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内容和叙事都有其特定历史场景，它的出场与在场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规定的，思想的基本语境和方法论的总体框架是统一的。当这一思想和叙事被运用到现实中时，不能以不变眼光理解和使用其内容。在普遍与特殊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话语形式的转换与叙事方式的衔接问题。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运用到中国“五位一体”文明建设中时，由方法论决定的建设思路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叙事内容和话语形式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叙事使用了一套具有实践意义的话语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理论内容的轻视和反叛，相反，他们经常站在理论和实践衔接的基点上描述文明问题。福柯认为，马克思的贡献在于破天荒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科学研究方向。前者只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理论当成一套叙事体系，后者只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当成一种方法。这两个方面的看法既有洞见又有不足，存在着遮蔽文明问题的意识形态意义或遮蔽文明问题的公共生活意义的嫌疑，隐去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中关于人与社会复杂关系以及文明意义的本体结构，也隐去了价值诉求对社会行为和社会存在方式的影响。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但它的面貌和本质都是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观点，这里的前提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经典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之间的错位和衔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世界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建设世界是更重要、更深刻的期待。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是他们所处时代状况的反映，当这一观点被运用到现实的实践中时，表达形式和叙事方式都必然会发生变化。我们说“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要使“想的”和“做的”与“说的”符合实际生活。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作为物质生产理论和精神生产理论叙事的延伸和展开，包含着人类社会的共性愿望，这些内容被细化和分化是对文明内核和形式理解的深化。我们现在所说的文明的含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原初的精神世界相比较有了不少变化，套用经典体系的话语毫无疑问是最具“正统”面孔和革命性质的，却可能因为偏离现实的价值需要而出现谬错。思想有轨迹，认识有理路，话语有根据，叙事形式和表述方式都要有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叙事基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方法论依据，其政治动员功能在于我们对这种理论坚持而不改初心，其行为导向作用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信心。对这一理念的系统性描述能使人们感到它不是思想片段的拼接，而是基本原理与现实道路有机联系而形成的整体理论，由此形成的导向功能也是集束性的或集成性的。
“五位一体”文明的话语叙事充满辩证内容，对立统一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在其中都有体现，其话语场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认识和理解当下文明问题的重要依托，构成了审视文明问题的意义空间。尽管时空在流变，却不能将这种话语体系看成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毫无联系的无根之物，也不能把它表示成经常处于流体之中的漂浮之物。“五位一体”文明叙事的“源”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中，“流”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长河中，它有根有魂，有边有界。说有根有魂，在于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基本立场，秉持“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在于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明成果，坚持民族基因不能改变。说有边有界，在于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把“五位一体”的文明建设当成什么都能装的大筐，它借鉴世界文明又不照搬世界文明，对于那些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文明内容，时刻保持自己的特色而不受外来价值渗透。这种有界性还在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区域差别和含义差异，在实践中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隔断联系而“独领**”。说它开放而又拘谨，在于“五位一体”文明的叙事语系就是一种姿态和立场，而绝不仅是空谈或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的高谈阔论，它经常是乐观而谨慎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话语体系充满辩证精神一样，“五位一体”的文明观也同样是唯物主义在实践中的体现，它不是用无法接受的片面的偶然性逻辑取代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中所看到的片面的必然性逻辑，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或“本质主义”所决定的东西，也无意用文明形式的多样性和走向文明道路的多样性消解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本源精神。文明问题涉及复杂的内容，简单地复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词句，会降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科学魅力，而借口保持原则的坚定性却牺牲现实灵活性的做法，也会减损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科学功能和完整性。
“五位一体”文明所表现的话语链接作用是承前启后的，它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原初意义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文明建设链接起来，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方法论和内涵运用于中国的现实土壤中，为这些元叙事提供了运行空间和发展空间。这种链接作用还在于弥合话语上可能存在和出现的裂缝，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中的阶级斗争话语、革命话语在中国现代体系中使用已经不那么密集，建设话语、治理话语成为常见表述，战争与革命的话语体系被和平与发展的话语体系所代替。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深刻的话语转型，是难以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中国化的。“五位一体”文明的话语叙事和构建，不是基于纯粹思辨性的和独立于人的思想之外的意识运动，也不是纯粹意识性的语言表述，而是现实环境中的语言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站在今天的视野上，我们不难感受到拨云见日的豁然意向和思想之光通过历史过滤所留下的价值内涵，寄托了对未来的渴慕，通过话语叙事把遥远的事物作为眼前的镜像，形成一种期待感和制造力进而产生巨大的思想共鸣和文化和声，这有助于驱除曾经有过的教条主义雾霭和片面主义迷障，重拾被严重遮蔽的事实真相，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原初语境中领悟和追问社会文明建设的“特殊差异性”及本真形态。
（二）叙事时空和依存基础的转换
时空是我们理解文明和建设文明的中介，时空的社会历史性体现着文明形态的社会历史性，时空可转换性体现着人类文明的递进性，在每一个历史的重大时期都有关于社会文明问题的重新审视。时间转换造就“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时代特征，空间变幻造就“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地域特征，有关思想的基本语境和总体框架是在新的时空中重塑的，认识和捍卫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科学精神和基本立场，要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中赋予它符合现实意蕴的意义。机械地维护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完整性”，把它局限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叙事范围内，貌似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却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型构要求，难以理解新思想得以生成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条件，也无法在历史的连续性中把握思想衔接的条件。适应时空变换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形式，把关注的重心集中在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上，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特殊机制上，落实到现实场所变换条件下思想的赓续开新上。