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的移动是多种因素决定的，这正像“意识”的产生一样，“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100]这表明意识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它对应的边界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边界的移动不是一种单向的运动，也不是单一因素的影响结果。
（一）社会变迁对文化边界的影响
经济发展中，商业对文化边界的挤压是明显的，为市场而文化的现象遍及社会之中，那些紧盯“行情”专务“前卫”的人，更是为市场而市场了。这种情况下，文化的边界意识已经可有可无了，这种状况与其说是文化的衰落不如说是精神的衰落。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产品就要考虑怎样吸引顾客、抓住顾客，让顾客掏钱消费，由此导致文化产品的庸俗化、大众化。美国社会文化模式是一种经济形态的产物，是以经济利润为前提的，它是崇尚财富、把积累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伦理。这种重商主义文化，在人类诸多文化形态中具有特殊的价值边界。然而，这种文化边界在古代西方社会中的认可度是很小的，“在古代和中世纪，则肯定会遭排斥，因为它会被认为是最卑劣的贪婪”[101]。中国的文化传统讲究“义”“利”平衡、安贫乐道，追求理想胜过追求财富，这种文化意识在中国古代是有市场的。但到了今天，耻于言利的观念似乎已经“落伍”，改革开放以后“十亿人民九亿商”的说法，表明价值边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同样是在推进经济发展，同样是在促进社会转型，中美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边界预设却是不同的，如果只盯着美国的生活方式，以美国的社会制度、文化精神来判定我们的文化边界，那就失去了我们自己的价值标准，而不同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边界是不能随意移植和嫁接的。
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使民族文化固有的方阵和排列方式发生变化，并在新的环境中形成新的序列。发达国家希望把自己的文化逻辑强加给其他国家，把对自己有利的逻辑强加给其他国家。而那些经济力量薄弱的国家，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文化震撼，不得不将自己原有的边界一再改写。在经济实力的更移中，文化影响力会有所损益，这是文化边界改变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背景中，中国不仅不能淡化国家意识，更要摒弃文化自卑感，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伪世界主义”命题的实质——它不是基于对世界文化的差异性的尊重，而是试图消除文化多样性而重建一个符合自己标准的文化形态。西方国家关于“世界主义”的命题实际上是一种普世性的帝国主义，是把自己的特殊性认识作为样板，漠视了多元化的文化边界。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在文化中，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将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和血缘）中解脱出来，使得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在性格结构上，是自我控制和先劳动后享受的规范，是在追求明确目标的过程中有意义的行为的规范”。它认定“世界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和普世解放的政治计划，是自然进化的国民伦理的终点，届时经济边界、金融边界和政治边界都会消失殆尽。它对所有国家都做出一种同样口吻的虚假许诺，用“股东民主”装点乌托邦资本主义的政治神话，在民主与市场的名义下进行文化转型。面对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化入侵，我们不能以“全人类”的名义膜拜西方文化，不能放弃自己的文化坚守，试想：没有了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如何捍卫文化边界呢？
（二）现代科学技术对文化边界的影响
在现代技术的影响下，一些文化试图超越地理界限，形成“全球化”态势。航天技术、航海技术、克隆技术等使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更近一层，这样的情况下，文化的边界越走越远。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的功能置于生产力发挥作用的范围以内，认为科学技术不仅是重要的发明物，甚至还是区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他也意识到了科技的负面作用。就文化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各种社会信息和思想观念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得到迅速传播，将文化发展推向丰富化和复杂化，导致文化边界的进一步模糊和交叉。毫无疑问，那些自觉推动对话的文化类型，会因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而处于有利的话语地位，坚守边界自然也比较容易；相反，那些墨守成规的文化形式却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逐步被边缘化。在技术的影响中，文化的边界走向哪里，变数依然很大。从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转化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是科技有了较大发展的产物；现代工业文明是文化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全新模式，“技术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化建设中的理性色彩、思辨色彩更加浓了”[102]，人们不仅在生活中追问文化的本来意蕴、发展机理和构建模式，还把人类的主体地位提高到一个崭新界面上。就意识形态及其边界而言，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的技术化正日趋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中，人们可能会被一种悖论困扰：一方面是对坚持固定的文化认同获得的幸福感；另一方面是随着人际交往而陷入文化差异的迷惑感。越来越多的人正生活在不同文化之间或文化边界上。一些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淡化、消弭边界，首先是在文化意识上做文章，但通常以经济和科技为载体，以现代性和后殖民理论诠释其边界走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坚定一个信念，全球化不是同质化和一体化，更不是要制造文化的单一性，它只是开启了文化世界的橱窗，使先前封闭的文化形式有可能穿过原有界限形成关联和融合，相距遥远的异域文化可以比肩接踵，并在同一个场域中废除不同的声音。与其说全球化正在湮灭文化边界，不如说全球化强化了文化边界意识。
