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促使我们改变世界的动力”[107]，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一切能力以及精神产品，是人类对周围世界的体验形式和探索经验，它的发展和延续也与人类所处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心理习俗密切相关，其力量表现出二象性特征。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描述了基于理性的信任的两种方向上的动力，一种动力是造成生活的无情褪变，另一种动力是走向解放和保持幸福承诺的方法。两种力量汇合造成一种态势：“一种致命的技术主义把所有的经济和政治的努力都引导其中，仅仅用技术来解决由于对自然的剥削所造成的种种巨大问题。而消费主义是如此渗透在文化的感性之中，以至于幸福在商品欲望以及它的零售疗法的令人鄙视的满足之外，缺少任何充满想象力的空间。”[108]这种二重特征遍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以强势力量延续着。
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它和物质力量的存在方式有很大差别。因为物质力量可以用硬指标和具体参数来体现，而文化力量不宜用具体的数据来表达；物质力量是一种显性能量，文化力量是一种潜在能量。但是，我们不能将物质力量与文化力量截然分开，在很多时候，二者是相互渗透的。技术、语言、艺术等，经常成为二者联系的桥梁或中介。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社会进化是科技进化的结果。文化力量的作用方式是化育，不论是化“人”还是化“物”，都表现出上善若水的特征。科学引人发问，哲学引人深思，道德引人向善，艺术引人思美，文明引人崇礼，诸多健康文化形式在社会中起作用时，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塑造人性、开发心智、移风易俗的功能。我们讲以理服人、以文化人，都是对文化力量的肯定。古代讲“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理服人”等，也是说要发挥文化的教化和说服作用。从文化层面来讲，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精神文明看成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文化力量又可以表现为硬实力，可以起到物质力量达不到的作用，当它蕴含到经济中成为经济发展的现实力量时，当它渗透到社会之中成为社会发展的现实素材时，当它贯穿到社会各个环节并成为社会进步的必要元素时，它的力量和影响就会被硬化。阿尔都塞曾把科学社会主义看成一种现实的力量，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运史上的现实作用；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产业看成一种现实的力量，他们看到了文化工业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革；哈贝马斯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看成具有侵蚀性的现实力量，看到了西方社会用意识形态来控制本国民众和别国发展的实质。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被对方指责为欺骗性的力量，在一些政治家看来，文化成了没有个人价值体现的力量。然而，文化力量是靠军事硬实力来保证的，美苏两国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是由两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来保障的，文化的“伟大功能”是靠深厚的经济基础来实现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人推出的话语体系中，具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味道，宣称要负世界责任，其“话语力量容易使人产生一种仁慈的幻觉”，这是物质基础支撑着的话语狂妄和文化霸权。法国殖民主义拥护者茹尔斯·哈曼德曾经放言：“征服土著的基本合法性存在于我们对自己优越性的信心，而不仅是我们在机器、经济与军事方面的优越性，还有我们的道德优越性。我们的尊严就存在于这种优越性上，而且它加强了我们指挥其余人的权力。物质力量不过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109]尽管这种语言表现出一种征服心态，却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文化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共生特征。一些国家将军事入侵或经济活动冠以文化之名，凸显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配合作用，文化帝国主义经常借助经济军事力量推行文化霸权。
文化通常是形神兼具的，文化“形态”表现为文化产品、文化遗产、文化行为等。文化产品是文化力量的依附形式或载体，使文化内蕴转化为文化形式；文化遗产作为历史的记忆和情感，它以一种特殊存留形式反映着人们曾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文化行为是人的文化素养的外显，是人的文化素养的积淀状况和表现方式。文化“神态”是通过精神陶冶、思想模铸形成的。音乐的“神态”在于表达心理愿望、抒发思想情感；理想的“神态”在于激发精神、催人奋进；艺术的“神态”在于陶冶性情、提升操行。当代社会中，不同国度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关注文化内涵的提升，目的在于改善文化之“神态”。文化的“神态”和“形态”是相互统一的，有“神”无“态”不行，有“态”无“神”不行，“神”“态”不符也不行。我们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与展示外在“形态”，更重要的是表现其内在的“神态”，在这方面“形”与“神”是需要统一的。