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对象
本论题研究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及其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力量的存在形式、发展方式、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包括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对上述方面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以其特定的语境和叙事对人类文化变迁做出自己的解释，需要放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中来分析，放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环境中来认识，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来评骘。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基本特征有以下方面：（1）注重科学的研究方法的选择。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力量的方法建立在两个前提下。一是研究视角的确立，认为“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1]，有关的历史材料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问题的线索；二是研究方法的设定，认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2]，这一视角旨在突出辩证思维在认识文化力量问题中的工具意义。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用抽象的推理来把握历史和现实，不主张对问题做临时性的应景描述，而是致力于寻求合乎规律的言说形式，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时空关系变化中揭示文化力量的实质。（2）注重对文化力量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分析。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力量的认识，是对人类文化演进方式和演进通则的探索；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力量与资本主义文化力量的性质及作用方式的比较，是对文化发展的特殊形式的判断；关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文化力量的消长分析，也是思想认识上的独造。（3）注重对文化力量的社会经济基础的认识。在生产方式支撑的社会系统中，文化经常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联系在一起。与手推磨相联系的生产方式代表着封建文化，与蒸汽磨相联系的生产方式代表着工业资产阶级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是一定时代的生产力及其表现。随着现有生产方式的改变，文化力量的积淀和积聚方式也在改变，尽管其中的思想、政治、制度等因素极其重要，但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条件及社会实践是贯穿文化发展以及理解文化的一根红线。（4）注重对文化力量要素的综合性考察。对于文化力量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更加关注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中产生的影响，他们从来不把文化视为独立的变量，而是把文化动力的表达看成一个完整的过程。（5）注重文化的内在驱动力和外在影响力的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越接近事物的本质，越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文化力量的影响也就越大，尤其是当相关的文化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们的生活实践紧密相连时，其影响力将更加显著。文化的表达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文化的主体是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群众”，每一种文化形式，都不过是对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思想的外显。
（二）研究内容
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研究，主要是结合19世纪上半期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诸多矛盾和社会领域中的众多探索，在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基础上，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背景和根源，认识其哲学基础和现实基础。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结构、内容和叙事方式，深入把握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原初谱相所具备的理论特质和话语特征。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文化动力思想研究，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要点，一是列宁文化动力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贡献，结合列宁早期文化思想、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思想以及晚年的文化思想，认识列宁文化动力思想演进的机理，揭示社会发展中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尤其要理解列宁晚年文化思想真谛，理解“根据经验谈论社会主义”而形成的文化建设思路，认识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义和价值。研究列宁苏联文化革命的特定语境及实践要求，深入理解革命导师对文化如此钟情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进而追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葛兰西以及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革命的不同理解及实践状况，理解上述思想的衔接与延伸。二是研究斯大林文化动力思想及实践的民族情结和民族特征，认识其思想在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贡献，对理论界的不同观点做出中肯的评析与认识，还要研究其文化动力思想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三是理解列宁、斯大林的文化立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观的捍卫和发展。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动力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文化动力思想脉络。在思想的起源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传播所造成的文化视野和术语的变化，研究在当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以及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动力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的意义，理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建设中的方法论价值。认识毛泽东文化动力思想形成发展中的基本要点，理解它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谱系中的关联性和继承性，认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理论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贡献。对于邓小平文化动力思想的研究，主要关注改革开放造成的环境变化，认识这一时期文化思想的现代化特征，认识社会变革与转型中的文化定位，尤其要认识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文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认识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谱系的延伸作用。研究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文化动力观，不能脱离文化强国建设语境、文化生产力语境和文化软实力语境。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研究，一是从理论内容和历史渊源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认识资本主义话语环境中文化叙事的多样化展开，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早期发展，认识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的文化观的承上启下作用，分析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英国“新左派”的文化观、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理解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及思想内容。例如，在英国，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变的动因和表现，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变的原因和表现，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分裂的文化根源。二是研究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观点或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论节点。例如，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的谱系、从阶级意识到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再到镜像理论的变化，文化结构与文化建构、技术和意识形态渗透、话语理论及其构建等文化观点。三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化动力思想解读和解构方式的分析，集中研究唯物史观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和不同态度，阶级斗争与文化革命力量的关系等，理解这些问题影响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谱相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原初谱相的联系及密切程度。上述方面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在本书中不是以集成的模块呈现出来的，而是在每一章中根据不同部分的内容和需求表达出来的。
（三）研究范围
本研究拟在中文化层面上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动力观、马克思主义科技动力观、马克思主义精神动力观、马克思主义文艺动力观等方面的理论内容以及在当代中国的实践状况。因为大文化过于宽泛，不易把握；小文化过于狭窄，包含内容太少。中文化层面上的内容，主要指社会的思想意识、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本书主要涉及这些方面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及其实践形式，这一范围界定可以从经典著作以及当下的文化建设实践中找到依据。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广义的文化是指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中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提及“人类文化初期”“史前文化”“希腊文化”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史前文化阶段划分为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这是将“文化”和“文明”并列，是比较宽泛的理解。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沿用过摩尔的“文化时期”“文化生活”等词语；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把“文化”与“财富”并列使用，这一说法也很宽泛，大体可以看成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实践的精神产品，有时也指体现文化内涵的某一具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体系中，对狭义文化的表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把文化理解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对应形式。一般而言，经济政治决定文化形式，而文化影响并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3]从这一表述看，思想、观念、意识是与物质活动相伴生的，语言是表达媒介，由此形成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和形而上学都是语言的逻辑体系，是物质和政治反映出来的观念形式和文化形态，甚至那些幻象和虚无缥缈的思想形态也可以是物质活动的异化或升华。