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边界意识是指文化的活动范围和存在空间具有一定的界域，这个边界不是地理界线、疆域界线，而是不同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交流中造成的差别意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不同的宗教文化之间，都有各自的边界意识及哲学基础。
（一）文化边界意识与元意识
边界意识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既不同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元意识，也不同于形而上学终结论及虚假意识。元意识的表现形式是元叙事，其基本特点有：它所讲述的是所在群体的英雄或祖先的故事，起着正面或反面的教育作用；它能够接纳不同的语言，能体现多种语言游戏规则和标准；它的构成要素是发话者、受话者和被叙述的第三者；它不断重复类似的话题，以便实现对历史的记忆和对时间的遗忘；它具有维护社会合法性的功能。正是由于元叙事的这些功能，它“界定了有权在文化中自我言说和自我成形的东西，而且因为叙事也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就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合法化了”[80]。边界意识的形成，源于对“终极真理”独断性的破除，固守一种不变的思维及形态，是形而上学真理观的一种表现，它在文化存在上的表征是给文化设定界限，然后以一定方式守卫这一界限。边界意识承认生活世界的相对分离，否认无差别的统一性；承认认识的差异性，否认完全的普遍性。它把思想领域的有限性、认识领域的相对自主性和游戏规则的自律性，看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则。历史上，“尽管希腊文化被认为是植根于埃及的闪米特和各种其他南方和东方文化，19世纪期间却被改变为‘雅利安人’的。它的闪米特或非洲的根基或是被有意识地清除掉了，或是被掩盖起来了。因为希腊作家自己公开承认他们文化的混合的历史特性，欧洲语文学者为了保持雅典的纯洁，养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习惯，对这些使他们难堪的部分只字不提。”[81]这也表明，人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一种保守意识，希望保留美好旧时光的纯洁内容而不被侵染。边界意识与元意识的差别在于：第一，元意识提供了一种总领式的文化存在形态，边界意识支持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前者以其先验特征来规范思想，后者以其分殊特征表达思想；第二，元意识表达了文化的无限性和绝对性，边界意识体现了文化的有限性和相对性；第三，前者是“同而不和”，后者“和而不同”。简单地说，元意识提供了一个思想界限，构成了一个由自身内容决定的范围，但是，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元意识不止一种，元叙事也不止一种，由无数个元意识和元叙事构成的不同边界，分布于学术界和社会群体中，使社会群体的活动方式有了不同的思想守望，也使不同理论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和矛盾。拿德国古典哲学来说，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到费尔巴哈，他们各自的理论都可以看成一种元叙事形式，但是由于思想上的衔接或观察研究中的共识，使得其元叙事思想中有很多交集，其思想重叠部分往往因多次强调而固化，其不同部分经常成为争论的问题或新的学科分支的源头，这两种情况的实质是价值观的固化和新生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以及对新世界观的概括，是突破旧的哲学叙事而建立新的话语叙事的结果。从社会主义流派的发展看，它有不同的形式和观点。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元意识和元叙事，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了自己的边界，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着这个边界。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曾列举了一些思想界限，“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媚外的界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等等”[82]。这些“界限”有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初就存在的，有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而产生的，不难理解，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还会有新的思想界限出现。
（二）文化边界意识与人的解放
