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技术力量与资本的互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力量的形成和发挥与资本的存在形式不无关系，固定资本受到科学技术含量和水平的制约，流动资本的运行由技术和管理状况决定。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这既是科学的力量，又是在生产过程中内在地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它是最终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马克思这样说，是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中的技术含量扩大，社会的有机构成被提高，由科学推动的固定资本相应增多。当这种技巧被视为一种习惯性的作用方式时，资本家就不用为此而做过多的投入，于是，“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16]。标准化生产、流水线作业、集成式合作等都成了社会的生产力，资本的技术构成以及生产中的劳动力构成，成为资本家关注的重点，这样的再生产到处都是以固定资本和原材料以及科学力量的作用为前提的。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必然“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这其中不仅有资本家的逐利欲望，也包含着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就像“有灵性的怪物”，支配着技术走向和应用方式，影响和控制着科技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状况。科学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生产力，当它被应用于物质生产或社会实践时，就通过一系列转化而成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由资本设定的生产环境和语境中，科学技术的力量是由资本唤醒的，科技力量的大小影响着资本增殖能力和增殖状况，于是“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17]，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真正动力来自资本增殖的欲望，科技力量的表达方式源于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肯定了由于社会需要而造成的自然科学发展趋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18]。在这种情况下，属人的自然、物质内容、精神内容都在科技的影响下成为推动资本运动的力量。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依靠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资本服务，并使资本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明显加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对原资本或已经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发生反作用”[19]。资本与技术的互动中，资本寻找最大化的效益，技术寻找最充分的表达，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互动力，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延伸和发展着，钢铁的产量、化工产品的产量、生活用品的产量，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20]19世纪最后30年在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世界工业增长了两倍以上，这不仅是资产阶级剥削国内外广大劳动人民的结果，也是科学技术推动的结果，尤其是内燃机和电动机的发明和应用的结果。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类型及其表现，或多或少与技术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美国是托拉斯帝国主义，实际上是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与合作形式；德国是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是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的高度组织性的结合；英国是殖民帝国主义，优越的技术支撑使它能将经济触角伸向海外；法国是高利贷帝国主义，其资本输出源于国内垄断利润；俄国和日本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其基础源于技术影响下的军事支持。这些方面包含着技术与资本互动的事实。
（二）科学技术力量与社会生产的互动
一是物质生产与科学技术力量的互动。在马克思看来，社会需求对科技力量的影响至关重要，一方面社会需求极大地推动了科技进步，另一方面社会需求方式影响着技术力量的表达方式。人们发明火车头，主要是因为大工业“要求新的交通工具来迅速而大量地运输其产品”；人们研究摩擦规律，主要是因为“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水力不足发生了冲突”；人们制造远洋轮船、修筑铁路等，主要是因为旧的交通运输手段难以满足社会需要了；人们发明纺纱机，主要是因为“手工纺纱已经不能为织布业提供所需数量的原料”。“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21]如果我们构设一下当时的技术场景，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和生产发展中的繁荣景象，它呼唤与更高的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相适应的科技手段；另一方面是现实中的技术无奈，老牛拉破车式的生产现状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动力要求。“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要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可能性而引起的。”[22]当现实的社会需求超出现有生产力水平时，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也会凸显出来，社会需求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样和深入，满足社会需求与发挥科技力量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的物质欲望是通过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实现的，它对技术力量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在资本主义竞争中，不管是要获得更有利的地位，还是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充分运用技术手段都是必不可少的。资本家要实现上述目标，除了细化社会分工，还要“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为了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23]于是，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激发了技术潜能，进而导致“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正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给技术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场景。
