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自从产生以来，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社会巨大的推动力。长期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门类发展起来。在这个不断延伸的思想体系中，研究者试图探析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元叙事形态以及这个元叙事发展的历程和思想要点。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研究
对文化的理解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基本前提，一些研究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广义文化概念是指社会一定阶段中的人际关系及文明状况，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的“人类文化初期”以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讲到的“史前文化阶段”，都有此意。恩格斯在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的划分中，将“文化”和“文明”并列，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文化概念。不少研究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也有研究者把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狭义文化概念概括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精神产品，一些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重要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分析文化概念表述及含义上的差别，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文化有时指物质文化，有时指精神文化，有时二者兼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论述中，占据篇幅较多的是文化的革命性、政治性。文化的功能主要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指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革命任务决定的。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分类研究成果很多，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论述、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论述、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述、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的论述等。也有学者以历时的方式详细地梳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伦理、道德等方面所做的论述，较为完整地剖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哲学理论。有研究者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以及诸概念、范畴、规律的基本内容、内在联系和层次结构。一些研究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理论做了系统梳理，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理论的基本精神及思想贡献。有研究者以阶级意识为视角，围绕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从理论和实践、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上，分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辩证特征。一些研究者指出，马克思在与德国古典哲学决裂之后的文化建设思想，不仅清算了旧的哲学信仰，用科学根据揭穿资本主义文化的虚假繁荣，而且强调在社会变革和政治实践中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这是使无产阶级获得思想解放、摆脱压迫和走向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东方文化理论的研究，有不少争论，观点也不一致。俞良早、韦建桦、王学东、韦定广等人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基本要点是：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起，“东方”就被纳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战略，俄国、中国等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进行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新探索，他们对落后文化的改造与建设成为东方道路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研究者依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关注为线索，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文化认识视角的转变过程。一些研究者指出，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文化落后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在《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资产阶级文化的腐朽性和没落后，晚年马克思转入人类学的研究，提出辩证分析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社会文化的影响，落后国家存在实现文化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未来社会文化的旨趣“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更高级的复活”，而这个过程也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还有研究者指出，列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建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文化思想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无论是东方社会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东方社会建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都遭遇到东方特有的、复杂的、落后的文化困境。一些研究者认为，东方文化的“附属性”，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形态的复杂性，因此文化建设是多维度的系统工程，但它们之间的地位却是不平等的：政治革命成为东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先导，这需要以革命意识的培养为主要任务，以资本主义经济意识为基本手段，以社会主义指引科学来驱散宗教迷雾。俄共（布）执政后，沙俄旧的“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政治文化传统极大地阻碍着苏维埃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俄国社会各群体阶层都与俄共（布）文化现代化严重“脱节”，因此“文化革命”成为列宁晚年思索的重要问题。有研究者指出，苏维埃俄国开展历史上第一次属于劳动人民的文化建设运动，并为东方落后国家提供了范式，东方国家尤其要重视政治文化建设。一些研究者认为，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东方文化建设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梦科学地回答了新时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怎样实现理想”；“树立什么样的目标，怎样实现目标”的时代问题，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价值意蕴，体现了今日中国之理想。
