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技术力量与社会主体异化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35]。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是造成现代社会对抗性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它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使人同马、蒸汽、水一样，充当了“力量”的角色。资本主义制度下，弯腰驼背、四肢畸形以及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精神空虚等，都可以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36]在资本主义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并不完全一致，资本家“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37]。在当时，棉纺织业中的任何一项重大发明，都破坏了工人对厂主的反抗，这一方面是由于暂时的眼前利益迷惑了一些人，尤其是具有工联主义意识或经济派意识的工人，其反抗精神被经济利益冲淡或弱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觉悟还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还没有认识到自身贫困和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机器本身。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在一个时期，技术“摧毁了劳动在坚持与资本作力量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38]。因此，“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39]。马克思认为，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人把工具当作自己的器官并以自己的活动方式赋予它以灵魂；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具有一定技能和力量的机器代替了工人的活动，它通过力学规律而发生作用并具有自己的灵魂，工人因成为机器的附属物而丧失了主体性。
科学技术使没有生命的机器有目的地运转起来，它作为异己的力量使工人成为机器的一个器官。“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40]工厂中机器是“主人的机器”，工厂中的工人是机器的奴隶，机器对工人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工人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奴隶，他在机器生产中丧失了主体地位。在分工与标准化生产中，“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了任何价值”，本应造福人类的机器，却在不断地排挤工人。“事实上，协作中的统一，分工中的结合，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以及作为机器的劳动产品的应用，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单纯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41]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尽管工人亲自参与劳动，尽管工人在生产劳动产品，但他们没有创造感，没有成就感。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身而是否定自身，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感到自由而是感到羁绊，这一切都与技术力量的异化有关。被迫形成的分工只是为了提高剩余价值，是在违背工人意愿的情况下的社会协作和管理形式，表面上的自由在本质上失去了基本支撑，期待的解放如同镜花水月，“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2]。本来由人决定的自我力量却由机器来决定，本来由人决定的社会关系却变成了资本之间的关系，本来应该由人来享受的物质成果却反过来支配了人，这些异化推动了各个方面的畸变，阶级关系、人际关系、劳资关系等明显与人们期待的形式相背离，“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阻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同时也成为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碍文明交际方式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43]。动力变成了阻力，积极变成了消极，进步变成了倒退，一切积极的期待都被注入消极的结果。这一切的积极意义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
（二）科学技术力量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技术力量的异化在生产中的表现是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方式的异化，“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44]，这是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的异化。在生产能力与科技力量的关系上，技术一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异化的工具。“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45]科技力量的异化不是发生在思想之外，也不是发生在实践之外，而是内在地与人的活动密切联系着，属人的东西和非人的东西都在其中表现出来。技术影响下的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劳动非现实化，个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其中产生的反对自身的力量越大。工人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自身越无力量。劳动创造了高楼大厦，留给工人的却是棚舍；劳动创造了美，留给工人的却是畸变；劳动产生了智慧，留给工人的却是愚呆；劳动创造了财富，留给工人的却是贫困。一句话，工人创造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一切，而他却一无所有。“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46]物质创造与精神分裂并存，文明的技术与野蛮的劳动形成鲜明的对比，科技力量的异化是劳动异化的特殊形式。“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47]在人和技术异化的氛围中，机器职能就是生产过程中主人的职能，“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靠经验传下来的知识、观察和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科学的应用是建立在生产过程的智力同单个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像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48]。通过总结经验传递知识和技能，通过发明创造更新知识和技能，对单个工人来说是技能的提高，但由于生产意向和目的是为了服从资本家的需要，人的主动性在其中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对工人阶级队伍来说，技术的发展使得集约化生产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工人阶级的协作精神和集体意识。
（三）科学技术力量与交往行为异化
科学技术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使人们有可能对物质和精神产品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交往形式也开始突破各种局限而形成世界规模。当科学技术在世界各地传播并造成一种大范围的影响时，它的力量就在更大的层面上发生作用了，这不是个人意识和抽象精神决定的事项，而是人类创造性成果在整个社会中的彰显。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有机统一，技术影响下的人的解放尺度与历史转变成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一致的，从工厂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人们的联系程度和交往能力不断扩大，“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49]。“世界市场的拓展”与“科学技术的力量”是一致的，没有科学技术的推动及其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世界市场也就缺少了具有丰富内涵和取向的推动力量，工业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认识和确立的。然而，这种由人们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力量，却作为异己的形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由生产力推动的交往关系造成了灾难性的结局，因为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由于发展程度不同，不同国家走向世界历史的程度和能力也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方国家因其技术落后而发展缓慢，它们走向世界历史在很多时候是被资本主义带动的，是被动地跟随世界历史发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国家永远落后于资本主义，或者永远依附于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为落后国家和民族提供了走向世界历史的物质基础，但不能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等同于世界历史。
生产力对狭隘民族地域性束缚的突破，表明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主体性和能力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并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效应，使个人由民族历史性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转变。交往过程中，特定人群的影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可能以精神领袖自居，可以标榜为思想家，可以自诩为英雄，也可以自命为超人，还可以自夸为“布道者”。“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的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了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50]关于这种现状的原因，一些历史学家把它解释为等级制度作用的结果，认为等级制度是产生粗陋的社会形式的力量；一些哲学家把它解释为“纯粹精神”造成的结果，宗教幻想被推崇为历史的动力。“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所谓的“精神”以及“精神的精神”，都不是意识的产物，而是科学技术推动下的与物质状况相对应的思想事项。“从狭隘的观点出发，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作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而且因为革命所由出发的各个人都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对他们自己的活动本身产生了种种幻想，这样做就更容易了。”[51]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畸变和错位，是科学技术力量异化的常见形式。
科学技术理论对世界历史**往的推动作用，还表现为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影响。当西方的征服欲望与东方的传统文明相遇时，资产阶级一方面会借助思想上的麻痹，利用宗教神学来传达自己关于福音的谎言，另一方面借助自己的优势技术**裸地掠取财富。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落后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浪潮中，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也因此受到影响进而摆出适应变化的姿态。马克思认为，东方的村社制度是一种保守的社会形态，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靠手纺织、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它造成了人的惰性习气而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首创精神。“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52]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生产力都有自己的独特规定性，以大工业生产为内容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是必然的，以技术推广为基础的文明形态扩充，必然是带有破坏性的力量，对落后民族来说，这可能是有损尊严的事情，还使得科学技术力量影响下的世界历史**往存在着尖锐的“文明的冲突”。
（四）科学技术力量与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
科学技术否定了传统的工匠艺术形式，各种生产单位或单元发生严重分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应该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人应该以其能动性创造性地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在这方面，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能够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53]。科学技术是人类发展欲望和发展能力的展示，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资本运行逻辑影响和规定的科学技术运行方式，其作用并不完全按照人们期待的方向发展。资产阶级在应用科学技术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科学技术与劳动者的对立，加剧了资本对人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剥夺。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54]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100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发生一次大崩溃。”[55]“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56]资本的增殖欲望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资本的发展又会制约着生产力的全面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