、理论化自北朝至唐初的经世致用思想，并据之以作史家批评，使能更彰显大用者。
要让史学成熟及完全奠定，则能否把握史学的第一成立原则以作批判思想的核心，甚为重要。知幾不论就时代环境及史学原理上，掌握“实录”要旨，以之为中心而展开批评，这是正确的选择。此外，要厘清诸种史学原理，以导史学于正，则必须以全部史学史作为对象，以批评作为手段，始克有济。既然如此，虽圣人所作亦必须被拉降下来，平等视为全部史学的一部分，而且批评时尚需暂时撇开尊崇与综述温情与敬意，史学批评始能有效进行及建立。关于此方式态度，知幾始终能够自觉并贯彻。[25]知幾于前引《自叙》，声言作《史通》而“发明者多”后，续云：
盖谈经者恶闻服（虔）、杜（预）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史通》）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於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
孔子以《春秋》贬损当世大人，而有知我罪我之叹。知幾此时以《史通》讥评往哲前非，途出一辙，故有此自觉同感。世儒不满知幾诋之诃前圣往哲，但却推崇孔子之贬天子退诸侯，殆有因人而异、双重价值之嫌。
“诃”人并不难，“工诃”则极不易。知幾反权威主义，反学术乡愿，这是他敢诃前哲的原因；这是一种本于真相以追求真理的学术良知，其本人亦不讳言，故对此风加以批评说：“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盖亦多矣！”[26]是则知幾亦自知其诋诃或有病累，此显然本于其学术的良知自觉。盖诃而能“工”，则是因有学术哲理之根据，以及有文献证据之按验也。虽然如此，知幾殆未意谓其所工诃必然绝对，对于学术上非故意的“失真”“失实”，[27]及批评上的“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28]认为虽上智而不免，是以对此亦有自觉及同情的了解。
自己批评前人的错失，而自己的批评亦未必工审，将来或招后生诋诃，这是健康的学术心态与正确的批评观念。有此心态观念，则权威乡愿、温情敬意，自成次要的问题，而知幾之所以能开创中国史学史上的“史学批评”，其端实造于此。知幾《史通》，透过批评史著而批评史家，透过批评史家而至批评制度与时代，以褒贬历史人事，建立其史学理论和思想体系，最终回归于司马迁实录史学之本旨，斯则是其所以能整齐一个史学时代，下启另一个史学时代的原因，且越复辟唐初史学的目标而上之矣。
章学诚谓“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其实知幾之论馆局与史法，只是其批评体系的一部分，就此而论其器识格局，要非大言则是不根之谈。例如，就知幾的方法论中疑古惑经之考据法而言，其目的在商榷史实之真相，即下启宋代疑古与考据之风，过渡而为清代考据学，再如其方法论中“简之时义大矣”之史笔论，结合其史学功用论中之经世主义，遂下开欧阳修—朱熹一派之褒贬史学，至宋、明之间而极盛。又如其方法论中的表志单行说，结合其功用论中之实用主义，遂由其子刘秩的《政典》、杜佑的《通典》，而下开两宋之三通学派以及金华、永嘉学派；至于其本于实录主义以褒贬历史人物，则对司马光乃至其后继之“通鉴学”亦有影响。甚至知幾主张独断之学，推崇成一家之言，以及分别当时简与后来笔，则更是章学诚史学两宗门等核心理论的渊源。凡此种种，皆足以显示章氏对史学史所识不足，而又对知幾之史学诬妄也。
更重要的是，刘知幾透过批评建立理论，结束了史公以降的中古史学阶段，下启近古阶段的发展，其诸种史学思想与理论，皆环绕“实录”观念以为核心，进而层层展开者。此举之意义，无异回归了以史公为代表的新史学学术，并为此传统之史学“发明”理论根据也。知幾史学之全部，本书未遑论述，要之，大著作皆由奋发而生，必从传统中来。知幾必须性近名理，有窃取史义之心，且阅读广泛而植根深厚，又遭遇时代变动，始能有此重大突破与贡献，为其自己于中国史学史中争得一席位。此论殆为可无争议者。
[1] 章氏论史学两宗门为圆而神和方以智，就新史学言，前者代表作为《史记》，后者则为《汉书》；不过又认为《汉书》方智之中，仍有圆神特质。请详见《文史通义·书教》上、中、下三篇，引文见下篇。
[2] 详见《史通》卷二《书志篇》。
[3] 详见《与韩愈论史官书》，《唐柳先生文集》卷三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元刊本，页150。
[4] 详见拙著《从汉匈关系的演变略论刘渊屠各集团复国的问题》，《东吴文史学报》第八号，台北，东吴大学，1990年3月，页47～91。
[5] 史公鉴别考论文献史料常多见分散，《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则颇有深论，余所述论即本于此。
[6] 范晔言参见今《后汉书》代序，即其狱中与诸甥侄书也。