（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学术界对列宁晚年文化思想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列宁晚年所提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苏联“文化革命”既包含纯粹文化方面也包含物质文化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另一种观点认为，列宁晚年文化思想仅仅指纯粹的文化内容，不包含物质文化，是狭义的文化。也有研究者指出，列宁所讲的文化是精神文化，认为文化建设的任务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应的文化实践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关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研究者大多是从俄国文化落后的国情出发来论述这一问题的，认为列宁强调的“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是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研究者将这种必要性和迫切性归结为三个方面：俄国当时的落后国情；无产阶级巩固领导权的需要；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的关联性。国外学术界有关研究的代表著作有：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的《苏共领导下的苏联文化革命》、鲍·索·梅拉赫的《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布哈林的《列宁主义和文化革命问题》等。代表性论文有：弗拉基米尔·萨普雷金的《列宁主义：遭遇无知》、理查德·科索拉波夫的《列宁与20世纪》、格·斯米尔诺夫的《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列宁的理论遗产绝没有过时，在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反思和文化建设理论，对现代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有着借鉴意义；列宁的文化理论主要探索了俄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文化建设方法和途径。
对斯大林文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成果比较松散，观点也不集中，列举如下：秦正为的《关于斯大林“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认为，早期斯大林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思想，他提出“干部决定一切”和“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开展了“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使苏联的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也造成了消极影响。王慧燕、邓海龙的《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意义》认为，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是“斯大林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领袖真理化、学术行政化、权力集中化、政策封闭化和团体边缘化等弊端，但也不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合理内核，这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孙来斌在《斯大林在思想理论教育问题上的贡献与失误》中指出，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是一个高难度的历史性课题。斯大林在此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既有不可抹杀的重要贡献，也有重大失误。他对思想理论教育的内容、意义、主客体关系、原则与方法、教材建设等方面的探讨，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引以为戒之处。笔者的《列宁斯大林文化动力观论析》一文，把列宁斯大林的文化动力思想归纳为：科学技术是与国家前途命运及人民生活密切联系的力量，意识形态是能给工人以自信力和确定方向的力量，社会主义理想对人民群众有巨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减少文盲造成的阻滞力，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体现文化力量的重要方式。粟迎春的《谈斯大林的文化观》《论斯大林关于发展教育的思想及其局限性》《谈谈斯大林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表达的基本观点是：斯大林的文化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形势下的运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组成部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遵照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教导，从苏联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力普及义务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丰富与发展了列宁的文化思想。
学术界对毛泽东文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成果较多，几乎涉及当代中国社会所有的文化要点。朱瑛、李云祥的《毛泽东文化思想探析》，王凤贤的《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刘仓的《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文化建设思想探析》、李庆云的《毛泽东文化哲学思想研究》、张教评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李鹏程的《毛泽东与中国文化》等，具有代表性。涉及的内容有毛泽东文化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关于文化概念的认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冷舜安、翟东波的《毛泽东文化思想中的文化自觉》认为，毛泽东文化思想中的文化自觉在中国新文化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张国民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毛泽东文艺思想关系最为密切的首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贯穿于其他各方面思想的理论指导，它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沙健孙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思想》中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要方面。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处理文化问题上的古今中外的关系，建设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加强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徐祥运的《论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及其实践》认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科学技术特征及其作用的思想是毛泽东的科学技术观的基点，关于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的思想是毛泽东科学技术观的核心内容，关于科学技术的方针和政策的思想是毛泽东的科学技术观及其核心内容的具体体现。这些方面有机地组成了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及其实践的主要内容。还有一些相关论述，如杜玉芳的《毛泽东宗教思想及其特征》认为，毛泽东宗教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特征：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宗教，是毛泽东宗教思想的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毛泽东宗教思想的方法论；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毛泽东宗教思想的核心；把宗教问题纳入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范畴，是毛泽东宗教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新贡献。
