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数不尽的交往，由于政治、经济、环境、教育、技术、社会和艺术的变化，不仅世界正经受改变，而且文化和各种文化形态也迅速成为个人、机构、社团、国家和国际事务中的强有力的力量。”[115]文化曾经被认为是社会变化的结果，而现在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变化的原因。其影响越来越多地从被动发生转化为主动作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自身也是一个力场，“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116]。尤其是现代社会中，各种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经济活动、社会交往都把文化作为载体或平台，来展示自身的延展力和影响力，尽管不见硝烟，却充满争夺意识。
文化是一种吸引力和聚合力。文化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与文化认同有关，高度认同的文化往往和者甚众，缺乏认同的文化经常黯然消退。“认同”和“认异”是相对的，如果一种文化经常旧调重弹，会引起人们对这种文化标准化单一化形式的麻木和无视；如果一种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经常变动不居，又会使人们因无所适从而失去信心，这两种状态下的文化都是令人质疑的。“认同”不能走向刻板，“认异”不是否定一切，否则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无从说起。文化吸引力和聚合力问题，是华兹华斯在其《抒情歌谣集》前言中提出的，他悲叹人们在快速传播的信息和不断加快的生活步伐中产生的对异常事件的渴望和对过分刺激的渴求，以至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著作无人问津，被狂暴小说、令人恶心的愚蠢德国悲剧以及洪水般泛滥的无聊夸张的诗体故事挤在一边。艾略特在论及此问题时说，在社会朝着复杂化和差异化方向发展时，人们会希望不同文化层面上的浮现：阶级或群体文化会浮出水面，泛滥的低俗文化在颠覆严肃文化，亚文化不断为社会提供种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模式。其潜在的危害是文化内聚力的减损、语言表达能力的减低以及意义结构的断裂，人们长期以来精心制造的审美理性以及有关的时空观，在现代性的影响下所造成的文化涣散，是难以弥合的。
现实生活中，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平民化的实践层面，来自人们生活中自发持有的心理审美，也来自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地域界限，抹平意识鸿沟，增强了文化的普及功能。国家层面上的文化，可以成为凝聚民众的重要力量，是体现一个国家亲和力的黏合剂。它隐含于道德、政治、法律及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其价值、规范和象征性过程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作用超过了强制性的处罚、权力与需求，是一种永久的作用力。尤其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社会的大部分群体都有一种吸引力、亲和力，当人们把从属一定阶级、一定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视为理所当然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就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进而成为人们的生活准则，成为人们是非标准的内在尺度。
文化的吸引力和亲和力的表达与经济发展水平不无关系，在经济领域中，信仰者的情感对经济系统有影响，起着体现主客观相统一的伦理规范作用，是道德自觉对经济的影响力。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高尚动机和伦理意识，是一定价值导向作用下的人文意识。在经济活动中体现伦理规范，让经济活动接受伦理规范的导航，形成经济活动与伦理规范相契合的理想结构，达到伦理精神和务实精神的完美结合，是发挥文化吸引力和亲和力的重要方面。当然，除了伦理约束机制外，还要发挥精神创造力的激发机制和引导机制。
文化是一种辐射力和消化能力。“文化是我们已经创造的世界和仍在创造的世界，文化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促使我们改变世界的动力。”[117]其辐射力大小取决于自身的能量集聚和积淀状况，一般说来，内能集聚越多，其辐射性越强。文化的消化力强弱取决于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转化能力，一般说来，对外来文化的理解越充分，消化能力越强，这与自身的内在支配能力有关。可以说，当我们看到美国人受到大熊猫的启示拍出《功夫熊猫》时，当我们看到美国动画版的《花木兰》时，当我们看到美国人从恐龙蛋化石得到启示拍出《侏罗纪公园》时，我们会感慨美国人对文化资源的利用能力和消化能力。当今的美国，文化辐射力和消化力可谓很强，甚至“强”到了使它自己的伙伴们也担心的程度。欧洲人把美国文化的扩张称为“全球文化同质化”，芬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相继提出“全球文化地方化”的口号，法国提出“文化例外论”，加拿大首倡“文化主权论”，这都是试图显示自己文化的力量。而那些发展中国家更是担心自己的文化被边缘化，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文化。苏联的和平演变表明，美国人在对意识形态力量的理解上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美国中央情报局元老艾伦·杜勒斯曾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方法思考问题。