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宣传是一个完整的链接，宣传者、接受者、管理者、宣传内容、宣传方式都是这个链条上的节点或中介，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或连接不好，都会影响到思想宣传的效果。
（一）宣传者的浮躁心理产生的不良影响
浮躁心理引起的不良行为是思想宣传工作之大忌。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很多人为了适应变化而把内容和实质撇在一边，追求形式上的花哨和表面上的迷人，思考不深入，做事不投入，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也只看外表而不管内部，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经商者希望快速聚财，当官者希望快速升迁，治学者希望快速成名，走捷径成为常态，求实求真变得无足轻重。思想被名利绑架，行为被自我绑架，宣传工作被降到次要地位，提高觉悟被视为附带行为。这种现象在一些人那里还会进一步发酵，反过来刺激了不良需求。学术界剽窃现象时有所闻，高校中“枪手”林立，网络中公开倒卖论文，代笔现象成为产业；企业中坑蒙拐骗事项屡出，把诚信和道德放在一边；网络空间的虚假现象更是望之风靡，靠不良表现成为网红者比比皆是，靠不良直播获取利益者不乏其人。纵观社会，浮躁已经侵入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阶层中，那些熙来攘往者，那些行色匆匆者，有不少已把思想意识放在一边。
（二）社会负面现象对思想宣传的消解作用
社会生活中的不良行为，对思想宣传起着抵制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157]演艺圈中，一些影星、歌星无所顾忌，有涉毒的、有涉黄的、有传绯闻的，这些污浊的内容成了娱乐界的常见话题。狗仔队爆料的低俗的、无聊的事项，转移了人们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话题重心；真人秀场和各类比拼舞台采用同一个套路，无非是拉几个明星支撑场面，把没有思想意蕴的内容带进镜头，刻意制造全民舞台，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是通过博取眼球来糊弄观众，以这种方式提高收视率赚取名利，实际上价值观扭曲，怎么谈得上思想政治教育呢？仔细思量，这不仅仅在于明星的思想导向和行为导向，不仅仅在于社会对他们的过度追捧，还在媒体制作者的不良欲望，还在于官方管理和教育方面的欠缺。不少影视媒体并没有把思想宣传放在首位，不合逻辑、不尊事实、不讲道德的场面、镜头、话语屡屡出现，让人们看到的是思维错乱，是对历史的胡乱梳妆，对话语随意搬弄，痞子英雄，土匪烈士，弱女奇侠，飞刀胜过枪弹，武器穿越时空，语言任性，动作出格。我们不禁要问：有这样的技术和能力，抗战何须八年？尽管有识之士一再呼吁和批评，却未能阻止此种势头泛滥。这种方式，把爱国题材庸俗化，把抗战英雄庸俗化，把抗战主题庸俗化，价值意蕴在搞笑、打斗和轻浮之中消解了。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以及“二代”现象，也是思想政治宣传的阻力。腐败现象在整体上影响着社会的健康运行，对人们的思想意志起着腐蚀和麻痹作用，它不仅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侵害社会的基本人权，也破坏了社会的精神长城。由腐败造成的社会不公，使不少人感到走“正门”不如开动“后门”，刻苦工作不如调动人情，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反而不如这种负面的现身说法影响大。“二代”现象也造成很多不良影响，他们在生活上攀比，行为上攀比，而在思想进步上却不敢比。一些年轻人的思维中，你敢耍流氓，我敢更无耻；你敢走光露点，我敢脱衣比拼；你做社会红人，我做网络恶人；你讲规则意识，我有八卦游戏；你倡导社会榜样，我点赞社会渣滓。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外部的不良与内心的不良观念是相互映照的，关于老人摔倒“扶与不扶”的争议，关于公交车上“让与不让”的争议，关于社会发展“好与不好”的争议，关于西方价值观优劣的争议，都与思想判识有关。追问和争议背后，是对社会道德状况的客观评价问题，是对改革开放成就的客观评价问题。这些年，生活改善了，炫富斗富者多了；思想活跃了，骂人愤青者也多了。尽管这是社会发展中的客观现象，但加强思想教育显然是必要的。
（三）责任意识不够削弱了宣传效果
对于思想宣传者来说，存在着认识不到位的现象。曾经有一段时期，一些政府部门和工作者对思想宣传重视不够，把思想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附属工作，认为经济发展好就一切都好，甚至不惜牺牲思想政治教育而单纯搞经济建设。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媒体机构，也走上层而不走基层，走官场而不走市场。就拿我们经常说的“三下乡”活动来说，本来是传递科学知识、培养党群情感、落实党的方针的好机会，但是，在不少基层和社区里，这种活动被简单化为放几场电影、做几次宣讲、搞几次科普，到年终以数字形式上报，就成了政绩。还有一些部门每当讲到宣传中的问题时，就抱怨资金不够、人手不够，实际上是积极性不够、责任感不够、热情不够和奉献精神不够，在主观意识上缺乏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信心。还有一些理论工作者一方面抱怨理论宣传内容枯燥，形式僵硬，群众不愿接受，另一方面又不去探索有效的宣传方法和群众喜欢接受的形式，以牵强的形式解释现实问题，甚至生拉硬扯地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项联系起来，随意延伸理论内涵，把一些内容硬塞到自己的宣传中，结果自然难以让群众信服。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与他们的兴趣、需要和关注点有很大关系。在兴趣上，群众希望激发兴奋点和激励创业精神；在需要上，群众希望党的理论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真实利益；在关注点上，群众希望中国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日益强大。这些愿望表现得很直接很通俗很现实，要求用大白话讲出大道理，而一些理论宣传者却把思想搞得很晦涩，难免出现话语对接和思想衔接上的错位。
（四）管理方法不灵活影响着宣传绩效
我们的思想宣传中，大都能以其崇高情怀、健康思想和良好心态影响群众心理，也能以其高雅仪态、高洁行止和高尚语言影响着群众行为。但是，少数管理者怠于履行职守，疏于形象关注，甚至做出有悖公众利益的事情，显然不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少数管理者得过且过，上级有要求时就抓一阵子，要求不严又放松了，没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方式；也有少数管理者如甩手过客，把所在岗位当作文件和规章的中转站，一些材料只是在他们手中周转一下，就进入下一个环节，至于如何贯彻、效果如何则很少关注。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责任意识不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管理责任不够明确，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整体性认识不足；管理目标不够清晰，缺少一盘棋一体化的大宣传思路；管理方法不系统，缺少科学的管理措施和管理规章。这些方面，也造成了运动式的宣传管理方式、“一刀切”式的宣传管理方式以及命令式的宣传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