关于邓小平对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大致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广义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大文化观或社会发展观，认为邓小平把文化看成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另一种是狭义的文化观，认为邓小平的文化理论大多是从精神文明的角度予以论述的。研究者认为，邓小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结构体系。从纵向看，它的基础层面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结构相联系的社会心理；它的内容是科学、教育、法律、文艺等思想；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的相应的组织形式、制度和文化设施；它的最高层面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横向关系看，包括文化的性质、发展方向和价值定向，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水平，生产、传播文化的组织、设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信仰、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党和政府机关对文化的管理等不同的侧面。有研究者用“文化价值的判断观念体系”来划分邓小平文化思想结构，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文化价值系列，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价值系列，以体制改革为动力的制度文化价值系列。有研究者用“文化发展战略”来概括邓小平的文化思想体系，认为其核心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基石是改革开放，其重点是发展科教，其方针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关于邓小平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比较，一些研究者认为，邓小平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建设文化，是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新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思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的良好开端，而邓小平文化思想则使中国人民逐步摆脱了现代迷信，从“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消除自我封闭的文化心态，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吸取西方先进文化精华，积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对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文化思想及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先进文化建设、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文化自觉、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方面，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中展开的，研究的重点是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的相互促进、相互转化问题，研究者对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有关思想均有深入的分析。有学者把文化力量归结为精神力量、道义力量、文化魅力和文化组织力，有学者把文化软实力理解为文化吸引力、文化亲和力和文化规制力，还有学者把文化软实力归诸“文化国力”，等等。《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一书指出，当文化行使领导权力时，它就变为统治力量。《精神动力论》《追寻精神的家园》《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动力问题研究》等研究成果中，都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力、精神动力观等做了分析。一些研究者指出，江泽民同志要求发挥先进文化的力量，胡锦涛同志提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多次提到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凝聚力和引导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文化创造力和引导力、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等，这些方面都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力量的认识的最新表达。关于文化力量的作用机理，存在着社会实践决定论、生产方式决定论、社会与文化双向选择论、内外机制结合论、文化交往推动论等观点，这是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认识和分析得出的结论。
（三）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
就国内学术成果看，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酝酿准备时期和20世纪80—90年代的蓬勃发展时期，最早的研究受苏联学界观点影响较大，研究的前提和目标受“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较大，当时编译的“苏联哲学资料选辑”和“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是有关研究的主要参考材料。尽管缺少总体上的理论观照，却是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肇始。1981年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以及1982年徐重温著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使有关研究进入**，研究者在争论与交锋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渐明朗。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总体认识，多数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部分地继承了马克思的先进理念、伟大思想、革命精神、批判意识和道德实践，紧密跟踪历史进程，密切结合社会现实和“生活世界的现代化及其结构自身的激烈分化”。
一些西方研究者针对各种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潮与主题，如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对现代性的否定，以及广泛流行的非理性主义、解构主义、文化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深入、全面地分析了人性的异化及其在当代的延异。他们立足于社会批判、非暴力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极权主义、反霸权主义、国际和平主义、生态主义、新人格主义、新虚无主义、异化消费、持续发展、艺术革命、解放美学、新时期的阶级和剥削概念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前景，围绕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自由、尊严、公正、人权和虚假主体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一些研究者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葛兰西、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以及吉诺维斯、萨姆纳和柯林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归纳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法与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核心观点。一些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思想，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种类、形式、特征和功能，对不同流派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分类和归纳，梳理了这些意识形态理论的脉络，全面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复杂图卷，这对于深化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从宏观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一定的意义。一些学者从学术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当代阐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等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一些研究者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哲学家——布洛赫、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高兹等展开分析，并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理论及其渊源，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意向的思潮。有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理论进行了全面审视和深入思考，研究者通过清理并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与我国新时期文论之间的影响和对话，拓展了审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的新视阈，考察了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交互影响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概貌，在此基础上对意识形态与艺术生产、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与审美乌托邦三个论域展开深入剖析。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美学问题的研究，一些学者指出，“文化”成了西方当代社会思潮中的一个关键范畴，它已经充当了一个内在的现代性批判术语和衡量后现代性中社会、政治、经济运动的方法。
