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乌斯认为，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叙事方式陷入了“唯心论的迷雾王国”，暴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的理论主张和叙事基础，同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根本矛盾。在理论基础上，伯恩施坦的理论是把社会主义纲领从物质基础上举起来放到唯心主义基础上去；在理论方法上，伯恩施坦以资本家的理解方法进行理论概括，把个别资本家的表现当成资本主义的整体现象；在理论内容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他看来，批判伯恩施坦的混乱言论，统一全党的理论认识，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只限于在报刊上进行讨论是不够的，因为每次都只是表达了作者的个人意见。然而对这次提出讨论的党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全党都必须表示态度，全党必须对正确的观点表示认可，要这样做，党代表大会就是唯一的机会。”[18]他还看到，伯恩施坦的言论叙说，已经搞乱了最终目的和日常斗争的关系，他采用总体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伯恩施坦理论和策略的内在关系，认为价值论不是抽象的思维映像，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抽象的“原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唯物史观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19]在德国出现的一系列机会主义实践的路标，以及这些实践所表现出的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敌视，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言说的具体体现，实际上是要“用一种普遍的理论表述概括起来，找出它们自己的理论前提，同科学社会主义较量一番”[20]。
倍倍尔认为，伯恩施坦的思想言论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关，他不只是伯恩施坦本人思想演变的结果，也是党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时必然出现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反映。他明确地向伯恩施坦指出：“促成这种变化的是，你把暂时在其中生活的环境当成了普遍适用的标准，并且力图用你全部洞察力来证明这一点……你只看到你所愿意看到的东西，而当你看不到你愿意看到的东西时，你就进行编造。”在思想方法上，伯恩施坦对问题的观察很片面，只会分析不会综合。在1899年的汉诺威大会上，倍倍尔指出：“我要特别谴责的是，伯恩施坦确实使我们害怕胜利，他似乎企图使我们厌恶胜利；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会在某一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社会共和国之中。但是，把目标推向遥遥无期的未来，使党丧失牺牲的勇气、热情、献身精神即斗争所迫切需要的一切品质，并且千方百计制造人为的困难，破坏人们对胜利可能性的信念，这是一种十分荒谬的策略。”[21]倍倍尔指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危害，以及伯恩施坦宣扬的策略的调和性立场和现实危害。
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言行及理论性质也有比较明确的判断，认为伯恩施坦是“根据报纸和许多演说中的个别词句形成了对党的完全错误的看法”。考茨基评析了伯恩施坦的一些观点后指出，这种理论不可能提高我们的信心，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应当是盲目的信心，不应当以人们不假思考地接受下来的、现在也许已不再站得住脚的传统见解为根据；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必须以日新月异的考察为根据”[22]。斯图加特大会以后不久，考茨基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了他的思想实质和话语危害：“你宣称价值理论、辩证法、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我们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说实在的，就你目前的态度讲，用‘战胜马克思主义’一语还嫌太轻。它在你那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不是它向更高的形式发展，而是你向批评它的人投降，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搞调和，这我是不能帮忙的，不仅如此，我一定要坚决斗争。”[23]考茨基的批判话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他认为，伯恩施坦通过对唯物史观中个别词句的诡辩，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性演绎，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变成了宿命论和一种机械的自动的必然性理论。伯恩施坦把唯物史观所阐述的历史必然性，解释成社会发展的强制性质，这样一来，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容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教条，实质上否认了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普列汉诺夫认为，伯恩施坦的话语迎合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资产阶级理论家把他褒扬为有理性的勇敢的人，说他懂得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妄谬，实际上是用抄来的论据大肆宣扬马克思学派遇到的危机。在对社会文明的认识上，“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或是他们的学生中的任何一个人，谁都没有使自己的希望跟社会财富的减少发生联系。伯恩施坦先生想扯断这样的‘联系’，简直是无的放矢”[24]。针对伯恩施坦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低级文化”，普列汉诺夫指出，这种观点隔断了文化血脉和历史联系，是用“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吓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