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动力的重要切入点，正如恩格斯所言：“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4]唯物辩证法设定的色调中，文化内容、文化关系和文化价值都在文化力量的显映中体现出来。如果只关注物质力量而忽视文化力量，或者只关注文化力量而忘记物质力量，则可能会形成机械的或颠倒的观念。如果只把文化力量看成想象的造物或观念的东西，这种力量就会失去现实依托而变得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它赖以存在的根基就被拆除了。当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归入哲学范畴时，就预示着他们关于文化力量的研究时空和研究视角的革命性变迁，历史活动中的文化事项被赋予科学特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中，文化动力不是虚无缥缈的意识之流和观念演绎，而是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客观存在。人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社会的主体及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的任何活动都受到有预期目的的思想或情感的支配，因此人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成了衡量文化进步性的重要尺度。当“历史的自然”被注入人的意志和创造而成为带有特殊文化寄托的自然时，文化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工业社会、技术元素都不过是这种“对象化”活动的场景和依托，文化动力的作用效能就在工业的历史背景下显映出来。因此，“对象化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和确证，是人的主体精神的真实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思想建立在历史分析基础之上，他们不赞成“文化史观”，也不完全认同旧唯物主义文化观，因为“文化史观”是靠文化史家的联想并以纯粹观念的形式来描述的，它是唯心史观的曲折表达，这种历史观发生在想象的云雾中；旧唯物主义“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5]。以唯物史观探索文化力量的源泉，找出“力量背后的力量”或“动力后面的动力”，乃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思想基调，他们对人的文化创造的肯定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文化力量的显映过程就是人的存在价值由被遮蔽到解蔽进而到全面展示的过程，共产主义是人们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协调中的价值期待。
现实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另一个话语基础，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实践的观点都在其中体现出来，他们把文化放在工人阶级解放的大时代中来理解，放在关乎社会发展前途的高度来看待，放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视野中来认识。文化自身的能动性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劳动促进了文化的产生和社会价值观的优化，而文化又提升了劳动的品质。资本主义文化的力量以价值和剩余价值及资本本身的存在为基础，资本和利润迫使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不断提速，并以强大的科学技术催生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但是，“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6]。与资本主义文化力量相伴生的文化悖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的精神“异化”，它在彰显人的创造能力的同时又使人臣服于文化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基础来分析文化动力的。在对文化力量的解读上，没有因为事物秩序的流动性而把认识世界的努力看成白费力气，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马克思恩格斯是以自己独特的话语符号揭示社会进步的文化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