在很大程度上，美学思维已经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现代性的重要工具。有研究者立足中国学术语境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了再解释，对卢卡奇、布莱希特、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阿尔都塞、马舍雷、伊格尔顿、杰姆逊等代表人物的思想做了较为详细的解读和评价，重新解释和估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的艺术观和美学思想，揭示了这些思想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有研究者分析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思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道德的批判，马尔库塞、弗洛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萨特的自由论伦理以及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一些研究者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了20世纪中国的若干美学问题，突出了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考察了中国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接受者所体现出的深层变异，对我们今天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一些研究者打破了流派和理论的局限，以“现代性”为主线构造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较为深入地触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理论核心与实质性问题。有研究者把目光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进程，将其置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变迁的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反思了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精神分析学派、批判理论、存在主义、消费理论等人物与流派的思想逻辑，力图达到哲学理念与历史生活之间的沟通。此外，文化霸权理论及其衍生观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启示和发挥的空间，他们从中捕捉灵感并加以阐发，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霸权理论与之有很大渊源。
（四）关于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这种社会生态提供了新的叙事语境，学术界对该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思想研究有以下方面。关于考茨基的道德叙事的研究，研究者提出的基本观点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本能及道德要素仍将依据阶级的不同而有很大改观；道德根植于社会经济之上又对经济基础产生很大影响，道德与社会发展的张力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促进社会团结与共同协力的道德规范，在阶级社会里具有维护某种利益的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除了种种强制的武器之外，统治阶级还可能借助强大的经济力以及文化、宗教等势力来维系道德原则并使其得以贯彻；在未来无阶级社会中，道德原则的贯彻就不再需要强制的武器做保障，那时再出现道德问题时，依靠舆论的力量足以解决。关于梅林的文艺叙事，研究者把其中的要点概括为：文学艺术要在为无产阶级服务中发挥作用；无产阶级在实现劳动解放的同时还要实现文学艺术的解放，以便使它能够摆脱资产阶级经济的束缚，成为无产阶级争取和巩固胜利成果的有力武器，无产阶级必须唤醒和培养一种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艺术鉴赏力和艺术创造力。关于蔡特金的教育思想叙事研究，包括无神论与宗教迷信共存的话语、爱国主义与狭隘民主主义共存的话语、旧的教育体制及其改革话语。学术界比较赞同蔡特金关于培养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是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的论述，认为这应当体现在历史、语言等的教学中，还应当剔除历史学和语言学教育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毒素。关于普列汉诺夫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叙事，研究者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话语解读和考察文学艺术的，他强调对意识形态以及宗教、艺术的研究就是明证。一些研究者指出，普列汉诺夫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与对民粹派的批判话语有密切关系，他的关于文学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观点，文化创造反映社会现实的观点，以及文学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观点，都是上述语境的产物。也有学者指出，普列汉诺夫利用批判的叙事方式阐释了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艺术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作用，以及无产阶级艺术代替资产阶级艺术的必然性。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比较话语是普列汉诺夫研究美学的重要方法。
（五）关于文化动力的叙事方式及内容表达
第一是西方资产阶级语境中的文化力量表达，意在展示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是不少人研究文化力量的蓝本；弗朗西斯·福山把“普世价值论”看成全球同质化的力量；塞缪尔·亨廷顿把文明的冲突看成决定未来国际政治走向的力量。西方一些反对普世价值的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话语叙事：萨义德的“后殖民文化”理论认为，文化是帝国主义扩张的重要力量；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指出，第一世界是通过大众传媒的力量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推向第三世界的；加尔顿的“文化暴力”论则把帝国主义文化力量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西方社会中，一些学者采取了相对折中的话语形式，如韦伯指出，文化需求的各种解决方法塑造了文明组织与动机动力学；J.C.亚历山大的“强文化范式”指出了文化在塑造社会生活方面的作用；休厄尔把文化看成人的日常活动及其创造力的动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叙事表达了另一种文化情怀：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兰·图雷纳的行动理论，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哈特、奈格和霍尔等人的非物质性劳动理论，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谱系等，都给文化力量打上了浓重的学术印记，也在一些观点上有力地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第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动力思想。主要集中在国家文化软实力理论及其表达方法上，存在着社会实践决定论、生产方式决定论、社会与文化双向选择说、内外机制结合说、文化交往推动说等观点，叙事要点聚焦在文化国力、文化生产力、影响力、辐射力、吸引力、亲和力、渗透力等方面。第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对文化力量的认识和表达，这一类往往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特征，其内容繁杂，主要取材于本民族的地方文化，还夹杂着宗教成分或神学内容，大多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文化形态，希望改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湮没不彰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