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论对任何一个政党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不同的政党，其理论主张也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列宁明确指出：“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70]这也是我们选择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种理论没有给人指出明确希望和未来，如果它不能在现实中显示出自身的力量，或者如果它只是风花雪月式咏叹，那么它对社会的吸引力就是有限的。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它之所以能成为影响全球并为广大群众接受的学说，是因为它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本质，是“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71]，其吸引力在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广大群众的利益追求。列宁强调理论对无产阶级的启蒙作用和指导作用，他把革命理论作为社会解放的思想条件，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72]，就是说，理论的性质决定着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源于思想追求的伟大。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来源于其先进性、批判性和群众性，其批判性在于，“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3]。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的纲领和策略的“原则基础”，无产阶级在教育中受到启发而逐步摆脱资产阶级偏见，但是，革命理论也不是自发地起作用的，需要党的积极领导和宣传，“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7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性在于它植根于群众又为广大群众服务，理论的力量是在群众的实践中显现的，思想掌握群众是发挥意识形态力量的一个重要前提。社会实践是发挥革命理论力量的基本前提，“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实践的重要性决不次于理论”，不能把理论变成脱离实践的口号，“重复那些背得烂熟、但并不理解、也没有经过思考的‘口号’，结果就使得空谈盛行，这种空谈实际上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75]。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在于，它正确表达了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思想要求，表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现实出路，表达了科学社会思想传播主客观条件以及强化宣传效果的方式。这种先进性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为政党、领袖、群众思想的一致性。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作用以及其作用的前提是有条件的，工人群众的主体作用不能忽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觉悟工人的最重要任务，是认识本阶级的运动，认识运动的实质、目的和任务，以及运动的条件和实际形式”。列宁在《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中说得更明白：“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是不可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76]在列宁看来，发挥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还要教育群众，这方面他要求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要求提高群众的公民意识和阶级意识并组织群众完成独立的斗争任务，要求用各种办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明确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并增强他们在各方面的组织性，要求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使群众比较深切地意识到工人的国际团结重要性以及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虚伪性。
斯大林强调列宁主义的伟大作用，“列宁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的学校，它能培养特种类型的党的工作者和国家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77]。这种作风乃是实事求是之风，是谦逊虚己之风，它将“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是克服“消极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古老传统的盲从态度的药剂”，是克服“空洞的‘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的武器。“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消除因循习惯、守旧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停滞以及对古老传统的盲从态度的药剂。俄国人的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激发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进。”[78]“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却是消除‘革命的’马尼洛夫精神和幻想的臆造的药剂。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哪怕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有认真的建设工作。”[79]但是，美国的求实精神如果不与俄国的革命胆略结合起来，就可能堕落为狭隘的无原则的事务主义。如果从社会的服务目标看，“美国的求实精神”经常为资产阶级私利服务，“俄国的革命胆略”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强调公共利益的实现。“如果不把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结合起来，那么它就很可能堕落为狭隘的无原则的事务主义。谁不知道狭隘的实际主义和无原则的事务主义的病症往往使某些‘布尔什维克’蜕化而脱离革命事业呢？波·皮尔尼亚克的《荒凉年份》这篇小说反映过这种特殊的病症，描写过某些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充满了意志和实践的决心，‘干得’很‘起劲’，可是看不见前途，不知道‘干工作是为了什么’，因而离开了革命工作的道路。谁都没有象列宁那样辛辣地讥笑过这种事务主义的病症。列宁把这种病症鄙视为‘狭隘的实际主义’，‘无头脑的事务主义’。他通常总是用生动的革命事业和我们全部日常工作中所必须具有的革命前途来和这种病症相对立，从而着重指出：无原则的事务主义，也同‘革命的’臆造一样，是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绝对相反的。”[80]因此，共产党人经常以公私之界限来判断价值取向，无产阶级强调公有制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并把这种真理引向生活世界，评骘并处置具体的行为、思想和语言。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81]，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中国革命的方向，靠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革命的精神动力之源，也来自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在邓小平看来，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丢了老祖宗，就会丧失根本；丢了马克思主义，也就丢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在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总体判断上，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物质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不是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判断方法的问题，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定位和坚守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志和旗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和力量，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在当代中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这里的要点是实事求是，“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一个立场问题，这一思想与我们党强调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