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律为自身运行预设了一套逻辑规则，在这个逻辑规律的支配下，社会各个子系统的运行也表现出一定的逻辑。不难理解，历史的东西经常熔铸在现实之中，现实的东西经常沉积在历史之中，那些记载社会进程的文明形式，于变迁之中传承人类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创造能力；那些寄寓社会群体或个体行为的价值追求，于社会生活中体现着人类思想的寄托和价值追索。历史长河中，促使文明演变的内因和外因经常表现为历史进程中的逻辑关联，各种要素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大体可以有三个形式：一是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而形成积极的推动力；二是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而形成消极的阻滞力；三是偏离文明的发展轨道而造成二象性的影响力。在多数情况下，文明进程并不是沿着精确的或预先设定的路径演进，它在社会中的运行状况是一种合力结果。
（一）差序与递进中的层次性和相对性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79]马克思曾用“文明的果实”来描述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用生产力的层次性体现文明的阶梯性，他所讲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也是相对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而言的。就是说，文明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不存在精确的“文明”起点和绝对的“文明”标准，它表示的是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价值判断，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缩影和创造结晶。文明的层次性揭示了社会在不同质态上的递进和形态上的差异，从蒙昧时期到野蛮时期以及更高生产力水平的时代，文明的进展程度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是以那个时期的社会存在状况为基础表现出来的。文明的层次性对社会发展是一个动力，当人类文明达到一定的高度时，总希望再上一个台阶，由此激励的探索精神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文明的阶段性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使一个特定社会按照特定形态并在特定时期有可能以特定的方式超越低层次文明而直接进入高层次文明。在这个层次上需要加以区别的不仅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内涵，文明的发生既包含着某些一般规律又包含着不可重复的特殊性，其表象之后隐含的是社会规律的作用方式。
因此，文明的象征性和潜隐性传达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运行轨迹，它不仅在历时的空间中反映当时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程度，也在共时的环境中表达人类生活和发展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文明时代”“文明时期”“文明国家”“文明社会”“文明民族”“文明世界”“文明人”“资产阶级文明”“半文明”等词汇，不是随意的语言遣词，而是相对于一定的参照系和时空而言的，其发展程度、理解标准、存在状态都是相对的，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它的形式和内涵也会发生变化。文明的层次性和相对性与文明的同化及习得状况有关，“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80]。文明的相对性还在于包含的元素不同，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是有区别的，居住在洞穴中的原始人、生活在澳洲的土著人以及美洲的印第安人曾经持有的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也不是一个等级的，这种相对性包含着“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文明是开放的，它总是不断地在解构与建构中被推向远方。“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反谷物法同盟）。”[81]新观念的植入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文化、道德、艺术和风俗等，其在社会中的融合状况与社会发展愿景密切联系。在资产阶级利益欲望的推动下，“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样崩溃了。在人的外在的眼睛和内心的眼睛前面，都展开了无比广大的视野”[82]。所谓的鲁滨孙之类的人物不仅仅是对“过度文明的反动”，也代表着当时一些人对喧嚣世界的回应，内心视像和外在视觉的反差引起人们对文明的不同判断，“是野蛮人具有能被使用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从事一切，是大有区别的”[83]。
（二）创造与变异中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资产阶级实现了现代文明所需要的大部分的基础性要求，使生产关系、物质联系、精神追求、社会生活、价值选择都被打上现代活动的印记。“新的工业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以及“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标志。“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84]然而，资本主义文明绝不是“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它在经济上的发展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必要的发展因素，也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在走向机器大工业的过程中，“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身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85]。城乡关系是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方面，不良观念、旧式习俗以及从农村带来的落后惯制，和现代文明是不协调的，旧的思想体系会因新观念的植入而被取代，其过程并不是完全自发生成的，尤其是在大量注入资本主义的功利性欲望时，自然演进着的文明过程会在利益的刺激下发生畸变。因此，文明进程中有很多可褒可贬、可抑可扬的内容，那些搅扰社会秩序且与文明格格不入的社会遗存，以及在文明的发生中作为不良产物滋生的东西，都是需要逐步清理的，“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86]。此种情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常面临着文明理念和野蛮行为共存的悖论，发展中的思想羁绊和整治社会问题时不可避免的利益矛盾缠绕在一起，“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87]。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造成了两套关于文明的话语体系——资本家的文明是一回事，工人的文明是另一回事，经济对立基础上的阶级对立延伸为思想对立基础上的社会对立，文明的“外部形式”与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内在神韵”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文明的“原则”没有能够完全地文明地体现出来。
