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界的“虚假性”力量
在社会生活中，人以自己的方式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36]。但是，虚假的意识形态能够形成现实的力量，这种“倒立呈像”对人的活动的影响是现实的。因此，说意识形态“虚假”并不是说它是空洞的、随意的叙事，而是有所指涉的思想活动。关于空想社会主义意识的虚幻性及危害，斯大林指出：“我们应当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阐明社会生活的规律，而是脱离实际生活，好高骛远，其实需要的却是与现实的牢固联系。”[37]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建立在实际生活之上，缺少现实的指导力，也忽视了工人群众作为社会主义理想的代表者的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思想寄托于纯粹的乌有之乡。而资本主义社会无论自己如何夸饰和自豪，都掩盖不了虚伪实质和拜物教特征，它所宣扬的永恒价值和宗教虚幻是一种思想迷雾。斯大林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就必须有工人的独立自主的活动，必须使工人不分民族和国家团结成一个有组织的力量”[38]。思想的提出和传播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如果工人没有坚强的领导者，社会主义者在劳动人民之间就没有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斗争没有结果和他们非凡的勇敢精神在专制制度的坚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39]。
社会思想中，不管是虚假的意识或是模糊的幻想，都是参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的思想升华物，它们尽管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却都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发生作用的，因而占据一定的地位。“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40]随着实践的扩大和实证科学的引入，关于意识形态的空话将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人的活动中，总是试图使自己的思想扩大，以便产生更多的影响，因此每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在人的推动下，试图突破已有的边界。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关注点经常集中在人的实践活动上，“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41]。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一系列基本事实后指出，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不是靠批判来决定的，给予意识形态什么样的判断只是明确了一种态度，并不代表相应的意识形态就此消失，“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42]。意识形态的变化是一个能动的意识过程，消灭思想上的异想，需要有心灵的革命，这显然离不开人的活动。
列宁赋予意识形态以真实特征，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不再是取消冲突的必然的扭曲，而是成了一个涉及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中性概念。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这与此前理论家的表述含义明显不同，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是虚假的，而是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和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使用过“共产主义意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词汇，但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意识形态。列宁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描述性概念，因为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意识中的巨大精神力量，这种情况下笼统地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可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要求用唯物主义观点揭示社会存在问题，“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运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43]。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性精神，并从实践需要和理论需要出发做了新的说明，意在区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提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称为“科学的意识形态”，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虚无主义论调，他要求既要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又要继承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列宁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提出从外部向工人阶级灌输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是将意识形态工作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重要方式。这些思想不仅影响到苏联、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也对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现实性极其明显。
（二）有界的防御性力量
人是影响意识形态的经常性因素，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社会目标的规划者和实践者，“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4]，没有人的活动的社会就是无头脑无思想的社会，因此，马克思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45]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正是德国思想界激烈动**的时候。德国出现了“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46]，这种**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法国大革命。伴随着思想变革，黑格尔哲学体系分裂为不同的派别，原有的思想阵地被这些派别割据为不同的板块，由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动**引出的各种思想派别各据一方，都试图捍卫自己的思想阵地。这是就当时德国不同哲学派系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而言的，实际上，如果把范围和眼界扩大一些，意识形态的形式和内容更加多样。从黑格尔到施特劳斯、施蒂纳再到谢林、费尔巴哈等各有体系，他们的思路大致对应着哲学信仰到宗教批判再到法的思想等的意识形态形式，形成各自的思想边界。“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47]，这一时段中，他们作为依据的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以此将所谓的虚无缥缈的神学勘分开来，而生活中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则被他们纳入宗教意识或神学意识的界限以内。尽管青年黑格尔派讲着“震撼世界”的词句，却不代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奉献”。不能否认，他们的意识边界已经由模糊变得较为分明了。