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意识是多样的和各有边界的，就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而言，它的知识体系、语言系统、价值体系都不是单一的，它通过语言的界分、知识的界分和认识的界分等形式，表明主体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一）文化的价值边界及其对普世价值的拒斥
价值边界意识是对价值绝对性的怀疑和反思。在形而上学那里，价值被赋予终极的统一性特征，价值的终极性和统一性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的一个基本内核。西方哲学发展中的怀疑主义者，首先对价值的统一性观点提出质疑，休谟的论说具有代表性。他批判了“真善一致”的元意识，把“是什么”与“该怎么”加以区分，要求在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加以界分。休谟将道德归于情感而不是理性，认为道德不是以“是”“否”划界的事实内容，而是以“该”与“不该”判断的价值形态，二者没有必然的关系。“在此问题上，形而上学唯理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试图从‘是’推导出‘应该’，这种边界不分、领域混淆的做法所表明的正是形而上学唯理论的独断。”[94]克服这一缺陷，要对理性边界和情感边界予以勘分，明确理性和情感的不同功能和范围。休谟在《人性论》中曾言：“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不过作者们通常既然不是这样谨慎从事，所以我倒想向读者们建议要留神提防；而且我相信，这样一点点的注意就会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学体系，并使我们看到，恶和德的区别不是单单建立在对象的关系上，也不是被理性所察知的。”[95]人们将休谟的划界观点称为“休谟法则”，认为他以自己的见解阐释了价值的边界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有很大影响。后来，康德关于知识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的划界，与休谟的观点是有渊源的。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中，康德的“二元论”价值观与黑格尔“一元论”价值观是最引人注目的。平心而论，两种观点在德国哲学史上各有长短，不能一概而论，把康德的二元论绝对化可能导致价值观上的怀疑论，把黑格尔的一元论绝对化可能导致价值终极论。
对价值边界的有无及其状态需要客观地看待。如果抽象地谈论一般的价值问题，有些价值似乎是无边界的，如人权、自由、民主等，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是需要的；美好的生活愿望，对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吸引力。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其价值观念又是不同的，又是有边界的。社会主义人权观与资产阶级人权观截然不同，无产阶级价值观与资产阶级价值观也难以调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平等、民主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平等、民主也不完全一致。当西方文化自命为唯一普遍性的文化时，普世价值也只能是西方的价值。普世价值和多元价值的边界之争中，有不同的认识。一些人认为，“全人类价值”不止一次地使人类陷入窘境，各种文化的价值，尤其是一些带有宗教傲慢的文化，在接受其他文化价值方面普遍缺乏宽容和忍让。一些人认为，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寻找文化的某种现场的新标准没有意义，因为不同文化的价值难以用统一尺度来衡量。关于这一点，考茨基认为，从形式上看，不同的历史时代的一些道德要求似乎是一成不变的，如对自由平等的要求。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在这种一致的表象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内容。原始基督教要求的平等，是财产追求上的平等；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是财产所有权的平等；社会民主党要求的自由，是合理组织劳动力、保证每个人有自由的学习、研究和娱乐时间。西方思想史上，古典自然法曾把当时人类先进思想知识化和理论化，极力使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观念泛化为人类共同的准则，这是早期的“普世价值”雏形，后来的启蒙运动者也用自然法来主张它的普适性。“普世价值”的实质在于：以过度的思辨形式表述抽象的普遍现象，使“民主”“自由”变为脱离实际的概念，对多样化的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却视而不见。这种观点即便在一些西方人那里也是行不通的，尼采认为，万物是流动的，人们对它的评价也是不断变化的，在你为“善”，在他也许为“恶”，彼此皆以对方为荒谬，双方各有自己的权利主张；在此地为“善”，在彼地也许为“恶”，双方也各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人们的思想判断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偏好，不能用所谓的普世、绝对、永恒的价值规范来抹杀我思、我欲、我愿的个体性差别。那种不带功利杂质的淳朴、没有势利名望的单纯、不受拘束的自由，尽管“完美”却不一定符合实际，因为它是用高悬于社会之上的标准比照和评判社会行为的。因此，当今社会没有绝对权力，也没有绝对一致的价值观。
与“价值边界”相联系的“认识边界”的存在及状态，也体现了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一方面人的实践能力是有限的，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人所表现的认识成果与社会本质之间只能是一条渐近线；另一方面认识手段也是不断发展的过程，认识事物的眼界和工具是不断拓宽和发展的。就是说，主客体的存在状况影响着认识边界。认识社会问题不能脱离实践，“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96]普世价值将绝对精神外化，在自己的主张中兜圈子、打转转，忽视了多样化的价值状态，而当“绝对的批判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以后，就结束了思辨的循环，从而也结束了自己的生涯。它的往后的运动是纯粹的——超越一切群众利益的自己体内的循环，因此，群众对它已丝毫不感兴趣了”[97]。普世价值观自认持有“历史规律”，却不承认“理一分殊”，其背后包藏着西方中心主义野心，它“凭借无限的自我意识，使自己凌驾于各民族之上，期待着各民族跪在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98]。“普世价值”的悖论在于：承认“君权神授”价值模式的历史性，又否认现有价值模式的历史性；承认社会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又以普世价值否定价值选择的多样性；承认文化意识的边界存在，又否认文化边界影响下的价值边界存在。
