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落后的传统文化的负能量。“毫无疑问，祖国文化传统中崇高的道德精神和人民的爱国思想、俄罗斯宝贵的文化遗产和高度的民族觉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9]但是，人们的文化道德水平还没有达到足以建立起有效的社会凝聚机制的程度，胜利后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仍然保留着很多不良传统因素，官僚特征、集权现象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阻滞力。列宁指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40]，它像胎记一样被带进工人阶层中，“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41]。新文化的力量和旧的习惯势力形成逆动，造成身份上的先进性和思想上的滞后性共存。虽然革命的胜利使“工人变成了贫苦农民的先进的领袖”，他们“并不能一下子就丢掉自己身上的弱点和毛病”，这些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毛病所体现的负面效应是经常性的，巨大的文化惯性使一些共产党员堕落为官僚主义者。文化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最极小的变革的畏怯”兼而有之，文化的推动力和阻滞力并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没有经常性地显示出列宁所期待的那种积极的、先进的、理性的文化力量。俄国革命知识分子最初扮演了颠覆旧制度的角色，成为社会主义新制度的主要缔造者，而新制度中包含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基因，又使斯大林模式笼罩下的苏联知识分子处于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话语权的变异和创造灵感的缺失，使得新经济政策和文化革命激发的文化活力被消解了许多。
二是文化唯心主义的负能量。在文化唯心主义支配下，意识形态被扭曲为一些人垄断真理和打击异己的工具，成为阻碍苏联文化发展的精神枷锁。他们“不是凭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以严密的逻辑和说服力折服人心，而是以论者粗暴武断的结论和行政命令的口吻压服人、胁迫人，仿佛解决思想理论问题不是倾听真理的声音，而是凭借权力的力量”[42]。在这种思维支配下，主体的能动性被从一个极端中发挥出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文化力量”的缺失也助长了文化活动的极端化。革命政党的力量原本蕴藏在先锋队的首创精神中，文化唯心主义者却在群众之外寻找自我影响和自我存在的源泉。“连他们中间那些具有世界上最高尚的动机并且绝对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了解一个落后的、被反动和不幸的战争严重破坏、又远远早于先进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必然要经历的特殊的和特别‘不愉快的’状态，都缺乏经受住这个艰难过渡中的艰难时刻的坚毅精神。”[43]革命家队伍中的认识分歧显然不利于文化力量的正常发挥，当不同的思想认识相互碰撞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显示的文化力量难以完全一致。那些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认真钻研马克思恩格斯本原思想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导师们的文化动力思想的真谛。
三是文化官僚主义的负能量。文化官僚主义的存在是“文明的衰退”，这种官僚主义的形式愈是精致，其负面力量表现得愈是微妙。按照它的作用特征，在表达文化的力量时常常依赖行政手段，原本应该推动群众自由发展的文化素养，却常常处于官僚主义压抑之下。当文化官僚主义丧失了与广大群众的联系时，人民群众也被排斥在文化建设之外，而不再是文化力量的表达主体，甚至沦为文化官僚主义的作用工具。文化官僚主义或官僚文化具有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瓦解健康文化力量的倾向，不良文化观念也以负面力量向实体的文化形式转化。不少时候，文化官僚主义者通过世俗的力量把文化观念强加于社会，以大众利益和普遍价值掩盖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本原要求，借助乌托邦的幻想把马克思主义文化伦理的终极目标变为简单事项，并用相应的政治手段激励它。文化官僚主义经常催生出现实的悖论：它既存在于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它拒绝现实世界而期待新的现实世界，它承认生活的世界却拒绝承担建设世界的责任。一些人缺乏把握道德最高原则并使之具体化为带有最低限度的必要妥协的能力，继而对肤浅的文化教条抱有幻想，这难免会影响到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力量的发挥。在列宁看来，大量的文盲现象也是社会发展的阻滞力，文盲不仅处在政治之外，也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极不相宜，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建设主体特别是作为先锋队成员的共产党人缺少文化、缺少本领。
解决上述问题，列宁的思路比较切合实际：一是采取辩证态度看待文化力量。文化力量的表达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它不是在空谈一般“民主”、空谈一切“劳动者的平等”和空谈“一切文化”中实现的，因为“空谈只能蒙蔽眼睛，蒙蔽意识”。二是依靠广大群众发展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历史赋予无产阶级以伟大的力量，它就有能力而且应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并保存和发展成果，它不仅要保持无产阶级文化的原生态，更要体现无产阶级文化的创新态，并将原生态的话语加以改造，成为实践的思想伟力。三是思想与实践结合。“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44]这既是实际工作的方向，也是消除文化负能量的正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