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时期，国内意识形态话语和实践基本是沿着正常的轨道推进的。列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主张从民族的历史、从民族具体的生产和生活、从民族所处的文明形态以及所持的传统及心理习俗来构建文化发展的话语结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旗帜鲜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苏联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在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意志所起的作用与其目标设定有关，对广大群众来说，最主要的是要彻底同旧的、反动透顶的世界观决裂，这一话语指向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两个决裂”有相近之处。“革命战争如果真正吸引被压迫劳动群众参加并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使这些群众意识到自己是在同剥削者作斗争，那么，这种革命战争就会唤起创造奇迹的毅力和才能。”[35]列宁认为，革命意识对民族解放运动也影响极大，“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那些压迫民族在斗争中采用了种种奇迹般的技术装备和军事艺术，似乎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如能真正唤醒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就会显示巨大的潜力，创造奇迹，使东部各族人民现在完全可以实现解放……”[36]由革命引起战争，由战争推动革命，这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鉴于文化很“软”，其力量不易把握，列宁提出了文化成就的判断标准：“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做已达到的成就。”[37]就是说，苏联后革命时代的文化评判是以现实的实践成就为标准的。列宁领导下的意识形态建设，扭转了旧时代的文化意识，普及的无神论代替了对上帝的信仰，国际主义代替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沙皇的依赖变成了对革命领袖的崇敬。
斯大林关于文化力量的叙事语境及话语特征是由苏联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就近期目标来说，是为了实现全民文化素质的迅速提高；就发展远景来看，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在这一思想引领下，苏联文化力量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但由于复杂环境和执政经验不足，造成不少事与愿违的结果。随着斯大林模式的定型和固化，文化话语畸变越来越明显，根据自身历史条件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动性和沉浸于现实成就而产生的保守性，都在其中表现出来。赫鲁晓夫执政后开始触及民主、自由问题，他“揭了盖子”，却“捅了娄子”，进而“丢了刀子”。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建设”前景的现实威胁在于难以根除的文化自由意识和宗教自由表达，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教导被搁置一边。勃列日涅夫把科学界的“意识形态纪律”看成文化统治的不二法门，这也是造成文化力量畸变的重要原因。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虽然有过文化生活的“解冻”和“新社会”的文化激励，但总体上造成了“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蕴含的能量最终到了枯竭的边缘”。“官方”和“非官方”的文化生活领域的张力也在增大，民间社会用艺术作品来补偿政治话语缺失，官方机构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人的本质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社会失谐的文化根源也被忽略了，文化主体成了思想建设的附庸，文化力量的表达显然偏离了群众愿望，这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旨趣。戈尔巴乔夫声称要给思想松绑、给文化解套，“公开性被视为在报道时事和评价历史方面放弃从前的意识形态禁锢，这似乎就为形成新的信息空间和在媒体上公开讨论所有最重要的问题开辟了无穷的机会”[38]。但是，思想的活跃也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支持西方模式的人与主张回到“真正”社会主义的人、持反共立场的人与支持“改革新思维”的人，都借助社会舞台和文化策略用不同的话语叙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怀抱，有人甚至把这种现象描述为“俄罗斯百年之内又发生了第二次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苏共二十七大后，由“党内生活民主化”命题衍生出“政治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等术语，批评政治垄断、声讨权力垄断、反对意识形态压迫、打破思想专制等言论，成为流行的政治语汇，这不仅迅速改变了苏联的文化生态，也削弱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导的主流文化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的话语氛围被打破了。按理说，改革应该给人们一种充分的精神准备或动员，文化就是实现这种准备或动员的工具，它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的。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显然没有充分预见到这一点，他没有给自己的改革提供充足的文化准备，他所钟情的“人民的创造力”以及“社会主义的潜力”，并没有在“新思维”中获得应有的文化力。
总体上看，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理解是符合苏联实际的，其文化力量的实践也是对路的。苏联在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割裂话语时空、误解话语叙事的现象，文化力量的表达被贴上政治斗争的标签。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苏联文化语境中被演化为绝对化的形式，全面发展的实践要求被突出为物质成果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度，连续交替的社会形态被设定为特定的历史片段。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世界历史是建立在普遍交往和联系的基础上的，人的自由联合首先是文化上的认同，但苏联文化建设的“非世界历史性”却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特征。斯大林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与文化的联系性、开放性本质很不协调，这既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精神，也不利于文化力量的发挥，它凝固了时空，失去了对象的历史性，将文化力量悬置于社会之上。当历史成见转化为语言成见时，历时性的理论与共时性的事实产生割裂，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角度认识文化力量成了一种奢望。如果说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权使意识形态力量表现为过度行政化倾向，如果说这种思维只是温和建设的方法问题，那么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多元化思想则凸显出无意识形态主题的倾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方向性问题，它使文化重心偏移而造成了离心倾向。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试图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话语单元来表达对文化力量的认识和实践，却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理论的“非自然兼容性”和苏联现实的内在张力问题，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的思想接点存在“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