（二）文化的话语边界意识及其话语构建要求
西方社会的形而上学传统与印欧语系的表达方式有很大关系，那些智者们最早把语言逻辑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进行考察，并揭示了语言与“逻各斯”之间的内在裂隙。普罗泰戈拉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基本意思是人可以以自己的尺度描述和衡量万物的存在与否，间接地表达了评价标准的相对性，其中的语言逻辑自设了包含着相互矛盾的边界意识。在普罗泰戈拉的语系中，语言逻辑不再是神意的表达方式和神性的寄居形式，而是充满相对性和有限性的主观产物，它经常体现为具有边界意识和分化倾向的个体性原则。20世纪以来的哲学话语中，边界意识经常体现在知识与存在层面上，维特根斯坦是用语言评判来认定“在场”与“缺场”的边界的，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论述哲学的功能时说：“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这一观点触及表达的边界及其作用问题。
当今社会上有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国家的话语机会并不是均等的，不同国家的话语权力也不相同，它的背后有经济、政治、军事、技术等要素的支撑。国际舞台上，西方大国占据着舆论主导权，它们在国际事务中有较多的话语权，力争通过各种形式将自己的话语边界向外推延。不甘失语或无语的发展中国家，也希望争取更多的话语机会来捍卫自己的思想边界，其民族性、多样性成了它们据理力争的基础。守卫民族的根、守护家园等，是它们捍卫价值边界的活动表现，也是提升话语权和软实力的重要方式。当下的中国，提升话语影响力的重点是增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形成高度的价值自觉和文化自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调整与中国社会转型是相互促进的，它使社会的文化边界及价值边界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党和政府在思想教育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整合不同的价值观，使新的话语体系在新的话语环境中发生并起作用。就国际共运史上的语言选择看，马克思恩格斯设定的原初语系、苏联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国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是不一样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都表明，固守一种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话语体系不仅是思想僵化的表现，也是革命和建设中思想失语的表现。话语体系折射出时代的思维和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当下的话语构建提供了思维前提，党和国家面临的社会环境是话语体系的场景，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是话语体系的不竭源泉。话语体系的构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尤其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要以党的领导为基础，尤其要突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要求；要坚持以人为本，尤其是突出广大群众的创造精神；要体现世界关怀，尤其是突出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
（三）文化交流中的边界及文化安全意识问题
文化边界是在文化的融合与守望中形成的。一般说来，文化交流伴随着技术交流和新媒介的运用，经常表现为强势文化边界向弱势文化边界的推展。好莱坞的电影、满世界流淌的可口可乐、受人青睐的名牌商品等，都在经济和技术的推动下把发达国家的文化边界、价值边界推向远方。而非洲的原始舞蹈、大漠中的生活观念、落后国家的民俗、爱斯基摩人的渔猎生活等，却难以渗入欧美社会生活中。强势文化有一种征服的欲望，它们希望改变现有的文化边界；弱势文化也有自我保护的愿望，它们希望捍卫自己的文化边界。文化边界的“前沿阵地”就是一个战场，尽管没有硝烟，攻与守却经常发生着，在挤压与反挤压的过程中，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边界有一个大致平衡的态势。由于文化特征的差异，经常会出现不同的情形：宽容型的文化经常采取温和的态度，体现出很多包容性；极端型的文化经常持有排拒态度，不愿意接纳别类文化。世界范围内，“变动的全球力量平衡逐渐远离西方以及更多的声音传回西方，一个强烈的意识已经形成了，即现代性将不会被普遍化”[99]。在这个过程中，与其说出现了统一的全球化，不如说全球化进程呈现出一个强劲的趋势，即全球差异阶段的出现，它不仅开启了“文化世界橱窗”，让遥远的异域文化直接比肩而存，而且提供了一个场所，让文化的碰撞发出更嘈杂的音调。文化交流中的边界变更，减损了文化的纯洁性内容，有人称之为文化亵渎，其基本形式是：去领土化造成的文化无家可归；混杂化造成的文化面目变形；阀限化造成的文化排斥现象；流散化造成的文化内容稀释；去核心化造成的文化有体无魂。这些方面可以发生在意识形态渗透中，也可以发生在日常交往中，这是文明的文化建设中应该注意并克服的。
概念模糊是边界意识模糊的原因之一。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首要的任务是理解自家的文化，包括它在历史中处于什么方位，它的价值状况，它的内容或形态上的缺陷，等等。这些问题在当前的文化强国建设中，表现为文化自觉和价值自觉。生活中，人们面对着多方面的文化**和价值问题，文化消费主义不仅消费娱乐和**，也泛化了价值形态和价值模型，“媒体的非政治化”现象也很严重，“纯粹的消遣”和“娱乐至死”成了普遍的表现，不少人已经失去了文化抵抗力，他们在寻求心灵的慰藉的同时也放弃了心理上的防线，价值边界在无形的损耗中变得模糊了。网络文化的低技术门槛，更是激起更多网民的“创造”欲望，文化变得粗糙和粗俗，边界变得模糊和模棱，思想的安慰与情感上的发泄之后，留下了文化安全问题。一些人心目中的国家意识衰微和普同意识加强，也降低了边界意识的防御功能，甚至一些西方文化没有遭遇任何阻滞就被全盘接受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一些人接受了另一种世界主义观点，即虚化国家和民族，把国家的独立主权看作“历史进步”的障碍。实际上，任何的文化交流中，不加防御只是特定时期的例外，文化保护才是常态，捍卫文化边界是任何一个国家经常性的措施。从整体上看，文化安全问题源于价值边界、思想边界、语言边界等被挤压变形而引起的思想恐慌和心理焦虑，也是文化自信力以及文化防御能力不足的表现。应对这种风险，最主要的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软实力，让群众有信心、有能力应对文化发展中的诸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