现代技术的边界不断延展，造成了行为底线和道德底线的突破，思想边界和意识形态防线一再被跨越。技术化生存使人、事、物从遮蔽状态进入无蔽状态，意识形态的笼罩性发生变化，以前对一种形态的神秘感和臣服心态，因注入新的解读方式而变得透明化和通俗化，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意识形态，经常使人感到那种无形的支配力量就在身边，而当人们认真体悟和琢磨它的存在时，又感到无边无际。比如，在丹尼尔·贝尔看来，资本主义文化边界的变化，“一个是资产阶级精于算计的精神；而另一个是现代经济和技术表达出来的永不安宁的浮士德式动机，其格言是‘无边无际的边界’，其目的是彻底改造自然”[103]。由此看来，一方面是技术的每一次进步给人带来的心理满足，使人在感受诗意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寻找回归精神家园之路，人们将幸福托付于技术，于是就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注入了价值寄托。另一方面是技术的边界影响着价值边界，科学技术不仅导致了人的自我疏远，而且最终导致人的自我丧失。那些看起来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结果却制造出无数虚假的需要。这是科学技术对边界意识的双重影响，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界定文化边界意识的思维方法。
网络文化作为技术与文化的联姻形式，造成了边界意识的新变化和新特征。网络文化的精神内蕴及其新型表现方式，是现代技术影响下的价值表现方式，基础进步程度决定着价值边界的存在状况。网络虚拟社会使网民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及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合目的性以及合规律性的行为增加的同时，相反行为也在增多。人的意识在虚拟世界延伸的结果，使网络理性变得极其重要。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个体的自我意识与技术秩序的角色要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在不少网民看来，文化领域是个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的地方。它是反制度的，也是反道德法律的。个人的感受、情感成了自我满足，而不是质量与价值这类客观标准，技术逻辑中的网络文化，一方面要求个体听命于政治规则和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又给个体提供了无边的世外桃源，以供网民骋其遐思。这种技术环境中的精神特质，具有超时空的想象力和扩展力，网络文化的幻觉感知模式不仅有助于创建网络乌托邦，而且提供了实现网络乌托邦的可能性，给予渴望乌托邦的人们真实的精神慰藉。这种精神特质也具有打破传统文化边界的破坏力和解构力，其中的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那么简单。文化获得了技术的特质，技术获得了文化的精神，网络文化成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和具有现代技术特质的文化，它对边界意识经常性地发生作用。
（三）社会交往对文化边界的影响
社会交往对文化的边界意识影响极大，这与文化认同有很大关系，是人在交往中被赋予共同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的一种表现，也是表达归属感的一种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极为关注，认为这是影响思想边界的活动方式，在他们看来，通过交往，地域性的个人将会被社会历史性的具有普遍经验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104]一定意义上说，交往就是一种边界革命。世界历史上，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等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其文化边界是以各自地域为中心在交往中向外推进的。汤一介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把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中东与北非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以色列和分散在各地的犹太文化等，列为不同的文化类型，都有不同的文化边界。上述国家的文化“原点”和“原典”是不同的，其走向也不完全一样。每种文化之源，犹如被激活的动力点，向外扩散、辐射，类似于波的传播，后浪推前浪，前浪激后浪，形成差序格局，造成文化延伸的不同步性以及文化边界走向的不一致性。
作为一种势能，文化从“高端”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难以阻挡的。社会交往的全球化使人们超出了特定文化区域界限，使人们了解到其他的文化标准。工业、事业和教育领域的文化全球化，也同样改变着文化的边界。而互联网则超越地域概念，成为文化边界移动的强大动力。不过，在外力整合下，冲突的代价与合作的吸引力都在增长，虽然短时期内能够把知识与信仰世界的喧哗和骚乱控制住，重新构建起思想世界的统一性。但是，恰恰是这种思想世界的统一性掩盖着差异性，在文化认同中掩盖着思想分歧。当话语世界出现了分裂，公共话语、私人话语产生了背离，生活的表面平静掩饰着心理的内在紧张的时候，人们便会寻求另一种表达方式，从而使文化的表达边界发生变化。
元意识成分的变异和元叙事方式的变化，也是引起文化边界移动的重要原因。“原因并不复杂，一个古老的国家几乎与一个新兴的国家一样，在激烈的变革之后都失去了传统，在没有传统规范可循的时代里，一切人类天性中未经磨炼的欲望便会沿着粗俗突兀的路径生长。其结果，必然是随处可见的恶俗事物。”[105]这种现象的实质是价值边界的畸变，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由元意识和元叙事引起的恶俗文化随处可见，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故意欺骗成为常见的手法，不好却说好，不雅却装雅，不美却言美，就像食品上包裹的糖衣，外面是甜的，内容却可能已经变质。恶俗报纸、恶俗广告、恶俗标识、恶俗言行、恶俗人物、恶俗信仰、恶俗建筑、恶俗影视，都是通过露骨的具象主义或肤浅的抽象主义方式来表达的，其意向中有过度消费的价值追求，有刻意表达创造的自我满足心理，也有故意吸引眼球的媚世心理。这样，行为主体一方面为一种生活方式做贡献，另一方面用这种生活方式将平庸和欺骗提升为一种文化理念，于是一种新的边界意识出现了，这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此外，跨文化发展所表现出的边界意识也不宜忽视，在确信社会主流或“次文化”安全的同时，必然要把其他一些文化划分到边界外，文化的边缘化现象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中出现。拿艺术和文学作品来说，都是由知识分子创造的有界限的商品，它们在社会空间中的流动能力受到诸多限制，这是出于保护艺术和文学的需要而选择的方式。但是，在过度生产甚至仿制的情况下，它又显示出毫无边界和毫无价值尺度的侵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