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观念中的文化更注重思想的陶冶、道德的提升和精神的养成，就“文”的本义看，当人的行为对自身或他人产生影响时，就等于在他人的认识中留下一道印痕，也表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同的思想或能量所产生的“力场”或“电磁波”互相激**。“物相杂，故曰文”，说的就是这种状况，而“文”的有序性表现，就是“五色成文而不乱”。与“文”相比，“化”是一个对象对另一个对象所做的思想引导和个性成长的指导，使之达到教行迁善，是讲“文”的化育人生之功效，此为大道之学。汉语“文化”可以有“文治和教化”之意，可以与“文治武功”相联系，可以与“怀来抚远”相联系，可以与“化被万方”相联系。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界定，大体有如下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宗法伦理与专制政治结构决定的，宗族文化、王权政治是其重要依托。在目标上，它是追求政治一统，政治权力一元化与思想文化一元化相互对应，伦理价值与专制政治联姻的结果，从而使得文化关怀与政治热情交织在一起。在华夷之辨和夷狄之思充分凸显时，文化一统必须配合政治一统的需要做出回应。这样一来，兼具帝王和师长角色的统治者，希望将政治权力和教化权力、政治一统和文化一统归拢到一个问题之下——政权的稳固与长久问题。从先秦诸子的文化一统思想，到“别黑白而定于一尊”的实践形式；从董仲舒对文化一统的倡议，到“独尊儒术”的实践形式；从夷狄蛮荒之论到天下一家之说，实际上是王道精神和儒家精神的合一。在形式上，帝王为主导的天道载体和人道精神，是文化专制的偶像，只有它才能独断乾纲。文化一统的基础设施是家庭和学校，家庭范围内的忠孝文化强调“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母”，这是社会层面上的臣民文化的心理基础，移孝于忠、移忠于君使忠顺心理向上传递，最后以官方形式固化定格，形成以王权主义为主导的价值体系，由此导出天下、国家、民族、君权等专制社会的主要内容，进而成为国家、制度和政策的法理依据。文化一统的任务还在于论证天、地、人的一体性，以及天道、王道、人道的一体性，其中的教化内容是宣扬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统治，把表德劝善内容通过祭祀和仪式活动灌输到民众之中。在文化的实践路径上，传统宗法文化以“求善”“求全”为宗旨，讲究“修身为本”，倡伦理以寓褒贬，倡德行以别善恶，讲中庸以规行矩。不同文化形式，希望求同存异、万流共包；处理风俗人文，希望内外兼顾、褒贬得当；设定文化行为，希望执两用中、谦和有度。“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尺度，对“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者予以痛斥，对“拘守一经”“专己守残”者也予以否定。文化素养提高造成的“德行伦理”，文化理念提升造成的“仪式伦理”，将宗法制度内容贯穿到实践之中，尽管其中没有宗教系统中的教阶制度和膜拜仪式，却充满政治崇拜和文化崇拜内容，造神活动、忠君行为、英烈模式、孝义之行都被转化为正史内容，理论观念和文化形态都被打上政治印记。
在价值选择上，“内圣”和“外王”是基本的取向。封建社会中，“文治是中国政治的常用术语，指的是政府对社会精神生活的建设与引导，具体说来就是文化教育之发展与典章制度的整理。”[26]伦理劝导和文治内容以思想控制为核心，主要以价值观念统摄人心，“内圣”和“外王”，“入世”和“出世”，在表面上看似乎有很大差别，实际上都是修己与安人的基本形式。封建统治阶级“平治天下”的要义是正人心、息邪说、止**辞，用“惠心”发掘人类内心的礼义仁智，用制度化、条理化的“礼”达到“足以保四海”之功效。其过度的夸张往往有偏执之嫌，“其柔者戢抱免园册子，私相授受，夜半无人，一灯如豆，引吭长鸣，悲声四壁。……其悍者则篡取圣经一二门面语，以文其野僿芜陋之胸，有若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及纲常名教，忠孝节廉，尊中国，攘夷狄，与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脉，添胸溢臆，摇华即来，且嚣嚣然曰：‘圣人之道，不外乎是’”[27]。可见，与宗法伦理相适应的文化体系，一开始就有自身的特质和矛盾，“宗法文化原型”与封建统治时代的为政目的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