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意识形态思想总是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理论表达意识形态的内容、目标和实现方法。这样，意识形态的力量就转化为理论的力量，或者说通过理论的力量中介来传递意识形态的力量。自发生成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反对使工人运动循着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路线行进，而主张使工人运动仅仅循着资本主义‘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线行进，完全主张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103]。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工人阶级行动的指南，是把思想和实际结合起来的方法论基础，也是现实日常活动的判断力的基础，它能给实际工作者以确定的指针、明朗的前途和工作的自信。理论不仅可以和实践并进，更重要的是能够走在实践前面而对实践起指导作用。但是，不同的理论形式具有不同的力量导向，这是我们提倡和追寻先进理论的主要原因。作为党的理论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和生机，是由于它正确反映了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由于它把充分利用这个理论动员起来的、组织起来的和改造社会的力量当作自己的天职。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通过经济建设，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先进的社会存在，是行使先进社会主义意识的根本条件。“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04]意识形态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一般而言，旧的精神力量、旧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不可能通过单纯的精神批判或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克服，只有从根本上消灭旧的精神、旧的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它们才能被最终消灭。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在社会变革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变革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社会革命，国际共运史上，每一次重大革命运动都是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和推动下进行的，在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中，我们看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列宁思想的勃勃生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另一种是社会改革，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不论是成功的改革还是失败的改革，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牵引。“布拉格之春”和匈牙利改革是在苏联所谓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名义下被扼杀的，南斯拉夫是在维护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口号下被开除出九国共产党工人情报局的，而中国的改革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展开并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深化发展的，苏东国家剧变则是意识形态作用的另一种形式和走向。
意识形态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人类思维的产物；既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文化的主要内容。列宁认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才能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毛泽东经常使用的在内涵上与“意识形态”相近的词语是“文化”“观念形态”和“思想体系”。很显然，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是关于文化革命的理论，其中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突出地位，工人阶级只有获得“文化”领导权之后，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权力。毛泽东和葛兰西都引入“文化”来讨论意识形态，正是看到了文化在表现意识形态力量时的媒介作用。如果说葛兰西构建了一套适合于西方工业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话语，那么，毛泽东则提出了一套适合东方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话语。前者的文化霸权直接与文化相关，后者的文化革命是意识形态力量的重要表现，其论证角度有别，其理论背景有别，对文化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力量的认识却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