二者的统一经常体现在语言表达和文化符号中，因为文化价值、符号意义已超过了它们所载荷的文化的直接的、物的含义。但是，符号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语言的完整性和分割性，都会影响“形态”与“神态”的结合状况，这就使得探索合适的语言表达和获得真实的文化意义成为必要。生活中，话语形式是一种蕴含形、神的力量，它使用具有吸引力和渗透力的语汇将意义表达出来，与形式僵硬的统治力相比较，话语力量比较灵活，其柔性大于刚性。我们强调提升话语力量，强调既不言必“老祖宗”，又要讲出“新话”，就是要创造出体现当代主题的形神兼具的话语体系。其神态集中在核心理念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稳定性的语汇表现出思想的继承性和一贯性，其形态表现在基本结构、基本语汇的使用上，表现在基本精神的阐释方式上。在多种力量的汇合中，文化力量的表达也呈现动态化，借助高科技媒体和力量博弈在不同载体的承载中向外延伸，它所依托的文化群体大体有：被称为“达沃斯文化”的商业群体，被称为“学院俱乐部文化”的商业群体，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几类载体是文化力量表达的主要形式，也是推动文化由静态影响向动态发展的形式。
文化力量不是整齐划一的，其能量大小取决于吸引力、辐射力和传播能力。文化的作用范围跟自身的影响力有关，通常情况下，不同文化会形成一个文化圈，其能量由中心向边缘传播，并且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不同文化圈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叠，其相互影响的大小分别由各自的濡化能力决定。在文化发展史上，不同类型的宗教文化有不同的思想表达，有的温和，有的极端；在相互交往中，有的能够和谐相处，有的却互不相让，尽管都有辉煌的历史，尽管都有自己的影响力，它们在社会的作用却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状态，其势能和场力会有差别。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西方的新开端似乎惹人注目得多。和东方有时变得很弱的精神持续相并列，西方出现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110]。
虚与实是互相映衬的，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的内容可以用实景衬托，实的内容可以给虚的方面添彩。文化之虚不在于虚妄而在于“软力量”，是文化的想象力；文化之实不在于具象而在于影响，是文化的风景线。虚是文化之魅力，给人以憧憬；实是文化之活力，给人以激励。文化力量的大小并不要求它一定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那些虚幻的思想或想象，那些乌托邦式的设想，那些在目前还未成为现实的伟大理想，都可能成为真实的力量。文化想象很遥远，似乎是“望梅止渴”；文化现实很接近，无异于眼前风物。咫尺之物可以有万里之势，天涯之远可以有渺渺之音。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文精神的内容比较虚幻，“人文精神每每在追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幻影，并在其中寻找爱，而它们所爱的每一个目标却发现自己正在重新向上转型成为一种奴役别人的权力”[111]。这是说，文化力量可以从幻象转入真实。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文精神的要义在于体现社会关怀的力量，在于以平实的心志和方式表达和谐的人际关系。但如果这些施爱者把自己摆在盛气凌人的地位，而把受爱者作为一种悲悯的对象来看待，不仅爱的力量会发生畸变，也可能会转化成“优雅”的思想奴役。在宗教祈祷中，有类似的影响，“所有的社会对于海市蜃楼都有既定的祷告模式和一系列相关的想法，所有的社会也都是在听从心灵的呼唤，寻求目标和方向。不同的社会建构和地球上不同的文化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祈祷者，以及不同的崇拜、祈愿和召唤神灵的方式，这些都是人们发明出来远离邪恶的方法”[112]。丰富的情感世界里，道德信仰中蕴含着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力，威廉·詹姆斯认为，信仰者的情感世界是宗教信仰中最具活力的因素，离开了信仰者的情感世界，宗教文化便无法发挥其功能。宗教这一想象的深广、复杂与力量也有涓涓细流，继而汇成众多同质异象的能量洪流，承载着异教徒神话、上帝和节日，将一些人最终带向那被一神论的残余脆弱地黏合在一起的多神教的大都会文化之中，“这种虚幻的力量在生活中具有现实的影响，也许是那被神圣化了的抗逆力又如孤独一般纠缠着自我”[113]。按照戴维·兰德斯的观点，文化具有的内在价值观能引导观念，它带有种族的和继承的刺鼻气味，具有特殊的免疫力。文化力量之“虚”在网络社会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媒体不断调整，向人们提供新的幻象，扰乱传统习俗，突出反常和奇异行为，使之成为他人模仿的对象。网民的文化行为被注入虚拟化和非实体化的特征，其中介系统是符号或数字，这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超现实的虚拟活动，这种虚实互动的效果给人以“花非花、幻非幻”的感觉。生活中，艺术文化的现实魅力和虚幻存在构成典型的虚实映照方式，高雅艺术和大众艺术的对抗是极其明显的例证，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设置了自己的文化壁垒，也都试图对另一方产生更大的影响。“高雅艺术被商业文化重重包围，商业文化给出了虚假的幸福许诺，这种幸福产生于庸俗花哨的艺术作品、甜得发腻的影视、尤其是广告等使人丧失个性的甜蜜承诺”[114]，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艺术**的泥沼。其虚假性在于，尽管它通过某种故事或叙事给人以安慰，却仅仅是一种裹着糖衣的道德寓意。深处这种丑陋与沮丧之中，会觉得美的力量弥足珍贵，而在美感被放逐的情况下，审美所具有的现实力量及日常生活的批判力量就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