一定意义上说，边界意识是一种思想约束和行为要求，这种状况是由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共同作用而成的。“盖在白日，人几于无时不居樊笼之内；其始在拥挤之公共汽车，或地下电车，或街道电车中；其次在升降机之笼中；复次在店台中，或在充满人员、案卷、机械、货物之办公室或工厂中；终则再乘拥挤之车而归家。”[83]这是物理边界的体现，人生活在一个有局限的物理空间中，它的活动范围不是充分的解放状态。与这种边界相互作用的是心理边界，由于心理的压抑无处排遣，思想上积怨无处发泄，常常寻求一种方式披露情怀，“至夜，然后于喧嚷拥挤之环境相失，又觉为人反无着落，无以自愉，便欲设法排遣烦闷。于是举步出门、徘徊于街中电炬通明，边道上行人如织之外。或赴喧闹急奏之爵士歌舞会，振其疲惫精神。亦有不耐静坐，又不乐出门者，则与友人在电话中作长谈，亦消遣之一法也”[84]。也有被现代物质或精神束缚者，沉溺大众消费、流行文化之中，有持不同消费观者，有不同社会观者，神学观念、传统迷信等都可能成为精神枷锁。康德认为，成熟的人就是具有自觉的“边界意识”的人，“自觉”反映了人的理性世界的领域分化并肯定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立法尺度和实现方式。阿伦特认为，人的解放有两种形态，一是实现政治自由，二是获得人身自由。她认为，平等是自由的实质，而自由就是从统治权产生的不平等状态下解放出来，并进入一个既不存在统治、也不存在被统治的领域。这样，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必然要跨过一定的边界，而且同自由的情况下，每个人的边界状态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从理论上看，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从现实看，又充满了乌托邦特征。但是，阿伦特看到了“人”“物”互隔造成的界分问题，它所引起的强制与束缚是人的被奴役状态的一种体现，意味着实现人的解放的必要性。哈贝马斯把这种解放的状态看成颠覆“时代意识”和“历史意识”的状态，其价值边界必然变化，“新世界即现代世界与旧世界的区别在于它是向未来开放的，因此，时代在推陈出新的每一个当下环节上都不断重新开始”[85]。如果说人在古代社会通过上天的意识来证明行为的合法性以便从中获得某种支撑，那么在现代社会中，人通过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思维等叙事方式获得支撑。利奥塔的元叙事设定的边界意识语境中，人性解放代替了封建束缚和贵族特权，在此基础上积累起来的理性主体的发展和成熟，个人劳动的自由化和社会化，普遍精神的一体化和成熟化，成了人的解放的重要标志。元叙事语境中，理性是人的本质规定，通过人的理性和启蒙作用发挥人的积极作用，乃是重构文化边界的一种途径。
黑格尔是用主体性原则解释这一问题的，这种主体性原则建立在认识理性、道德理性和审美理性的基础上。在康德看来，人的解放在于“理性的启蒙”，人能主动利用理性破除思想迷雾而达到真正自律。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描绘的“历史图表”是这样的状态：“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就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那时候暴君和奴隶、教士及其愚蠢而虚伪的工具，在历史之中和舞台之上外就将不再存在；那时候除了惋惜他们的那些受难者和受骗者，除了由于恐惧他们的为所欲为而使自己保持着一种有益的警惕，人们就将不再关怀它们；并且在理性的压力之下人们就学会了识别和遏止迷信和暴政的最初的萌芽，假如它们一旦胆敢卷土重来的话。”[86]上述思想观点，是关于边界意识及人的解放关系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理一分殊”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没有使用边界意识或元意识术语，但是，他在论述政治解放和人类的关系时，对文化及文化的发展阶段的描述，也表明文化有边界、行为有边界、价值也有边界，以及人的解放与边界意识的变迁关联性。恩格斯认为：“既然单个人不受国界的限制，那么整个国家就不会因为个人获得解放而获得解放。希腊哲学家中间有一个西徐亚人，但西徐亚人并没有因此而向希腊文化迈进一步。”[87]这是说，一个人的发展不等于社会的发展，一个人跨越思想界限不等于所有人都跨越这一界限。人的解放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当人以自己有目的的活动改变世界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不断地设定边界和改变边界，“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88]。人的发展和解放不仅是交往中地理边界的变化，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意识边界的变化，“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89]。人的解放是在现实社会中运用现实的手段来实现的，尽管这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他也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要求，清除那些自我意识和纯粹批判之类的无稽之谈，而且要在以后的发展基础上进一步做这样的工作，“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90]。尽管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对人的解放都有边界设定，各种宗教神学也对人的解放有边界设定，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人的解放的现实走向和真正意蕴。
（三）文化边界意识的现实意蕴
