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在人们的社会参与中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体以其“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把自身的主观因素，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等纳入社会过程中，以某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方式“物化”到对象中。“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12]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不可能是文化之盲、意识形态之盲，因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维持自己生存的适用证书，是人们人生旅途的“旅行执照”。“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所跟随的，而不论这种意识是以迷信或经验为基础，是以直接感受或反射为基础，是充分发展或不彻底的，是心血**的或自我控制的，是幻想的或纯理论的。”[113]在葛兰西看来：不存在“任何独立的知识分子阶级，但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或倾向于形成这样一个阶层”，“不仅在经济的，而且也在社会的和政治的领域中”给予这个阶层以“同质性”，并使之“注意到它自己的功能”。统治阶级正是通过知识分子的作用来实施自己的战略，“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要不陷入空想家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就不应当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而应当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出发；不应当从‘伟大人物’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应当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114]。斯大林认为，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与培养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一致的。“脱离了生动的群众革命斗争并变成陈腐教条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原理和理论片断，代替了完整的革命理论。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记起马克思的理论，但目的是要阉割这个理论中活的革命的灵魂。”[115]青年知识分子具有重要作用，应该成为联系群众的“水泥”。
世界历史性活动是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6]就过程而言，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是一致的；就内容而言，人的精神财富取决于它的现实关系的财富。一方面是意识形态边界的世界性延展；另一方面是物质关系决定下的意识形态定位。18世纪的世界历史图景中，英国人的政治幻想比较接近现实，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兜圈子，甚至把宗教推崇为历史的动力。而实际上，意识形态的改变及其边界的移动变化是“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的。正是在普遍交往和世界交往的推动下，原本“地域性的个人”逐渐转变成“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社会交往使人们超出特定文化区域界限，使人们了解其他的文化标准也同样改变着意识形态。世界历史条件下交往的发展应该有助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的解决，因为当人们还处于狭小的空间时，是很难对自己的行为以及对自然的影响做出客观判断的。现实社会里，“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117]。世界历史性活动既有世界市场的竞争，也是体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场所，“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18]。交往中的人们，不仅在互通物质生活的有无，也在沟通着思想内容，但始终都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是从实际工作中显示出来的，是在群众中壮大和发展起来的，没有群众，这一信仰的力量也就无从谈起。在论及农民问题时，他说：“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119]思想的力量不光是靠口头宣讲显示出来的，更主要的是要靠实践。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力量上，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决定着我们革命的性质、表征着革命的方向，“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120]。从方法论上看，“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121]。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可以并且应该纳入我们的文化发展中，或为我们利用，或者成为我们的发展目标。要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寻找马克思主义落根的文化土壤，在多种的比较中显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优势。我们的文化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是“头脑”，广大群众是“心脏”，独立自主是“灵魂”，没有马克思主义就变成无头苍蝇，没有广大群众就变成孤家寡人，没有独立自主就变成了别人的附庸。
我们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性作用和说服力、战斗力，更加突出了意识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引领功能。邓小平的意识形态观正确阐明了意识形态的作用途径，即要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发挥精神力量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所阐述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论述，都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对意识形态作用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看来，普遍真理有这样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122]。他在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中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能歪曲、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不仅要求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把它作为指导思想运用到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