[7] 文才多对史坛的影响及择史官等，上章已论之。自古文士多之叹，见两《唐书》知幾本传；至于耻文、减价，则详见《史通·自叙》。
[8] 参见本书《序论》，页3。
[9] 详见其《中国史学名著·刘知幾史通》部分，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2月初版，页153～164。
[10] 知幾的实录、怀疑、批判，自有中国史学及哲学上的思想传统渊源，宋祁不足以明之。章学诚之惊人语言，许冠三认为只是“实斋自炫于儿孙辈之夸谈”耳，或许过甚其词，但未至完全失实，许氏于《刘知幾的实录史学》一书中，曾专章比较刘、章二子，故敢作斯言（详见该书页163～20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宾四师则似接受宋、章二说，以发挥其讥评。
[11]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12月一版二刷），页164。
[12] 如《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所收侯外庐等六文，基本上基调相同，其中侯外庐称《史通》为“战斗性著作”（《论刘知幾的学术思想》，页1），卢南乔更直以思想斗争名其文（《刘知幾的史学思想和他对于传统正统史学的斗争》），可见一斑。
[13] 详见白寿彝《刘知幾的史学》，页95；收入《中国史学史论集（二）》。
[14] 许冠三的析定，参见《刘知幾的实录史学》，页4～10。关于刘知幾的史学核心在追求实录史实之绝对真实，请详见拙文《从刘知幾“明镜说”析论传统史学的一个模式》，《东吴文史学报》第九期，1991年3月。
[15] 知幾弱冠取进士，为获嘉县主簿，至四十一岁（长安元年）参修《三教珠英》时，本官担任定王府仓曹，翌年刘允济论史官，知幾迁著佐郎兼修国史，长安三年迁左史，自此与馆、院史臣结缘，至六十一岁贬为安州别驾而死止。
[16] 《史通》命名取源有二，一为《白虎通》，一为“史通子”，详见《史通·原序》（页1）。《史记》的原创精神被时人肯定，王莽封其后为“史通子”。
[17] 知幾指为孔子的志业范畴，故不敢有僭圣之为，实则史公之志业范畴亦如是，第知幾借孔子以解释其“不敢”为的原因借口罢了（详见《史通·自叙》，卷十，页289～290）。后来郑樵《通志》即明述孔子与史公此志业范畴，声言继之。知幾“隐然以当代的司马迁自命”，而有启发于郑樵者，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史论集（二）》，页343～352）颇论之。至于史公颇论孔子志业范畴，自认有上承于孔子，而亦隐然有恐怕僭圣之处，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18] 世知刘知幾推崇《汉书》断代为史，不明知幾所重者乃通识之学（同上注白氏文颇伸论之），至其不能写通史，转而私撰《史通》，内容上仍强调“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也。至于他推崇断代，史学理据在其易于完成总体而精确之史书也，详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
[19] 参见《史通·惑经》，卷十四，页402。
[20] Edward Hallett Carr，What is History，pp.2～3.
[21] 知幾是鼓吹史学功用论之理论家之一，不过，他的经世致用学说，世多忽视其具有两层次，即经世性和实用性。《史通》多篇讨论此问题，如《史官建置篇》开宗明义即申言“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所倡者乃史学的整齐人伦世道的经世性（卷十一，页303～304）。至如《书志篇》，则据实用性作批评，并主张依实用原则增删书志（卷三，页56～80）。
[22] 《申左》涉及的史学面向颇多，要之由史料批评进而确定史实，由史实以见义理，则为知幾之一贯途径也。读此篇文字的态度，必须一一追究何以知幾如此提出解释，方能见其背后的理念。至如《书事篇》，知幾本荀悦的五志说再提出三科说，不但彰明了史学有经世致用的功能，且此功能必须由史学而发挥。
[23] 《史通·辨职》，卷十，页282。
[24] 《史通·杂说下·杂识》，卷十八，页528。
[25] 其实知幾内心仍有权威意识及温情敬意，对孔子犹然，否则他不会为了避僭圣之名，而“不敢”效法孔子私修一部大历史著作矣。近人研究知幾者，颇有指出他内心的这种倾向，比不赘引。
[26] 《史通·探赜》，卷二十七，页210。
[27] 详见《史通·杂说下·别传》，卷十八，页516～517。
[28] 详见《史通·书事》，卷八，页229～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