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要素经常受到社会基本矛盾规律、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影响，它在社会领域中直接地表现为人的道德状况、文化体认和行为表达。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更加“文明”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社会的强制内容因制度形态的变化而被削减，它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氛围中给社会涂抹了很多文明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不良行为起着抑制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己的文明观念推向世界各地的过程中，极度的利益欲望迫使它撕下了各种伪装的面孔，“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88]。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还是在原始积累时期贩卖黑人的活动中；不论是在国内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还是在对外殖民扩张中，都表现出类似的理念。“在这里，对人的蔑视，表现为狂妄放肆，表现为对那可以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任意糟蹋，又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觉，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做自己无度的要求、自己突发的怪想和任意的奇想的实现。”[89]人类历史的维度中，世界文明史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活动造成的悖论事项，因为资本主义文明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过渡时期；世界文明史的核心也不仅仅是对过去业绩的慨叹和留恋，因为任何精神上的自娱都无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文明史的核心问题是对过去的扬弃、对现实的构建以及对未来的规划。
就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状况看，“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90]，社会的诸种异化导致文明内容与文明形式之间的错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以自己的劳动和意识判断在精神以及文明的表现上使自己二重化了，“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是这种状态的形象比喻。为了摆脱表面上的不协调，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就用自我麻痹式的语言体现虚假的满足，把包容在粗陋之中的“文明”当成一种享受。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拓展是西方文明传播的重要动力，“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91]。英国的殖民运动使刚果河岸的黑人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而表现出一定的顺应倾向，东方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而表现出相应的心理应激。1818—1829年，苏格兰山地居民接受外来文明后，不仅生活方式改变了，盖尔—凯尔特的习俗和语言也很快消失了，类似的例子在今天也能见到。“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最彻底地被摧毁；在这里，人们已经走得这样远，以致连美好的老英国这个名称也变得无法想象了，因为老英国甚至在祖父母的回忆和故事中也听不到了。”[92]在分析了这些事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融合状态做了大致的总结：文明的发生过程中，光明与黑暗并存、伟大与卑劣共生，有时候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历史走着奇怪的路，预设的不一定能实现，实现的不一定是预设的，文明经常在人的能动创造中具体地演进着。
资产阶级统治手段的两面性是它所标榜的“现代文明”策略的重要表现方式，资本主义文明的过渡性根源于其内部矛盾造成的诸多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又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不能完全消除或自行解决的。既然这个体系的主导者不能体现整个工人阶级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愿望，既然资产阶级本身没有有效的办法解决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它在社会中的主导性与合法性必然会遇到质疑和挑战。当它所标榜的秩序和文明遇到被剥削阶级的反对时，就会抛下伪装而露出凶残的本质，这时候对工人阶级的镇压和杀戮成了“光辉灿烂的文明”，野蛮惯例也被当作“文明的一个进步”。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进的生产力状况，但带给社会和民众的并非全是福祉，“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它“像高利贷一样剥削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93]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又反对它自己的文明。在极度异化之中，无产阶级开始意识到把自己同他人联系起来的认同感并产生了联合的社会运动。
（三）继承与超越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更高的文明阶段，俄国社会发展和西方社会发展可以“相互补充”，中国革命和西方革命可以“两极相联”。俄国农村公社式的文明形态，不仅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也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94]。关于这一思想的根据，恩格斯认为，“当西欧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民族制度或民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95]。资本主义在故乡的充分繁荣，让落后国家从实例中看到了“这是怎么回事”，看到了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财富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样板，从而缩短资本主义过程而加速了社会主义文明进程，因此这种“互补”在于西方文明的榜样和示范作用。中国革命和西方革命的“两极相联”，既是对社会文明共性的承认，也是对文明进程中世界联系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文明进程多样性和联系发展的理论，是对相关问题的总体的、宏观的认识，是对文明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分析，东方的农业文明与西方“私人企业家结成的自愿的联合”的文明形态，构成极大的社会反差。东方各民族没有达到完整的土地私有制状态，甚至没有达到西欧式的土地私有制状态，以至于走向文明的道路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96]东方的村社制度是特殊的社会制度形式，闭关自守的方式也和西方社会的进取意识大有不同，走上社会文明的动因差异构成了发展道路的差异。上述因素与农村公社基础上的东方专制制度结合在一起而造就一种社会惰性，“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97]。与西方社会中的公民意识和社会**明显不同，东方民众在社会政治领域的不同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明进路差异的重要原因。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亚洲的土地公有制和村社制度不仅是了解史前社会的一个线索，也是文明进程中的一种表现。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和日耳曼所有制，不仅是土地所有制由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的不同阶段，也反映了生产力发展造就的不同文明程度和演进路径。