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在形式上的独立性
意识形态不是社会的消极的分泌物，它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并且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形式。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法律、教育、艺术等领域中，“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9]。这种反作用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许多中间环节。“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20]但是，对认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应当持谨慎态度，在探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时要防止复归到唯心主义立场上去。针对当时出现的夸大经济决定作用、否认意识形态作用的观点，恩格斯指出：“与此相关的还有意识形态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21]马克思曾经批判科瓦列夫斯基用血亲意识减弱来解释财产关系调整的理论，驳斥了一些人类学家用神话的幻想谱系创造现实氏族的唯心主义观点，揭示了一些人类学家在道德、宗教、法的起源上的谬见。针对梅恩把各种形式的政治优势看作独立存在的力量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政治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力量，它依傍于一定经济并把反映经济冲突作为自己的使命。
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在对社会问题的遮蔽功能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雇佣劳动关系遮蔽就是一例。这种遮蔽性力量给人传达的是错觉和谬误，是对现实关系的颠倒和歪曲，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庸人的宗教”。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力图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以前的意识形态的差别掩蔽起来，实际上是在混淆视听，扰乱人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解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过程的掩蔽性，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管理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意识形态不过是“掩蔽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的偏见”。在社会变革时期，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掩蔽作用更为明显，要考察其影响，必须关注两个方面的事实：“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2]认识上述事实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力量以及发挥新的意识形态力量，除了有辩证态度以外，还要有科学的方法。
（二）追求目标上的意向性
意识形态的意向性来源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取向，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是通过教育或教化来贯彻其意向的。但是，这种意向性并非一成不变，意识形态的全部内容和秘密都深藏于它的社会存在中。马克思在论及黑格尔的相关思想时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23]这是说，教育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人也可以以革命的实践活动改变环境和教育，意识形态的教化力量是在互动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4]。接受这种意识形态，也就是接受它所包含的倾向性内容，预示着在实践中要发挥这种倾向性的力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总是在继承下来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中创造历史。在具有意向性的思维中，意识形态是通过观念和语言的继承，使革命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沉浸在意识形态氛围中，人获得了一种真实的或颠倒的观念，似乎意识形态成了真正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体乃是人们已然接受并已内化为心中权威的意识形态”。
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表达无产阶级思想意向，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25]，而消解这种保守力量并非易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向性，在很多时候不是用明确的思想意向表达的。为了麻痹群众，资产阶级除了宣扬主流意识形态以外，还在保证自己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将混乱的思想延续下来，“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26]。在重大问题上用空话来模糊群众的政治意识，用耸人听闻的词句搅乱群众的头脑，是资产阶级表达其意向性的惯用手法，这也决定了资产阶级教育的虚伪性。但即便是虚伪之至，资产阶级仍然害怕失去这种教育，资产阶级道德教育就是通过贯彻资产阶级原则发挥意识形态的力量，“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27]。在这样的情况下，意识形态教育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尽管资产阶级经常以模糊的词句欺骗群众，其教育目的却明白无误地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服务，“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做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28]。当统治阶级把意识形态作为工具来加强思想控制时，当统治阶级把它作为社会建设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时，其意向性会更明显。
（三）作用方式上的能动性
意识形态的发生不全是被动的过程，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极其明显的能动作用。拿法国大革命来说，每一次革命都是思想鼓励下的产物，而每一次革命都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将那些跟不上运动的人抛在后面。“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末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29]斯大林认为，先进的意识形态为先进的社会服务，落后的意识形态为落后的社会服务。尽管斯大林对意识形态力量的理解带有机械论特征，但是独到之处不容否认，他特别强调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指导作用，认为意识形态不是社会存在的消极的分泌物，其反作用是巨大的。
毛泽东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他认为，意识形态能够从理论上再造现实社会，而理论的作用在于能动地改造世界。在《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1938）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认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不同内容和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的作用效能，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30]在发展方向上，作为意识形态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无产阶级哲学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意志，为广大群众服务；资产阶级哲学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中分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动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民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二重性，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阻滞性，分析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侵略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揭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前景。在民主革命时期，鉴于当时红军的来源以及所处的环境，毛泽东讲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31]存在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与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是两种力量的代表。面对这种情形，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32]，并在批判红四军中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意识形态时指出，必须充分认识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的现实，毛泽东指出，这些方面都是社会发展中的阻滞力，而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可以改造和利用的力量。鉴于经济发展规划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关联，毛泽东指出：“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33]这个计划的制订，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要与人民群众的发展愿望一致，要符合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认为：“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的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英勇坚决地实行了。”[34]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的引导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是避免“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国革命问题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但是，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还没有那么深刻，还没有达到自觉地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在当时，“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35]。毛泽东从意识形态的功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认为意识形态只有反映客观实际才能显示出自身的力量，这是一个反复递进、不断修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