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的鼻祖，由于缺少系统的教育和学习，其思想素质基本上是以分析为特征的，这对他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思想视野具有很大影响。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基本上是以拉萨尔和杜林的著作为起点的，根据他的判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结论，“已不能满足运动目前所达到的水平的要求了”，他对杜林“用来说教的那种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形式”多有青睐。他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中表达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态度，要求德国共产党改头换面，变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党，要把“有教育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的拥护者”都争取过来，他主张走合法道路而不是暴力革命。客观地讲，伯恩施坦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变化带来的革命任务变化，也看到了文化在未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的一些观点和结论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的全部实质，而他对工人阶级力量的轻视也是造成依靠力量转移的原因，成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根源。
这种话语的出现也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渐变的过程。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一些经济学家借口资本主义发展，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种种非难，甚至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伯恩施坦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有选择的批驳，而对一些观点避而不谈。他在《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中曾言，“尽管我内心竭力抗拒，我仍旧对我一直认为无可反驳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而紧接的几年带来了进一步加剧这种怀疑的因素”。这种心态是思想迷茫的表现。后来，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中对“传统解释的公开批判”，其中心论点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以及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原理。在1898年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里，他否定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集中的新趋势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断言资本主义内部已经长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主张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在伯恩施坦的话语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只是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辩护的纪念性作品。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目前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尤其资本主义殖民政策起着传播文明的作用，而且“好的”殖民政策是有积极作用的。这些理论话语表明，伯恩施坦已经从对马克思主义“怀疑”和“竭力抗拒”，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怀疑”和对主要理论的否定。《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其观点进一步系统化，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成了他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任务。
伯恩施坦主张“回到康德去”，用新康德主义话语统括其基本观点，甚至不惜脱离原来对之无限忠诚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而转向他推崇备至的新康德主义。用他的话说：“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这一教义在表面上是唯物主义在哪些地方，实际上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易把人引入歧路的空泛意识形态，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而传布这种欺骗的人已经自己通过行动随时发现了或者将要它的本来面目。”[13]伯恩施坦认为，就未来理想和文化叙事看，《共产党宣言》是一种“随便哪一个第一流的政治梦想家也很少会超过的历史的自我欺骗，如果不把这一自我欺骗看成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的产物，那末它就不好理解了”[14]。由此，他进一步认定，辩证法是社会思想发展的阻滞力，是人的思维中的陷阱。“辩证法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它的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从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的辩证法的妙语（Schonheiten），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作出充分的说明。”[15]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称为宣传暴力的文化，认为其中充满“叛卖性因素”。为了这种种矛盾，他主张用折中主义因素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认为折中精神总是要一再以强大的自发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并认为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有义务除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还对每一时代的法权的和道德的概念、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对地理的影响和其他的自然影响（人本身的性质和人的精神素质的性质也属于这一范围）加以充分的考虑”[16]。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认为马克思为了“教义”而牺牲了科学，认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脚手架的框架内建造的建筑物是不合比例的。在他看来，“不管那种二元论表现在什么地方，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都必须摧毁脚手架”[17]。这种见解在当时颇有市场，后来的米勒兰入阁成了伯恩施坦话语思想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