就共性而言，“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98]。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升为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历史各民族都必然要经历的形式，规定为人类社会最初的文明形态，揭示了文明进程中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统一。在“半文明制度”的中国与西方“文明贩子们”的冲突中，“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99]，那些摆着基督教伪善面孔、标榜西方文明国家的人做着不文明的恶行，“文明战争”代替了“文明商业”。东方社会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以及走向现代文明道路的方式，是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发达的科学技术、廉价的商品和自由贸易政策共同影响的结果，诸多因素迫使东方社会在经济上被卷入世界交往的狂潮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新的生产方式通过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而对旧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形成冲击。东方社会的历史现状表明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文明的可能性，在多样性与统一性相交错的人类文明道路上，马克思偏向于用统一性进程的辩证发展尺度来考察，他在研究落后国家发展状况以及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时，曾提出三种可能的发展路向，即跨越式、殖民式和自发式。他认为“跨越式”演进要比“殖民式”演进优越得多，而渐进方式应该根据现有的社会机构、社会组织来实施，并且需要参照世界先进民族的特殊经验来完善。
上述三种方式提供了未来社会文明变迁的三种参照系：其一，西方社会中封建社会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转变的形式，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其二，东方农村公社的文明解体和进化形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使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倒退；其三，俄国公社文明进化形式，它可能以历史联系的方式走向高级的文明。走向文明的具体途径是多样的，不同的文明具有特殊的道路、特殊的发展方向和特殊的演化趋势。社会文明的进程不排斥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但也不能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脱离社会约束的无秩序的发展，它总是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下并在具体的制度、风俗和传统中演进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及其文明成果和东西方独特性质等条件形成的多维坐标系统中考察和分析文明多样性的思维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认识，不能因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变化而否定其基本立场，也不能不顾现实环境按图索骥地理解文明问题。
在对文明的认识上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倾向，“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100]，政治活动中的思想桎梏和社会活动中的利益枷锁捆束在一起。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以后，随着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和争取自身权利的发展，普选权作为制度文明的一种形式成了被压迫阶层追求的重要目标，“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101]。在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实践中，在社会诸要素的联合发展中，人类文明会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里，没有理由将“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等同起来或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曾经使用过“旧的市民社会”“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先前的市民社会”等词汇，“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102]。随着人的社会存在与自身存在日益割裂，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也日益割裂，社会文明在个体层面上的要求与在集体层面的要求日益背离，当社会分裂为两个明显的对立阶级时，工人阶级对新文明的要求不再是原有的旧水平之下的文明了。在这里，政治解放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跃进，它作为人类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驿站，其局限性的存在实属常理，它把社会成员变成公民和法人的同时也把人变成了利己的独立的人。克服市民社会和超越政治解放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其在时间维度上的辩证法预示着文明延伸的不可避免性，其在空间维度上的辩证法包含着实现这一趋势的内在理据。作为超越政治解放并以人类解放为标志的文明，不再局限于某个阶级或某个层面的抽象词句的理论构造，而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旨趣的自觉运动。
共产主义文明“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有条件走向共产主义文明道路的是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些国家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快慢，要看它们的工业状况、财富状况、生产力的积累状况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状况。“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103]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现代大工业是共产主义文明的物质前提，“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104]。代替资本主义文明的共产主义文明，将在主体上消除人的异化状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归还给人自己，将人们生动的精神世界和复杂的现实关系归还给人自己，人以自己的全面发展和自由精神克服旧文明中的异化现象，然后构建出新的文明形态。共产主义文明要同落后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传统的落后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精神方面都保留着旧社会的痕迹，这是未来文明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差序性促成了文明变迁中的追升局面，阶梯性造成了文明进程中的力量积累，多样性是文明存在的活力因素。人类文明犹如一个不歇的永动机，不断打磨出新的式样，社会主义文明的出现尽管充满磨难和曲折，它在理论上的逻辑浮现和在实践中的创生，都要遵循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