处在时空变换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为实践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在“五位一体”文明的建设中如何实现主体认识与客体对象之间的有效结合，它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不是在问题之外做出预设进而在封闭的体系中提供某种“担保”，而是在当下的文明建设中表现出开放性的回应态度和实践性的解答方式。因此，时空转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式的内容，最主要的当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和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实践的对接问题。“问题式的场所变换机制不能通过文本的表层理解和直接阅读获得，只有把理论的空缺与沉默之处充分连结在一起的症候阅读，才能将隐藏在文本背后的问题式发掘出来。”[105]19世纪的欧洲所提供的叙事场景不同于21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场景，地域变换造成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更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内容能否适应变化的“水土”以及怎样使它适应“水土”。这个问题式的内容不表现为单纯的思想对象和思想结构的变化，而是思想及结构在具体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它要求文明理论的特定内容及其论题之间的客观联系能充分体现各部分的真实内涵，克服因地域变化而造成的缺乏针对性的问题。通过这种问题式的开放性解读和构建，能够以思想的整体性直接呈现当下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特定结构表征，进而把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原初内容同现实的实践主体在特定情景中的需要结合起来。在这样的思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只停留在文字层面上的发问，而要在思想深处考虑“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有关事项。“五位一体”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意味着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原有叙事做完型变换，重新审视经典文本的场景和视野，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同构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经典内容以及因环境变化而需要开新的内容。通过这样的思路，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系统结构和指导意义，以这一思想的客观环境以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问题为基础，确认思想体系自身所固有的整体性开放性连续性特征，这是“五位一体”文明建设思想形成的重要机理。
很显然，我们需要在“五位一体”文明建设中寻找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并在形而下的操作中洽和形而上的意义坐标和空间参照，达到形而下的生活界面与形而上的价值界面互相印证。随着时空和地域的变化，关于文明问题的叙事范畴和理解方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从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注上升到“五位一体”文明的建设任务，中国共产党把文明的内容细化为更为具体的形式，其中的辩证道理和认识根据都能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问题的解释中找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中，文明与时代发展有关，它的形式、表现、内容等都是社会的产物，文明的增量和存量由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科学技术、人的行为、社会面貌、道德精神等都是重要的参数，体现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层面上，表现为社会发展的程度和人的解放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两个决裂”，以及后来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是当时共产党人对社会文明的要求。我们在今天有理由发问：在已经实现“两个决裂”之后需要做什么？打碎旧世界之后如何建立新世界？生产力的首要功能与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在今天应该如何表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否总停留在“合法性难题”的层面上？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如何与人的生存状态协调发展？由是观之，关于文明问题的关注视域和节点已经不能再囿于原来的状态了。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简单地将文明看成线性发展的形式，阶级社会的一般文明形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文明形式，都是未来社会发展阶梯上的递进状态，都为共产主义的社会文明准备条件和奠定基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理据。“五位一体”文明的话语体系并不排斥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无论是世界历史**往层面上文明内容的构建，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中文明的构建，都不是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环境而重设一套世外语系，更不是借口特色而忽视一般规律，借口变化而另起炉灶。
（三）建构思路和构建范式的转换
一是对社会文明反思中的思维和范式转换。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走向更文明的状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使人们逐渐从封建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宗法关系奴役下的人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的人，这种文明使整个世界堕入工具理性的铁笼之中，彻底抹去了超拔于物的神性光环，颠覆了人的生存的价值理性。畸形发展的文明使个人被放逐于物性世界而在精神上无所归依，走向文明的愿望建立在伟大的社会悲剧之上，但历史的光明就寄寓在这种悲剧的行动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那种温情脉脉的亲情关系的面纱被无情地揭去，韦伯也明确指认建立在情感—神圣关系基础上的价值合理性的人间蒸发。这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范式，马克思恩格斯要求辩证地全面地看待和认识它。尽管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曾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遭受到巨大挫折，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文明问题的认识一波三折，却不能因此将未来的文明建设归结为沉寂和终结，旧的平衡体系被打破绝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一种范式的文明建设的改变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文明实践的终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表明，共产主义文明不是社会的幽灵，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中，“传统中的文本没有一个讲清楚了政治正在全球化的方式，讲清楚了在最有创见的思想潮流中技术和传媒对于它们的不可简约性——而这已经远远不只是那个时代的铁路和报纸，对于它们的不可简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作过分析”[106]。面对新形势，不能坐等未来文明的到来，因为“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开启的建设思路和范式，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处的体系中，“劳动力在地理上更加分散，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在人种上更加层次化，在语言上更加分裂”[107]，变化的情况要求对世界文明的总体结构做出整体判断，对本国文明建设的具体形式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
对建设主体反思中的思维和范式转换。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对主体的关注，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现实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主体的范围更加广泛，全体社会成员的活劳动的发散性创造，体现了劳动者智能和语言的构造方式，由共同意志组织起来的群众在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杠杆作用，其角色意识影响着自身力量的发挥。社会主体的素质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和保证，科学技术、道德修养、行为方式都是起作用的重要参数，其综合表现是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和文化自觉，其具体表现是自觉地接受现代技术文明的新成就，自觉地传承和吸纳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自觉地顺应文明发展的潮流。这样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的政治动员的作用极其重要，它决定着如何把个体力量、群体力量结合成具有强大凝聚作用的合力，应该通过坚定的信仰提高社会主义文明的影响力。在这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和理想是我们创造文明生活必不可少的。
