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词义变迁大体上经历了自然基础上的审美意象、情感引起的内心视像、社会进化模塑的价值取向等阶段。在西方，“文化”源于拉丁语，有“耕种”“培养”“装饰”等含义，希腊语中与之对应的词是“教养”“学识”等。西塞罗在总结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现象时使用了“精神文化”一词：“即便是肥沃的土地，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人的心灵也是这样。人的心田也需要耕耘，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这种哲学会除去心灵中的污垢，开辟一片心灵的净土，然后去播种。然而，只有那些成熟了的种子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16]18世纪下半叶，拉丁语的“文化”含义进入日常生活，被理解为“与野蛮抗衡的一种理智”，科学和艺术、社会的公正以及社会制度、文化发展被赋予安康之愿，成了追求社会变革的动力。进化学派认为，文化既包括劳动过程，也是艺术、宗教、信仰的完善过程，人类思想和劳动产品就是在进化中不断发展的过程。今天我们所讲的广义文化是指人类生活中一切活动的总和，狭义文化是精神财富的总和，黑格尔把文化解释为“第二自然界”“第二客观世界”，这个范围比较广泛。上述观点，不妨描述为“痕迹说”“耕耘说”“第二自然说”“人化说”，其共性在于说明文化产生于人的社会活动。“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7]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所处的场景也在转换，在文化的坐标系中，反映文化变化的标量和矢量都在变化。“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8]自然社会是文化产生的场景，人类实践是文化发展的重要素材，劳动是人和自然结合的中介，通过能量交换和物质交换，内在的追求经过对象化活动被注入社会之中，结果不仅社会被“人化”了，形成了“人化的自然”，人也被改造成为带有更多文化因子的主体。“人把自然人性化，融入了自己的信念和评价，通过自己的创造有所建树并以传统形式维持着一种理想现实，一个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看懂的语言和符号表达象征的世界……文化的语义场中决定其动态特征的因素是人们的创造势能，而决定其静态特征的因素是人们保持传统的需要，也正是由于后一点使文化有了滞后性。”[19]在文化场中，活动主体不能没有，活动载体不能没有，活动中介不能没有，这三个方面又是不断变更着的。“文化远远不是单一的、统一的或自成一体的。它们实际上含有的‘外来’成分、‘异物’和差异等等比它们有意识地排斥的要多。”[20]奥勒留曾用“世界=变化，人生=信念”来描述文化的发生，他认为变化中的社会信念就是文化，“世界”是文化场景，“人生”是文化内容，“信念”是文化动因，“活动”是文化过程。总体上说，当人们对宇宙的观察有所体悟的时候，文化产生了；当人们对社会的改造有所行动时，文化产生了；当人们对内心活动有所表达时，文化产生了；当人们对社会交往有所描述时，文化产生了；当人们对自身和社会的成长有所感悟时，文化产生了。因此，文化是社会的个体或群体发展中形成的一套知识系统、观念系统、行为系统、价值系统、审美系统和判识系统。
此外，还有“型构（configuration）说”，认为文化是不同要素排列结合的产物。“型构”一词源于埃利亚斯的《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旨在表达文化的过程性和动力性。思想文化型构是边界状态、形貌结构及其内容的链接方式，“二战”前，传播学派曾用“文化圈”来描述文化类型。博厄斯认为文化形貌是一种动态平衡结构；克鲁伯把文化描述为不同元素的融合状态；威斯勒认为地域差异造就了不同文化类型；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是有关研究的重要文本。“二战”以后，J.H.斯图尔德用文化生态来解释文化形貌，列维·施特劳斯分析了文化的“基因”组成。上述观点的共性是：从外部表征分析文化形态，从内部结构认识文化模式，带有明显的机械唯物主义痕迹。文化型构与思想文化边界有很大关系。在这方面，休谟、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对边界意识的阐释，主张摆脱专制统治，其虚无性很明显，在实践上难免镜花水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边界的叙事，科学地预测了未来社会的价值边界及其走向；现代西方学者的边界理论，是另一种价值构思和行为选择，但具有浓厚的书斋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