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根据工业革命的现实，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应该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要素”[76]，科学技术被劳动者掌握，物化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就成为物质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一旦渗透和作用于生产过程中，便成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现代科学为生产管理提供了崭新的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使生产力诸要素更有效地组成一个整体，从而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通常情况下，生产方面的需求能促进技术发明并最终推动科学进步。从马克思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对这一变化的认识。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趋势，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将生产过程归结为科学的应用。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就是在纺织机械不断更新，急需新的动力刺激下实现的，然而其基本作用原理——热力学的理论基础（热力学第一定律），却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被发现，几十年后又找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而热力学第三定律直到21世纪初才被人们认识。这是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77]在他看来，科学技术革命并不比社会革命容易，二者的表现特征有很大差异。社会革命中，意识形态引起的变动以及人民群众的革命能动性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科技革命中，知识的力量和社会实践的力量起着巨大的作用。前者更多的是靠思想的宣传进行鼓动，后者是靠技术对生活的改变而产生魅力和吸引力。前者可能会因改变生产关系而破坏生产力，后者则是在已有生产力的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科学技术攻关这一仗能否打好，是关系到能否巩固革命成果的大问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的发展。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78]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一是现代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加快、规模加大；二是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中起着先导作用；三是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起着第一位的变革作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79]。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不仅将科学和技术这两个原本相对独立的概念统一起来，而且准确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江泽民也指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这些论述，拓展了先进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明确了科学技术与先进生产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80]邓小平在深入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现实基础上，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位推动作用和变革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于这一论断提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有一段表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阐释了科学技术在先进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其中包含着对时代的把握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判断。
科学技术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先进的科学技术又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建国初期，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杠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社会实践是经常性的力量，科学技术是社会的生产力。毛泽东把这些方面提高到消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高度，认为科学技术的内在凝聚作用，能够成为团结广大群众的黏合剂，是连接社会有机结构的重要链条。而且，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要密切结合，自然科学的服务方向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体现出来，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的。“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81]，“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82]，新民主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新环境，也为技术革命提出了新的任务。
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就是一场技术革命过程，只有实现了技术革命，中国才可能会变成一个伟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历史上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只要看一看近代所谓“天朝上国”的衰落，就可以大体了解二者影响下的国家衰微原因。制度腐败是导致灭亡的政治因素，技术落后是导致灭亡的物质根源。因此，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状况下，即使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使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科学技术力量的发挥也是不能缺少的，而且因为这种力量的发挥不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的导向作用也要发挥极大的引领作用。必须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83]。这方面，经常保持忧患意识很必要，不能认为有了好的制度，科学技术的力量就能自然地显现，不能认为有了革命意志，科学技术力量的发挥就顺理成章，主观能动性要与实际工作结合，奉献精神要与尊重科学规律结合。“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84]对科学技术力量的发挥，要求有忧患意识，有不发展科技将来可能会再挨打的意识，革命年代科学技术是军事力量的体现，建设年代科学技术是发展能力的体现。而且，科技力量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和物质创造中，也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巩固和健全上，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科技力量的保障作用，精神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离不开科学技术力量的推动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85]。习近平从当今世界技术发展的态势以及历史经验出发，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出发强调：“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86]国家的强大与否与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有关，与国民的综合素质及精神面貌有关，一个拥有强大科技支撑的国家，一个万众一心团结和谐的国家，必然蕴含着无限的发展生机。当今世界上，以经济和技术为中心的力量角逐是国际舞台上的常见现象，必须看准形势，把好主脉，切实在各个方面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科学技术是国家繁荣兴旺的重要力量。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指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87]在当时超英赶美的发展宏愿中，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会产生一种表率作用，对亚非拉国家产生榜样的激励作用。因此，提出科技革命，不仅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需要。要彻底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只满足于在经济、科技方面“赶上”西方还不行，还要有决心和信心并以实际行动在综合国力方面“超过”西方。这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和牵引，毛泽东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存亡的高度来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的，他把技术的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经济面貌的改变结合起来看待，认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88]。在这方面，邓小平有深刻的认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89]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的硬实力，如果从不同层面上审视科学技术力量，可以看出它对中国现在及将来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科学技术力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动力；在中观层面上，科学技术是社会各部门迅速发展的现实动力；在微观层面上，科学技术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现实动力。这三个层面的协调推进，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因此，“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90]。按照邓小平设想的基本路径，要通过改革突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通过科学技术发展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他对发挥科学技术力量寄予深情的期待。
当今社会，一切由科技而兴起，一切因科技发展而产生，科学技术力量在经济、政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是前所未有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91]就这种态势看，“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92]。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93]这些论断是适应现代高科技发展而提出的，很显然，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不是个别理论、个别技术的变化，而是在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的新飞跃。
一定程度上说，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出了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是对科学技术力量的一般形式的归纳，他看到了社会发展中科学技术力量的积累和加速扩张之势，看到了人们在科学技术力量的影响下而发生的生活革命和精神革命。尤其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力量的考察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资本主义在技术社会时期的特殊发展形态，由此揭示了社会形态与科学技术力量的内在联系。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一般认识上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但在现实的视野中对科学技术力量有了新的体会，把它提高到诸多社会动因的首位，这一认识显得更具体，感受更直接，影响更明显。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靠的是科学技术的力量。事实一再表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大的进步；而社会上一旦有需要，会给实践的深化提供极大的动力。
在发展科学技术的精神力量方面，坚持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不仅是个人需要，也是社会需要，二者相互递进。科学促进了精神生活的新追求，科学技术冲击和改变着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社会心理，“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94]。科学提供了文化自信的新要求，毛泽东论及自然辩证法对发挥科学技术力量的作用时，要求“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他非常重视人文精神对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强调要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95]。他强调破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奴隶劣根性，树立自立自强的观念，彻底打掉自卑感，坚决砍去妄自菲薄，提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可以说，科学技术提供了认识社会的新境界，它一扫旧霾，开物成务，为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重构提供可靠的根据，因而成为社会价值重构的经常性动力。