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力量的发挥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是从实践中出来的。其中包括意识形态的形成规律、思想宣传规律和理论实践规律。在斯大林看来，这一规律可以用“定理”归纳出来，可以用“公式”表示出来，这种用数学眼光精确看待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观点，一方面体现了有关工作的精细化要求，另一方面隐含着刻板的一一对应思维。
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力量是有条件的，对时势的把握，对任务的把握，对问题的把握，对主客观条件的把握，都是必要的前提。斯大林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93]处理思想领域中的问题，要有化“异”为“同”的能力，要有化“虚”为“实”的能力，这是通过重塑理论叙事实现认识统一的过程。斯大林用对比的语调做了进一步说明：一方面，“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才能信心百倍地前进，并引导工人阶级前进”[94]；另一方面，“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对自己的行动失去信心，没有能力引导工人阶级前进”[95]。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斯大林强调了新思想的理论意义，“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96]。他在其中有两处直接论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一处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存在于现实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正是以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依据，任何时候也不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97]。另一处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以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先进理论为依据，把这种理论提到它应有的高度，并且把充分利用这种理论的动员力量、组织力量和改造力量，看作自己的职责”[98]。这是一个外部理论内化为内部思想的过程。
斯大林特别强调了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99]斯大林强调民族文化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文化的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民族文化并不是废弃无产阶级文化，而是给民族文化以新的形式，如果认为列宁把社会主义文化看成没有民族色彩的和没有一定民族形式的文化，那是最愚蠢不过了。和列宁强调知识分子在理论灌输中的作用有所差异，斯大林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整个工人阶级进行理论灌输的重要性。实际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100]。在斯大林看来，这种意义和作用的发挥不是无条件的，“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一经产生，它们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101]。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源于社会需要，而它一经产生就成为群众的武器，就有助于推翻衰颓的、阻碍社会发展的势力。斯大林把列宁关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概括为“列宁的公式”，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实践的重要方式和路径。
“道义一致动力论”对意识形态力量的影响，是在苏联学术界乃至国际中颇有争议的观点。1939年斯大林提出，苏联人民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标志着苏联社会由强调对立面的斗争是发展的动力，转到强调苏联人民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种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肃反扩大化的萧条局面。1940年苏联哲学界流行一个观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不存在对抗性矛盾，也不存在非对抗性矛盾。在这种观点影响下，“无冲突论”在文艺界很盛行，粉饰现实和美化现实的现象在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造成艺术与生活的剪刀差拉大。“这种理论的基础是用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观点去理解我们社会的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认为这种一致是同对立斗争不相容的，拥护这种理论的人拿这种一致性同矛盾对立起来，认为我们的前进似乎是没有经过对立倾向的斗争、磨擦、冲突而实现的。”[102]冲突是矛盾在一定时期尖锐化的产物，冲突总是在矛盾达到极端尖锐的程度和需要立刻加以解决的地方才能发生的。斯大林宣布政治上和道义上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时，也把道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推向社会前台，当它宣布社会主义不存在矛盾时，他必须寻找一个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力量不起作用了，代之而起的是他的道义与政治一致决定论，本来现实的物质和意识关系理论，被转换成了虚拟思想决定论。这不仅是理论上的误读和混淆，也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