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力量对无产阶级历史命运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力量在改变无产阶级历史命运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作用，“因为由于现代工业，由于运用机器，英国一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产阶级；由于这种原因，对立方面的一切压迫阶级也联结成为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57]。科技力量的作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积累和奠定更多的革命基础，“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58]。打破旧的壁垒、旧的偏见之后的思想发展，破除未开化或半开化的状态，使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在合作中得到提升，进而由自在阶级转为自为阶级，他们能够意识到“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的世界”。科学技术预示着新社会、新制度的雏形，它给人们带来了力量和拓宽了的视野，让人们有信心有能力去追求和创造未来的新社会。而且，“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要的资料”[59]。科学技术不仅是新生活方式的基础，也是新的交往方式的基础，生产的计划性增强，行为的自觉性增强，对科学技术力量两面性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使人们有可能在扬长避短中合理地利用科技力量。
（二）正确认识造成科学技术力量异化的社会根源
人类认识水平限制着技术的合理发挥，人们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比较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虽然可以预设一个目标，按照计划开展活动，并尽可能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纳入其中。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运用还难以达到自觉状态，对科技力量的预见也难以达到较为全面的地步。由于习惯性思维和当前利益的需要，人们经常关注的是最近的和最直接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60]。科技力量的发挥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消极影响，对物质财富的过度欲望和追求方式是技术力量异化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61]。科学成为资本致富的手段，科技力量被毫无保留地发挥出来，但“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
马克思认为，科技力量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科技本身，而在科技对人的奴役以及人对人的奴役。“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因此，完全撇开年产品中被非劳动者挥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说，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拥有的可供被解雇的工人用的生活资料同以前一样多，或者更多。而这正是经济学辩护论的主要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62]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力量与资本的力量是结合在一起的，技术力量是变革社会的重要因素，它是通过资本的增殖愿望曲折地或直接地发展起来的，技术力量成了资本力量的要素。“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63]马克思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被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劳动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64]。恩格斯认为：“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65]利润最大化的依托是技术力量发挥最大化，由此造成的生命力和自然力的破坏，反过来加强了科技力量的异化。
（三）辩证看待社会发展中的科学技术使命
对于技术发展中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辩证看待，“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一旦被观察到，先前对同一类事实采用的说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从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说明方式——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排除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以纯粹的形态形成定律”[66]。科学技术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发展的历程就是人们对自然、对社会、对自身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科学技术造成很多悖论，也给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它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力量是在不断地矫正中复归正常轨道的。马克思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67]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68]。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消除技术力量异化的思路，“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69]。从方法论上看，“每一个人，只要注意研究历史，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只要注意观察历史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车轮是怎样无情地驰过了一个个帝国的废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整整一代人；总之，每一个人，只要不是闭眼不看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谋判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用，就是说，只要了解和重视我们时代的异常革命的性质”[70]，就能够了解科技力量运行的动因以及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就能在消除技术悖论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技术悲观主义者，“科学上的对立会由科学本身消除”[71]，这正如发展中的问题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一样，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被技术负面效应遮蔽的内容会在解蔽中得到解放，由科技的负面效应造成的阴暗面也会逐渐被光明代替。“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72]这是科技动力对社会发展动力造成的影响。可以说，这些方面的认识都是前瞻性的和具有积极价值取向的。
在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束缚科学技术力量的各种因素被一扫而光，技术主体的积极性大为提高，技术客体的效用性大大提高，运用技术为社会服务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服务的目标是实现广大群众的利益。在斯大林与威尔斯的对话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各种发明和现代科学，强大的力量得到了利用，这些力量导致把人类集体更好地组织起来，使它更好地发挥作用，即导致社会主义。”[73]大工业、标准化、现代化管理，都是造就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要前提，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74]。但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继承下来的技术或生产力不能是固定不变的，原封不动地拿来会有很多差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需要有知识有经验的工人，需要有管理才能的干部，需要有党的领导和协调，“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坚持得住”[75]。在列宁看来，专家与社会的技术、文化是一体的，专家是技术文化的发现者和传播者，专家对技术文化要有自己特殊的情感，科技力量的发展状况、科技力量的利用状况，与专家的能力及对待技术和文化的态度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