“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4]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化的起源、进化和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口生产构成人的生存和活动的三个纬度，“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5]。这里，文化是物质活动的产物，又被作为与物质并列的存在而发生作用，是狭义的文化。第二，把文化理解为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从“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生活过程和意识形态的生产，意识形态的文化性质充分显示出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论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把法律、政治等意识形态归入上层建筑，界定了文化的狭义内涵。在《共产党宣言》的一篇序言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语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6]其中的“精神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历程接近，属于狭义的文化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文化时，对文化内容的分类是逐步细化和明确的，这一方面与他们的文化体认有关，另一方面与社会发展中的分工及学科分类的多样化有关。第三，把文化理解为一定前提下的科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有一段经典语句：“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7]在这里，恩格斯把科学、艺术作为不同的文化形式，范围比较小。马克思指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8]这里强调的是文化的精神性质，范围也比较小。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使用的“精神”概念，也属于狭义的文化形式。他说：“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9]这里所讲的“精神”，既有别于政治统治，也不同于教育垄断，也属于狭义的文化形式。
列宁、斯大林使用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纯粹文化”“民族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等词，在他们的著作中，关于文化范围和含义的论述大致从以下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在分析俄国基本国情和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时使用的“文化”。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10]这里说的文化水平应该是一个综合状态，既包括个人的知识水平，又包括国民的综合素质，体现为国家的整个文化状况。在《论合作社》一文中，他把文化革命与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11]“文化革命”的含义比较宽泛，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变革，是指社会主体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其成果可以看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合体，相当于广义的文化。列宁还讲到：“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12]这里所说的“文化革命”包括了“纯粹的文化”和“物质方面”，还与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相联系，体现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它与“文明”的内涵及外延很相近。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谈到的“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当属此类。而且，“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13]。这里的“文化”主要指传统、习惯以及一个民族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等，它深刻影响着苏维埃俄国的现实。第二，在论述俄国居民识字状况及党和国家工作机关人员素质时使用的“文化”。在《日记摘录》中，列宁指出：“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14]他引用的“每千人的识字人数”的比较数据显示了这一点。在此，列宁表达了一个意向：仅仅识字还不能和“文化”画等号，识字只是具有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谈到提高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时，列宁把文化理解为“受过教育和训练”。当时，令列宁感到忧心的是，一些机关人员的文化素质太低，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改变这种状况却非一日之功。第三，在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以及两类民族文化时使用的“文化”。这两类文化都是特指，它们性质不同，作用方向也不同。无产阶级文化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不是空想的造物。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15]这是说无产阶级文化的继承性及其存在形态。在列宁看来，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要有一定的条件。“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16]这里所说的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是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表现，是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范围的理解大致有三种路向：一是大文化，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二是中文化，把它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对应起来，这种理解在党的文献中使用较多，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教育。例如，十六大报告中讲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中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指中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基本一致。三是小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属于此类，主要指语言、文学、艺术等，这个层面上的文化理解相对狭窄。
其一，在大文化层面上使用的“文化”。1960年，毛泽东在《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一文中提到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精神方面的，属于大文化。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也处在这个层面上。在一些场合里，毛泽东所论述的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包含着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内容，可以理解为大文化。后来，毛泽东所讲的“**”中的“文化”，也相当于大文化。胡锦涛曾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17]这里的文化内涵很大，可以理解为大文化。近年来，我们所讲的先进文化，基本上是指大文化，其范围既不能用意识形态来界定，也不能用单纯的文化知识来涵盖；既不能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来界定，也不能用单纯的自然科学知识来界定。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范围也很大。
其二，在中文化层面上使用的“文化”。毛泽东对文化的论述，很多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并限定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8]这一段话很经典。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这是讲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20]这是对新文化作用对象的分析，他把“新文化”“新经济”“新政治”相比较使用，是在中文化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的。邓小平把科学文化水平和高尚的思想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1]。他把“文化生活”“科学技术水平”与“高度的物质文明相对应”，也是在中文化层面上审视文化的。通常情况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相对应”，是中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不同时期的文化要求，前者范围较广，后者指代更明确。
其三，在小文化层面上使用的“文化”。小文化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以及识字能力等方面。毛泽东在《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提到：“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22]在当时的环境中所讲的“文化”是指提高知识水平，而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举办各种文化学校，如半日制学校、速成小学、速成中学、初小教育和高小教育等，显然属于小文化的范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讲到我们国家一穷二白，文化水平和科学水平都不高，讲的是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也是指小文化。
对于文化范围的确定，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重要前提。不同的文化环境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尽管他们没有研究文化的专门论著，但他们对文化的理解亦非泛泛之谈，这与他们对当时社会矛盾的辩证认识分不开。到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势已大不相同，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探索被引向深入并且多方面展开，面对现实的文化问题，列宁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并付诸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的理解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联系，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总的来看，文化范型的延续和变迁，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真实写照。由于社会的变迁和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造成文化的边界经常变动，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也经常变化。对文化含义的界定，可以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也可以易人而同、易地而同、易时而同，从而造成不同的文化说辞。但是，不能借口文化变动就无所作为，甚至否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提高文化实力和文化活力，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对于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既是学术问题，又有政治因素。除了本文所述的文化含义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理解。例如，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解、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理解等，显示出文化研究的活跃和生机，正是这种别开生面、源源不断的文化“物流”，不断更新着人们的文化理解，造成“文化范型”的变化。从方法论看，不同的文化理解并不妨碍人们的文化研究，相反它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线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文化建设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对不同文化含义的使用，不能拘泥于一个方面。哲学社会科学所理解的文化，与自然科学所理解的文化会有很大差别，这不会影响各自的文化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所理解的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理解的文化也不完全一致，这也不会妨碍各自的文化建设。但是，当一方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另一方时，其负面影响很快会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