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断言：“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文化理论。对马克思来说，文化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他从来没有详细说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明过——经济基础（主导的生产方式）到底是如何产生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的。”[72]这显然是一种武断的片面的观点。不论是从狭义的文化还是从广义的文化内容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纵观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特征，“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话语的叙事基础。马克思认为，家庭是国家的天然基础，市民社会是国家的人为基础，它不仅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也是思想、意识、文化得以形成的依据，法的关系和国家关系都是用这种话语叙事来诠释的。这样的语境中，他提出了“关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文化取向，提出了关于人类解放的文化追求。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文化话语的另一种叙事，因为异化不仅表现在物质上，也表现在精神上，论证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与消除社会异化的关系是马克思关注的一个重点。这个文化体系的基本逻辑是：劳动体现人的类本质，但是劳动在其发展中逐步被异化了，消除这种异化的文化形态是共产主义文化。那时候，“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3]。如果将这种文化语系的物质基础再向前推，就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它要求思维的真理性、表述的科学性，要求在方法论上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叙事策略和话语特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得很清楚：“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释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74]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文化以革命本质，“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75]。人们的认识和语言行为是在具体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而多元性差异话语构建了政治模型，因为社会不是由统一的逻辑构建起来的。现实社会就是一个广阔的思想场域，“那里有非常广阔的意见空间，亦即密尔所说的尝试‘各种生活之试验’的自由，那里有思考和表达的自由，各种观念和看法会彼此冲突、摩擦，甚至冲突也得到容许，虽然也有相应规则对此加以限制，以免酿成破坏和暴力行为；臣服于一种唯一的意识形态，无论那是多么理性，多么有想象力的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对人们的自由和活力的剥夺”[76]。对一个社会来说，选择一元文化无疑有利于思想统一，能够增强文化符号的一致性；认同多元文化则有利于思想的更张，能够提高文化符号的创新性。在这里，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提高社会的价值认同极其重要。
一是在社会发展中提高价值认同。社会活动以不同主体的交往为前提，是由交往手段、交往对象、交往时空等构成的交往模式。社会提供了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环境以及价值沟通的平台，符号又把这种沟通简约化，人们通过价值符号显示了相互协作的愿望和能力。在不同的利益关怀中，有一个能够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和符号体系，不管是客体主体化还是主体客体化，都受到这种价值观的影响，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实际上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二是在日常生活中提高价值认同。人们通过创造和使用符号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社会生活表现为“为我的存在”和“为他的存在”，这是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语言符号就是高度简化的思维替代品，不仅表达人的生活意愿，也体现价值追求上的差异。如何找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体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关注的事情。三是在思想调节中提高价值认同。思想调节与利益调节具有互补性，认同不过是认同者从别人或社会那里折射出来的自我而已。价值认同依靠语码变更和创新实现，它通过对符号理解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取得对价值内涵理解的一致性。四是在技术发展中提高价值认同。“在更为普遍的知识扫**中，如今知识语言的主导模式是数学语言，特别是在我们新的‘知识技术’（线性规划、决策理论、模拟）中，我们有了一套由变量、参数、模型、随机过程、计算法、探索法、最小最大化及其他被社会科学采用的术语构成的‘新’语言。”[77]技术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符号空间”，人们所思、所想、所为都可以通过符号体现出来。符号观念的变化，使得“生活是场‘游戏’——跟自然的游戏，跟人的游戏——而且，人遵循着冒最大风险得最高回报、最小风险得最少回报的理性策略，或者用实用优先理论中最可爱的词汇来说，就是以‘懊悔标准’提供报酬”[78]。高度数字化、符号化的空间里，人们的价值观出现多种变异，各种行为成了以影像理解为基础的符号运动。这样的环境中，追踪技术进步潮流，把握符号发展方向，坚持主流价值观更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