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特征：具有群体性和政治性的力量
（一）代表国家意志的力量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随意而得的，思想上的跨越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的生活磨砺、经过多次的体味和试错后才逐渐定格的。尤其是那些成为社会主导力量或主流取向的思想观念，往往要经历无数次摔打、颠簸和尝试，才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接受。“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1]马克思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使集体意识有了全面的依托，那些力图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或者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普遍的利益，都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达为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也都无一例外地要同和他对立的统治阶级划清界限。意识形态的自我赞美、自我欣赏、自我镜像是其天然的个性特征，通常情况下，国家所宣扬的共同利益是一种“普遍”的利益，是统治阶级或要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集体意识形态边界的表征。“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2]当一个阶级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时，它的意识形态会影响到社会的物质、精神等方面，进而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才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任何一个阶级在没有上升到统治地位时，都会尽力扩大自己的思想影响，而在它上升到统治地位时，就会利用各种宣传机构和宣传手段，使思想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而且，在历史的进程中，后来的统治者总是把自己的思想推向更远的地方。因此，“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4]。在较小范围（族群、社团等）内的集体意识有更多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及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都是集体意识形态的表现。意识形态总是隶属于一定阶级的，总是一定政权体制下的国家上层建筑。社会意识是一种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当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总体利益一致时，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阶级意识与国家利益不协调时，会生出很多扞格。
（二）表明阶级立场的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总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提供思想支持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中，“意识形态”描述的是特定阶级的统治观念如何维护本阶级利益以及如何掩盖特定社会的压迫、不公正和负面影响。根据这种分析，在封建时代，虔诚、荣誉、英勇以及骑士精神等观念是占支配地位的贵族阶级的统治思想；在资本主义时代，个人主义价值观、利润、竞争和市场成为主导观念，它们清楚地表明了正在巩固其阶级力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了统治观念是如何将符合自身利益的体制和价值观予以自然化、理想化和合法化的，揭示了意识形态是人们意识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一种思维形态。意识形态是为了克服经济基础内部的对立，为了巩固和维护一定经济基础而出现的。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对抗主要发生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因果联系是很明显的，没有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壮大，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力量，才产生了影响世界历史命运的社会主义革命。彼消此长的力量对比不只是物质上的变化，在思想意识上的表现更为明确，“而无产阶级越发展，越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阶级者就越是变得畏首畏尾”[5]。恩格斯在谈到《共产党宣言》的影响时指出，“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6]，1848年革命中，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激奋之情足以表明：《共产党宣言》“在德国也已撒下将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7]。在意识形态的诸因素中，政治和道德起着更大的推动作用，哲学、宗教、艺术等通常是通过政治和道德的中介来影响社会发展的。恩格斯认为：“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8]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革命时期是革命文化，在组织建设方面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思想基础。
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两种对立的力量，“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9]。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列宁指出：“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样从属的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这个文化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10]在列宁看来，具有超阶级理论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从外部灌输而被工人接受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道德的作用是破坏剥削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认真吸收一切成果中有价值的东西，才能真正发展无产阶级文化，进而摆脱形形色色的幻想，而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基本武器。
（三）体现阶级利益的力量
唯物主义认为，思想和信仰只有和物质利益结合才能呈现出真正意义上的力量。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利益，如果站在个人利益的视角，会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如果站在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角度，会形成共同利益。这样一来，个人利益与全体利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意识会形成一种意识形态。“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11]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都和意识相联系；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出现的人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分工决定着利益的发展状况。“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12]这是意识形态的共性特征。“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另一方面，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13]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采取不同手段，如物质的、思想的、军事的手段。思想支配状况影响人的实践状况，如果没有对思想的深刻理解，没有相适应的实践活动，那么这种支配力量是微弱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及哲学的作用时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4]在这里，马克思指明了思想力量的表达前提，即“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适合与呼应，只有将思想与实践协调起来，“头脑”和“心脏”才都是健康活动的。对于革命运动，不应该冷眼旁观，而应该从根本上使之革命化，并和教条主义保持明确的界限，以便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
（四）标识未来方向的力量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历史的推进，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关系注定要发生变化。就个人意识而言，它将在世界历史性活动中被慢慢消融，“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15]。就国家的意识形态边界而言，它将随着世界历史性活动而获得新的形式，“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6]。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因为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发生变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以往所有的思想不同，它所代表的运动也和以往所有的运动不同，“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7]。共产主义要突破旧的意识形态界限，“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8]。但是，共产主义也不是世界主义，二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日益激烈的阶级对立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共产主义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