《丘吉尔回忆录》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只相信军事实力的斯大林曾不屑地说，教皇有多少个坦克师？现在看来，文化的辐射力、宗教的影响力，有时比军事力量还要大。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有一段话耐人寻味：“我们有一手好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它们的力量在于它们并不规定人应如何生活，而只是认为个人与民族应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118]尼克松看到了世界各地人们追求的共性价值和文化内容，进而把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描述成具有共性的普遍追求的文化形式，并在尊重传播的名义下支持一些国家以实用主义方式把西方文化力量推向世界。
文化是一种主导力和规制力。“一切文化都倾向于把外国文化表现为易于掌握或以某种方式加以控制。但是，并非一切文化都能表现外国文化并且事实上掌握或控制它们。我认为，这是现代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它要求对西方知识的学习或对非欧洲世界的表现，既是对那些表现的研究，也是对它们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研究。”[119]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不完全是以武力表达的，文化软实力越来越被看重和被利用，尤其是在波谲云诡的外交舞台上，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是很重要的软实力，它的形成、发展和变迁与国际文化资源所体现的文化软实力密切相关。文化入侵与经济欲望经常是相互配套的，没有人否认，英国殖民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所起的巨大作用，也没有人否认美国的扩张中文化价值观发挥的作用。在历史上的英国，文化的改变是以国内工业化和保护国外贸易为基础的；在现代的美国，文化的改变是以信息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的。显然，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源拥有较大影响力，就容易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现实力量。“所有这些在不同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混合力量、个人和时刻展现了一个群体或文化。它是由无数的反体制迹象和并非建立在强迫或统治基础上的人类集体生存实践（而不是数条或纯粹的理论）组成的。”[120]在很多情况下，军事硬实力是文化软实力的物质基础和有效载体，而文化软实力则是经济硬实力的精神和制度基础。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着深层社会联系和表象式的文化风光，诚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言，没有一个能脱离问题本身的普遍定理。在各个文化之间、帝国与非帝国的不平等力量之间，没有任何人有认识上的优势，能够不受当前关系所附带的利益与牵扯的羁绊，而对世界做出判断、评价和解释。表面上看，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实际上它的影响却是有差别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位文化力量，把文化看成不受经济、政治等因素影响的独立因素，乃是唯心主义的思想表现。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是政治文化资源的重要表现方式。“当真正的控制与力量、关于某一个地方到底是什么的观念与一个实际的地方这三者同时出现时，对于帝国的争斗就开始了”，“帝国主义和与之相关联的文化都肯定地理和关于对领地的控制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121]
文化是一种批判力和创造力。有效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融合力及文化批判力有关，因为批判与融合取决于人们对文化的审视能力和评价眼光。文化的批判力主要是一种批评性的评价，它要求尽可能不偏不倚地评价某种事物，其目的在于改进它和优化它而不是否定它或削弱它。生活中的很多形式需要通过文化批判来审视，如环境问题、生存问题、技术问题等，都需要用文化批判的眼光来考察和认识，可以说，能够不偏不倚地认识社会问题是文化批判的重要品质。作为理想，文化关系到批判能力的培育，能够弥补在文化特征和文化实践方面的缺陷和缺点；作为现实，文化关系到批判的质量，当文化实践和特征不符合人类生存和整个世界的最高利益时，也会由于某些主观原因而被裂解。因此，培育文化的批判能力，有助于克服不良效应。文化的创造力与批判精神是一体的，这种创造性体现在增强文化的生命力和文化发展的方向上，当人们不满意现有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准则时，当人们感到不得不采用新的方式来引导文化发展时，就产生了摧毁旧的文化结构和确立新的文化结构的愿望。不同类型的文化的创造性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类型的创造性同样具有改变文化方向和增强文化弹性的功能。文化创造力的前提在于承认个人或集体在文化创造上的能动性，承认他能够对社会做出合理的有价值的贡献，承认创造力的差异，这有利于保留创造性的完整表达。文化的创造力无所不在，既在各种学科门类中，又在各种社会阶层中，既是不同个体或群体的独立表现，也是社会的共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