老年黑格尔派要想再“像在天国里享福的诸神一样，带着古老的宁静，生活于观念领域之中”，已经不可能了。另一个意识形式的差异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划定。这是在德国古典哲学派别的分歧中出现的。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指出，人们幻想出来的上帝，只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可知的。费尔巴哈的论述解除了黑格尔提出的“魔法”，使得以“神”为中心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的阵地再一次被压缩，而以“人”为中心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也确立了。然而，这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费尔巴哈的视野里，自然和历史是对立的，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存在和意识关系上采取的唯物主义态度，和历史观上采取的唯心主义态度显然不够配套。“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48]因此，在自己的体系内，费尔巴哈又想当然地设定了一个边界。到了这个时候，德国古典哲学的边界已经推进到“极限”，以后的状态将是：要么退回唯心主义，这意味着要“回归故里”；要么对社会历史发展做出唯物主义解释，这意味着要开拓新界。
在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中，黑格尔、布鲁诺、路易·勃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等的观点，基本上均毫无例外地把“思想”“观念”变成支配和决定实践的唯一起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即使一些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经常片面理解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一般而言，社会群体的根本利益是意识形态的灵魂，意识形态是通过这个根本利益的棱镜折射和反射出来的，它所反映的是群体的利益，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价值关系。因此，不同国度的人群中，“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粗陋形式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种姓制度，于是历史学家就以为种姓制度是产生这种粗陋的社会形式的力量。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动力”[49]。在马克思看来，古典哲学家们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将其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力量”。宗教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自由主义者关于进步的学说，尽管包括社会方面的进步，却把自己打扮成社会进步的主宰。施蒂纳等人坚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这些颠倒的观念表现为主体和客体的颠倒，宗教形式与现实世界的颠倒，历史事实与理论思维的颠倒，宗教的人与现实的人颠倒，实际上都是在空中楼阁里追寻“科学”娱乐，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50]宗教氛围中，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也在起作用，但是，“宗教可以作为人们对支配着他们的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这种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感情上的形式而继续存在，只要人们还处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之下”[51]。这种异己的力量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作用，“成事在人，谋事在神”是其作用的真实写照。马克思认为：“虽然政治国家还没有自觉地充满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在它的一切现代形式中却包含着理性的要求。政治国家还不止于此。它到处假定理性已经实现。但它同样又处处陷入它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现实前提的矛盾中。”[52]这是说政治形态的影响。
（三）主观的精神性力量
人的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但其表达形式却是主观性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53]但是，人们的活动中，“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54]，这意味着旧有意识的模糊，它不再是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想象的整体的活动”，那些关于意识形态的空话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每个人的思想和意识都可能在自己的环境中形成一种形式。很多时候，个人意识形态常常会陷入悖论，并在社会生活的种种磨难中加剧，这促使人们探索共同的出路，所谓的“最高的直观”和“类的平等化”可以看成这种探索的产物。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秩序党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具体、宗教、秩序”激励反革命势力，“从这时起，许多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55]。资产阶级正是看到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力，资本主义精神的双重表现造就了资本主义革命和生产的现实状况。马克思不赞成把改造世界的事业归结为大脑的活动，也不赞成“绝对精神”对世界的统治。鲍威尔扮演的精神的角色，黑格尔考察的“一般概念的前进运动”以及“真正的神正论”，和以前的理论家、哲学家、玄想家的旧调在影响上没有本质差别，这些“自我规定着的概念”，“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级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做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56]科学社会主义观念对人民的“统治”造成这样一个事实：“人民一旦开始独立思考，摆脱了旧的社会主义学派的传统，很快就会找到一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准则，同各种体系的创立者和夸夸其谈的领袖们为人民臆造出来的一切相比，这些准则能更明确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57]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和精神力量，引导人们去思考现实问题并为之献身，是因为它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马克思认为，主张“观念统治世界”是一般意识形态的普遍特征，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思想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从而以一定的方式显示出自身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精神动力的认识颇为深刻，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意识形态的颠倒”仍具有很大的力量。其实，历史的发展中，到处都体现着精神方面的动力，但旧唯物主义却不愿意探寻精神动力背后的动力是什么。黑格尔哲学试图解释历史人物动机背后的动因，“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58]。意识形态的精神动力与国家的存在及发展也有联系，国家一经产生，意识形态就在其内部发展起来，“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59]。国家对意识形态的生产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意识形态也给国家发展提供一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