对建设方法反思中的思维和范式转换。“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方法和理念都遵循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逻辑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要求决定的，实践逻辑是把社会发展看成一个协调统一的过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各有自己的特定内涵和建设理路，它们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中，统一于社会的辩证运动中。这些重要的文明形式可以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表达出来，治理文明、制度文明、政党文明分别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要点和路径，表明了现代文明建设中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上的现代特征。借助政治语汇、学术语汇和大众语汇，“五位一体”的文明建设与“四个全面”、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动员，其中涉及不同界面上的价值选择和目标定位。在社会意义的界面上，“五位一体”文明的内容具有日常的普在性和公共性，意义本体深刻地凝结在社会事项之中，人们的行为范式总是以已有认识为基础的，处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氛围中的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主流观念和非主流观念，都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受到考量，并在国家治理、核心价值和群众利益的语境中，将主客体关系通过社会发展的纽带联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1] 转引自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4] 《淮南子·齐俗训》。
[5]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
[7] ［俄］叶琳娜·米哈伊洛芙娜·斯科瓦尔佐娃：《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王亚民等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8]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导论”第2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30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541页。
[16] 转引自［俄］叶琳娜·米哈伊洛芙娜·斯科瓦尔佐娃：《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王亚民等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19] ［俄］叶琳娜·米哈伊洛芙娜·斯科瓦尔佐娃：《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王亚民等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20]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页。
[21] 南京师范大学薛琳钰对本部分观点有贡献，在此致谢。
[22]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8页。
[23]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8页。
[24] Beth B.Hess，Elizabeth W.Markson，and Peter J.Stein.Sociology.Macmillan，1988，p.56.
[25]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导论”第20页。
[26] 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27] 转引自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3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33]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86页。
[34]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37] 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253页。
[38] ［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戴侃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39] ［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戴侃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155页。
[4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年实践指南》，转引自［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41] 参见［英］弗雷德·英格利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42]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等，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页。
[43]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44]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王长伟老师对此部分观点有贡献，在此感谢。
[45] 黄正平：《文化的外显模式与内隐模式相互关系概观》，《上海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32页。
[46] 黄正平：《文化的外显模式与内隐模式相互关系概观》，《上海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32页。
[47] 安然：《解析跨文化传播学术语“濡化”与“涵化”》，《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9期，第56页。
[48]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7页。
[49] 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05页。
[50] 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08页。
[51] 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4页。
[52] 萧贵毓、张海燕主编：《社会主义思想史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页。
[53]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54] 《周易正义》卷一。
[55]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410页。
[56]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8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379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72] ［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全球化的边界——当代发展的难题》，赵国顺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467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7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7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8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8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9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0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9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0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9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0页。
[95] 俞良早：《马克思主义关于东西方国家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7期，第62页。
[9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9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2—683页。
[9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9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2页。
[10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10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10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10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页。
[10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105] 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
[106] ［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07] 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