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叙事方式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基本特质的外显，其实践线索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用不同的话语叙事表达了对文化力量的见解和主张。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己的方式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动力思想，并在国际共运中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提出的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要求，是在改革与发展的现实中探索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路径，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背景下的文化动力体系的重要成果。
叙事方式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的产物，并且随着现实要求会有很多变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语境中，在落实“四个全面”的实践中，话语叙事也被赋予新的内容和特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在中国梦的话语环境中描述表达的，其理论和实践线索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背景下的建设方略。它不以纯粹的学究式描述表现自己的理论主张，也不以集权式的行政措施贯彻自己的思想路线，而是以现实为基础进行理论构架和实践探索，思想的现实和现实的思想都在其中刻画出来了。这个话语环境浸透了交流理性，以辩证的方案预见了未来思想建设和人的发展走向，并把主体独立性和依赖性贯穿起来，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当代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范式。在这一话语体系中，意识形态建设的效能不仅在于量的增加，更在于质的提高，它注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结合，注重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融通，注重在实现人的价值中增加正能量减少负能量。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重要的内容，其精神性维度、政治性维度、经济性维度和社会性维度诸方面的内涵都与实现中国梦相关联，它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体系、精神信仰、心理结构和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个语境所预设的思想软实力、精神软实力、道德软实力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基础。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设定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场景特征，是否坚持群众观点是思想建设的成败所系，是否走群众路线是思想发展的安危所系。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道路特征，群众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体、价值主体和文化主体的统一。坚持以人为本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另一个语境特征，它以丰厚的人文关怀在经验世界中展开并借助经验世界的质料来表现，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以及所显示的文化力量，绝不是将生活领域约化为理念领域进而取消生活领域的独立性，更不是用绝对理念来替换它，而是探究社会意识中各部分的相互影响，从而展示出思想建设的内在依据。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安全问题成为现代国家关注的问题。这里的安全是一个安全意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都是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背景。为实现上述方面的安全，要用辩证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推动社会发展。一是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进程中不可或缺。要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把它看成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看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统一中的重要过程，因此思想建设的协调工作极为重要。二是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强调抓重点。他认为，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国精神是“兴国之魂”和“强国之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辩证态度还表现在求同存异的方法要求上，“求同”有利于做好当下的重点工作，“存异”有利于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求同存异就是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实际工作中形成聚焦。习近平还把治国理政放在国际关系的大环境中理解，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46]，中国梦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梦想是相通的，这个基础上会有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离不开这个背景。三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群众和人民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人民群众是依靠力量，也是关怀对象，他们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
习近平关于治国理政的讲话中，除了突出政治性、思想性、严谨性以外，还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达到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让人读起来不枯燥，容易入脑入心。比如“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话是老百姓经常讲的话，却表达了“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决心；“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是一句常见的古诗，坚定地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的古语，讲清了当官与学习的关系；“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个圆，学习是半径，半径越大，拥有的世界越广阔”，揭示学习的重要意义；用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考试”比喻事业的艰难，也颇为贴切。他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也不能荒废怠惰。谈到有关工作时，他要求要有钉钉子的精神，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这些话语表达“注重文化诉求、强调文化表达、善用文化元素，有助于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形象、理论形象和创新形象”[47]，是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通俗化的典范，他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转化为易接受的表达方式，用明白生动的叙述显示出语言的魅力。这样做也有助于给人以亲近印象，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亲和力、感召力，有助于增进社会认同，对于塑造执政文化形象，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有独特作用。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54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2页。
[9] 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及实现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第1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13]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5页。
[14] ［德］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0页。
[15] ［德］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3页。
[16] ［德］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3页。
[17] ［德］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54—255页。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卢森堡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1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卢森堡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卢森堡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28页。
[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9页。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7页。
[24]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444页。
[25] ［德］考茨基：《伦理与唯物史观》，董亦湘译，上海新文化书社1926年版，第286页。
[26] ［德］考茨基：《伦理与唯物史观》，董亦湘译，上海新文化书社1926年版，第148页。
[27] ［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梅林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28] 转引自［南斯拉夫］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徐致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38页。
[29]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陈东辉教授对本部分的一些观点有贡献，在此致谢。
[30]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页。
[31]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6页。
[32]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33]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34]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
[35]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3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37]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7页。
[38]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页。
[39] ［俄］叶琳娜·米哈伊洛芙娜·斯科瓦尔佐娃：《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王亚民等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
[40] 《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
[41]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页。
[42] 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43]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44]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46]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
[47] 沙水清：《习近平讲话格言运用的特色》，《新湘评论》2014年第4期，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