边界意识的合理性在于承认一种思想存在及其影响的强弱和大小，承认其相对性和差异性。形而上学思维中的边界意识及其元意识，其失谬之处不在于是否承认边界意识的存在，而在于对边界意识的幻想和空洞的希望，在于坚持不愿放弃又无法完成的观念。生活中，人们力图破解对形而上学的恐怖心理，试图彻底去除形而上学幽灵，或者用合理性的行动消解形而上学式的冲动，或者充分发挥语言的隐喻性潜能，用意义的流动性和弥散性来减少形而上学式的追求，这种思维构成了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它合理却难以完全实现。很显然，如果这种思想得以实现，就是名副其实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实际上，思想的绝对边界是不存在的，思想的无界现象也是不能想象的，处在“形而上学恐怖”和“形而上学终结”之间的边界意识，也必然遭遇很大变数。“从‘形而上学的恐怖’到‘形而上学的终结’，实质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所设计的人的理想生活和解放神话的全面解构，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所奠定的价值秩序和生活哲学的全面颠覆，就此而言，‘形而上学的终结’是包含着重大的合理性的。”[91]从方法论上看，文化边界意识上的“形而上学恐怖”与“形而上学终结”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相通的两点，对前者感受的加强促使人们改变其状态，其逻辑结果就是后者。文化的边界意识类似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而不同”思想，它不是要用一个观点来涵盖生命、存在、思想和语言的一切内容，而是承认差异、承认多样、承认个性；它不是要寻找一个在文化上普遍适用的游戏规则，而是承认各个领域已有的不同游戏规则，允许它们在各个领域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运行。但是，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并不是纵容无规则的游戏，而是承认各自必须遵循的法则以及每个领域都是人的生活空间。“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的区别在于其存在结构和价值秩序的差异，其关节点就是对“边界意识”的自觉表达。文化边界意识还类似于“求同存异”，它承认内涵的差别和多样，也不强求在文化观点上做出整齐划一的改动。文化边界具有排拒性，即使生活在同一空间和同一时期，拥有不同文化观的人们往往会保留自己的文化表征和生活习惯，穆斯林群众对衣食习惯的遵守，是常见的事例。天主教、基督教在这方面相对缓和，耶稣教徒为了传播教义，经常在末节问题上采取妥协态度，早期传教士来华，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信用。佛教之来引起一片争执，一曰华夷之争，乃此疆彼界之说。“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二曰伦理之争，乃思想畛域之说。“三破论”最为典型：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三曰宗教之歧义，乃门户之争。“五横之论”，沙门处其一焉。19世纪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全球占据优势时，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则等同于低劣，似乎西方国家的霸权是理所应当的。21世纪的今天，文化的分化范围更为宽广，西方国家不再是文明的同义语，非西方国家也不再是野蛮的同义语。就目前现实而言，全球范围的文化交流并不否认边界意识的合理性，它不是要消除文化的多样性，既不是“美国化”，也不是“中国化”；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东方化”；既不是“资本主义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化”。这是异质文化彼此接触的过程，是文化普遍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双向运动过程。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同国度对文化的坚守态度是不一样的，“日本舍弃其旧文化，不甚顾惜，因其大部分得之中国，非本国所固有也。中国则不然，旧文化根深蒂固，入于人心。地广民众，移风易俗，非一朝一夕所可致；且各处人民，因第十九世纪中，国家屡受欧罗巴诸邦攻击，义愤填胸，往往结为党会，以排外为旨。清政府治国无方，屡招叛乱，大伤国家元气，更无力革新文化”[92]。“在某一个时候，文化积极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而且时常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义。文化这时就成为身份的来源，而且火药味十足，正如我们在最近的文化和传统的‘回归’中所看到的。与那种提倡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杂交的自由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容忍态度相反，这种‘回归’伴随着一种知识与道德上的强烈规范。”[93]即使你相信文化似水，可以溶解一些差异，但要冲决所有文化边界而融为一体，也是难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