二是精神生活与科学技术力量的互动。在资本增殖的欲望中，一些技术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都改变了被发明时的美好初衷，变成了实现物欲的手段和精神发展的有力杠杆，科学技术的历史成为逐渐消除愚昧的历史，成为“文明”的历史或历程，科技知识的积累过程与文化力量的积淀过程以及精神品质的养成融为一体。“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24]但不能认为，古代的巫术文化中没有科学成分，古代的神话传说没有科学元素，古代的天地传说没有合理想象。炼丹术对化学的启蒙和推动，酒神精神对医学的推动，天地传说对自然观念的推动，都是精神生活对技术理性的渴望。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造就了世界性的物质市场、文化市场和生活市场，这对打破封建束缚和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勃兴产生了巨大作用。“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5]从石器时代技术含量很低的时期，运用水力风力促进生产的时期，到蒸汽机广泛使用的时期，再到电力时代和现代技术时期，表明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无限地贴近自然的人类，同时与自然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尽管他在物理空间上难以摆脱自然的束缚，却在技术上有了远离这一空间的可能。“这种发展可以说从同其出发点起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仿佛要向世界表明，对于有机物最高精华的运动，即对于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规律。”[26]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增强了人的主体精神和独立精神，改变了人们衣食住行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扩大了人类交际的频率和范围。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加速趋势，也使与之相应的文化力量不断扩大。科学的力量摧毁了精神独裁，打破了旧的界限，体现了新时代的最高度的艺术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旧迹黯然失色。
在技术不够发达的社会中，人对世界的理解是不够客观和全面的，在较多依赖自然界和自然之物的情况下，其独立性明显不足，那时人们往往把问题想象得很简单，把思想表达得很幼稚，基本上是以猜测的形式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在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有了较多的认识，对事物发展的唯物辩证性质有了较多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的不同学科也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了依据，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27]。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智力支持不断加强，形成的精神动力也越来越强大，并且呈现出加速发展趋势，新理论、新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过程大大缩短。这样的情况下，技术的扩张能力大大增强，它不仅表现为外在的膨胀能力，也表现为内在的突破能力，在外部形式上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区域疆界的延伸，在内部结构上的张力表现为矛盾及其解决思路，“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28]反过来，资本扩张的结果必然是观念的改变和关系的重整。通过技术渗透和应用，“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数是最无用和最卑鄙的货币资本家”[29]。体现科技力量的机器大工业的作用非常显著，它们共同促进世界市场的扩大，商品种类的增多，对于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到了巨大作用。科学技术还改变了人类的审美标准，使精神产品的境界随之提升，人们不断地采用新的尺度来构造自身的美学需求。在这里，神对人的统治被颠覆，自然界对人的统治被瓦解，外在于生活世界的圣灵和超自然力量的地盘被压缩。
（三）科学技术力量与辩证思维的互动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因为生产实践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使科学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并加速自身的分化与发展，生产实践为科学发展不断输入“新鲜血液”，提供新的研究事实和研究手段。这个过程是一个互动的和互为因果的状态，生产发展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过来科学对生产也起着同样巨大的作用。这种互动并不完全是积极的，有时甚至是人为地受到阻碍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停滞趋势是并存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则是客观的经常性的因素，那些错误的认识方式、世界观和思维观念的阻碍作用也是经常存在的。
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彰显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关系，使社会发展的辩证唯物性质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使人们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体系的构建有了现实的可能性。早期的形而上学观点以及片面的认识，既难以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无法有效解释其中的新问题新现象。在唯物辩证法提出之前，旧哲学难以胜任指导自然科学的全部任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没有得到合理地展现和确证，以至于认识上不是相互促进而是纷乱不堪，不是有机联系而是任意割裂。“我们很难拿到一本理论自然科学书籍而不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自然科学家自己感觉到，这种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统治着他们，现在流行的所谓哲学如何绝对不能给他们以出路。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30]要实现从形而上学复归到辩证法，就需要运用自然科学揭示事物的真相，揭示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使人们认识到事物对立面的转化，认识到事物变化的永恒性与相对性，也认识到否定之否定的进化道路。科学发展中，过去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东西，看似没有必然联系的内容，随着认识的深化被确立了不同形式的关联。或许在16世纪以前人们没有认识到蒸汽机的出现以及它所带来的新气象，或许在17世纪以前人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对雷电的认识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化解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纲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它们那些想象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只不过是由我们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31]
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是推进科学思维和辩证发展的方法论基础。辩证法提供了认识事物的重要工具，所谓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形式与内容，都是辩证思维的体现，“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32]。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显示出一种自证和自明的力量，而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理论克服困难；自然科学的发展能够揭示事物发展的辩证唯物性质，辩证法则把这种唯物性质系统地表达出来。即使那些不是系统研究辩证法的科学家，它们之所以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成就，也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辩证方法的结果，信仰神学的科学家可以运用辩证方法，唯心主义者也可能在自己的行为中运用辩证方法，甚至诡辩论者也把自己的表达说成是辩证法，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是唯物主义的。“由于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发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33]辩证法方法有助于精确地描述宇宙发展和人类发展，有助于理解事物的“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34]。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在辩证分析中的作用在于，证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逐步提出其中的“废物”以便净化其理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